国际政治学导论小论文_国际政治学导论

2020-02-27 其他范文 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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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浅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思政学院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08131045 段苏洋

摘要: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已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热门话题。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理论界,不同理论派别的学者持有不同的态度。坚持现实主义了立场的理论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持悲观态度,认为历来大国的崛起都免不了战争或冲突;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为中国和平崛起提供了在体制内崛起的思路,但它忽视了行为体偏好对制度的影响;而建构主义理论通过长期互动实践来建立互信、认同的观念给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建构主义、行为体、和平崛起

很多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认为,近代大国的崛起都是通过武力掠夺、外延式扩展崛起的,实力强大后必然会发起反体系运动,且历史上也无和平崛起的先例。他们认为,目前的台海形势对中国的统一越来越不利,中国反台独的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这就意味着中国无法实现和平崛起。但建构主义理论却给中国的和平崛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认为国家的崛起由社会建构而成。国家崛起是战争,是竞争,还是和平,可通过国际社会建构而成。建构主义是一种整体主义方法论和理念主义世界观,因而建构主义也是一种结构性的理论。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社会意义上的结构,它包含三个主要因素,即共有的知识或文化、物质性因素、社会结构存在的条件。下面我将以这些结构性因素为理论支撑来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

一、和平、发展是当今各国的共有知识

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共识,而这种共识就是建构主义结构中的最根本因素:共有知识或文化。建构主义认为,这种共有的知识使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共同的理解和期望,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共有的知识将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一员,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而发展急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所以和平发展也是中国长期坚定不移的国策。历史证明,长期的战争或*在总体上只会阻碍各国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会促进其发展。中国因为改革开放,使其经济持速迅猛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显著提高。这一切都使得中国的崛起成为必然。然而对于中国以何种方式崛起,却成为社会理论界尤其是西方社会争论的话题。“中国威胁论”、“国强必霸”、“中国崩溃论”等观点一时之间不绝于耳。这些观点多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得来的,他们认为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历史事实怎样并不代表将来也会怎样,况且历来通过战争等外延式扩展的方式来崛起的国家都以失败告终,如历史上的德国、法国、日本等强国。如今,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甚至达到休戚与共的程度。全球化浪潮下,跨国公司、国际间各种组织、区域集团等新兴行为体就像一张网,遍布世界各地,使各个行为体相互依存的程度不断加深。这就使和平、发展成了各国期望的共识。而*,不但影响其他行为体的发展,也影响自身的发展。因而对于中国这样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发展壮大起来的大国来说,将会更加珍惜和平,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2

二、国家之间物质性的作用受观念的影响

建构主义认为结构包含物质性因素,就如人的身体一样,国家的实力等物质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不可以转化为观念性因素的。但物质性因素只有通过社会性结构形行成的观念才能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假如英国具有核力量,朝鲜也具有核力量,核力量是物质性因素,而对于美国来说,感到具有威胁的必然是朝鲜的核力量,而不是英国的核力量。这就将导致美国对这两国采取不同的政策和行动。所以仅仅从核力量这种物质性因素是不能解释美国的行为的,只有通过美国对英国和朝鲜的不同期望,核力量等物质性因素才能产生它实际具有的意义。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核大国的身份并不是阻碍其和平崛起的原因,相反却是和平崛起的保障性因素。冷战时期,美苏对抗长达数十年,却没有导致战争的爆发,这主要取决于两国在军事(核力量)上的相互制衡。况且中美之间的关系远非当初美苏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一些分歧,但却不影响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里的合作和交流。尤其是这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急需要一个或几个相对有影响力的国际行为体来分担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而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中国正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需要的理想对象。中国在这样的环境中以“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是一种务实的、和适宜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共同期望的。

因而,我认为像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国家,强大的物质力量并不是对其他国际行为体产生威胁的原因,而关键在于中国将在国际体系中怎样定位自己,应承担哪些相应的责任,甚至如何对待当今的国际格局,怎样处理好外交理念的含蓄性与明确性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都受中国政策决策者观念的影响。如果本着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把这些问题处理好了,我想和平崛起的前景是光明的。

三、国际间的互动实践是和平崛起的必然条件

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存在是行为体社会实践的结果,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这种互动的过程是社会结构存在的基本条件。根据这种观点,建构主义的结构是动态的,行为体可以建构一种结构,也可以分解这种结构,并建立另外一种结构,新的结构是由完全不同的观念构成的。比如,国家可以建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安全共同体。这些都取决于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和观念。因而建构主义提出了三种不同的文化,即相互敌对的霍布斯文化、相互竞争的洛克文化和相互依存的康德文化。中国自从改革开放后,就全面的融入了国际社会中,在互动实践中逐渐熟悉国际体制,并把自己纳入国际体制中,尽量使自己的行为规范与之相一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不断努力与国际接轨,融入全球化浪潮中,分享世界的发展,也为世界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在互动实践中的诚意得到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认可,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2001年加入WTO、2008年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圆满举办。

而正是在国际社会这样的互动实践中,把中国构建成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了适应这种身份,中国选择了互助互利的“康德文化”,提出了“和 3 谐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即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还会考虑到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利益,事实上中国也做到了。如进行人道主义救援、派遣维和人员、反对霸权等。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历来倡导求同存异,尊重国际各行为体的多元性,这些都是维护其他国家利益的体现。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的经典传统价值文化(儒家文化)也开始得到广泛推广,孔子学院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设立就是例证。这些都说明“和谐世界”的价值观也是全人类的需要。而中国在这之中只是发挥了作为桥梁的作用。

结语

总的来说,无论是在建构主义视觉下还是在自由制度主义视觉下,中国的和平崛起都是可能的,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的,前提是必须要着重处理好三大关系:台海关系、中日关系和中国特色的个体性与世界一体的共同性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中国还需明确在国际体系中对自己的定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是向美国一样以一种傲慢的态度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还是以另一种方式使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是继续奉行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倡导自主性,追求中国特色,还是趋向国际主流价值观,倡导人权,追求民主;或是走中间道路,整合这些“对立”的价值观,求得两全之策?这些都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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