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府”与9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_海峡两岸两岸关系

2020-02-27 其他范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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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府”与9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

纪明润

国共两党对海峡两岸关系所持的态度，所制订的方针、政策，影响、制约和控制着两岸关系的发展。我党站在客观的、对历史负责的立场上，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形成了两岸人民强烈要求终止两岸紧张局势，开放两岸交往，进而达到和平统一的强大呼声，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开始松动两岸关系。但李登辉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却抛出了“一国两府”的大陆政策构架，使两岸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变数。因此，认真探讨“一国两府”的内容和实质及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可行性，特别是对90年代同岸关系的影响，对排除统一进程中的消极因素，促进有利因素的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长期以来都是强调坚持“反共复国”的基本口号和采取对中共“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李登辉上台后，尤其是国民党十三大后，其大陆政策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企图逐渐向“一国两府”的构架过渡，并以此作为处理外交、内政和两岸关系的原则和目标。在对外关系上，依靠经贸实力，采取更具弹性的策略，极力重返国际组织，扩大国际参与途径，积极发展与无邦交国家的实质关系、乃至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公开接受“双重承认”，与和中国政府有外交关系的格林纳达等国家再建立“外交关系”即是例证。在台湾岛内，推动“政治革新”，改造“中央民意机构”，加速“政权本土化”，力图变中国国民党为台湾国民党，变“中华民国国会”为“台湾议会”。在两岸关系上，通过进一步放宽两岸交往限制，加强政治渗透，企图“催化”大陆，显现台湾地位的主体性；同时，还企图通过结束“动员散乱时期”，降低敌意，承认我方，换取我方承认其为合法政权。所以，1989年初“立委”林钰祥在“立法院”提出“一国两府”主张后，立即得到俞国华、连战、萧天赞等高层党政官员的赞许和积极回应。由于当时内部意见不一，才暂时“冷寂”下来。李登辉出任第八届“总统”时，以为内外时机已成熟，因此就把一直“只做不说”的“一国两府”正式公开抛了出来。

“一国两府”的基本内容为：

一是海峡两岸当局分享国家主权。核心是两岸当局各有自己的独立的自卫权、外交权和在国际上具有国际人格的政治实权的主权地位。台湾当局放弃自己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法统”，但要求在国际上同样是代表一个“主权完整的国家”。要求我方不孤立和阻挠台湾当局发展与别国的外交关系。其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强调，“中华民国”为一“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主权不属于中共”。

二是海峡两岸的政权是“两个对等政府”，并非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和“主从”关系。管辖大陆的我方政权和管辖“台、澎、金、马”的台湾政权，隔海分治，地位平等，同具“合法性”，同为“统治中国的政治实体”。因此，应互不干涉、互不妨碍，我方应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而沟通、对话也必须在政府对政府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李登辉就表示：必须“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建立双方沟通管道”。

三是宣称“一国两府”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两府”的共存，是根据现阶段统一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承认“两府”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是最终目的，只是国家走向统一的过渡性阶段。台湾当局一官员表示，“一国两府”其着眼点仍是海峡两岸终归统一。所以，台湾《中央日报》吹嘘“一国两府”“展现了空间上共存的事实，也预期了时间上统一的理想”，最后由时间和实践来决定哪一个“政府”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更有利于中国人民的“福祉”，从而使中国自然统一于“一国一府”之下。其最终目标是用“台湾经验”“催化”大陆，使中国最终在所谓“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制度”下朝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统一。

台湾当局推行上述“一国两府”政策，很明显，是企图在岛内外形势和海峡两岸关系进入关键而复杂的时期，使局势朝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向发展，从而巩固国民党政权，对抗和反制我方“一国两制”强大的统一攻势。用文化象征意义上的“一国”来回应我方对台湾当局搞“两个中国”的指摘和抨击，安抚怀有强烈大陆情绪和“正统”观念的国民党元老。用分割主权的“两个对等政府”来抗拒我方“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并企图通过主动降低敌意，确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换取我方对其政权的承认，从而名正言顺地“重返国际社会”，达到追求独立的政治实体地位的目的。

台湾当局把蒋经国时期的大陆政策改弦易辙为“一国两府”，并在进入90年代时，由“总统”李登辉正式公开抛出，说明其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和原因。

（一）占湾当局力图扩大对外经济交往，加速推行所谓“政治事新”，呈“一国两府”产生的台湾岛内经济、政治因素。

外向型经济的台湾，对外贸易、投资是其经济增长的源泉。而要有效的扩大外贸市场，使对外投资有保障，就必须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发展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但发展对外关系，需打破“汉贼不两立”的传统观念，建立一种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理论模式。因此，以现实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台湾当局抛弃了传统观念，提出了“一国两府”。这是出于台湾当局发展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关系的需要。

从政治层面来看，“一国两府”的出笼更为迫切。台湾当局为了缓和岛内矛盾，保住统治地位，不得不大力推行“政治革新”。但是，实行“政治民主化”，必须解决“万年国会”问题、“中华民国法统”问题、“动员勘乱体制”问题、“宪法”问题。这些问题在最近的“国是会议”上几乎是无异议地达成了全面改造“国会”、终止勘乱时期、修改“宪法”的共识。可是，终止散乱时期，即承认了中共不是“叛乱团体”，而要使“国会”真正体现台湾住民的民意，“宪法”符合于台湾地区，都“必需将两岸关系先予定位”。这种本上化趋势的改革，引起了各方的种种疑虑，增加了台海局势的紧张和国际参与的困难，所以，国民党当局是不得不用“两府”来使改革合理化，用“一国”“明示台湾未来走向的远景”，企图消除人们的疑虑。由此可见“一国两府”有着相当大的欺骗性。

（二）两岸关系由原来的民间、间接、单向的低层次。旧格局，发展到了要求对话、成立协调组织、进行官方接触的新阶段，迫使刍湾当局亮出“一国两府”的大陆政策底牌。

两岸关系由紧张进入缓和、由隔绝走向交往以来，两岸民间交往和经贸往来已有大幅度发展。1989年，台胞来大陆探亲旅游人次达54万，大陆赴台人员也达3900多人；吸收台资协议金额超过10亿美元，两岸间接贸易超过35亿美元；各种政治性团体和台湾“知名人士”亦纷纷来大陆参观访问，而财团和工商业者来大陆进行投资考察和商务活动更加活跃；台资在大陆投资迅增，地域由福建、广东向四处扩展，据报道，台资在上海、海南等地投资“急速升温”。

但是，伴随着交往的扩大，出现了民刑事诉讼、商标、专利、版权以及其他信息交流等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求废除“三不”，国共两党进行接触、谈判，解决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已是形势所趋。台湾当局企图通过成立中介机构，作为朝平等地位发展的过渡阶段和试探我方对台湾地位的态度，同时，既能处理两岸人民交往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纾缓

民间的压力，又能维持不改变“三不”政策。可是两岸交往的深化，经贸关系的加强，必然涉及政治层面的接触。所以，明确两岸关系地位，已是不能回避。然而，接触、谈判以什

么方式进行，就成问题的焦点。一直追求政治实体地位的台

湾当局，当然不会让主动权于我方，甘于丧失“法统”地位，被我方“矮化”为地方政府。而台湾当局认为只有“一国两府”才能对抗和反制我方的“一国两制”、两党对等谈判的方针、政策。因此，迫不及待地亮出“一国两府”的大陆政策底牌。

（三）以李登辉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本上利益集团及中生代技术官僚主控台湾政局，是“一国两府”能够产生和现时出笼的主观因素。

政策的制订，有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客观需要，但领袖及最高掌权层的政治主张、政治倾向，却对政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李登辉主政后，国民党高层权力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虽然权力核心矛盾与斗争不断，1990年的“总统”大选，还引发政争高潮，但总的趋势是以李登辉为首的本土利益集团逐渐占主导地位，受美国影响较深的国民党中生代技术官僚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主导台湾政局的李登辉及台湾本土势力，制订政策多从台湾利益出发；而生长于台湾，对大陆感情淡薄的中生代，同样带有“台湾意识”，并且多留学美国，受美国影响较深，倾向于“邦联制”或“一个中国，两个实体”。所以，这些人是具有浓厚的以台湾为主体的意识，对分离倾向持不同程度的赞许态度。因此，国民党当局把大陆政策调整于“一国两府”的构架下是必然的。“总统”大选后，主张中国统一的“行政院长”李焕被排挤出权力核心，李登辉对外宣示“大陆政策由我定”，并公开宣称应推行“一国两府”大陆政策。

（四）来自美国的支持，是“一国两府”产生的国际因素。

“一国两府”的形成与提出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紧密相连。美国政府在中国问题上，一直是奉行“双轨”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上一部分，美国无意推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另一方面，又或明或暗与台湾保持近似半官方关系，想方设法使台湾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从中国分裂出去。先是在1971年联合国辩论中国代表权时，提出“一个中国，双重代表权”的提案，继而又于1979年中美建交后，制订《与台湾关系法人明文规定“凡美国法律提及关于外国、外国政府或类似实体时，此等条文应包括台湾，且此等法律应适用于台湾”。这实际上承认台湾是个独立政治实体，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某些号称“自由派”的美国国会议员，更是露骨地打着“民主、自由、人权、自决”旗号，叫嚣要使台湾“成为一个由台湾人自治的自由和独立国家”，公开主张台湾独立。这些所作所为，助长和刺激了台湾内部寻求独立的国际地位的心态，为“一国两府”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尽管在台湾岛内有少数人赞同李登辉的“一国两府”，并为其叫好，但它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一）从理论角度来看，“一国两府”主张海峡两岸分享主权，犯了逻辑性错误，是对主权概念的无知，是与国际法相搏的。

所谓主权，“是一种关于国家决策过程中的最终负责者或权威，以及关于维持秩序的政治理论（对内主权或政治主权），就狭义而言，主权即制定或变更法律的权力。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主权是一个国家不受外来控制的自由（对外主权）”。“在国际法中，主权意味着国家的自由或独立”。“按近代国家的概念，国家与主权是不可分的，主权是国家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性”，独立权与统治权“二者密切联系在一起构成了完整的主权概念”。可见，主权的存在意味着国家的自主与独立，是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必备条件，而作为国家的权力则具有不可分割与让与，不受其他国家的干预，也不从属于外来意志和具有“完整单一不可分割”的特质。不可侵犯和不可分割与让与的国家主权决定了主权的不能“分享”。那么，主张“共享主权”的“一国两府”就不符合逻辑，从而决定了它在实践中行不通。

（二）从民族大义来看，“一国两府”主张海峡两岸政权平等共存，隔海分治，违背了国家民族利益的原则。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松动，两岸人民通过各种渠道、方式进行的日益密切、友善的交往，彼此日益了解和沟通，这为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台湾当局主张“一国两府”，没有体现中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反而阻碍了统一的进程，“为台湾独立找借口”。因此，它将遭到两岸中国人民的唾弃。

（三）实践角医看，“一国两府”虽有其适应乌内内政的雳要的一面，且在外交上，通过经济的“引诱”，和一些经济落后的小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但要真正实现，困难重重。

1．我方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分裂中国的主张，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一严正立场。因此，台湾当局想制造“两个对等政府”，使海峡两岸政府同具“合法性”，同为“统治中国的政治实体”，我方决不赞同。中央领导同志在评估李登辉的就职演说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一国两府”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实质，并表明了坚决的反对态度。我方的反对，使“一国两府”成为“一厢情愿”的政策。

2．来自国民党部分元老人士的不满，是“一国两府”推行的又一阻力。由于“一国两府”政策改变了台湾当局多年来视我方为“叛乱团体”和“伪政权”的观念，承认我方对大陆的合法统治，因此，台湾当局政权就必须放弃对大陆的主权要求，其代表全中国的“法统”地位将动摇，国民党的许多特权将失去法理基础，这危及了国民党自身统治，从而引起了怀有强烈“敌我情绪”的国民党元老的疑虑和反对，他们无法接受承认我方为合法政权，因而，坚决反对“一国两府”。另一部分有民族感情的国民党元老，面对民进党活动和“台独”活动的猖撅，担心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于是也强烈抨击“一国两府”，指责其助长了“台独”分子的气焰，从而牵制了“一国两府”的实施。

3．国际社会不会支持台湾当局推行“一国两府”政策。中国政府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任何国家欲与中国政府建交部必须接受这一原则立场，因此，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由于坚守国际法和国际间和基本准则，根本不可能在与中国政府保持外交关系的同时，又和台湾建立外交关系或官方关系。再者，国际法上的承认与建交主要是政治的考虑，由于中国在世界格局上的举足轻重作用，故北美、日本、西欧等工业化同家绝不可能因为台湾而损害和中国的关系。布什政府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日本带头恢复对华贷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一国两府”明显行不通，90年代海峡两岸也不会出现台湾当局所祈求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它仍然对9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一，“一国两府”政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因素，增加了祖国统一的难度。

几年来，海峡两岸关系日益改善，交往大幅度发展，形成了以工商业者为本的台湾人民强烈要求“三通”和废除“三不”的强大呼声，推动着两岸关系朝突破性方向进展。在此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大好形势下，白湾当局却抛出“一国两府”，企求“双重承认”，搞政治实体、“一中一台”。从而给购岸关系发展增加了消极因素，并由此可能而形成久拖不决的局面，使分离意识增提，“台独”活动更加猖溉，不利于祖国统一。

第二，为了实行“一国两府”，台湾当局推行“弹性外交”，没法与其他国家重建“外交关系”或扩大与提升“外交关系”，将加剧两岸在外交上的斗争。

要想实现“一国两府”，其关键是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为此，台湾当局今后必然会在外交方面加强与我争夺。而斗争的重点，一是在官方性质的国际组织。由于美、日等国的支持，台湾得以“中国台北”名义继续留在“亚银”，台湾当局是利用此人作文章，企图以此模式继续进入其他官方国际组织。目前正在策划赶在我之前，以“台、澎、金、马”名称申请加入“关贸总协定”。二是对东南亚国家。台湾当局企图凭借其巨额外汇储备，以向东南亚国家投资为诱饵，通过加强经济联系，提升政治关系，甚至想策动菲律宾议会通过《菲台关系互惠法》。此外，随着中国与印尼复交，与新加坡建交，台湾当局更加加紧了对这些国家的拉拢。据透露，台湾最近就在新加坡投资了12亿美元，企图推迟新加坡与中国的建交。三是对一些经济落后的小国。台湾当局以金钱进行利诱，使格林纳达、利比里亚等小国在外交上投台湾当局所好，不惜违背与我建交公报精神，与台湾建立官方“外交关系”。此类事尽管无碍大局，但却使台湾在舆论宣传上捞到救命稻草。

第三，“一国两府”政策，主张两岸和平共存，企图在影响和渗透过程中促我“和平演变”，这将使两种制度的竞争加剧。

伴随世界格局变化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恶势力的膨胀，台湾当局加紧了对大陆的“政治反攻”，企图通过显示台湾的“经济繁荣”，来证明国民党胜过共产党，而促使大陆变成其所企望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多元化、文化中国化”。一是利用回大陆探亲的台胞影响大陆亲友和周围的人。使一些思想觉悟比较低的人感到“台湾的确比大陆好”，甚至认为台湾的经建成就是其政治、社会制度优越和其当政者领导有方所致，从而羡慕台湾的社会，对社会主义及共产党不满。二是利用台胞探亲接触大陆一些弊端的感受及资料，大造舆论，使台湾民众看到两岸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差距仍大”，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产生偏见，影响他们的统一紧迫感。特别是“

六、四”*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之后，台湾当局更加肆意造谣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加重了台湾岛内一些人的恐共心理。可见，随着台湾当局企图在“一国两府”下继续推行“政治反攻”，将使90年代两岸在两种制度上的竞争更加激烈。

第四，“一国两府”动摇了台湾当局“反共复国”基本国策和“三不”基本立场，客观上为两岸的高层接触提供了机会。

“一国两府”虽然开出了要我方实行“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制度”，承诺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不阻挠台湾开展对外关系三大条件，作为“对等沟通”和“全面开放学术、文化、体育、科技和经贸往来”的前提，但它毕竟作出了和谈的姿态，降低了对我敌意，这是40年来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最为“积极”的表示，它改变了“反共复国”的大陆政策和动摇了“三不”政策的基本立场，为两岸关系的深化和两岸官方接触提供了可能。只要台湾当局坚持两岸可以“谈判”，那么，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两岸关系就可能有突破性的发展。

综上所述，随着台湾当局“一国两府”企图的破产，90年代海峡两岸关系的格局将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经贸以及其他交往继续发展，日益密切，并可能实现“三通”，突破“三不”，实现包括政治性话题在内的接触、对话、谈判，但两岸在政治、外交、意识形态上的对峙与斗争也将是尖锐和复杂的，和平统一事业仍须努力。

参考资料：

①郭相枝等《对台湾当局在两岸关系上散布的若干观点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1990年6月

②何启元《说不清，理未明》香港《明报月刊》1990年7月

③韦俊世《“一国两制”与“一国两治”》北京《统一论坛》1990年二月

④《李强同志谈台湾政治现状及发展趋势》

⑤杨锦磷《“一国两治”析论》厦门《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3月

③劳政武《以“一国两府”对抗“一国两制”》台湾《龙旗》1990年6月

③《程天富同志在省直有关单位对台工作情况通报会上的讲话》广东省人民政府对台办1990年4月8日

⑧台湾《中央日报》1990年5月20、22、26日，1989年4月29日

⑨香港《文汇报》1990年5月10、22、23、27日

⑩《台湾时报》1990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