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的今世前生及其内部矛盾_前生今世注定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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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江苏出现的时间远远晚于其它省。
占全国田赋3/10和税收7/10的江苏，光芒四射的时候，却无暇也没有必要去关注它自身在行政区划上的缺陷。
失去了对具体事务指点的权力，威严就如同纸老虎或被风干了的土垛，一碰就倒。
行政的整合对于文化总是强势的。
宁连一级公路的天长段不仅修得艰难，而且走得更艰难。
浙江是条钱塘江，而江苏是两个城市。江总会流淌连贯，而城市间总少不了龃龉。
香雪海没了，孔雀飞了，小天鹅亏了，春兰空了，春花谢了，燕舞停了，常柴不动了，苏酒要救了。
在江苏日益成为外来资本增殖炕房的同时，江苏本地人的创业却被压制。于是，大多数江苏人只得成为跨国企业的劳工和国内其它地区资本的雇员。
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区，江苏出现的时间远远晚于其它省。这种情形不仅不是江苏的不利，在某种程度上还反映着江苏的荣光。在明代，其它省份的府县归行省或布政使代管，而今日江苏的地域连同安徽的府县却由南直隶中央直管。虽然南直隶没有皇帝长驻，但府制设置却丝毫不逊色于北京。此时，“江苏”这个名词还没有出现，更甭提作为地名了。
清代，汉人的朝廷成为史话和志士们心中的天国。南直隶也由此被尘封于记忆中。“江南省”，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却不全在江南。可好景不长，江南省便因为过于强大的实力而不得不被肢解，于是，“江苏”、“安徽”应运而生。可惜的是，在清代，江苏仍没有与其他省份相似的格局。巡抚驻苏州，学政寓居江阴，贡学又在江宁。更糟糕的是名望仅次于直隶总督的两江总督设于江宁，而全国最有钱花的民用衙门河运总督和全国最具战略价值的漕运总督居于淮安。扬州又是当时远东最繁荣的商贾云集的中心。于是，这些既是撑起这块土地的骄傲，也成为拖滞区域整合的杀手。而转换往往只在瞬间。占全国田赋3/10和税收7/10的江苏，光芒四射的时候，却无暇也没有必要去关注它自身在行政区划上的缺陷。北边的徐州府八县相对独立。海州也默默无闻。已飘散于历史的淮安、扬州府城的繁荣是今天走在两地大街上的人们不借助旁白难以现实体会的。扬州河下、淮安清江浦的繁荣难掩周边受洪水肆虐的世代贫困。苏州与徐州虽然同在一省，却几乎没有什么认同，也难以找出太多的相似之处。
江苏的整合实在是任重道远。而清代行政上的疏忽又加剧了这一格局。江苏巡抚不能管辖全省，只得蜗居于苏州。两江总督不时伸出手来指手画脚。而漕运总督和河运总督也不会是省油的灯。除了精神领袖，威严总需要具体事务来维持。失去了对具体事务指点的权力，威严就如同纸老虎或被风干了的土垛，一碰就倒。只要有其职，不会闲着就成为这些驻扎江苏的直隶中央的督抚们的写实。
吴语，如台话（通泰片江淮方言）、淮扬话（扬淮片江淮方言），南京话，中原话（徐州片中原官话）使江苏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乡土亚文化圈。摊开各省的地图，类似如此不利的，除了江苏外还有河北、甘肃、内蒙和广东。但惟独江苏最为尴尬。行政的整合对于文化总是强势的。可那时的江苏却无法统一行政。清末上海的崛起又加剧了这一内部鸿沟。民国时南京城区和上海城区先后被划出江苏，使江苏全省的整合更是步履为艰。一有什么动静，江苏立马被割开。徐州要么由鞭子军独断，要么由齐鲁代管。解放初始还一度出现分省的迹象。其后，虽经多次努力，可萦绕江苏的这些不利因素依旧明显。1955年，萧县和砀山被用来交换了新县泗洪和古县盱眙。可得未必偿失。徐州离安徽更近，被山东压得更紧。天长，中国行政区最独特的一块近似飞地，是除盐城南部部分地区外的整个狭义苏北通过公路进入省城的必经之路。这着实令人滑稽可笑。留在安徽的天长发展的滞后不可避免地给苏北带来了阴影。宁连一级公路的天长段不仅修得艰难，而且走得更艰难。
浙江是条钱塘江，而江苏是两个城市。江总会流淌连贯，而城市间总少不了龃龉。省名的差异也预示了江浙两省发展特点的差异。在浙江，除了宁波人在近来有点不服省城外，其他城市绝不敢藐视杭州。而在江苏，可能除了淮安、宿迁、扬州、连云港外，其他城市或多或少对南京面有微词。更可怕的是，江苏省内还有并不令人舒心的省内争吵。苏州人与无锡人常会在言语上彼此不敬。前无锡县人与江阴人也会互不相服。苏南人瞧不起苏北人，南苏北人又瞧不起北苏北人。在北苏北中，虽然盐城曾经隶属于淮安府，但今天的盐城在淮阴、徐州面前却蛮有自豪感。提到柳市，大家想到的马上是温州，而不会是乐清。而提到盛泽，人们通常只提吴江，甚少提及苏州。虽然江苏最早实行市管县体制，但江苏的县域对中心省辖市的不服却要胜于浙江。温台人、甬绍人、湖嘉人、浙中人、浙西人和杭州人，虽有富贫差异，却不会像江苏人如此的不团结。他们不会希望省城直辖，也不会希望重新组省，更不会希望把自己划入相邻省市去。
跟浙江相比，今日的江苏已经自叹弗如，与山东相比，如下的江苏也会汗珠直冒。在常人的眼光中，山东大汉远比无锡商人令人尊敬，也远比淮扬厨师来得威严。于是，在1930年代的原先归属江苏的上海滩，山东有马永贞，而江苏只有泰盐通的码头工人。山东人讲话的内部差异并不小，胶辽人和鲁西人的差异并不亚于江苏省内。但山东给人却是一个整体。连说话都被误为存在着一体的山东话。山东以远小于江苏的外资吸收量而取得了这追上甚至超过江苏的增长速度不能不算一个奇迹。可很多人不明白，虽然山东总量稍差江苏，而且人均更少。但山东的内部却远比江苏平均。鲁南原先要远差于徐连，可现在早已后来居上。烟台原先差于南通，可现在也好于南通。江苏确有被遮盖住的苦衷。
与其他省份比起来，使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苏，即使不是恰倒好处，也可算名副其实。
面积同为10万平方公里，江苏有的是平原，而浙江更多的是山丘。山丘只是在工业后文明时，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山丘才是资源，而在工业前和工业化中，平原永远会也该占尽先机。
苏杭天堂、江浙胜地，总是苏在前，江在先。这些不会只是偶然。
绍兴师爷遍布全国，但惟有安家于淮安才可有周恩来；徽商散布海内，但只有在维扬立足后，才有江泽民、胡锦涛。
二十五史中有传记的人中，来自现今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就有1/4。明清的状元更是有1/3来自于此。
江苏是个整体。没有淮海的徐连宿，没有江淮的扬淮盐通泰镇，没有南京，就如同没有苏锡常一样，是一个不完整的江苏。
众多史实都在证明今日江苏南北的隔阂，更多的是部分人心理上的错觉和行政上的误差。
江苏客观存在着江淮、淮海、吴侬、金陵四个亚文化区。但他们之间的隔阂事实上远小于广府、客家、潮汕，陕北、关中和汉中，淮北、淮西、皖江、徽州之间的差异。只是这类讨论多了，偏见也多了，根本无法让关注者自由张望、清醒回味。
地缘和行政的纽带往往会成为阻碍个人自由选择善恶的。
一个仅仅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地理的中心不是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
行政区一旦形成，稳定便是一个特征。再次划分则会疼痛难忍。
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加快，如果没有当地百姓的生活改善，那对整个地区来说就得不偿失，后劲也不可能持久。
在人们谈及或者吹嘘自己家乡或祖国的时候，“人杰地灵”这个词，经常会不经意地冒出来。这的确无可厚非。与其他省份比起来，使用人杰地灵来形容江苏，即使不是恰倒好处，也可算名副其实。
首先，地灵才可以人杰。平原占69%，水域占17%的江苏的地理环境在农耕文明占优势的时代可谓得尽天时地利。在面积上与江苏旗鼓相当的惟有浙江。与浙江相比，江苏该有更多的骄傲。面积同为10万平方公里，江苏有的是平原，而浙江更多的是山丘。鱼米之乡，水是个重要的因素，而湖是关键的载体。太湖、洪泽湖、骆马湖、高邮湖、阳澄湖、石臼湖、滆湖、白马湖、宝应湖、邵伯湖、固城湖、微山湖、长荡湖、澄湖、大纵湖等等加上长江的水面面积甚至比浙江的平原面积还大。苏杭天堂、江浙胜地，总是苏在前，江在先。这些不会只是偶然。
地灵并非凭空说说、泛泛而谈。江苏的确有太多的曾经的骄傲。绍兴师爷遍布全国，但惟有安家于淮安才可有周恩来；徽商散布海内，但只有在维扬立足后，才有江泽民、胡锦涛。这种事实的确有让人无限遐思回味的余地。绍兴丰产师爷、绩溪多出商人、婺源常出学究。惟有到了江苏之后，才有特殊意义的彪炳史册。这离不开江苏的钟灵毓秀。曹雪芹同样如此。如果曹縯不来南京做官，曹雪芹或许永远只是个汉八旗的武夫或混混。江苏的灵气兆现于秦末，虽然那时尽出武夫。而在此前，与关中、中原、齐鲁、三晋、燕赵甚至荆楚悠久的历史比起来，现今的江苏要么还留在大海中，要么相对蛮荒。尽管秦始皇驾崩后，首先点燃黑秦丧钟的是陈胜、吴广，但最终引爆的却是刘邦、萧何（沛县），项梁、项羽（宿迁、苏州），韩信（淮安）。随后的楚汉战争更是在两个“江苏”人之间疯狂展开。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多出于此处，不能不让人思索。这也从此开启了江苏人杰地灵的闸门。此后，这里名人辈出。二十五史中有传记的人中，来自现今江苏这块土地上的就有1/4。明清的状元更是有1/3来自于此。这些都是其他省份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方。
江苏的搭配，虽有长江天堑，但并没有天然决裂。明之前的江苏各地，虽然长期不在同一个一级行政区下，但交往却一直未息。南北都人才辈出，大名鼎鼎。除了今天的经济外，历史上的苏北并非比苏南落后。吴承恩的淮安和施耐庵的兴化或盐城都在苏北。唐宋元明清，淮安、扬州、镇江、南京与苏州一道谱写了江苏区域发展的辉煌篇章。江苏一得益于江南、淮东的鱼米，二得益于因鱼米之盛而凿的运河。于是，不说姑苏，京口的繁庶、江都的喧嚣、清江浦的鼎沸、金陵的华贵都并不逊色于史上的国内的绝大数其他城市。同时，洋河、双沟以及高沟、汤沟在中国烧酒文化史上的显赫地位亦是苏省无数勋章中并非不显眼的勋章。无锡只是在清末及近代以后方才突然崛起。常州远没有史上的扬、淮、镇响亮。南通在近代民族工业史上的地位不亚于无锡，在民办教育史上位次与不落于苏州。江苏是个整体。没有淮海的徐连宿，没有江淮的扬淮盐通泰镇，没有南京，就如同没有苏锡常一样，是一个不完整的江苏。南北的江苏并非存在鸿沟。长江只有区区千余米，远达不到广不可及、深不可测的标准。历史上，淮东张士诚能盘踞在苏州抗衡淮西的朱元璋，本身就说明江苏南北的亲近。而洪武年间，因此而被惩罚的苏州人从阊门外北上淮扬，使得今天江淮诸多家族的家谱把祖籍写在苏州。同光年间因粤匪祸吴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直接促成北人南下填充苏常江镇四府。沙洲有江淮话区，海门、启东、通州部分是吴语区。诸如此类的众多史实都在证明今日江苏南北的隔阂，更多的是部分人心理上的错觉和行政上的误差。江苏客观存在着江淮、淮海、吴侬、金陵四个亚文化区。但他们之间的隔阂事实上远小于广府、客家、潮汕，陕北、关中和汉中，淮北、淮西、皖江、徽州之间的差异。只是这类讨论多了，偏见也多了，根本无法让关注者自由张望、清醒回味。
不可否认，如同很多省份一样，江苏省内的歧视也客观存在。但苏州人在南通人面前绝不敢过分高傲，因为通州的老板并不比吴中少，南通的高考也不比苏州逊色。同样，盐城人在徐州人、淮安人面前不能过于张狂也是如此。各地的竞争本是好事。可惜总会有人将这上升为恶俗的漫骂，进而以此为依据试图分之而后快。分省、直辖、入沪成为一些人乐意呼喊的口号。但是，高喊不能吓住已经在叫喊中悄然上膛的危机和疼痛。
人是渺小的，我们始终无法选择我们的血缘出处既是原因也是表现。于是，在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意识中，咒骂汉奸永远被人们自认为合情合理。地缘和行政的纽带往往会成为阻碍个人自由选择的束缚。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像何智丽一样向往日本，或许也是某一时刻的真情流露，但不可否认涌现此念头时对血缘和地缘的背叛。何智丽式地被咒骂为汉奸或许有点残忍，但也没有太多的不妥。在省际间的摇摆未必应如此上纲上线，却也有类似的地方。而这并非仅仅只源于偏激的情绪和狭隘的区域感情，在其背后也包含着利益。是否成为血缘或地缘意义上的江苏人是个体无法选择的。妄图消灭江苏的存在不是背叛，其实也相差不远。
江苏的地理位置的确不尽合理。一个仅仅十万平方公里的地方，从西北向东南倾斜，地理的中心不是文化、经济、交通的中心。重要的三个都市圈全部都偏于一隅。可这不该成为不能共同发展、不在一省的依据。从西到东跨越十来个时区的俄罗斯，国土狭长的越南、智利，曾经零碎分布世界的大英帝国，纽约、纽约州、新泽西州、马萨诸塞州的区划，等等马上便会成为这个问题的反面回答。……行政区一旦形成，稳定便是一个特征。再次划分则会疼痛难忍。
苏州划入上海，就不再是苏州；昆山并入申沪就更不是昆山。昆山现在的确狂牛。GDP增长速度直追鼎盛时的深圳。昆山在地缘上临近上海，在行政上不归属上海，是出现昆山奇迹缺一不可的原因。上海依然是个对外开放对内却不甚开明的地方，上海是个经济民主而政治相对保守的地方。按上海自身的本意，所有的它的外围都是它的附属和边缘。只是因为江浙太强大，京津周边地区的悲剧才没有在长三角重演。可上海为市区的眼前利益而损害行政力量可达地方发展的传统并没有消失。并区之前的上海郊县，远逊于同处长三角的南和浙北的县市，多少说明着问题。尽管历史上昆山名人辈出、文脉未断，但解放初的昆山并不富裕，上海在1958年扩大行政区时不肯接受太仓、昆山的理由就是嫌弃他们的相对贫穷。江苏的行政力量虽不非常开明，但要管的地方远比上海大，于是，在江苏行政监督的势利眼打了一个盹时，昆山开发区才有可能应运而生地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自费开发区。等江苏省发现时，昆山开发区已经小有变化。于是相对开明的江苏省、地领导层面顺水推舟般地网开一面，昆山开发区挤入了国家级开放区的序列。接着昆山在偏门歪方上下点功夫，吸引台资的高地出现了，这样才最终出现与曾经和苏州并列的府城、后变为上海下属县区的松江相对黯淡形成的鲜明对比。如果早年把昆山同青浦、嘉定等一起划给上海，原本基础就薄弱的昆山不会比崇明好太多。关于苏州就更不用说了。
经济的发展、建设的加快，如果没有当地百姓的生活改善，那对整个地区来说就得不偿失，后劲也不可能持久。三线建设的一个重要教训即在于此。尽管文化、区划等对经济发展确有促进或阻碍作用，但文化差异并不根本，区划不利也非关键，江苏发展中存在的紧迫和深层问题或许跟此有关，但终究不能完全归因于此。尽管不值得表扬，但彼此歧视上升为忘本，叫嚣着分省定性为背叛，都言过其实了。这些杂音的存在，虽然不令人舒畅，但亦不能成为租拖滞发展的主因。江苏发展出现的内部差异和外部不足，显然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而改进江苏发展，可依托的很多，但最需要的是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创优的思路
江苏发展思考
（三）——从“江浙”的误解到长三角北翼的缺失
从“江淮”、“黄淮”的提法和所指来推理，江浙显然仅指浙江（钱塘江）以北和扬子江（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大致范围也仅包括今天的苏、锡、常、镇和嘉、湖及南京的江南和杭州的钱江之北部分。
现在常提到的长三角这个说法其实是经济区和行政区交叉混用。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
现在提及到的“长三角”不仅包括长江的下下游即南京以下的扬子江两岸，也包括稍南的钱塘江和杭州湾周边地区。这是一个在经济上可以正式地提，行政意义上可以隐晦的说，而在地理上和心理上却保留了有诸多缺憾的称呼。
真正的长三角理应是从千岛湖到洪泽湖的广大区域。遗憾的是从洪泽湖到海，大部分的土地太过年轻，今日的经济又太过萎靡不振。
在津津乐道长三角的格局时，却少有人发现广义长三角北翼的缺失。这是江苏人的耻辱，也理应成为一种动力。
同样是pu，在广东叫“埔”，而在江浙则叫“浦”。于是广东叫黄埔、大埔，而在江苏则称黄浦江、清江浦、浦口、江浦和新浦。
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抢先冠之为有鲜明江苏特点的苏南模式，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变得不够清醒。
在苏南模式如日中天、光环过于炫目的情况下，比温州模式更亲近传统社会主义的耿车模式，由于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原因渐渐地被冷落、扼杀至无声；而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更具颠覆性和冲击力的温州模式，却因祸得福，在浙江省更精明的呵护下逐步成长壮大。
辉煌的虚荣带来的强光在照亮自己周围的同时，也可能暗淡着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提到长三角，所有人都在隐讳它的北翼。这是苏北的悲痛，苏中的懊恨，也是苏南后悔不迭的隐疾。
从“江淮”、“黄淮”的提法和所指来推理，江浙显然仅指浙江（钱塘江）以北和扬子江（长江）以南的地区。其大致范围也仅包括今天的苏、锡、常、镇和嘉、湖及南京的江南和杭州的钱江之北部分。这个江浙的划分是狭义的，事实上也是春秋时姬吴的核心区域，它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和上海。而广义的江浙则有两种划分。第一种是钱氏吴越国的统治区域。也就是今天的丹阳、溧阳以东的苏南和郎溪、广德等地的部分宣州以及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在这个区域中，基本上全部操吴语。这是许多认同吴越一家亲的江南人士希望的称呼。但这个称呼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口径先天不一严重影响了这个所指的合理传播。江是扬子江不是江苏，浙在这里却明显地指称着作为行政区的浙江省，而非钱塘江的浙江。因而，二者是不对称的。广义的江浙另一种解释是江苏、浙江两省并立在一起的简称，而不是江苏的一部分和浙江的全部的合称。这种说法渐渐的没有什么歧义。但倘若把江苏的简称改为江，则江南、江北的所指远没有苏南、苏北来得明晰，这是这一种广义江浙称谓唯一不便的地方。因此，狭义江浙仅指古吴故地，广义江浙指的或是全部的吴语区，或是江浙两省。尽管依然模糊，但基本上权且可以这样界定。
由此可以进一步分辨长江三角洲这个概念。现在常提到的长三角这个说法其实是经济区和行政区交叉混用。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原初的地理意义上的长江三角洲只包括镇江、扬州丘陵以东的冲积平原。他的南线在丹阳、金坛、溧阳、宜兴、湖州、海宁，它的北线大致在高邮、兴化和东台。只有它们才严格是由长江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它们大部分属于今天的江苏。但这个“长江三角洲”在现在的报刊媒体上和非地理类学术文献中已被抛离。现在提及到的“长三角”不仅包括长江的下下游即南京以下的扬子江两岸，也包括稍南的钱塘江和杭州湾周边地区。这是一个在经济上可以正式地提，行政意义上可以隐晦的说，而在地理上和心理上却保留了有诸多缺憾的称呼。如果偏要用这个长三角概念，那么与此对应必须有一个黄淮三角洲或黄海（海河）三角洲。可现实中没有。如果偏要把钱塘江南岸拖入长三角，那么淮河下游的北岸也必须纳入。否则就总显示不出合情合理。长江是一条巨龙，南面的钱江、北边的淮河是横垣在它两旁的虎狮。把类虎的钱江纳入长江，而把似狮的淮河撇在一边，既在形式上不合理，也使人感到歧视和偏见的别扭，原来势利在称呼江河时也同样存在。与钱江的虎虎生威相比，淮河是一条沉睡着却不断梦游的萎狮。钱江的水势汹汹却少有全流域泛滥，而淮河的水量相对贫乏却屡屡淹泽淮扬。这体现了猛虎下山的威严，也写照着离群懒狮的潦倒。事实上，钱塘江不是一条江，从新安江到富春江到钱塘江再到杭州湾；淮河也不是只是一条河，越过洪泽湖就是淮河入江水道、淮河入海水道、淮沭新河和苏北灌溉总渠。千岛湖是钱塘江的天目，而洪泽湖则是淮河的心肺。真正的长三角理应是从千岛湖到洪泽湖的广大区域。遗憾的是从洪泽湖到海，大部分的土地太过年轻，今日的经济又太过萎靡不振。真正的“长三角”应该加上淮安和盐城。这样才不至于使“长三角”概念堕落为仅是根据经济发达程度而作的一种拼凑。既然现在的长三角南翼包括了不是长江的钱塘江，那么在它北边的淮河下游也应该被囊括。可惜的是，淮河下游太不争气。要使它名副其实，不仅需要更多的“建湖现象”，而且要求有更多的金湖84。在津津乐道长三角的格局时，却少有人发现广义长三角北翼的缺失。这是江苏人的耻辱，也理应成为一种动力。
江浙并非只有吴越，还有东瓯（温台）、金丽衢、徽（古严州）；还有楚汉（徐连宿）、淮扬、通泰、金陵。占尽了地利的仅剩下苏南模式的江苏在成就1980年代全国第一的辉煌时，也祸福轮流转地预备了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神话的破灭和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阵痛。于是，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在浙江全省处处显示出热气腾腾、热火朝天的形势下，江苏一片沉寂。到了苏南醒悟过来时，长三角已经错过了，甚至近似永远地失去了北翼更加发达的可能。因而提到长三角，所有人都在隐讳它的北翼。这是苏北的悲痛，苏中的懊恨，也是苏南后悔不迭的隐疾。
（草于2003年6月）
江苏发展思考
（四）——吴越争锋与苏甬沪竞争
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在地缘上与上海的亲疏。
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
吴地重实业，而越地善经营。
倘若必须选择一个代表或样本的话，那么江苏与上海的关系可以从苏州窥见，而浙江与上海的关联可以从宁波观照。
人才产量和投资环境不逊苏州、海外宁波人经济实力优势更加明显的宁波却在外资利用这一块无法不向苏州俯首称臣。
这使对1990年代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刹那间优劣互转时的危机重重的记忆，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令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和恐惧。
宁波人热心修建杭州湾大桥的真实目的并非仅仅着眼于沪甬的联动。
杭州湾大桥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经济版图，它的出现为宁波叫板杭州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气和更充分的底本。
上海先是建设东部濒临大海的浦东机场排斥西翼的靠近昆山的虹桥机场，再而拒绝北仑港，投资大小洋山，兴修东海大桥，虽然满足了短期内上海城市发展的一己私利，却严重损害了上海在长三角中的领导形象，更致命的可能由此为自己激发出一个强劲的对手，为自己长远的顺利发展埋下了变数。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与上海无缝衔接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在地缘上与上海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虽然因南湖烟雨和铁枪庙而声名不小，但与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声名仍是非常羸弱。嘉兴、湖州以及北部杭州古属于吴，而跨过钱塘江才是越。湖州原是府名，吴兴才是县名，这个正如苏州与吴县。只因姑苏居于吴中，一般的人们才会误以为苏州是吴，而湖州非吴。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与狭义的越地因钱塘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到浙江的发展策略。而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竞争更是火上浇油似的影响着浙江吴地的命运。综观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倾斜，湖嘉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尽管这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但多少与此有关却是无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在90年代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地区的发展极有可能黑洞似的吸光周边资源，进而认为如果任凭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会把浙江的资源吸走从而导致浙江的空壳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地偏向了越地的甬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于是，基础原本良好、潜力原本不弱的湖嘉地区在浙江省内的地位也就一落再落。从“苏常熟，天下足”演变来的“苏湖熟，天下足”也渐渐漏掉了“湖”。原先在经济总量上高于且在人均上远超金华的嘉兴，不仅经济总量上变得只及金华的一半，而且人均上原有的明显优势也逐步荡尽。在外人看来浑然一体的吴越、江浙，细究起来，差异仍很明显。吴地重实业，而越地善经营。当年上海的无锡商人多为实业家，而宁波商人多为银行家的鲜明特点既是写照也是缩影。因而，对于上海来说，嘉湖地区也不过是翻版了的苏锡，而甬绍才是浙江。倘若必须选择一个代表或样本的话，那么江苏与上海的关系可以从苏州窥见，而浙江与上海的关联可以从宁波观照。
20世纪90年代，江苏的苏州奉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方针，主动融入上海，作好错位发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宁波则竭力疑惧作为区域中心的上海会无底洞般的吸走本属于浙地的资源，由此对上海尽量作出敬而远之的姿态，把打造杭甬经济轴作为浙江的主要对策。于是在江苏抓住浦东开发，甘愿与上海合作，换来外资蜂拥而入时，浙江却力与上海争夺，尽量拖滞合作。虽然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黄菊来自嘉兴，但当上海将沪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还是纹丝不动。因为此时浙江的基建重点集中在北仑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设上。这一政策导向有着高深的野心，但却暂时给浙江带来了负面影响，拖缓了浙江引资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是人才产量和投资环境不逊苏州、海外宁波人经济实力优势更加明显的宁波却在外资利用这一块无法不向苏州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格局最终对两地的影响却祸福难料。因为在江苏希冀外资时，宁波浙江民企乘机兴旺，自有品牌林立，这乃一笔无形的竞争后劲。但外资蜂拥而入，GDP总量迅速膨胀的苏州，在苏、甬两地的争夺中，当下虽未全胜，也略占上峰。但苏州仍没有喘息的理由，因为优势互转的危机一直存在，甚至还暗流涌动。
13%的上海家庭源自宁波，以陈良宇、韩正为代表的一大批上海高官籍贯宁波，杭州湾大桥已经动工，雅戈尔、罗蒙、洛兹、太平鸟、奥克斯、波导等优势品牌的效益和地产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北仑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兴建将会使宁波和绍兴的优势无限放大。而苏州则面临土地储量枯竭，内部造血功能欠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强势政府的弊端，内部行政区离心倾向加剧等诸多不足。这种后劲不足的缺憾是摆在苏州面前的巨大危险。这使对1990年代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刹那间优劣互转时的危机重重的记忆，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令有识之士为之担忧和恐惧。一旦重现危机便很可能难以回天。在乡镇企业神话破灭之后，因苏南地理优势而勉强撑起的江苏繁荣将会因宁波浙江的加剧竞争而凶兆毕现。倘若国际资本断流的迹象一旦出现，与浙江相比在经济内生动力上只存劣势的江苏，不仅在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在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即使不会出现毁灭性的打击，也会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个危险的前景很可能从杭州湾大桥的开工开始。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宁波人在暗暗窃笑。当江苏人赶紧试图捂紧外商的钱袋时，防止浙江引资外来居上时，站在背后的越东人得意洋洋。其实他们的目标并非是做上海的后花园，也不是与苏州恶性竞争成为洋人和外地人金宝宝的炕房。被洋山港逼到险境的宁波正在将计就计，准备力促明州昔日辉煌的再现。杭州湾大桥的修建后，上海与宁波的公路连线虽然缩短，却很有限。有心人可能已经发现，宁波到上海仍然是一个半圆，但大桥及配套的高速经嘉兴和慈溪将苏州、宁波连成了一条直线，即使不是笔直也是几乎。虽然宁波到拥有光环的上海公路里程减少了120公里掩盖了这一直线。但这却是杭州湾大桥对于宁波和浙江的意义的关键。宁波人热心修建杭州湾大桥的真实目的并非仅仅着眼于沪甬的联动。如果它是这个目的，它必然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建设从金山卫下海直达镇海或慈溪东围的杭州湾大桥，而不是现在的这个。大肆渲染的背后是一个表面的幌子和预设的退路。杭州湾大桥重新洗刷了浙江的经济版图，它的出现为宁波叫板杭州提供了更充足的力气和更充分的底本。宁波人不会这样直言不讳的说，杭州人更不愿如此揭破。但从甬杭间的争吵可以看出，宁波一直力求成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便多少显现了这一目标。而浙江省支持大桥的兴建已经默认了宁波的这一目标。这并不是浙江省有意在甬杭竞争中袒护宁波，而应有着更深远的考虑。这与宁波城市的奋斗目标恰巧不谋而合。如果明州（宁波）超越了杭州，那么宁波的目标显然就不再仅仅局限于浙江省内了。而这也会是浙江全省特别是温台金地区的期盼。杭州湾大桥直接连通了苏甬。而苏州IT等产业的国际组装基地短期内不会动摇，由此带来的巨大人流和物流总需要交换的节点。上海先是建设东部濒临大海的浦东机场排斥西翼的靠近昆山的虹桥机场，再而拒绝北仑港，投资大小洋山，兴修东海大桥，虽然满足了短期内上海城市发展的一己私利，却严重损害了上海在长三角中的领导形象，更致命的可能由此为自己激发出一个强劲的对手，为自己长远的顺利发展埋下了变数。在上海移机浦东的逼迫下，江苏即将上马的苏南国际机场始终也不敢与浦东机场正面叫板，一是因为名声，二是因为腹地。而北仑港则可以不同，与北仑港相比，洋山港先天不足的太多。瞄准世界航运中心的洋山港与北仑港的短兵相接最终鹿死谁手可能悬念迭出，而这结果不可能只是轻微地影响上海“中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亚太经贸中心”的目标。值得提醒的是，黄道婆、徐光启原本只是元明之后的人物；在明州与泉州并享世界大港的荣耀时，申沪甚至连上海县的建制都缥缈无踪。一时的短见并不危险，致命的是由此激起对手的斗志。上海拒绝从金山卫到北仑港的杭州湾大桥，倾巨资打造大小洋山或许会成为整个梦黯的开始。而这却是宁波难得的突进缝隙。在大张旗鼓地作出“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历史性举措”的背后，尽管信心不足、欲言又止，但它却在边做边等，一待生米煮成熟饭，你终将看到他们的趾高气扬。或许危言耸听，但绝非无中生有。倘若这样，这便是申沪即将再飞时的摔跤，而后果则是良机错失。这同样让江苏胆寒。
（草于2003年6月）
江苏发展思考
（五）——惧怕事倍功半的得不偿失与防而俱损的江苏省辖市心病
翻开江苏的版图，除了盐城、泰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远离省界外，超过一半以上的省辖市市区紧挨或临近省界。
这种格局在全国亦独一无二。它的后果也让江苏畏首缩尾。
江苏经常会成为全国制度创新的先驱。
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和行政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产生矛盾。
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南京城市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南京市区外，将是滁州、马鞍山。徐州的将是萧县、淮北。
通常情况下，距离的远近与接受辐射的程度成正比。
有为的政府往往会吃力不讨好。
江苏更曾经是行政干预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典范。经典的苏南模式和成为引资新科状元的事实都是证明。
在阻滞别人搭车的同时，自己也不仅因为关注此事耗费了本该用于其他建设方面的精力，而且阻断了正常的自发经济行为。这才是致命的。
铲除这一惧怕事半功倍、得不偿失的吃力不讨好的顾虑，避免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冤大头，是治疗目前宁、徐两市防而俱损的良药。
翻开江苏的版图，除了盐城、泰州等为数不多的城市远离省界外，超过一半以上的省辖市市区紧挨或临近省界。其中尤以南京、徐州、扬州为甚。马鞍山、滁州离南京的距离近于高淳、溧水甚至六合。萧县县城离徐州市区的路程仅仅比铜山新县城略远，而远远小于新沂、睢宁、丰县、沛县、邳州。天长到扬州与高邮到扬州的里程相当，这使宝应自叹弗如。连云港、宿迁、南通、苏州的主城建成区离省界的最近直线距离最多不超过50公里。这种格局在全国亦独一无二。它的后果也让江苏畏首缩尾。
1983年江苏在全国率先试点省辖市代管县（市）的行政区划改革。其目的就是希望用城市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动机来带动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推进乡村城市化，进而提高中心城市的竞争力，加快全江苏的现代化。而这个政策的实践应该从苏南社队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崛起中得到了启发。WU（无锡县、武进县、吴县）、常（常熟县）、江（江阴县）的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全国一马当先，的确得益并离不开中心城市工业发展的扩散张力。学习江苏苏南的经验而后来居上的珠江三角洲西首的顺德、南海、番禺也同样如此。苏南传统的工业城市星罗棋布既是乡村工业遍地开花的诱因，也是养份。而逐步发展并日渐发达的乡村社队工业和后来的乡镇企业反过来又互利式地反哺了中心城市。这种良性互动即使不是主因也是促成省辖市管县的设想在江苏最早付诸实施的重要动因。
江苏于是重新调整了行政区划，率先撤消了地区，全省7个地区和若干个当时的省辖市重新调整为11个省辖市。除了当时的（县级）泰州市外，其他被省辖市管辖的都是县。这一政策随后有效地推动了江苏各地县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几年之后，苏南和苏中（南苏北）纷纷撤县建市便是这一改革的正效应的证明。尽管因省、市、县三级管理的实际成形加重了行政成本从而重新引发了省县直辖的呼声。但这并不能否认这一体制整体上的成功。在江苏试点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开始推广、实施这一制度，整体划一的省、地级市、县或县级市事实上的三级格局在各省区逐步形成。这个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江苏经常会成为全国制度创新的先驱。在省辖市行之有效的做大做强的同时，江苏的这一格局也有着不少的弊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还有影响全省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比如县改市客观形成了市管市的悖论，因大市的辐射力更强而把原先本该属于小市的资源无情地吸走，部分地方县改市后客观冷落了乡村地区的发展，等等。但这些问题往往局限于一些并不特别显眼的地区，因而对全省发展的影响也就有限。行政对江苏全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省辖市的布局上。
辐射总是沿着同心圆顺势向外的。城市的自然辐射也是如此。但行政区却不可能如此规则。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和行政利益的考虑往往会产生矛盾。这尤其表现在南京、徐州。南京、徐州城市的做强做大并不会只有南京和自己下属的县区受益。在这种行政区划的格局下，经济能量辐射的受益者往往不是他们的下属县，而可能是邻近的其他省辖市的县市或外省的县市。对中心城市而言，这就有了资源外流的顾虑；对非本市所辖的县市来说，客观就存在着可搭便车的机会。在此起彼伏竞争中的各省辖市，尽量阻止肥水流入外人田，全力扩大自身城市经济总量规模就成了潜意识。他们的政府在发展本地经济的过程中，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没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南京城市发展的最大受益者除了南京市区外，将是滁州、马鞍山。徐州的将是萧县、淮北。在武进最先接受常州的辐射后，丹阳、江阴的西乡将是紧接着的受益者而不是常州市属的金坛，更不是溧阳。盐城的经贸元素如果不受制约的自然流向的话，它首先会流往临近的兴化东北乡而不是东台、响水、滨海。通常情况下，距离的远近与接受辐射的程度成正比。从徐州、连云港中心城市的发展中得益的除两市下辖代管的县市外，受益更多的将是鲁南的济宁、枣庄、临沂和皖北的淮北、宿州。这个客观的趋向在行政力量一向强势的江苏，不仅是各个省辖市，更是省府所不愿看到的心病。毕竟谁也不愿看到：自身的努力在给本地带来有限的受益的同时，却给竞争对手捎带出无本万利。
行政干预和权衡利弊地选择发展战略和建设措施必然成为南京、徐州和江苏省的难题，而政府一旦仅仅只看到此，必然会使经济因素的自然流向受阻。这在南京、徐州又特别明显。毕竟，它们离省界太近。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中心和区域经济引擎的城市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区域利益，有意识地阻止经济自发的辐射便客观存在。这个过程在减缓了城市辐射走向非己辖的区域的同时，也弱化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有为的政府往往会吃力不讨好。对乡镇企业的过分关怀的教训在省辖市对区位和辐射进程的干预同样存在。只不过少有人去认真思考和发现罢了。这个问题在浙江不太可能出现，摊开浙江的地图与江苏对比就可以发现。山东即使存在这类问题也不明显。而对于安徽，它的市县格局调整不仅迟晚而且混乱，把一个好好的徽州搞得乱七八糟都让人懒得去说，当然也就无从比较了。
其实，行政区划与经济区不重合并不要紧。关键是中国行政干预经济的传统太甚。而江苏更曾经是行政干预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典范。经典的苏南模式和成为引资新科状元的事实都是证明。而这种情况对于徐州和南京城市整体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却是不利的。这也使南京、徐州一直有都市却始终成不了圈。
在江苏的经济发展中，在企业的微观经营中，总会见到政府勤勉、多事的手或影子。城市资源自由的流向更是如此。这种考虑从全省的利益格局和代表全省人民利益的原则上来说，本是无可厚非。在他们看来，如果不加干预，往往就会让顺风搭车的临近市县不劳而获，不仅愧对本市地域的人民，也会在城市竞争中为己添加不利因素。因为他们仅仅只把彼此的竞争当成了分蛋糕。但这却是小智而不是大慧，区域发展还可以是摊大饼式的。当然认识的提升应让竞争各方尽量同步，否则，单方面的坚持不仅达不到效果，反而会使己方受损，甚至会在更广的范围内抹黑原本先进的合作理念。在中国各个领域，付出不得惠、吃力不讨好的事例实在太多。当年，江苏为安徽修了宁马高速（南京—马鞍山），而安徽作为回报修了宁连一级公路的天长段，可天长段的路况如何，所有路过者和当时的建设者都心知肚明，如果再与宁马高速的质量比较，更该愤愤不平。看不见的手在中国远没有达到效应势微的地步。可惜的是，在阻滞别人搭车的同时，自己也不仅因为关注此事耗费了本该用于其他建设方面的精力，而且阻断了正常的自发经济行为。这才是致命的。这个原因是徐州、南京、连云港的发展与其应有的潜力尚不相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尴尬实在怨不得这些城市。揭示这些，并非是为了宣扬分省。而恰恰是为了它更快、更均衡的发展。由于上海是全国目前无可争议的经济中心，南京作为她西进北上必经的关键节点，决定了南京的健康快速发展不仅对于江苏全省的“两个率先”，而且对于安徽、长江流域以及西北乃至全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徐州的腾飞对陇海线和京沪线沿途地区的发展同样举足轻重。为了全国的格局，他们的发展不仅是江苏的事，也更事关全国大局，它们显然有理由得到中央的政策倾斜和支持。南京直辖传言的喧嚣直上只会加重南京对吃力不讨好的戒备，分省也会让徐州失去难得的省份自豪和财力后备，两者都是多此一举。尽管没有必要分省或直辖，但铲除这一惧怕事半功倍、得不偿失的吃力不讨好的顾虑，避免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冤大头，是治疗目前宁、徐两市防而俱损的良药。这同样也适用于省府对其他省辖市的行为。
如果上海是全国不存争议的经济中心，江苏的发展和继续壮大以及实现“两个率先”就不仅仅是江苏一个省的事。江苏承接并协助扩散上海辐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这个全国都该清醒。
（草于2003年6月）
江苏发展思考
（六）——苏南的滑落及其回溯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苏锡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更多地得益于上海的存在而不再是内生的自主的创业。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
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
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民间与政府关系的差异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优劣互转的关键。
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
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投资兴业最主要动力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
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规模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前届或当届政府难逃其咎。
与苏南模式比较起来，温州模式中的个体需要冒领的风险超出想象。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
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
“政府好心未办好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的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当时的无锡县，而高于位居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象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省辖市。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着这一核心的。那时的昆山还很平庸。沙洲（张家港）也小荷才露尖尖角。而且即便在当时苏州所辖的六县内部，最发达的和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的苏南模式兼有着最风光的声誉和最实惠的财富。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的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常”了。伴随这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在总量和人均上的节节攀升。苏锡无常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更多地得益于上海的存在而不再是内生的自主的创业。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地区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而对这种突变，江苏花了三年才得以清醒，再经历两年才得以重新焕发。而白白逝去了宝贵五年的苏南一觉醒来猛然发现许多先发的似乎牢固的优势已经不再，自己在很多指标上已经远远落后于本来只需俯视甚至不屑的浙江、福建和广东。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地区的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日的城乡面貌与温州、晋江式的繁嚣相比只会过之而不会不及：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受剥削和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一味不加创新的坚持必然会造成集约发展的艰难。最终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期以往，内生型的民间活力必然会被窒息。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得益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1990、1991年间，全国小煤矿因使用柳市不过关的低压电器产品接连造成瓦斯爆炸，引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巨大激荡。包括江泽民、李鹏、李瑞环、宋平等在内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接二连三地来到温州，来到乐清，来到柳市，来到上园村，来到长虹村，或者默不做声，或者皱紧眉头，这种压力不可谓小，倘若出现在其他省市，柳市必然彻底衰落，从此一蹶不振。但浙江省官方的精明难以描述。后来的情况也举世皆知了。温州从此开始远离假货，而在其中，政府的引导显然功不可没。直至今天，到温州、乐清去，一些知情的干部还会在言语中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温州主政者的怀念。虽然江阴也会有干部发自内心地留恋1990年前后的县（市）领导们，但两地政府发挥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形式显然不一样。民间与政府关系的差异是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优劣互转的关键。这也是理解江苏和浙江今日经济和发展差异的重要视角。
经济软着落后，国有的或类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遭其不屑的浙江那些擅长造假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腰缠万贯，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中国大一统的政党治理格局和行政权力结构决定了政府内部虽有很多想法却只能外露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的分贝未必最高，但在纷纭芜杂的民间声音面前，它集中而干练，终而形成了一两拨千斤的气势。这里面确有一种神秘的机制。承认便是服从，却不是束手无策。这是不能无视政府作用的关键。因此，一地官方外露的声音对错与否直接关涉到地区能否顺利发展。只要政府的行为顺应了区域发展的实际要求，那么就会出现从善如流的恢宏场面。反之，万马齐喑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也是中国历代平民百姓心理上一直期待明君圣主的根源。
只有一种模式的危险同样在于此。“知易行难”和“知难行易”总在不停地摆转，令人眼花缭乱，失去定力。多种思想的并存是思想自由的内在含义。同样，多种经济模式的并列也是经济活力持久迸发的导因。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投资兴业最主要动力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到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失：整个苏南地区民间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压制，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的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延续至今，也是苏南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的关键，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这不仅是苏南而且是江苏全省的悲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政府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规模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趋利的一面。无论浙江政府还是江苏政府皆是如此。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了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中的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正泰、德力西及其前身的求精开关厂为代表的柳市低压电器和奥康为代表的瓯海、鹿城鞋业就是生动的案例。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和今日已让人“千万不要相信的”河南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前届或当届政府难逃其咎。1995——2000年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鲁冠球、李书福类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在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的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那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当时的苏南，乡镇企业对务工人员的大量需求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下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性规模较大的工厂有限，于是本地农民若想更好地生活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模式比较起来，温州模式中的个体需要冒领的风险超出想象。在整个80年代，在外地的苏南农民基本都是乡镇企业的采购营销人员。而温州在外的大多是盲流式的手艺人和投机者。并且后者人数远多于前者。由于前者是为企业办事，因而，渎职和个体腐化行为相对更多。后者是为自己的未来打拼，干劲十足，纵有纸醉金迷的自我放纵，但腐化往往是向别人行贿投机的手段。单就这些而言，前者即使企业规模在增加，也没有后者不择手段的扩张来得快。
任何模式都逃不过优点和弊端的二分。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也都如此。当今江苏和浙江经济格局的形成很大程度奠基于二者的优缺点。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却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苏南人的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曾经的温州假货漫天飞，台州骗子遍地走，发展成本更多的由外地和他人负担的资本原始积累；今天由大量外地民工承担最艰苦、最脏苦行为的实质为用恶劣劳动环境客观奴役外地民工和盲流的资本再殖，都源于此。可是泛老板化的光环背后，已经没有人会去在意它的秘密和曾经的丑陋了。
有为政府勤勉的行为为当地当下的发展带来无限光环的同时却为随后的缓慢发展或相对停滞储备着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未办成好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这在教训已经积累了很多的今天，更该值得当下政府的警惕。
（草于2003年6月）
江苏发展思考
（七）——筑巢引凤与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城市是各类因素集散地的性质决定了城市吸纳周边农村和其他城市的资源和资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
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看不到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城市虽然远比农村发达，但城市相对安逸的环境不可能铸就层出不穷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的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农民。
区域经济活力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农村创业活力的竞争。
农村活了，城市才可能持久繁荣，否则就会出现无水源的泡沫的幻象。
1990年代后期经典苏南模式的问题并没有被自身扬弃，它是在外资蜂拥而入的盛况转移了基层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注意力后自然的也是痛苦的被超越。
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安稳稳的享受着别人对苏州、苏南的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
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目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
部分地区政府在内的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或许这只是一厢情愿。
对于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个省来说，引资是迅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项法宝和捷径，却不是持久之计。
外地、境外的资本本质上都是墙头草，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抽身而走，这是让人无可指责的本性。
在缘木求鱼的过程中，可能学会了爬树，却是求不到鱼的，除非有好事者闹剧式地把鱼先扣在了树丫上。因为虽有目标，方向却错了。尽管会有副产品，但往往还是得不偿失。如果只会叫喊富民口号很可能与此异曲同工。
城市是各类因素集散地的性质决定了城市吸纳周边农村和其他城市的资源和资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但作为一个广域性的地区，把吸纳外部的资金、资源作为长久的推动本地发展的动力，除非整个地区能够成为全球的首善之区，否则便值得好好推敲和商榷。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这个问题事实上已被当地政府和有识之士未雨绸缪的意识到，确是难得高兴的幸事。然而知易行难，如何有效地摆脱这一阴影却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速成的。
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当本地企业扩张受到阻碍并招致当地经济增长有限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外向型经济顺理成章地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个聊以自慰的成绩，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得到了膨胀式的发展。面对20世纪90年代初江苏经济再焕荣光的这两大关键，无论开发区还是乡镇企业，在江苏经济发展的上空总有一种不自然的烟云。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既是它不可缺少的一环，也可能翻水覆舟般的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看不到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全国经济只有广深一处亮点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全国得到快速发展的地区就已经遍地花开了。90年代之后，城市、乡村、沿海、内地皆有暴露出来的闪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苏州、温州等地的发展可圈可点。但纵观所有这些发展顺利的地区或城市，没有百姓收入的持续增加，仅有城市的风光而没有乡村的繁荣，发展就不可能持续，光环也不可能持久。城市虽然远比农村发达，但城市相对安逸的环境不可能铸就层出不穷的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春兰是泰州市属的企业，注定了它无法在三泰地区像求精开关厂在柳市小镇领导出中国低压电器之都一样打造出中国白色家电的京城。乡村不停地为城市补充精英，也不停地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制造风云人物。城市只适合孕育高科技的童话和房地产的泡沫，扎扎实实搞制造业的要么是顺利地接管了国企的精明之人，比如，张瑞敏、倪润峰、周厚健、陶建幸、李东生等，要么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出制造业神话的出身农民的资本新贵，如胡成中、南存辉、王均瑶、李书福等。前者基本上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且创业基本大都集中于城市，后者起始文凭平均大概只有初中且经营无处不在。这就决定了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的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农民。虽然绵阳、青岛、惠州、泰州等地孕育出有一家或几家庞大的且经营不错的国有企业，但其周边农村的创业乏力，决定了他们在全国区域经济中的地位无法最显赫，活力也无法最强劲。区域经济活力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农村创业活力的竞争。农村活了，城市才可能持久繁荣，否则就会出现无水源的泡沫的幻象。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的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内生性的发展道路，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比例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带来的连锁反应而被迫中断。1990年代后期经典苏南模式的问题并没有被自身扬弃，它是在外资蜂拥而入的盛况转移了基层政权对乡镇企业的注意力后自然的也是痛苦的被超越。苏南20世纪80年代积累的民间活力随着政府的注意和创业重心的逐步上行最终被损耗了大半；90年代初的政府主导而不是民间主导的乡镇企业大举借债疯狂扩张的投资失误造成的流毒深远；90年代后期外资洪水般涌来后通过卖地进厂获得的不创而有的短暂实惠引发的麻痹严重。70、80年代苏南民间曾令全国上下意想不到的投资创业井喷式的活跃已经被消磨殆尽。即使还残存片息，在浙、闽民资面前也是小鱼见大鳄，抗争了只能白白增加成为巨鳄嘴中美食的痛苦。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安稳稳的享受着别人对苏州、苏南的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的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黛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作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目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
浙江现象早已暴露在全国射来的探照灯前，个体、私营大发展成就了浙江伟业，在全国早已是妇孺皆知的秘密。可如果仅仅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作为领导的政绩因素来考虑，个体就是萎靡不振的个体，私营就是任人宰割的私营。并不是所有的地区都适合成为外国资本增殖的炕房；即使可以成为炕房，长远来说，这也不该是理智地首选。个体、私营一旦大发展起来，就有无数个方向，即使只是试验，只要有一个方向对了，即使群涌而至，即使在经典经济学家认为有生产过剩之虞，个体户、私营主都有你料想不到的法宝去化解，去出新。这是义乌，这是温州，这是嵊州，这是柯桥，这就是浙江。奇迹只有当你一点没有想到时或已经不认为可以时才能绽现。可是，大声的呼喊蹩脚的模仿，将秘密变得人所皆知，成为毫无意义的公告。它的效果就将大打折扣。如果再从官方利益出发，通过媒体吹捧编造出虚幻的神话，则更加南辕北辙。指责政府经常好心办坏事，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冤枉。
包括部分地区政府在内的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或许这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部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把吸引外地资本、资源作为本地经济腾飞的根本只适合深圳和一些为数不多的中心城市或其边缘地区。对于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一个省来说，引资是迅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一项法宝和捷径，却不是持久之计。对于作为广域市的苏南各市同样如此，尽管它们引资的骄人业绩可谓令世界瞩目。但必须明白只有本地企业家才可对本地无条件付出感情和留有依恋。外地、境外的资本本质上都是墙头草，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抽身而走，这是让人无可指责的本性。引入巨资确是令各地垂涎的骄傲。但空坐于此，必会逼死地产企业家从小到大的生存可能，一旦资本的交流永远单向，形式的平等也将无处偎依，附属也就凝固为永久的宿命。危险的确存在。做别人还没有想到的事就是率先。最终的率先也必会垂青本质上喜欢未雨绸缪的人或
江苏发展思考
（八）——从苏南到苏北与邯郸学步的错失
南通是地处南方的通州，而不是赖居江北的上海。
幻想仅仅借助苏通大桥和沪崇通大通道就能像苏南一样招引滚滚而来的国际资本只能是一 种可悲的痴心和妄想。
吸引外资资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只能是扬弃经典苏南模式的再造之径，而非终结。
单向的流动，永远不可以称为交流。
不能把江苏向浙江学习朴素地理解为在江苏简单地克隆浙江，也不该把苏北向苏南学习仅仅定位于在江北复制江南，在南通重写苏州。
第一个发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城市确实不乏深刻的智慧和深远的精明。可当这个信条不再是秘密并被周边竞相供奉时，麻烦就将接踵而至，争吵也会接连不断。
大树底下偷种碧螺春，有一个前提，大树的主人不种碧螺春，或大树附近的地盘不属于大树的主人或大树的主人有任树阴自由成长而不在乎它是否会给别人遮凉的胸怀。
不思进取地固守一种曾经辉煌而本质不健全的模式，其时表面的光环越显耀，其后跌落得也会越剧烈。
筑巢引凤，巢必须筑得恰到好处，精明的凤凰才会悄然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凤居，即使气候适合凤居，也并不是处处都适合造巢。
筑巢引凤可作为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经济规模的捷径，却不是富民强市的根本大计。
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象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南通是地处南方的通州，而不是赖居江北的上海。作为经济区的上海已经无从界定，而作为行政区和都市区的上海永远是也只该是长江口与杭州湾之间的弹丸之地。北上海的城市定位原本就是一种媚态，是经历多年经济乏力后的自卑和由此对自身造血能力低估后的虚张声势。幻想仅仅借助苏通大桥和沪崇通大通道就能像苏南一样招引滚滚而来的国际资本只能是一 种可悲的痴心和妄想。这不仅仅是南通人的悲哀。
苏南人看着上海，却不知上海的繁荣原来建立在江浙繁庶的基础之上。苏北人看着苏南，不经意地抬头就喊向苏南学习，庸俗到亦步亦趋，却不知道苏南独特地理、人文、交通和基础是任何其他地区不可复拟的，于是，这种跟风的结果最终竟然是邯郸学步。
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永远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形式的主动掩饰不了实质的被动。苏州的GDP总量与深圳相比已经在伯仲之间，大体处在全国所有城市的第四位左右，可在全国4个省级市和15个副省级市中，它始终榜上无名。庞然大物的上海是它的邻居绝不该是苏州无法升级的充分理由。殖民地再发达，在宗主国面前依然是奴隶。同样，没有内生力量的GDP迅速膨胀同样如此。吸引外资资源成为跨国公司的加工车间，只能是扬弃经典苏南模式的再造之径，而非终结。苏南及中国不可能永远是全球资本流向的低地，一旦劳力成本上升，资源性价比优势殆尽，似潮水般滚滚而来的资本盛况只会是届时涓涓细流回首叹望的自恋和极至悲伤之源。这是苏南特别是苏州必须该清醒的地方，也是苏州以西长江之北的地区必须明白的现实。连无锡和嘉兴都无法重写苏州骄人的引资业绩，距离更远的南通当然更不可能。指望一座桥两个隧道就将南通变成北上海或第二个苏州，只能是梦想。上海只有一个，苏州也只有一个。把自己比附成另一个名城，即使不是鹦鹉学舌，也大差不离。如果苏州不能将自己转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仍然只是甘愿做别人的加工车间，不仅苏州的神话会破灭，而且上海的自恋也将变成泡沫。而得利者将是杭州湾大桥和扩张北仑港的宁波和浙江。倘若出现这样的格局，浙江的欢呼盖不过举国失落掉的机遇。
上海对于江苏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仅仅意识到此并甘愿附属，不仅并不利于上海而且会最终窒息自身。与上海接轨的资本流向，必须是双向的，单向的流动，永远不可以称为交流。外商外资走进来，成长壮大的内资和本地品牌走出去，才是交流，而上海在这个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平台。活力和地区竞争力提升没有这个双向的交流过程，结果便永远只是GDP的大，而非经济实力的强。苏州、无锡城市政治地位的升格也由此永远只能是梦想。在江苏，本地的民资涌动还只是宣传出来的假象，这种宣传本身还是民资真正涌动的障碍。从苏北走出来，不能仅紧盯着上海，更不能只向苏南学习，眼光真正的转向目标应是浙江。这个道理对苏南也部分有效。向浙江学习，在自大者来说可以是不耻下问；对谦逊者而言，是虚心求教。请教是为了超越。并不能把江苏向浙江学习朴素地理解为在江苏简单地克隆浙江，也不该把苏北向苏南学习仅仅定位于在江北复制江南，在南通重写苏州。可惜的是，因地制宜地扶持本地企业家从无到有的资本扩张不仅不能及时受惠，而且难度太大，相反，克隆引资工作却可以立竿见影。于是，急功近利的政府的行为也就无法避免。政府一旦大张旗鼓地提出学习，即使出发点对了，结果也常常变成矫造出来的东施效颦。这是期待有为的政府经常遇到的尴尬。苏南难逃此误，而在苏北尤其如此。
第一个发现大树底下好乘凉的城市确实不乏深刻的智慧和深远的精明。可当这个信条不再是秘密并被周边竞相供奉时，麻烦就将接踵而至，争吵也会接连不断。其时此害不仅流毒自身而且危害四方。大树干支再大，形成的阴影也很有限，而提供的庇护就更加局促。庞大的树阴只供一人乘凉，尽管孤单却宽松、惬意。但随着人渐渐增多，凉爽一点一滴的丧失，拥挤却一分一份的增加。可叹的是，传出人气骤升的气象只会加大流俗的蜂拥而入。当越来越多的人疯狂砍掉自己培植的小树举家迁徙到大树下时，能够享受到的阴凉就会越来越少，而烦躁和热闷却越来越多。所有的人，特别是后来者，渐渐地被冲昏。船载量不可能任意大，树阴也不可能无限广。尽管最先发现这一秘密的人可以拥有最长久最惬意的回忆，但最终仍不免被固守在远处静心守护养育小树不来胡凑热闹的人在内心里嘲笑。天热时到属于他人的一棵大树下或有空调的地方乘凉确实无法让人产生异议。但最好的和最惬意的还是自己拥有一棵大树或有一台空调。毕竟家有粮囤心不慌。即使现在没有，在去借凉之前也该先种好属于自己的小树，或谋划怎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空调。比喻未必恰如其分，在引人遐想时，总有枯燥的说理无法达及的妙处。在有些许特别的思考与描述中，更该如此。
大树底下偷种碧螺春，有一个前提，大树的主人不种碧螺春，或大树附近的地盘不属于大树的主人或大树的主人有任树阴自由成长而不在乎它是否会给别人遮凉的胸怀。大树底下好乘凉，能够从中获得凉爽的前提一是大树的主人不与你争，二是大树底下乘凉的人数有限。可现在的情形变了。引资成为一种战争，成为各方拼力压低自身身价奴颜卑膝作贱天然资源的低俗之争。上海将广达电脑项目从昆山硬夺而走，南通、嘉兴、无锡等地对苏州引资形成的巨大压力，使得大树底下的形式已经变得日渐严峻。在温州柳市或虹桥那样的小镇一亩工业用地都可达25万元甚至更高，而在苏南有的地方曾经甚至只有5万元。即使今天有所改观，也深值反思。
这如同92、93、94年的苏南。如果不思进取地固守一种曾经辉煌而本质不健全的模式，其时表面的光环越显耀，其后跌落得也会越剧烈。这是经典苏南模式无法平稳自我扬弃的主观原因。以筑巢引凤为主要特征的新苏南模式同样也会面临这一个困境。由集体兴办企业的经典苏南模式之所以如此惨烈地跌落和终结离不开苏南模式江苏化、全国化给苏南带来的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而江北地区鹦鹉学舌式的响应苏南模式而不求因地制宜也造成了今日南苏北和北苏北经济始终无法在根底上喜人。这类问题同样存在于今天的江苏全省。
筑巢引凤，巢必须筑得恰到好处，精明的凤凰才会悄然而至。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凤居，即使气候适合凤居，也并不是处处都适合造巢。苏州的区位有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优越。正像珠江三角洲一样，大佛山地区只能是大佛山地区，盲目地学习深圳、东莞或早年的无锡、江阴，顺德、南海绝不可能在世纪之交后来居上超越锡澄如此风光无限。苏州、无锡、常州，虽有苏锡常的连称，但苏州不可能同于无锡，常州也不可能复造苏州。苏州独一无二，无锡也举世无双。长三角地区错位的竞争态势的轮廓已经勾勒。江阴、张家港、常熟、太仓、昆山、吴江，各自的产业形态特征和经济格局虽有重合却不雷同。美妙绝伦的女人修饰得总是多一分嫌长，少一分嫌短。发展顺当的地区也总会有意无意中实现了扬长避短。在这个意义上，苏北必须明白自己的定位。南通再有良好的港口潜力，纵有毗邻上海的直线距离优势，一条宽宽的长江决定了在南通克隆不了苏州，而南通地产民营资本的式微，经济活力的不足，也决定了南通不能拥有宁波与上海争夺世界航运中心的底气。筑巢引凤可作为一段时间内迅速提升经济规模的捷径，却不是富民强市的根本大计。涌入的海外、台湾以及外市的资本，数额再巨大，也还是改不了他们的本性。在完成他们的增殖，增加当地GDP和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在奴役；即使当下他们收益丰厚，他们也还是会向全球张望。水朝低处流，资本向回报高处涌，可悲的是当江南劳力成本优势不在时，万恶的资本不会因此转道江北的，毕竟太近了。倘若，南通能有更多的建筑“铁军”般的自豪，启东能有更多盖天力式的骄傲，无论是自卑还是自负都不会如此强烈，相对拙劣的招商引资也不会如此迫不及待。你可以视而不见，你可以掩耳盗铃，但你却无法逃避一意孤行后的灰飞烟灭的惩罚。
实事求是，叫喊了很多年，却仍杜绝不了主观行事；因地制宜，写满了文书，却还是阻止不了盲目跟风。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外地涌入的民营资本与境外资本都不是自家的亲儿子。他们连候鸟都不如，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下乡上山的下放青年，还来不及扎根，风向就变了，他们也飞得永不回头。自力更生离开了一定的说话语境，较少提及并不代表理由不存，道理不在。无论苏南还是苏北只有孕育出数目巨大的本地民营资本的充分涌流，激发出民间活力的充分涌现，才是避免苏南总量大而收入低，才能杜绝苏北鹦鹉学舌、邯郸学步，经常象墙头草一样的不知所措。
（草于2003年6月）
江苏发展思考
（九）——沿江开发与苏北振“新”
有为的政府得力的行为会对经济格局和整体实力产生非常巨大的即期意义和深远影响。
浦东开发，受益的不仅仅是浦东的面貌和川沙的农民，他还推动了浦西、其他郊县以及长三角乃至全中国。沿江开发的意义，异曲同工。
沿江开发的实质是将两岸按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整合为一条绵延432里的开发区。
只要前提有所改变，即使最终的结局不变，其走向结局的细节通常也会变化。
如果长江是一条龙，那么崇明是它的口条，南通与上海是双唇。
如果淮安、盐城不能崛起为江苏的台州、温州，那么南通的发展对于苏北的小康和率先就有无法替代和跳跃的意义。
一条高速，可以繁荣两点，也可以带动几处，但却难以直接带领一串。
温台人人是老板的奇迹已经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简单复制再现了。
从南通到徐州，从江都到新沂，涌起出上百万的建筑民工。这与浙江百万经商大军散布全国形成了沿海省份人员外出的两大奇观。
包工头与民工的身份通常难以互转，因此包工头也容易懈怠。
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激发人的创业激情和无意识的培养出本地人的创业能力。
浦东开发吹散20世纪80年代上海发展的阴霾，成为上海90年代容光再焕的肇始，也使上海重新成长为长三角再造优势的龙头。这充分证明了有为的政府得力的行为还是会对经济格局和整体实力产生非常巨大的即期意义和深远影响。经历了90年代后半期经典苏南模式的终结和新世纪初南苏北或苏中增长乏力严重拖滞全省“两个率先”步伐后，在省委省政府摇旗呐喊下隆重推出的沿江开发，确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沿江开发是江苏的浦东开发，只要能因地制宜地发挥出江苏沿江应有的优势，乘浦东开发而重写上海经济版图和全国形象的辉煌历史，在江苏再现并非不切实际，痴人说梦。
沿江开发，顾名思义，开发沿江，这种理解多少让沿海的洋口、吕四等地凉气倒吸，也让迟迟不见起色的北苏北无法兴奋。其实，这些多少有点片面。正如浦东开发，受益的不仅仅是浦东的面貌和川沙的农民，他还推动了浦西、其他郊县以及长三角乃至全中国。沿江开发的意义，异曲同工。
由于江苏民间自身造血能力的欠缺，吸引诱人的行政区外的投资是江苏始终摆放不下的重心。既然当下无法拥有与浙商相提并论的那种家资和数目巨大的苏商，重点置放于吸引“外”资，也就情有可原了。沿江开发的整体逻辑同样离不开这一贯的轨迹。
如果回到1990年之前，今日江苏发展不算如意；如果只上溯至1999年，今日江苏举省上下透露出来的喜人气象的确堪称优秀。其中，得益于政府，得益于WTO，得益于国际资本加速转移的春风和东南亚及日本、韩国留下的产业缝隙，更得益于长三角得天独厚的区位和基础。沿江开发与1980年代的上海经济区跨行政区协调规划不同，也与南京、徐州等都市圈规划不同，沿江开发由省委省政府统一牵头，规划重整两岸的产业协作，即使取不得预期的效果，也会为今后的发展留下一笔可以得意的财富。规划先行，即使存有弊端也会有其妙处。沿江开发的实质是将两岸按较为科学的划分标准整合为一条绵延432里的开发区。所以，必会阻止一些地方盲目上马，主观乱舞的挖尽今日资源贻害后人和周边的愚蠢的开发行为，为大江两岸留下一片可以流畅欣赏的江畔画面。
然而，问题也因此而来。
开发沿江岸线，打造临江深水港，建立在深水岸线的基础上。但长江并不是处处都有深水岸线。即使今天是深水岸线也不能保证永久如此。沧海桑田，在水流的变化下，水道也在变迁，曾经的江滩可以变成南京龙江一样高楼云集的城区，曾经的陆地也可以被重新洗刷为河床。曾经的镇江深水港今日几乎被淤塞殆尽，曾经孤悬江中的金山、焦山几已成陆，急得镇江不得不把很多项目无奈地放在城东数十公里的大港。一个原本一体的城市变成了一个哑铃。造化弄人，江水在冲塞镇江港的同时又为江北造出了扬州深水港，使扬州有从运河时代走入长江时代的资本。水流可以影响，却不能控制，否则，镇江也不会如此无奈的在江北江床上扔下价值数千万元的石块期待保持江南的码头。
对于江苏最要命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变数，三峡工程拦去的金沙江的甘露，南水北调抢走的扬子江的乳汁，对江苏长江两岸和长江上的生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虽有无数专家学者“认真”的论证、预言，但在抗SARS的过程中，中国学界庸俗的论证太多，妄断的结论太烂，匆忙而行的动作太急功近利，效率低下，已让人无法对中国科学家的“科学”成果抱有无疑的信任。对不该信任的人委以信任，既是对他的嘲讽，更是对自己的侮辱。三峡拦去的几百亿方江水对荆江、皖江和扬子江的形态和两岸的生活产生的改变，以及海平面可能上升的危险，等等，始终看不到江沪未雨绸缪的应对之策。江水变缓，泥沙淤积，来水减少，海滩萎缩，……存在着一系列可能的问题。黄河三角洲因黄河断流在近几年内面积不增反减，长江含沙率远没有黄河高，长江可预期内也不太可能淤塞，但只要前提有所改变，即使最终的结局不变，其走向结局的细节通常也会变化，这个应该得到重视。
南通作为上海的附属区位永远不可能跟嘉兴相提并论。嘉兴与上海的地理亲缘和苏州与上海的地缘，没有本质差异。但南通却有，南通与上海的关系，要么是与上海比肩而立，要么比照宁波。可惜的是，尽管部分城市曾因交通区位而繁嚣无比，但“倒了高家堰，淮扬不见面”的事实还是让历史上淮扬的繁荣改变不了苏北广大农村的过于贫瘠。苏北农村在近代与苏南农村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这在从漕运走向海运，从运河时代转向长江时代和海洋时代后，结果是上海的崛起，而非南通的通天。虽然近代的南通因为风云人物张謇的个人努力而留下近代民营实业史上最浓重的起点，但仍然改变不了江北的南通无法与江南的上海遥相呼应的事实。如果长江是一条龙，那么崇明是它的口条，南通与上海是双唇，上海是下唇，而南通是上唇。这一点，南通不该继续浑然不觉。而南通与上海相比，实力过于悬殊也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上唇太过单薄，上下嘴唇不匀称绝对不美，因而，南通的发展也不仅仅只该由南通人关心。这一点，上海也必须明白。由于崇明脱离江苏划归上海注定了它不会被上海遗忘，计划在那么宽的江口修建过江通道顺理成章，也反映了上海的魄力，而这客观上也是南通的机会。崇启大桥、崇海大桥表明着一种上进，也是一件幸事。但仅仅寄希望于此显然还无济于事。
如果淮安、盐城不能崛起为江苏的台州、温州，那么南通的发展对于苏北的小康和率先就有无法替代和跳跃的意义。沿江开发不仅是个机遇而且是个推动。大力叫嚣洋口港或吕四港的建设还显得过于超前，且地方财力有限。如果完全由外资建设，未来收益时，当地又过于尴尬。所以发奋图强时不我待。启东、海门与太仓、昆山、吴江比起来，一是人口太多，二是引资资质先天不足。但其自发发展的基础却并不薄弱。南通的“铁军”名扬天下，二建、三建、四建等是全国建筑业的中流砥柱。而同时，海门的小商人可以不弱温州人似的练摊东欧，盖天力和东盛科技全力打造启隆沙，这些理该成为海门、启东的法宝。南通本部与苏州都是长江的腭，而海门、启东才是与浦东、浦西对应的唇。金山、乍浦、盐官是长江的第一下巴，而宁波是长江肥硕后自然下垂的第二下巴。与几个肥硕的下巴比起来，尽管人均收入不低，GDP相对不弱，但上唇还是太单薄。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北方人特别是东北人曾大叫的。东北铁路密度冠全国。但这是建立在东北物产丰富基础之上的。大量的矿物资源需要物流交换。煤与矿石远比粮食与棉花的运量大。苏北腹地曾经一直没有铁路，直至今天，绝大部分苏北人还没有坐过火车，因为过去没有必要坐，现在去北京打工又有工头包的汽车。但有没有铁路不能成为苏北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温州、台州的交通曾经比苏北更闭塞，山路更凶险，但温台的假货还是可以源源不断的运销全国。所以，没有路就不能发展显然是一种托词。交通大发展固然可以创造更有利的物资人员交流环境，但也可以加快使没有潜力的道路途经地区的加速边缘化。原先的312国道两侧绵延的是一连串的低等三产，即使档次不高，但依旧还是发展了当地的经济，丰富了沿途部分民众的口袋，为富民口号作出过贡献。一条二级的国道是一条参差不齐的珍珠串，有假珠，但也会混入珍珠。而一条高速，直接来说，可以繁荣两点，也可以带动几处，但却难以直接带领一串。为什么宁连公路的安徽天长段曾经建的艰难，而且封闭的更艰难，其源出于此。宁连一级公路安徽段沿线围绕公路做文章的农民的收入肯定高于北线。你从两边无数的饭店的存在就可以知道。这隐藏启示。
沿普通国道绵延的店铺或许低俗却很自然。那利于没有受过教育的或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从无到有的创业。虽然那可能存在生态和道德的代价，却很天然。这对于一个地区，总比把所有人都赶到外地却做每月只挣三、四百元的工资强。温台人人是老板的奇迹已经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简单复制再现了。但一个地区所有人都变成劳工也绝对不是幸事。白领、金领再怎么样也是受雇于人。压力和束缚也就总是在所难免。创业者起始的压力或许更大，但走上正轨后，其受益就可大大抵消压力。
在江苏，从南通到徐州，从江都到新沂，涌起出上百万的建筑民工。这与浙江百万经商大军散布全国形成了沿海省份人员外出的两大奇观。相对于固守农村做剩余劳动力而言，每年1万元左右甚至更多的劳务收入蔚为壮观。但这以“月落而作，灯熄而息”为代价的。科技的发达加大了建筑民工的劳作力度和强度。对他们来说，因为有电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了。南通到三泰到盐城以及金坛，一批包工头活跃无限，尽管包工头的收入与建筑公司的利润无法并论，与城里的房产开发商的暴利也无法比肩，但与普通的仅靠卖劳动力的民工而言，则已经丰厚无比了。浙江每个村子出去的集聚在市镇单干，而江苏的每个村子出去的则既是分散的又是聚众的干着同样的没有太多创造性的简单劳动。今天收入相对较高的浙江商人，在资产不如自己的他人特别是也以经商为生的人面前，他们不会过分炫耀，更不会跋扈。因为，把追求财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不会嫌钱少，也不会高枕无忧，只要一招不慎，今日财产逊于他的商人，碰巧投机到一个好的项目，就可以立竿见影的超过他。而在江苏，包工头与民工的身份通常难以互转。包工头占有了太多的资源和悠闲，而普通建筑民工除了日以继日地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一小撮民工即使有幸成为工头，也很少能够比先前晋升为工头的人轻松。这样，包工头与浙江的从事小商品经营的老板比起来，一开始的收入起点可能很高，但往往不久就懈怠。小富即安，远没有遍布各个行业的浙商那么灵活。
没有理由相信，仅靠淮安的高速公路优势和新沂、海安新的铁路枢纽地位就能够改变苏北整个区域的落后。的确，人是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地区的长远发展的关键是在于如何激发人的创业激情和无意识的培养出本地人的创业能力。
沿江开发的实质是使整个沿江成为一个绵延四百多公里的开发区。如果，与苏南、杭甬绍强劲的发展势头比起来，通泰扬活力不足已经让长三角制造业中心南移、北翼缺失成为一种趋势的话，那么，加快新一轮沿江开发可以被看作是江苏应对这场竞争的对策。顺利的话，尽管不能在根本上减少民富的落差，也可以加重长三角北翼在GDP总量比较中的砝码。
（草于2003年6月）
江苏发展思考
（十）——外向型与乡村工业化
外向型不是外生型。
接引京沪双向辐射的条件得天独厚，却也注定了江苏温文尔雅不敢突破前卫大踏步前进的宿命。
没有吃通实质的实践往往会南辕北辙。
改革的最大悲剧不在于不改，而在于今日的改革却在为明日的改革制造出更大的障碍。
错误地把外向型仅仅理解为引进外资，把本地的发展寄托在外来资本的基础之上，当地人只满足有工可做，有薪水可拿，虽然事出有因，却会因小失大。
人总是喜欢跟风，而中国人更喜欢盲目跟风。
不知天高地厚的模仿，形似自杀，实质也是自杀。
改革与开放，在1978年之后的简化汉语语境中，基本上总是并肩相伴。
上个世纪80年代，除几个经济特区之外，发展较好的地方，都在原先的规划中找不出条文。
现实生活中，商人被咒骂，更多的是因为被嫉妒。
无农不存，无贸不活，无工不富。
农业是基础却不是关键。
对于农业基础良好的地方“给之艳羡而后活”；对于农业条件恶劣，温饱有虞的地方，“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从农业走向工业的过程应该与民智开启同步。
纷繁复杂，虽然不符合正统的美感，却会生机勃勃，不符合当下虚妄的一统迷雾却利于千秋万代。
在缺乏资本相对落后的地区，只有孕育出一定数量的本地人资本，才能避免当地人在外来资本的不断升值中被不断边缘化。
白手起家者实乃是环境和自身的不断历练的经历使然。
商贸的繁华，流通的活跃，必然带来制造的兴旺。
在浙江，一个地区拥有响彻全国的名牌背后还会有无数个同业兄弟，而在江苏往往却只有一家，像个独生子女。
情感上的孤单影只影响经营上的热情，往往是常态。
外向型不是外生型。当大江南北都在叫嚣着外向型是区域经济的牛鼻子的时候，已经被明示的危机又在进一步被掩饰。
江苏跨江临海，东迎上海，北连北京，无论铁路，还是公路，江苏都是中国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连线的必经之地。接引双向辐射的条件得天独厚，却也注定了江苏温文尔雅不敢突破前卫大踏步前进的宿命。
除了社队工业异军突起外，江苏大多数的发展策略都与中央既定的发展准许紧密相连。乡镇企业作为国营经济的孪生兄弟，于是，原只在苏锡常露尖的乡镇企业被人为地推广到苏北。中央在看到广东的乡镇企业危机和浙江的民营经济及股份制改造创造的奇迹后允许集体企业和中小国有企业改制后，江苏才敢将乡镇企业股份化、私营化，而且又是运动式的。外向型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着重点，江苏全民上下又在“不惜一切为引资”。大企业战略和外向型经济固然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这正如将无数个小舢板用铁链连起来在吨位上超过“里根号”就是航空母舰一样令人发笑；就像将整个区域内所有民众驯化为外来资本雇佣的高级技工就是现代化一样让人无言。没有吃通实质的实践往往会南辕北辙。改革的最大悲剧不在于不改，而在于今日的改革却在为明日的改革制造出更大的障碍。经济发展的战略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如此。
无视外向型经济的意义和价值，埋头苦干，实在不智，对于内生型经济出现困难的当时江苏更是如此。工业化的潘多拉盒已经不可避免地引来了一体化。游离于体系之外的，只能是像朝鲜一样自甘孤立的怪胎，只能是建设表面上的天堂。但错误地把外向型仅仅理解为引进外资，把本地的发展寄托在外来资本的基础之上，当地人只满足有工可做，有薪水可拿，虽然事出有因，却会因小失大。
外向型不只是外生型。一个广域的地方改变落后的面貌，如果它已获稀缺的资源，它可以招来凤凰从而不劳而获、一本万利地收取凤凰蛋。倘若它的资源并不独特，对外界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或原本就匮乏资源，把精力硬往外向型靠拢，就像在没有石油的地区架平台、打油井，不仅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更会挫伤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心。最终滋生自叹不如、破罐子破摔的绝望，从而裹足不前、相对后退。人总是喜欢跟风，而中国人更喜欢盲目跟风。并不是所有的盲目跟风，看似自杀的行为都会出乎意料地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于大多数本不知天高地厚的模仿，形似自杀，实质也是自杀。
改革与开放，在1978年之后的简化汉语语境中，基本上总是并肩相伴。改革是为了开放，开放旨在促进改革，尽管就全国而言，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绝对荒谬，但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某一时段，淋漓尽致地告别旧体制、颠覆***惯，确会有出乎意料的收获。昆山即是如此，与20年前的昆山相比，除了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外，其他的一切都已经天翻地覆。上个世纪80年代，除几个经济特区之外，发展较好的地方，都在原先的规划中找不出条文；进入90年代后，所有农业发展仍是重中之重、欣欣向荣的地区，都难以再被富裕垂青。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作为自发的交换运动，必然是人为特征鲜明的计划所把握不准的。工业成为主宰，大规模的农业退居次席总也难免。即使在现代工业社会到来前，富甲全国的，除了帝王和类似和珅的将相外，便是以流通为主业的大商巨贾，而不是以收田租敛家资的地主豪绅。尽管士农工商，商处于末，但在全国而言，处于最末的商总会因为财富而获得超出儒家说教体系为其预设的地位。在现实生活中，商人被咒骂，更多的是因为被嫉妒。尽管富裕并不一定源于经商，诸如继承或腐败，但认真的不屈不饶地经商却一定会走向富裕。
无农不存，无贸不活，无工不富。农业是基础，综观改革开放二十年，所有发达的地区都不是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地区。即使是在温州，雁荡雄美、楠溪秀丽，平原虽不辽阔，但发展农业的天然条件却得天独厚。不足的仅是，温州人口增长得太快，最终平摊到个人，只有 0.3亩不到，让人误以为温州是一个条件艰苦、资源贫瘠的地方。农业是基础。自发性的经济快速发展都离不开这一点。苏南如此，珠三角亦是如此，厦漳泉、胶东还是如此。
仅仅有农，氛围显然不能活跃。农业经济始终是封闭经济。从农到农只能是自然经济的无限循环。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式大农场经营和日韩式高密度高集约化经营，都并非这样，它们都来源于从工到农。推动农业从小农到大农，从自给自足到农业产业化，显然不能立足农业谈农业，这类似“提着自己的头发想飞天”。农业是基础却不是关键。无论农业基础良好的地方，还是农业禀赋平平的地区，整个区域若想富裕，远离农业都是方向，而工业便是手段。对于农业基础良好的地方“给之艳羡而后活”；对于农业条件恶劣，温饱有虞的地方，“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从农业走向工业的过程应该与民智开启同步。市场经济的前提是自由的个体。自然发生的东西永远是最和谐的。农业工业化，即使不能完全如此，起码也应该尽量复原这种过程。多元化总比一元化活跃；整齐划一的模式始终是个终点，最终万马齐喑；纷繁复杂，虽然不符合正统的美感，却会生机勃勃，不符合当下虚妄的一统迷雾却利于千秋万代。
最有前途的农村工业化显然应该由当地人主导的工业化。引来的区外资本，是为了使当地从土地转移的农民成为廉价的劳工；主办的上级政府，则是希望淳朴的农民就地转化为温顺的工人。两者都应警惕，特别是前者。一般的劳工和普通的工人，赖以生存的，除了劳力外，就是透支的生命。更深一点的智慧实在用不上，只要按部就班地简单劳动即可。资本总是希望维持自己的独尊地位。在缺乏资本相对落后的地区，只有孕育出一定数量的本地人资本，才能避免当地人在外来资本的不断升值中被不断边缘化。当然，并非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因此而资本丰裕，但大部分地域的天生资质中绝不该缺乏这种基质。曾经的徽商、晋商和正在成为过去时的潮商，都是证明。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就有成为企业家的可能。所有的白手起家者绝非天生如此，实乃是环境和自身的不断历练的经历使然。
仅靠注重工业生产和实业制造就已发达的苏南和珠三角西首自发的本地工业化，只是特定时期特定的偶然。过了那个时代，这样的自发工业化就已明日黄花。无贸不活。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经过浙商群体的演绎已经不再是神话。而浙江经验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无贸不活”。然而贸绝不能孤立，贸可以富一人，富一城，却不能富一地。
商贸的繁华，流通的活跃，必然带来制造的兴旺。而且商贸不像大工业，所有从事商贸活动的人都不会仅仅只依靠出卖劳力，嘴皮和脑袋是必需的要素，阅历愈练愈丰是必要的过程。只要具备这些，就有可能成为地域的贵族，类似当年的徽商。温州三个一百万：一百万从事国外贸易，一百万从事国内贸易，一百万从事组织生产。仅提及温州商人只是因为约定俗成。温州的工业制品从来未绝，而且档次还在不断提升。苏南人和费孝通先生认识到“无工不富”，却没有意识到“无贸不活”。于是，由于政府的偏导、民间的大意，实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更高的苏南人和江苏人落伍了，也削弱了自己应得的尊敬。妙桥和横扇的羊毛扇集散地和生产基地的桂冠只得转手给桐乡。这还只是缩影。牵一发而动全身，整个链条甚至还延伸至南通建筑铁军在全国地位的下滑。没有商贸服务业的支撑，企业规模的做大与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就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这也是森达孤独和爱特福寂寞的原由。在浙江，一个地区拥有响彻全国的名牌背后还会有无数个同业兄弟，而在江苏往往却只有一家，像个独生子女。情感上的孤单影只影响经营上的热情，往往是常态。
“外向型”经济于是也有了两个极端，温州的内生外走型和苏州的外引外生型。也有了浙江在上海起码5万家的投资企业，而江苏只有1万家。在外地浙江商人、温州商人名头震天动地；而江苏商人、苏州商人却声音颤微。当年无锡商人的至上荣耀并不仅局限于无锡，在无锡成为中国五大工业名城的同时，荣氏到了上海，而周朴园也到了唐山。江苏要重建这种荣耀，显然任重道远。
（草于2003年10月）
江苏发展思考
（十一）——江阴之梦的浮沉及其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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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早年进入创业核心的人继续兴业外，大多数农民已经安于做工拿工资了。
地域创新活力源减少，没有形成大、中、小老板层次鲜明、递补有序的序列。
那时，发展好的地方，基层政权的勤勉是个重要条件。相比于广东外向型模式争论较多，浙江尤其是义乌、温州假货盛行、声誉颇差，苏南无论从百姓实惠还是中央认可上都是辉煌鼎盛的时期。
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兴办实业主体的变迁顺序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
政府是一个腔调，而民间是无数个声音，政府是有组织的无组织，而民间是无组织的有组织。
所有的佃农都希望成为地主，但并不是所有的佃农都能当好地主。
夏天种水稻，可以在秋天收获；但错过了夏天，在冬天补种水稻，付出更多的努力不仅得不到应得的回报，还可能一无所获。
市场是政府所包揽不了的。
强力的政府意志可突飞猛进地提高民间意志的层次。但问题是，谁也不能保证政府意志永远领先于民间意志。
当无锡“华夏第一县”的殊荣破灭后，当典型的外生型工业化的昆山之路风光后，江阴模式是江苏硕果仅存的内生型县域工业化模式。然后挑起这种重担的同时，江阴已经疲惫。当1988年之后，由于跑得太快，企业相对做得太大，吸引农民太多，除了早年进入创业核心的人继续兴业外，大多数农民已经安于做工拿工资了。随后，经过90年代苏南模式江苏化的推动，作为主要源起地的江阴，更是登峰造极地做大了这种格局。时至苏南模式企业神话破灭，江阴无意中抓住（买壳）上市的契机，成为华夏第一“股”县，创造了苏南模式更新后的典范——江阴模式。但危机同样肇始于此。一些企业大了，却掩盖了地域创新活力源的减少，没有形成大、中、小老板层次鲜明、递补有序的序列。企业大了不是坏事，但遏制了本地居民不断创业的冲动则不是妙事。于是，这种缺乏成为江阴、张家港的软肋，而现在正在发威。
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江阴有两个政府和民间期盼和推动的梦想，一个是一桥飞架南北，凸显江阴的交通枢纽地位；二是江阴、张家港、靖江合并，三江升格。这是七、八十年代江阴草根性质的经济迅猛发展的必然要求。也顺应了乡村工业化到城乡一体化的这个当时普遍流行的逻辑。而江阴县（市）政府在其中出力颇多。那时，发展好的地方，基层政权的勤勉是个重要条件。相比于广东外向型模式争论较多，浙江尤其是义乌、温州假货盛行、声誉颇差，苏南无论从百姓实惠还是中央认可上都是辉煌鼎盛的时期。民间的力量，“给之艳羡而后活”的动力焕发了无穷的兴办实业冲动。基层政府在这个时候顺应了这一趋势，或者说，还是这种民间力量的代言人。当时的基层政府的对经济利益的期望与民间的追求是重合的。江阴造桥和升市更多地是民间力量和意志的表露，而缺乏从大局、全局考虑的因素介入。与此对应，无锡县、武进县、常熟县以及沙洲县（张家港）、宜兴县、吴县，大体情况一样。自力更生不是可以创造出来的带有意识形态烙印的自说自圆的托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所有的创造必须是确立自主意识后四处吸收所长的独立钻研，否则，没有自主产权的努力只能是低俗的模仿。
但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是个界线。江阴从县变为市后，江阴自主表达的愿望受到了阻碍。一方面是曾经行使民意的中间分子成了既得利益者，比如乡镇企业厂长、村组干部，他们是第一波的冒尖者，自身的行为逻辑杂糅着为他人谋福利和不要让他人超过他们的双重考虑。但是这种想法并不紧要。紧要的是，环境变了，苏南乡镇企业格局下，曾经几乎人人都有的办实业的冲动和愿望也难以实现了。单干要受尽歧视，而加入组织，先入行的人已经基本分割完岗位。可以做推销员，四处奔波，像浙江小商人的行程，却不用承担那样的风险，当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物质或精神的斩获，于是，苏南基层一般民众自主创新的活力被无形束缚了。不论苏南还是浙南，早期的发展，省、地特别是省一级的作用并不太大。大政方针由中央定，具体措施超越县级已经失去可行性。“给之艳羡而后活”是苏南，“置之死地而后生”是浙南，其主体都是农民。但不同的是，在苏南，随着乡镇企业实力愈大和强者愈强的规律，兴办实业主体的变迁顺序是从农民到农民中的精英再到精英中的精英；而在浙南，商贸和实业的从事主体从农民中的精英到一般的农民再到几乎所有农民。苏南兴办实业的风险，从全民逐渐到精英；浙南兴办商工的风险，从外出历练的类似乞丐中脱颖而出的精英走向普遍的农民。于是，前者走到尽头，风险最终的承担者是政府；而后者走到末尾，风险最后平摊到整个社会。当所有的人都在承担风险，风险就不会太大，只有少数人在承担，而大多数人按部就班置身度外的受着小惠的风险却反而会被放大。在海中一条吨位不大的小船遇到了波涛汹涌，所有人都知道危险，然后行动起来，试图力挽狂澜，希望就不可谓不大；反之，一条巨轮，撞上了冰山，只有船长和部分领班参与出谋划策，而大多数乘客和船员懵然不知，束手高搁，沉没的危险就不可谓不小。这是很明白的道理。
如果仅仅着眼于管理、统治，一个强大的社会对于政府来说不是福音。反之，如果以服务为己任，那么强大的民间力量的存在就是一个有为政府所不可或缺的。政府是一个腔调，而民间是无数个声音，政府是有组织的无组织，而民间是无组织的有组织。政府的决策有明确的目标，在实践中却往往失去方向。民间的意志，看似无头无绪，无形中却有一个大体的走向，尽管它需要解脱束缚，不急不躁地行使构建好的一个机制。发展地方经济的主体最终成了寥寥无几的几个寡人，即使原本没有党政背景，最终仍然会走进政府，兴盛一时的苏南乡镇企业在机制上走向尽头也就无法避免。伴随这个过程，乡镇企业的头面人物的集体意识也从民间意志的表达逐步转化为被政府意志所左右。进入政府也就进入了现有体制，在形式上与民间就有了距离。20世纪80年代末，江阴设立地级市和兴建大桥的呼唤，是民间意志表达的最强音，也是危险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从下还是顺上的关键，当被当年江阴人寄予厚望的市长上调无锡后结果已经出来。而温州不同，政企一直结合得不浓，而且创业者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在当地发迹，于是政府也逐渐从凌驾社会之上，渐渐地与社会平行。政府的职能进一步明晰，而民间力量进一步强大，两者互动，不断升级地方产业和声誉。而在江苏，从中央传下的治理整顿要求，基本不打折扣执行的江苏也先后被广东和山东超越。而随着90年代经济繁荣的福音传播者和主导者已经转变为请来的“僧侣”，又加大了地方政府凌驾于在当地社会之上的趋势。政府是服务型政府，但服务的对象不是本地的民众而是外商。这是一种无言的悲哀。政府的政绩、财税和荣光都由外来投资推动，本地人渐渐变为只是廉价劳动的提供者，倘若被重视也只能是幸运地被施舍，而这靠的更多是别人的道德而非自身的实力。民间不仅创业冲动受到压制，而且创业能力也受到抑制。所有的佃农都希望成为地主，但并不是所有的佃农都能当好地主，长久地反复几次，不安心的吃尽了苦头，于是只安心做好佃农反而却成为他们自认的本分。……
进入90年代之后，浦东开放、小平南巡，苏南沿着原来被打断的道路和轨迹继续走了下去。精神可贵，但实在不智。夏天种水稻，可以在秋天收获；但错过了夏天，在冬天补种水稻，付出更多的努力却不会得到更多的收获。道理同样。进入90年代后，1993年浙江率先将温州模式浙江化，浙东、浙北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纷纷股份化，民间的力量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在发挥张力，这是今日可用浙江商人之名扬弃温州商人的原由，他们将走向政府的精英重新放回了社会，进而带动了社会泛老板化。如果没有这一条，原先与苏南一脉相承的浙北不会出现嘉善木具集散中心、桐乡羊毛衫集散中心、海宁皮制品中心、南浔地板制造中心等殊荣。柯桥、义乌、柳市、路桥等更不在话下。江苏就远没有浙江幸运。市场是政府所包揽不了的。市场与企业的结合要有机，而这项功能政府是不能像当年建厂就不愁销路的思维定式下安排出来的。江苏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浙江也并非对此有清晰的认识。但偶然的差失，改变了天和地。江苏依赖了外资却让本地老百姓创业能力显露出萎缩。全国最有实业兴办传统的苏南虽然保持小康生活水准，但富裕却不再冒尖，这也造成了改制后拼出来的民营经济大省，却缺乏成群结队的民营大户。常州红星、月星家具名声打了出来，武进的木业却赶不上嘉善。同时，张家港、常熟、吴江的羊毛衫敌不过桐乡；盛泽、新桥的纺织比不过柯桥。
进入1990年代后，江阴的梦还在，但形式已变。江阴大桥的资金虽差不多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情形已经大不如先前。后来居上的张家港及其享誉全国的张家港精神就是终结1980年代苏南风光无限好的主导精神。这让三江合并更不现实。只是靖江相对愈来愈差，对江阴也由羡慕转为仰慕，让江阴的虚荣还能有点受用，但这种过程对江苏来说是无言的尴尬。曾经作为苏北最好的靖江在1990年代如此相对裹足不前，的确令人深思，真是仅仅因为长江吗？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再提两江合并，更多的是政府意志和上级想法在主引。而活跃的民间已失去了呼声。
政府意志与民间意志未必不能相合。甚至强力的政府意志还可突飞猛进地提高民间意志的层次。比如韩国、新加坡的奇迹，也比如张家港精神对张家港面貌和民心的改造。但谁也不能保证政府意志能永远领先于民间意志。这是困难之处或悲哀之源。
（草于2003年10月）
江苏发展思考
（十二）——县域困境和外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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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次百强县的评比中，前十名中，苏南基本上都维持了一半左右。因而此次前十名占六席对苏南来说也并无值得过分欣喜和特别骄傲的理由。
改革前的浙江除了浙东、浙北与苏南差距不是悬殊外，其他县市的综合竞争力很少能够超过通海启、三泰的。
发现期间培育的外向型取向小有成就，可以救急，但却没有深究要害；加上国际资本加速转移，又加大了对外资路径的依赖，从而忽视了对内生型的应有重视。
好的经验四处推广无可厚非，可怕的是，经验原本就值得商榷，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推演。
原先省内差别与广东相比不大甚至还有过之的浙江因为并没有对外资充满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四处播种，金温台等原先落后的地区迎头赶上，甬绍杭嘉原先较好的地区更上层楼，最终遍地开花，得以以用远少于广东的政策优势，逊于广东的地缘便利，创造出远优于广东的省域竞争力和县域模式。
水里有鱼存在，便可知道不是死水；路上有人来往，便能判断并非死路。
外资是块馅饼也是个陷阱。
赤裸裸的增殖是资本唯一的最终目的。
苏南，政府亲善、占尽地利天时，是国际资本转移的上选之地。苏北，劳力丰厚、成本低廉，确是浙闽民资增殖的福地良区。
海外的资本、行政区外的资本和当地的资本，当然有共通之处，但差异也不可忽视。
成熟的后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不仅仅是外来资本的养殖场，更应是本地资本的炕房。
全省学昆山，重点要放在昆山精神的精髓和昆山经验与本地实际的结合之处。
并不是所有昆山经验中的做法都可以在外地复制。
有的路暂时可以走下去，最终却走不出去。
2003年公布的全国县域百强县，浙江有26个，江苏只有15个。单就数量上江苏与浙江已经差距显著。而从所占全省比例上来说，浙江有近一半的县入榜，而江苏只有二成稍多。虽然，在最强的前十名中，江苏占了六席，但这依然难掩江苏无尽的尴尬。苏南一直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原先的基础雄厚，注定了与其他地域的不同起点。在改革之后，历次百强县的评比中，前十名中，苏南基本上都维持了一半左右。因而前十名占六席对苏南来说也并无值得过分欣喜和特别骄傲的理由。如果论及县域当地居民的创业活力和财富掌握，苏南就更有苦衷了，苏南的引资早已超过珠江三角洲的县域，在全国独占鳌头，倘若剔除掉苏南的境外资本和外地资本的贡献，搁置GDP，单论当地人的GNP，这些县市能进入十强的可能只是寥寥了。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江苏进榜的十五个县市挖去进入前十名后仅有九家，其余的全在百名开外，而在十年前，江苏进入百强的最多一次却达到了二十六个，为什么短短这几年内，减少得这么厉害？有人拿并区来搪塞，但浙江的萧山、鄞县、余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毫无疑问，必须正视江苏整个省境内县域竞争力相对衰微、位次下滑的整体趋势，也必须反省江苏后进地区与先进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原由。除了原来领先的还在勉强地领先、尚可圈可点外，以领先者为榜样的江苏军团其他成员，为什么相对乏善可陈、愈跑愈慢？江苏，无论从人力、智力还是经济基础、文化支持、发展条件上，整体上都好于浙江。当年的浙江除了浙东、浙北与苏南差距不是悬殊外，其他县市的综合竞争力很少能够超过通海启、三泰的。这个现象耐人寻味，也让江苏如芒在背。
乡镇企业的历史功绩不应磨灭，尽管固守乡镇企业神话、盲目扩张是个症结，却不是全部。1992年后，苏南迎来了一个短暂的黄金期。表面上的繁荣带来过光环的巨大虚荣，气泡破灭后陷入失望的江苏也因此失去了冷静，在拼力挣扎时，忽然发现期间培育的外向型取向小有成就，可以救急，但却没有深究要害；加上国际资本加速转移，又加大了对外资路径的依赖，从而忽视了对内生型的应有重视。外资挂帅成为苏南各级政府的普遍状态，外资兴盛的假象是各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也成了苏南民众沾沾自喜的却束缚了创业能力的麻醉剂。好的经验四处推广无可厚非，可怕的是，经验原本就值得商榷，还要不分青红皂白地盲目推演。此后，江苏各地引资特别是苏北甚至上演到荒唐的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全省的内生力量在乡镇企业恶性膨胀造成的伤创还未愈合之时进一步受到重创。
并不能一定认为1980年代苏南自发的社队工业建立在有意识的理顺思路的基础之上，那有太多的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偶然因素。环境不同，提供的条件当然会有差异。人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无法决定的差异，地区的发展也有类似的因素。很多时候，成就了伟业，个人努力虽不可少，背景却更加重要。苏南的危机和江苏的不幸都根源于此。不能对当时当地的参与人员过多的诟议，但要想在此之后，能够拨乱反正，真正推动县域经济的良性发展、打通历史程序的血栓之处却是必由之路。苏南经验的全省推广，如同政府主导的乡镇企业恶性膨胀一道，是今日江苏县域经济活力不足，GDP大CNP小，好看不实惠的两大致因。这也是全省的教训。意义也不应仅限于一省。
事实上，单纯指望外生性的经济振兴，远处的巴西、墨西哥不提，近处的泰国、广东的教训已经表露得太多。泰国曾是东南亚引资的一个缩影，但泰国经济奇迹繁荣后，一方面曼谷城市恶性膨胀，社会发展严重失范；另一方面北部乡村日渐萧条，社会风气和生存态势严重畸形。繁荣的得益与代价的付出，严格计算起来未必是得大于失，其发展模式的美誉度和实际效果远逊色于韩国模式。在国内，广东是另一个前车之鉴。曾经的广东神话在浙江进一步崛起，在潮汕走私、造假被遏制进而夹着尾巴后，被人看清了真实的面貌。广东除了珠江三角洲尚有可圈点之处外，其他地方都出现了严重的县域经济增长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最终又造成了并不优良的氛围从而遏制了曾经风云中国的类似健力宝、乐百氏、科龙、华宝等著名品牌的提升。究其根源，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忽视培育扎实可行的县域经济增长点没有及时提升层次难逃其咎。而且，西边的湛江、东边的汕头都因为这种不智的路径依赖成为主流，从而在偏计歪方上下了太多功夫，弄得今日当地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最终甚至丢弃了潮商、粤商闯荡南洋打就的非常宝贵的诸多品德。因为不能四处开花，一枝独秀的珠三角由于地缘优势惯性前进的光芒更显耀眼，占据了广东80%的产业，非患寡而患不均，从而给广东全省的良性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和阻力。而原先省内差别与广东相比不大甚至还有过之的浙江因为并没有对外资充满过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四处播种，金温台等原先落后的地区迎头赶上，甬绍杭嘉原先较好的地区更上层楼，最终遍地开花，得以以用远少于广东的政策优势，逊于广东的地缘便利，创造出远优于广东的省域竞争力和县域模式。
韩国与泰国，浙江与广东的比较，已经昭示了外资并非万能。一个地区要想发展，少了资本这个不断下金蛋的母鸡当然白搭，但灵活的机制和得力的战略更为关键。因为资本完全可以快速繁殖从小到大。浙江是无意中误打误撞摸索出来的。虽然一个先行强大起来的浙商必会在接下来的区域竞争中继续演绎大鱼吃小鱼的规律，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他地区小资本培育过程的障碍，但同时浙商成长的经历和背景建构已经展示出一些可以被借鉴的东西，事实上帮助大部分地区省去了独自探索成功发展路径时必须要付的学费；而且，在这个创业的大海中，浙商的先期游入，既是榜样也营造出了一个活跃的氛围。水里有鱼存在，便可知道不是死水；路上有人来往，便能判断并非死路。关键在于虚心的学习和在基础上的灵活应用。这对于江苏、山东以及内地所有指望靠外资来推进发展的地区都具有警醒意义。
外资是块馅饼也是个陷阱。外资蜂拥而入的确会在短期内迅速膨胀GDP，提高当地财政收入，增肥统计数据，为执政者贴上光辉的金箔，也间接地满足当地人的就业需求和虚荣诉求。对于中心城市，外资的确可以多多益善，因为它有庞杂的存量资产和无形的文化积淀来稀释。但对于绝大多数地域而言，外资对于地域来说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爽口。苏南整体来说，并不是大都市，而是一个个县域组成的地区，一个个县级市本质上还是县，它的辖区更多的仍是乡村。因而，外资虽然带来了兴盛的幻象，却也是陷阱。它只是金箔，虽然好看，价值却不贵重。它满足了当下的一些因素，特别是符合了当下执政者的政绩口味和一般老百姓的地域虚荣感。然而长远来说，它却是地区可持续发展和民众幸福生活的陷阱，尽管对上海、南京的都市建成区来说它不是，但对苏南整个区域来说它却是。对于苏中、苏北的县域，外资挂帅更会贻害万年。
赤裸裸的增殖是资本唯一的最终目的。所有资本开展的看似无私的慈善活动归根到底也是服务于这个目的。而这个过程中，有意无意、有恶无名的行为都存在着奴役。资本增殖过程必需大量劳动者为其驱使，而且要尽一切可能降低相关消耗和各种开支。苏南，政府亲善、占尽地利天时，是国际资本转移的上选之地。苏北，劳力丰厚、成本低廉，确是浙闽民资增殖的福地良区。对环境的污染和对从业者健康的损伤，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人性化的西方，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会有形无形地抬高成本，于是躲避责骂降低成本成了许多西方产业加速向第三世界转移的动因，也是他们选择中国、长三角的原因。大吞吐量的石化、纸浆、氟化等都是如此。这不一定是好事，沾沾自喜于这种成绩更不应该。倘若今日的得益需要明日加倍的付出来复原环境、补偿损失，则就实在荒唐可悲了。这需要警惕。
海外的资本、行政区外的资本和当地的资本，当然有共通之处，但差异也不可忽视。本地资本的集体意识更容易热爱乡梓，而外地资本只会冲着把当地群众看作潜在的雇工，把当地的环境物资仅当作可供运用增殖的手段，缺乏应有的怜惜。海外资本再怎么样不会融入当地，外地资本最珍惜的大多仍是家乡。当年的徽商到了苏北生活居住了五代，他们大多仍会自称是绩溪人、婺源人、歙县人。浙商本质不会与之区别。而且再怎么宣扬，当地人也还是难以完全接受外来人，既是出于嫉妒，更是天然的地缘心理使然。乡村化社区仍没有涤尽的县域地区更是明显。
成熟的后进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不仅仅是外来资本的养殖场，更应是本地资本的炕房。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如果没有成长出当地的资本和企业群，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奇迹的缔造者，也不可能用自己当地人的智慧和汗水走出狭窄的地域，证明自己的实力，赢来广泛的尊敬。如果没有三星、宏基、和黄，韩国、台湾、香港就不能真正的走上世界。同样，马来西亚可以生产索尼、爱华、戴尔，但马来西亚不会得到、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尊敬。当下昆山可能拥有比常熟更多的光环，但继续这样下去不求改变，昆山永远没有拥有不少有形市场和地产名牌的常熟更应值得尊敬。
发展路径选择并不十全十美甚至存在些许阴影的江苏，如果继续用手捂住眼睛，只想捡西瓜，必会丢掉种西瓜的本领，也会让“苏南模式”“江苏化”的错误再一次重犯。昆山的确值得肯定，但全省学昆山，重点要放在昆山精神的精髓和昆山经验与本地实际的结合之处。并不是所有昆山经验中的做法都可以在外地复制。瞄不准目标的乱学、死学或为学而学，不仅对于苏北，而且对于苏南临近昆山的地区，不仅产生不了积极的效果，反而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在这个层面上，常熟、南通对大吞吐量化学产业的引进，如果一定要上马，那么必须在经过深入细致的环境论证和采取切实有效的环保措施后。毕竟，昆山的产业无烟无气，而南通、常熟这些沿江城市开发区引进的项目则不一样。一个昆山的崛起，的确是江苏全省的骄傲；但60余个对昆山之路的模仿，即使并不拙劣，也难以产生预期的美妙。毕竟“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
有的路暂时可以走下去，最终却走不出去。对于一个省份来说，工业化成功的一个标志一定要用自己的资本和品牌走出去。引资可以推动工业化，却不是完成工业化的完全依靠。仅仅立足引进来的昆山之路显然不该是江苏完成工业化的全部依托。
“此路是我开，此牌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500块。”这是我送给安徽省天长市交警部门的一幅漫画。
天长市，原天长县，行政上隶属于安徽省，地理上伸入江苏省，作**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