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教学大纲_中国当代文学大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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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大纲
第一编
50－70年代中期的文学
一、50－70 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伴随新中国成立而诞生的中国当代文学，既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承续，又是社会主义文学的起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五四”以来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革命文学长期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推动新文学运动走向与工农兵大众相结合的新阶段。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的解放区文艺运动因充分地表现了“新的时代新的人民”，而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直接发端；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和阐发的一系列理论原则，成为本时期文学发展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社会历史背景。讴歌中国人民的革命，讴歌社会主义新生活，讴歌新人物，成为本时期文学的鲜明特征。
社会历史背景由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给当代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其主要之点是：如何正确估计国内外形势和作家队伍状况，如何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生活、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如何进一步解放文艺生产力，促进文学的健康发展，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党和政府对文艺方针、政策作过若干调整，有力地促进了本时期文学的繁荣；但也犯过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给文学的发展造成重大失误，以致最终引发了“文化大革命”。
2·50年代初期的文学思潮
1949年举行的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起点。会议确定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针，以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艺的总方向。
本时期的文艺思潮继承了解放区文艺的精神内核：以工农兵为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以“普及第一”为文学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学创作的主导风格，以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世界观为实现上述任务的保证。这一思潮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五四”新文学未能普及到工农大众中去的缺点。
偏差：简单照搬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做法和经验，片面强调文学服务于政治、政策，服务于中心任务，忽视文学的特性和创作规律，导致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片面夸大作家同工农大众在思想感情、政治立场方面的差距，对他们进行过火的思想批判和斗争，混淆文艺、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区别，致使“左”的思潮发展。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风文艺思想等批判运动，集中地反映出上述偏差。
3·50年代中期－60年代中期的文学思潮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动文学界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浪潮。文学理论方面：秦兆阳、陈涌、刘绍棠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提出质疑，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对文学表现人道主义、人性和人情发出呼唤，黄秋耘、于晴、姚雪垠等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创作倾向予以针砭。批评家们还就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文学创作方面：一批干预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作品、表现爱情生活和个人情怀的作品相继问世。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文坛的活跃成了短暂的一瞬，“左”的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
50年代后期，新民歌的勃兴引起社会关注。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一方法在理论层面不失为对艺术创作规律和方法的探讨；在实践层面则有具体的现实功利目的。由于“大跃进”的影响，对“两结合”的阐释和运用带有浓重的理想化乃至空想化倾向，现实主义因此受抑制。
进入60年代，为纠正“左”的倾向，党和政府对文艺政策实行调整。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文艺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发表了多次讲话。文艺主管部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反思工作中的失误。张光年撰写了《题材问题》的专论，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周扬主持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骤然生动起来，出现了建国以来未有繁荣的局面。
6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要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左”的思潮进一步发展，“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文艺批判的主题，一批作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许多文艺观点被打成“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文艺主张，许多批评家、作家受到错误批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被康生、江青一伙所利用，他们相继制造了《刘志丹》、《海瑞罢官》等冤案，使文学艺术领域率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
4。“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蒙昧主义支配着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潮。林彪委托江青制定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其理论纲领，《纪要》罗列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黑八论”，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口号下，全盘否定中外文学的优秀传统和“五四”至建国以来的文学成就，残酷打击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从而酿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浩劫、大灾难。
二、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
1·农村题材小说的兴盛与演进
农村题材小说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形象化编年史。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在新时代的沃土中有了新的发展。
兴盛原因：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解放区文学传统的直接继承。
反映中国农村的小说，受到国内形势和农村政策的制约和影响。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以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要内容，多数作品揭示了新的思想、新的社会力量同小农意识、旧的习惯势力的矛盾冲突；稍后，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为这类小说的中心线索和主导模式。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明显地向反映农村阶级斗争方面倾斜，并根据阶级斗争模式设置人物、情节和矛盾冲突，丰富多采的农村生活变得单调、狭窄，强烈地打上时代的印记。
成就：反映出农村生活的变动，特别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刻划了农村变革中各阶层人们的感情起伏、思想变化，塑造了一批成功的新人形象和“中间人物”。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
缺陷：不少作品存在着写政策、写中心、写路线、写阶级斗争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人物塑造的类型化倾向，其甚者夸大了农村阶级斗争，曲解了农村的社会关系。
2·赵树理等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为“描写农村生活的能手”，以质朴的现实主义揭示农村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展现出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农民文化心态。《登记》通过小飞蛾母女两代在婚姻问题上的分歧，写出了同封建意识作斗争的长期性。《锻炼锻炼》批评的是和事佬思想和小私有者的顽固观念。《套不住的手》则是浮夸风盛行时写的针砭时弊之作。《三里湾》是第一部描写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小说。围绕着三里湾农业生产合作社秋收、扩社、整党、开渠等工作，描写了王宝全、范登高、马多寿、袁天成四个家庭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真实地再现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初期各种人物的思想、行为和内心世界。
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实践突出地表现于故事性和口头性。前者表现为：讲求故事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后者表现为：上口，“要它成为能说的”；博采农民口语，吸收具有地方色彩和乡土风味的语汇；突出幽默风趣的语言效果。
缺陷：有的作品有图解政策的痕迹，拘泥于具体事件和问题，视野不够宽阔。
在赵树理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批山西作家，被人们称为“山药蛋派”。包括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韩文洲等。特点是：恪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善于从农村现实生活中发现并提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既热情讴歌农村中涌现的新型人物，又善意批评农民的落后观念。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质朴、幽默、活泼，富于山西农村的乡土气息。代表作有：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纠纷》、《宋老大进城》、《赖大嫂》、胡正的《汾水长流》等。
3·李准、王汶石等的短篇小说 李准生平与创作概况。
发表于1953年的《不能走那条路》是李准的成名作，也是最早把农村生活中的矛盾提高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来写的作品。小说通过宋老定买地的故事提出土改后农民贫富分化的问题，反映出作者捕捉新矛盾的敏锐。50年代后期创作的《耕云记》、《两匹瘦马》、《李双双小传》等将创作重点转移到对农村新人新事的描写上，虽未脱离写中心、写政策，但却富于浓郁的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对李双双、喜旺等人物刻划得维妙维肖。
新时期问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标志着李准小说创作的转折与高峰。小说以黄泛区难民迁徙奔命、辗转挣扎、重建家园的艰难历程为线索，展示出一幅黄河流域风情画和农民精神演化史，以探寻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和道德伟力。人物刻画瞩目于“写我们民族的‘魂’”。其中落难乡儒徐秋斋以其侠义风范代表着中华民族渊源深远的道德传统，劳动妇女的典型李麦以其刚强乐观的性格代表着中华民族的脊梁。海老清、王跑、兰
五、长松、春义、雪梅、凤英等农民体现出饶有地域文化色彩的“侉子性格”：善良纯朴而机智狡黠，外表笨拙而内心精细，小事吝啬而大事豪爽。由此刻划出环境、生活和命运对民族性格的塑造。
王汶石生平与创作概况。
持“微笑着看生活”的态度，擅长于从那些看似平淡的人和事之中聆听时代在农民生活中激起的回响，发现时代给农村生活增添的新色彩。成名作《风雪之夜》摄取除夕之夜的几个生活镜头，赋除旧迎新以新的寓意。《新结识的伙伴》通过两个不同性格的农村妇女间展开的劳动竞赛，表现出农民精神上的新境界。艺术上干净利落，构思精巧，对短篇小说的特点把握娴熟，形成凝练而明快的风格。
致力于农村题材短篇创作并取得成就的还有谷峪的《新事新办》、《强扭的瓜不甜》、沙汀的《堰沟边》、《卢家秀》、骆宾基的《夜走黄泥岗》、《山区收购站》、刘澍德的《老牛筋》、康濯的《春种秋收》、柳溪的《挑对象》、高晓声的《解约》等。
4·柳青的《创业史》 生平与创作概况。代表作《创业史》：始终把广大贫苦农民改变自己生活和命运的内在要求作为重点，不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写贯彻政策，写运动群众，而是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写改变命运，写群众运动。通过广大贫苦农民的个人动机同社会的历史动机的一致性，反映出中国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必然性。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历史进程的揭示的统一，构成了《创业史》的史诗品格。
人物塑造：通过对梁生宝、梁三老汉、郭振山、郭世富等不同性格的矛盾冲突，再现处于社会关系变动中各阶层农民的内心世界。梁三老汉是本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中间人物”之一。
艺术特色：浑厚而恢宏的艺术构思，体现于历史背景与现实画面的联系，个人动机与阶级命运的联系，场面描写与时代氛围的联系；细密而遒劲的叙事方式，体现于以粗放的笔势勾勒历史意向或背景材料，如“题叙”等，以绵长的笔锋描绘心理动机或细节、场景，如郭世富上梁、郭振山害“病”，梁三老汉训子等；质朴而凝重的语言风格，体现于有乡土气而不落粗俗，有书卷气而不伤平实，抒发激情力克浮泛，谈吐议论务求沉实，庄重间杂以诙谐，幽默处赋予深沉。
局限：受制于“两条道路”的斗争模式，过分强调阶级特征而忽略人物个性刻划，导致《创业史》第二部的失败。
5·周立波的短篇小说和《山乡巨变》 生平与创作概况。
短篇小说：或如一帧帧人物速写，如《盖满爹》、《张满贞》、《艾嫂子》、《胡桂花》等；或如一幅幅风情画，如《山那面人家》、《禾场上》、《霜降前后》等。委婉而从容，疏朗且绵长，以求生活和文笔之自然韵致。
长篇小说《山乡巨变》：承继以上特点且有拓展。将社会变革引发的矛盾交融于农村日常生活的娓娓叙述之中，细致地描绘了农民在变革浪潮的冲击下，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富有生活情趣。
浓郁的乡土特色和民族色彩：作家笔下的烟雾空朦的山村，山野喷香的茶子花，充溢着湖南特有的生活气息；再辅以对地方婚恋、饮食、服饰、摆设等民俗的描写，使作品意境深远，情感高扬；运用方言口语，语言鲜活生动，具有幽默情趣。
乡土田园诗风浓郁，历史厚重感稍逊。6·浩然等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
进入60年代，国内“阶级斗争”的浪潮不断高涨，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小说大量出现。浩然的《艳阳天》、陈登科的《风雷》等是长篇小说中的代表。共同缺陷是夸大阶级斗争，将敌我矛盾写得过分严重，在情节安排和人物塑造方面显露出为适应观念而编造生活的痕迹。
浩然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艳阳天》以集体经济在其巩固、发展中所经历的曲折与反复为情节主线，这里有夺权与反夺权、敌人破坏与暗害等阶级斗争小说常见的情节模式，但小说的精彩之处是对京郊农村沸腾生活的描写和对一群处于动摇、犹疑、惶惧状态的中间阶层的人物的刻划。农村生活的盎然情趣和绚丽风光冲淡了严峻的阶级斗争氛围。稍后出版的《金光大道》进一步强化了对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描写。
作者在新时期的创作风格有所转变，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被发掘出来，创作了《苍生》等笔力凝重的长篇小说。
陈登科的《风雷》同样受到当时阶级斗争形势的影响，但作品颇为关注贫苦农民的历史命运的改变。小说从一个侧面写出了落后地区农民的艰难处境，及造成这一结果的天灾人患。作品中透露出的阴冷、沉寂的氛围，是建国以来的农村题材小说中所不多见的。
三、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小说
1·工业题材小说的兴起
随着经济建设的展开，沸腾的工业建设生活吸引着一批作家的注意力。周立波、萧军、草明、艾芜、雷加、杜鹏程等作家相继深入到工业建设的第一线，创作了一批反映工业建设和工人生活的小说。
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工人作家也开始登上文坛，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类作品以其粗犷质朴的艺术笔触，表达了新中国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创建新生活的澎湃激情。由于缺乏充分的生活积累、思想准备和艺术借鉴，不少作品局限于好人好事的描摹或先进落后的冲突模式，使这类题材的小说创作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中的薄弱环节。2·艾芜的《百炼成钢》和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 艾芜生平与创作概况。
《百炼成钢》围绕着9号平炉争炼快速钢的中心事件，展现钢铁战线沸腾的生活，表达了既炼钢又炼人的主题。小说将生产过程、生产技术的描写与人物间的冲突联结起来，展现人物心灵，揭示人物性格，因而使作品富有较为浓郁的生活情趣。
杜鹏程生平与创作概况。
《在和平的日子里》写出了经过战争洗礼的人们在和平建设事业中所经受的新的考验。阎兴与梁建的冲突是坚持革命和蜕变落伍两种思想性格的冲突，作者敏锐地捕捉了和平时期出现的新矛盾，着力刻划了新老知识分子的形象，艺术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建设事业中的骨干作用，这在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中是难能可贵的。小说热情洋溢，气势峻拔，直抒胸臆的议论和抒情富于激越的时代精神。
作者还以宝成铁路的建设为背景创作了一批“工地小说”，如《夜走灵官峡》、《延安人》等，以其纪实风格宣叙了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这一主旨。
3·工人作家的小说
工人作家胡万春、唐克新、费礼文、陆俊超、万国儒等的作品，主要反映新旧社会的对比，讴歌工业建设中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感情强烈真挚，文笔朴实明朗。代表作有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家庭问题》，唐克新的《沙桂英》，费礼文的《早春》等。
四、“干预生活”的小说
1·“干预生活”的提出与影响
1956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学界针对文学创作存在着粉饰现实，回避矛盾的倾向，呼吁作家大胆“干预生活”，反映生活的真实。文学创作也空前活跃，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得到新的拓展，体裁和风格也渐趋多样，出现了一批触及社会矛盾，揭露生活阴暗面以及大胆展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短篇小说。可惜这种良好的局面不久就被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所破坏，这类作品大都受到错误的批判。
2·正视现实矛盾揭露官僚主义的作品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以一个年轻干部的眼光来写党政机关中的官僚习气和懒散作风，刻划了刘世吾这个官僚主义的精神状态。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写宣传部门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思想和行为。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写一些机关巧立名目向基层乱摊派的衙门作风。李国文的《改选》以悲剧性的故事表达了反对官僚主义、呼吁社会主义民主的主题。这类作品虽在艺术上不够成熟，但作者思想敏锐，敢说真话，传达了群众对官僚主义不满的心声。
3·描写爱情婚姻生活揭示情感世界的小说
此类作品最早见于50年代初期。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选取最易引起非议的生活事件（在战场上朝鲜姑娘和志愿军战士相爱）表现纯真而崇高的情谊。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通过一对年轻夫妇进城后在婚姻生活中的波折，提出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怎样正确对待家庭生活的问题。
《在悬崖上》是邓友梅的成名作，也是当代小说中较早触及婚外恋问题的作品。作品通过男女青年在恋爱婚姻中的矛盾纠葛和感情波澜，鞭笞了见异思迁、轻掷感情和游戏人生的错误观念。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是一曲深沉的爱情颂歌，也是“小巷人物志”的开篇之作：徐文霞在解放前因生活所迫沦为妓女，解放后当了纺织女工，但屈辱的身世造成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当爱情向她走来时，引起她的内心斗争，最终排除了精神重负，获得了幸福的婚姻。宗璞的《红豆》以“红豆”为引线，展现了一对大学生的爱情悲剧。作者以女性特有的委婉细腻的笔触、婀娜多姿的艺术手法，深入细致地描写了女主人公江玫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些表现爱情题材的小说，摆脱了以往创作中只把爱情作为政治关系附属品的状况，克服了爱情描写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缺点。作家在探索人物内心隐秘、表现爱情生活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同时，也注意揭示复杂的感情矛盾所蕴含的社会人生内涵。
五、反映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
1·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发展
革命历史题材是本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支柱。其体式多样，有回忆体（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纪实体（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杨朔的《三千里江山》等）、史诗体（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传奇体（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刘流的《烈火金刚》等）、自叙体（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等）。
原因：艰难曲折的革命斗争生活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作家经过沉淀对亲历的革命斗争生活的回忆和缅怀。倡导发扬革命精神以教育激励人民。
再现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进程，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弘扬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是这类小说的主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为其首要任务。
局限：有的作品艺术视角较为单一，人物性格较为单纯，缺乏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多层面透视，作家的虚构、想象等艺术独创性受到限制。
2·孙犁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风云初记》是孙犁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通过一系列日常生活的描写，从侧面反映了冀中人民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生活，着力揭示革命战争荡涤社会污浊，净化人的心灵及各种人物心理的变化过程。小说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是女性形象：吴春儿纯洁朴实、钟灵毓秀；李佩钟纤弱感伤，优柔娴静；蒋俗儿轻浮放荡、泼辣俗艳。既切近人物的身份、个性，也贴合于作品的整体抒情风格。《山地回忆》、《吴召儿》诸短篇均系回忆性片断，表达对根据地的土地和人民的深切眷恋和深情赞颂。小女孩们灵动身影和盈盈笑声成为这些短章的点睛之笔。
总体的抒情风格和多种抒情手法的运用，使小说趋于诗化或散文化。结构散漫，以意为之，不虑及故事的完整性，而以情绪为线索串接人物、故事、场景，频频出现的抒情、议论、描写，时时延宕叙事的进展，是作者采用的散文笔法。擅用白描传情，以简驭繁，善于烘托渲染，言此意彼；锤炼口语而求其驯雅，过甚其辞则有伤真率，是孙犁的文人话语之短长。
轻盈佻达的浪漫抒情风格和河北农村秀美的风景画、风情画，影响了年轻一代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等，形成所谓“白洋淀派”。
3·茹志鹃、刘真的小说 茹志鹃生平与创作概况。
题材选择上，作者不着力正面表现重大题材、尖锐冲突、宏阔场面，而是选取生活中的“一朵浪花”、“一支插曲”，从侧面切入，深入开掘，精心描绘。人物塑造上，不着力描写“高大全”的英雄，而是精心塑造普通人的艺术形象，向人物的内心世界掘进，通过人物对社会生活作心灵化、情感化的描写。表现手法上，讲求情节的单纯，细节的丰富，叙事的委婉，形象的清新，间或也运用象征抒发情怀，形成清新俊逸的风格。
最能代表上述特点的作品是《百合花》。这是战斗前沿包扎所里所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小说塑造了质朴、腼腆的青年战士和娴静、羞涩、深明大义的新媳妇形象，赞美了普通人的高贵品质，歌颂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小说以精心选择的情节片断和细节刻划，以舒缓、柔和的韵致写出了两颗纯洁、淳朴的心灵。
刘真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者以写战争岁月中的童年生活见长。童稚的天真既与战争的严酷相矛盾，又在战争的磨难中走向成熟，《我和小荣》、《长长的流水》、《核桃的秘密》、《英雄的乐章》等作品把这两个面结合在一起，抒发了作者对当年战斗生活的回忆、体验和感受。
4·王愿坚、峻青的小说 王愿坚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品多取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主题单纯而集中。作者善于用充满激情的笔墨，讴歌革命前辈，表现他们崇高的英雄品质。如《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等。善于截取艰苦生活的某个横断面，精心设置矛盾冲突，但不是单纯地追求情节的紧张曲折，而是努力捕捉人物在特定境遇中特定的心理活动、感情状态和行动方式，抓住人物在激烈的冲突中和生死攸关的考验关头的一刹那间的闪光思想，来凸现人物的心灵美和情操美。
峻青生平与创作概况。
善于通过紧张、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展示尖锐的矛盾冲突。《黎明的河边》、《老水牛爷爷》俱以敌与我、生与死的激烈冲突提挈作品，于矛盾冲突中表现壮烈的革命英雄主义主题。浓郁的场面烘托和气氛渲染，强化了作品的悲壮感，为浓墨重彩地塑造英雄性格制造强烈的艺术效果。
六、长篇小说的丰收
1·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丰收
原因：作家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较充分的艺术酝酿；建国后社会生活的安定和读者需求的增长；对于外来的（尤其是苏联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借鉴和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吸收；文艺思想的相对活跃和对教条主义的冲击。
成就：
题材的拓展。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构成长篇小说创作的主干，涌现出以《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林海雪原》、《三家巷》、《苦菜花》、《创业史》、《山乡巨变》等为代表的优秀作品；辅之以历史题材和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如《大波》、《六十年的变迁》、《李自成》（第一卷）、《上海的早晨》等，构成了较为宏阔的历史画卷和现实生活画卷。
人物的塑造。英雄人物构成新中国人物画廊的主体，如朱老忠、梁生宝、林道静、杨子荣、江姐等；反面人物也在突破脸谱化、漫画化的模式，如冯兰池、徐鹏飞、张灵甫等；中间人物和若干转变型人物体现了作家对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把握，如梁三老汉、亭面糊、严志和、徐义德等。
风格的探求。恢宏、明朗、刚健、高昂构成了总体的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凝重的《创业史》和秀美的《山乡巨变》、悲歌式的《红岩》和传奇式的《林海雪原》等构成了各自的个性风格或地域风格。
缺陷：有些作品缺乏独创性、新颖性，尚有图解政策和模式化、概念化痕迹。2·梁斌的《红旗谱》 生平与创作概况。
《红旗谱》以大革命前后到“九·一八”事变前的历史为背景，以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运动为题材，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农民与冯兰池3家两代地主的尖锐矛盾斗争为中心线索，概括了中国农民的斗争道路和历史命运。
朱老忠是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的艺术典型。他由自发反抗到自觉斗争，由个人复仇到为阶级而战，他的形象高于旧时代的农民英雄，闪耀着新时代的革命光辉。
小说运用相对集中的短章节结构手法，故事完整、连贯又相对独立，是对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成功改造。在刻划人物方面，侧重于通过戏剧性和动作性的情节表现人物性格，又适当借鉴了西方小说的心理描写。小说的环境描写和语言运用，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3·杨沫的《青春之歌》 生平与创作概况。
《青春之歌》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运动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写出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林道静的成功塑造是《青春之歌》的重大收获。小说以林道静的三次决裂（同旧家庭、同余永泽、同小资产阶级的自我）真实地展示了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曲折历程。
作品具有自叙传小说的明显特征：多取材于作家的亲身经历、关于主人公细腻的心理描写、主观视角的采用和大量的感受性叙述。
初版本“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按照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心路历程来写，因而切合主人公的思想和性格；修订本补写部分则缺乏亲历的生活，且人物性格缺少发展，故显得空泛。
4·欧阳山的《三家巷》、吴强的《红日》 欧阳山生平与创作概况。
《三家巷》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州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两辈人的错综关系，反映当时阶级矛盾和阶级力量的消长。居住着周、陈、何三家的三家巷凝缩着20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在革命洪流冲击下而破裂、分化，各自走上不同的生活道路，从而揭示出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景观和历史真实。
作品对三家巷内外青年男女的描写明显受到《红楼梦》的影响，人物的情感世界写得细腻绵密。尤其是主人公周炳多有儿女情，少有英雄气，这是本时期同类小说中不多见的。作品对特殊的人际关系、生活环境和习俗的描写及语言的运用，颇具岭南风格。至于过多的渲染人物间的多愁善感的缠绵爱情，以及将周炳过分地“贾宝玉化”，则有所争议。
吴强生平与创作概况。
《红日》以涟水、莱芜、孟良崮战役为主干，绘制出一幅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画卷。于宏大中见精微，将壮观的战争奇景与日常生活图景相交织；于雄浑中见细腻，将壮烈的献身与戎马倥偬中的柔情共辉映。对敌我双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描写和对我军高级指挥员与基层指战员的塑造，艺术地展现了大规模战争的战略构思和战争所锻铸的人物品格。
5·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生平与创作概况。
《上海的早晨》在题材上独辟蹊径，再现了建国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民族资本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程，对我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深入的刻划。徐义德是着墨最多，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这个形象比较集中地概括了解放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特征。作品也揭示出人物在新的时代潮流冲击下的复杂的矛盾心情。小说还通过朱延年、马慕韩、冯永祥等人物描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众生相。
作品采取多线索并行发展的结构方法，突出主线，多方面地表现主题，结构宏大，场面开阔；而在具体描写人物和表现细节时，又不失细腻和传神，尤其是对民族资本家的刻划，不仅从他们的经济、政治等大处落笔，而且深入到他们的社交活动、家庭生活、精神世界，通过各个角度逐层加以剖露。
6·其他长篇小说创作
曲波的《林海雪原》。作品以小分队深入东北林海雪原剿匪为线索，以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了表现革命军人大智大勇的现代传奇。人奇、景奇、故事奇，辅以中国话本小说的结构手法：单线发展，环环相扣，波澜横生，奇峰迭出。用大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反映新的斗争生活，表现新的英雄人物。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作品是在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写成，主要人物与事件以现实生活的原型为其依据，有很强的纪实性，真实地再现了发生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一特殊环境中的特殊战斗。作品扣住这一特殊性，展示了两种政治力量和两种精神力量的较量。作者精心塑造的英雄群像矗立在殷红鲜血染成的岩石上，谱写成悲壮感人的篇章。
李
人的《大波》。以卷帙浩繁的篇幅再现辛亥年间的历史风云和社会世象，正面反映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和四川假独立后的复杂斗争。历史上实有的和虚构的人物数以百计，革命党人、反动官僚、爱国乡绅、学者政客、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生动传神。作者“使自己的心神完全走进那五十年前的‘古人社会’”，心理状态、言语口吻、衣食住行都是该时代、该地区所特有的。这是本时期少有的一部有深厚社会内涵、丰富文化意蕴的小说。
七、新生活的颂歌
1·50年代初期诗歌的主潮
对新中国和新生活的歌颂是建国初期诗歌的主潮。这一方面是由于新的时代召唤着诗人，诗人在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的过程中受到新生活的感染，激发了创作灵感和激情；另一方面是解放区以歌颂光明为主的诗歌潮流的深刻影响。
代表作有郭沫若的《新华颂》、艾青的《我想念我的祖国》、《国旗》、《好》、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广场》、胡风的《时间开始了》、严辰的《在同一片彩云下》等。基本特点是热烈、欢乐、单纯，充满了幸福感、自豪感和使命感。有些诗作艺术上比较粗糙，缺乏深度和力度。
2·臧克家、田间、阮章竞的诗作 臧克家生平与创作概况。
诗人以满含哲理的诗作《有的人》深刻地揭示了人生的意义。《在毛主席那里作客》、《我们终于得到了它》抒发了对新生活的由衷赞颂。组诗《海滨杂诗》和《凯旋》，把对新生活的赞美熔铸于精美短小的诗行中，显示了“强大的概括力量”和“非凡的”凝练功夫。
田间生平与创作概况。
诗作《雷之歌》、《给一位女郎》和诗集《马头琴歌集》，洋溢着战斗激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写于1953年前后的诗集《东风歌》、《1953年歌》、《太阳花》等瑕瑜互见，一部分作品因配合任务而使诗情有所削弱。
阮章竞生平与创作概况。
抒情诗集《虹霓集》、《迎春桔颂》、叙事诗《漳河水》、《金色的海螺》等，注重在学习民歌的基础上吸取熔炼古典诗词的章法和词汇，善于运用富于形象美和音乐美的形式来表现丰富多采的现实生活，诗句明丽铿锵，格调豪迈而隽美。
3·青年诗人的诗作
50年代初到60年代，在新中国的诗坛上成长起一批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如严阵、雁翼、梁上泉、张永枚、未央等，他们以清新的诗作谱写出一曲曲新生活的颂歌。
严阵于1953年发表的第一首抒情长诗《老张的手》受到诗坛瞩目。此后的《江南曲》和《竹矛》标志着他在诗艺上的不同探索。前者在学习民歌和元曲小令的基础上加以变化，反映江南水乡生活，写得清新、隽永；后者是托物言志的政治抒情诗，多以铺排的长句歌颂革命人民的斗争业绩。
雁翼早期的短诗多反映黄河故道人民群众的生活及建设宝成铁路的工人们的卓著功绩。长篇叙事诗《彩桥》写红军的后代在架桥工程中的英雄事迹，颇有特色。《紫燕传》写战争年代一少年战士的成长过程，故事曲折。
梁上泉取材于康藏公路建设的《喧腾的高原》与描绘西双版纳地方风情的《云南的云》是他初期的创作成果，他托物言志、借景抒情，讴歌革命的老根据地和祖国边疆的山山水水，受到好评。60年代出版的《山泉集》是其代表作，其中有对诗意诗美的更多追求。反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红云崖》写得恢宏悲壮。
张永枚初期的作品多以写战士生活为主，《骑马挎枪走天下》被谱为歌曲广为传唱。以写南海边防生活为主的《螺号》在探求新诗的民族化方面颇有成就。
未央作为一位部队诗人，写抗美援朝战争的《枪给我吧》、《祖国，我回来了》曾在诗坛上造成较大影响。
4·少数民族诗人的诗作
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和巴·布林贝赫。纳·赛音朝克图的诗作大多歌颂民族团结和新生活的美好。政治抒情诗《狂欢之夜》以对比的手法展示了内蒙古解放后的深刻变化，在蒙族民间祝词、贺词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每组三行的“楼梯式”，诗风粗犷豪放，音韵铿锵，具有蒙族的特殊韵味。巴·布林贝赫的诗多从蒙族风情中获取灵感，风格朴实，明朗清新。《生命的礼花》抒写了内蒙古的苦难和新生，《命运之马》展现了内蒙古人民的光辉历史。
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其诗集《东方之歌》、《歌唱我的祖国》等鸣奏出歌颂崭新的生活和伟大的祖国的乐章。他写的爱情短诗，委婉清新，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其艺术风格前期明朗纯朴，后期渐趋深沉诙谐。
藏族诗人饶阶巴桑。其诗集《草原集》、《西窗集》等构思新颖，明快凝练，笔力刚劲，充满豪气。
白族诗人晓雪和张长。晓雪的诗集《采花集》、《苍山洱海》等以歌吟云南边境各族人民的生活为主，既有热情洋溢的生活牧歌，也有地方风味浓郁的山水诗，诗风自然流畅，清新明丽，音韵柔美。张长的诗集《勐巴纳西》、《凤尾竹的梦》、《边寨的梦》等以柔美而不失其阳刚，婉约而时显豪放的风俗画，展现了云南边疆的自然美与兄弟民族的心灵美。
朝鲜族诗人金哲。其诗集《边疆的心》、《伽椰琴集》等讴歌了延边的自然风光与朝鲜族人民的精神风貌，构思别致，其短诗颇具哲理意味，其长诗满含昂扬奋发之情。
八、政治抒情诗的盛行
1·政治抒情诗的盛行
盛行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诗坛的政治抒情诗，既是50年代颂歌中政治抒情诗的发展，又是当时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与社会生活使然。政治抒情诗以高昂的格调、战斗的激情介入当前的时事政治和重大的社会事件为主要特征。郭小川、贺敬之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抒情诗的代表。影响较大的诗作还有光未然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沙白的《大江东去》、陆綮的《重返杨柳村》、袁水拍的《春莺颂》、张万舒的《黄山松》等。
这一时期的政治抒情诗将重大主题与饱满的激情、丰富的形象融为一体，常以口号入诗，抒发豪情，展望理想，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存在的问题是：过分强调写当前的重大主题，不免使作品的思想内涵受制于时代的局限；过分强调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的直白表达，不免忽视了诗的含蓄和隽永。
2·郭小川的诗 生平与创作概况。
强烈而充分地抒发革命激情。50年代多以直抒胸臆的方式抒情言志，真诚但嫌直露，少有咀嚼回味的余地。如《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60年代，多借景抒情，寄情于物，更显蕴藉厚重，如《青松歌》、《甘蔗林－－青纱帐》、《团泊洼的秋天》等。
抒情中蕴含深刻的哲理。50年代多把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提炼为闪烁思想火花的哲理，或以此作为诗篇的主题，或以此警策全篇，画龙点睛。60年代，多用象征手法，使情、理、物融为一体，托物咏志，寓理于物。
多样的诗体形式和鲜明的艺术风格。取古典诗词、民歌和外国诗歌之长，不断探索新的形式。诗体不拘一格，丰富多样，既有楼梯式的自由体，如《投入火热的斗争》等；也有民歌风韵的自由体，如《祝酒歌》、《大风歌》等；还有散曲式的自由体，如《雪兆丰年》等；以及具有辞赋特点的自由体，如《乡村大道》、《厦门风姿》等。
3·贺敬之的诗 生平与创作概况。
鲜明的当代性。作品大多直接触及当代时事，描写重大事件，表现具有深广社会内容的主题，如《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年颂歌》等。尽管某些作品对个别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不够准确，但总的来说，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和情绪。
构思的精巧和形象的鲜明。同是歌颂英雄人物的《雷锋之歌》和《向秀丽》构思迥然不同，前者展现给人们的是一系列鲜明而独特的情节片断的跳跃，后者则把祖国的山河美与英雄儿女的精神美联系起来。
艺术风格的独特与艺术形式的探索。如《向秀丽》的明丽、醇厚，《回答今日之世界》的干脆、犀利，《桂林山水歌》的秀丽、甜美；《三门峡－－梳妆台》的苍劲雄浑，撼人心弦。在艺术形式上，既有民歌体，如《回延安》；也有楼梯式，如《放声歌唱》，或楼梯式的变体凹凸体，如《雷锋之歌》；还有新格律体，如《三门峡－－梳妆台》；自由体，如《桂林山水歌》等。
九、叙事诗的发展
1·叙事诗的涌现
这一时期叙事诗创作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诗人的创作，另一类是少数民族叙事诗的整理和再创造。就内容而言，或表现历史生活（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马萧萧的《石牌坊的传说》），或再现革命斗争（如臧克家的《李大钊》、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王致远的《胡桃坡》、梁上泉的《红云崖》），或描述现实变革（如康朗英的《流沙河之歌》、田间的《赶车传》），或抒写神话故事（如张永枚的《白马红仙女》、梁上泉的《神奇的绿宝石》、李冰的《巫山神女》）等。这些诗作以故事为主干，将叙事、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塑造了各种人物形象。
这一时期的叙事诗大都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在诗的民族化方面取得可喜进展。也有的诗作艺术加工较粗，艺术感染力稍弱。
2·李季的叙事诗 生平与创作概况。
取材于新中国石油工业建设的《石油诗》（一、二集）以及《石油大哥》等作品，多方面描绘了我国石油工业蓬勃发展的建设图景，以纯朴、深厚、明朗的民歌风味享誉诗坛。《报信姑娘》、《三边人》、《只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等小叙事诗，是他战争年代写过的熟悉题材的继续。长诗《菊花石》采用湖南民歌“盘歌”的艺术形式，为拓展叙事诗的艺术形式作了探索。
代表作《杨高传》。杨高是在革命战火和建设洪流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典型。他的性格是王贵性格的继续和发展，凝聚着《生活之歌》、《石油诗》中一些英雄人物的优秀品格。叙事上运用评书的表现手法，讲究故事的穿插与悬念，情节曲折跌宕，引人入胜。诗体取民歌和鼓词之长，创造出可说可唱的说唱诗体。语言朴素，音调自然和谐。
3·闻捷的叙事诗 生平与创作概况。
闻捷以歌唱新疆少数民族的新生活而在当代中国诗坛独树一帜。《天山牧歌》中的爱情诗把青年一代热爱劳动、建设家乡与对美好爱情的追求结合起来，以纯洁真挚的爱情激发人们的美好情思。善于选取动人的生活片断和简洁的景物描写，把叙事、抒情、绘景融为一体，铸成一种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语言清新明丽，节奏匀称，韵律和谐，具有牧歌色彩。
《复仇的火焰》是一部具有史诗价值的叙事诗。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与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了只有祖国的独立富强，才有民族解放的主题。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主要人物巴哈尔是一个性格复杂、感情丰富的哈萨克青年，他由被蒙骗到觉醒的过程，展现了哈萨克民族一代人的成长历史。叙事、写人和景物描写满含激情，形、景、情和谐一致，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语言清新优美，格调高昂雄壮，大量运用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谚语、歌谣，丰富了长诗的内容和史诗色彩。
4·《阿诗玛》、《嘎达梅林》等长诗的创作与整理
《阿诗玛》由公刘、黄铁、刘知勇、刘绮根据流传在云南彝族撒尼人中的民间故事加工整理而成。长诗歌颂了阿诗玛与阿黑同穷凶极恶的奴隶主热布巴拉英勇斗争的事迹，成功地塑造了阿诗玛与阿黑的形象，体现了撒尼人的智慧、力量和理想。艺术上，把传奇情节与奇异的边塞风光和民俗风情融为一体，多用少数民族诗歌中的比兴、夸张、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少数民族风韵。
《百鸟衣》是壮族诗人韦其麟根据本民族的民间故事而创作的叙事长诗。它通过古卡和依里与封建土司长斗争的故事，表现壮族人民的苦难命运与英勇的斗争精神。情节浪漫绮丽，语言朴实生动，多用口语与比兴手法，民族色彩浓郁。
《格萨尔王传》是流传在西藏、青海、内蒙等地藏族和蒙族中的英雄史诗，经过无数民间艺人加工而成。长诗歌颂了英雄格萨尔王为了战胜恶魔，不惜牺牲自己，为民除害的大无畏精神。全诗篇幅宏大，场面广阔，结构宏伟，艺术形象鲜明；情节曲折奇特，语言优美动人，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
《嘎达梅林》是以嘎达梅林起义的真实历史事件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长诗成功地塑造了以嘎达梅林为中心的众多英雄形象，揭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及错综复杂的斗争。长诗将抒情贯穿于情节铺叙、人物刻划之中，穿插以独唱、对唱的方式叙事抒情，表现了蒙族近现代民间叙事诗所独具的形式和风格。
十、通讯特写和人物传记
1·通讯特写的勃兴
这一时期通讯特写勃兴的原因：一方面是变革的时代为通讯、特写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肥沃土壤；另一方面，作家对新的时代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他们深入生活，把捕捉到的新信息急于告知人们。于是，曾在三四十年代风靡文坛的报告、通讯这种文学样式，就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工具，以健朗、质朴、淳厚的风格，奏鸣出时代的主旋律。
50年代初期的通讯特写以反映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为主导内容。其特点是群众性创作和专业作家创作相结合。反映生活迅捷、及时，艺术上稍嫌粗糙。作品先后辑成《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一日》、《志愿军英雄传》、《祖国在前进》、《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等。50年代以后的通讯特写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新人新事为主要内容。专业作家及记者的创作比例增大，文学性有所增强。代表作有《创造奇迹的时代》（巴金）、《向秀丽》（房树民、黄际昌）、《祁连山下》（徐迟）、《小丫扛大旗》（黄宗英）、《在柴达木盆地》（李若冰）、《到佛子岭去》（靳以）、《童话的时代》（华山）等。有些作品突破通讯的窠臼，增强了文学性，为当代报告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魏巍的通讯报告 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时代英雄的赞歌。作者满怀激情地颂扬了志愿军战士崇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献身人民事业的英雄壮举，开掘了英雄的心灵世界和他们成长的社会土壤。该作品与《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等朝鲜通讯为一代青年树立了人生楷模。
显著特色是“散文化”倾向：把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和散文的叙写手法揉合起来，抒情色彩增强；在开掘人的心灵方面着力，多有细节描绘；行文舒展自由，文学意味浓厚。3·《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等长篇通讯
王磊、房树民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记叙抢救山西省平陆县中毒群众的事件，描绘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动人情景。作品结构类似于电影的分镜头脚本，采用时空切分、多头推进等记叙手法，进展急促，扣人心弦，极富感染力地表达了主题。
穆青、冯健、周原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是本时期反响最强烈、感人至深的人物长篇通讯报告。作者怀着崇高的深情真实报告了焦裕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动人事迹。通过严格筛选的典型事例和对人物与环境的典型化描写，创造了足以长期铭刻在人们心中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是当代人物通讯报告的典范作品。
4·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
除了在时效性方面有所区别，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在题材内容和写作手法上与通讯特写颇为接近。出于对革命年代的追述和对新一代人的教育，本时期的回忆录和传记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
1956年出版3集《志愿军英雄传》为64位英雄立传，其中除巴金、杨朔等少数专业作家撰稿外，多数由业余作者写成，材料翔实，事例生动，如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罗盛教等英雄的感人事迹都有反映。
传记文学作品影响较大的有高玉宝的《高玉宝》和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还有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柯蓝等的《不死的王孝和》、韩希梁的《黄继光》、丁洪等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等。这些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50年代后期陆续推出的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代表着革命史传文学的繁荣。陶承的《我的一家》、罗广斌等的《在烈火中永生》是本时期革命史传文学的佳作。亲历者讲述的感人的故事包含着对烈士们的深挚感情，在描绘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的同时，使人在精神上受到强烈感染。
60年代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三史”（家史、厂史、社史）的写作也十分活跃。
十一、抒情性散文及杂文
1·抒情散文创作热潮的形成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由兴起而渐至酿为热潮。原因：散文自身灵活多样，便于受新生活鼓舞的作家不拘一格表达情思；注重情感和理想表达的创作时风；悠久深厚的散文传统。
思想和艺术特色：与时代取同一步调，与社会生活相呼应。对新生活感情真挚深厚，对劳动者敬重景仰；注意诗意的捕捉和诗情的表现，情感浓郁，格调高昂；品类较多，名家竞秀，形成对于语言美、意境美和个人风格的追求。
缺陷：普遍地表现歌舞升平、理想情怀以规避社会矛盾。2·杨朔的散文 生平与创作概况。
1955年的《香山红叶》标志其散文创作风格的形成。《荔枝蜜》、《茶花赋》、《雪浪花》、《樱花雨》等是其成熟期的代表作，体现杨朔散文的主要特征。
思想特色：撷取生活激流中的小浪花，映现时代的侧影，反映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讴歌现实生活，赞美普通劳动者，发掘他们美好的心灵；追求新的立意，创造美的境界。
艺术特色：“以诗为文”，寻找诗的意境，营造诗的结构，锤炼诗的语言。托物寄情，物我交融的意境美；虚实相间，峰回路转的结构美；筛字炼句，绘影传神的语言美。
局限：时有落套之作。
3·刘白羽的散文 生平与创作概况。
由“战地报道”的纪实风格转向雄浑壮阔的抒情风格。《日出》标志着这一转向，《红玛瑙》、《长江三日》等代表其抒情风格。
思想特色：表达鲜明而重大的政治内容，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以雄壮豪迈的奔放感情激起人们对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思索。摄取生活和自然中的事物赋予其象征意义，形象化地展示哲理。
艺术特色：由历史和现实画面组接成的宏阔气象，由抒情和政论交织成的雄浑乐章，由粗放的笔触和峭拔的语言汇合而成的铿锵气势，其瑰丽壮美同杨朔清丽秀美的散文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局限：取材似嫌单调，激情奔放有余，蕴含不足。4·秦牧的散文 生平与创作概况。
解放前以写杂文为主的秦牧，解放后创作的散文格调改变：内容上，由重在揭露转变为以歌颂为主；写法上，由对于某一具体事物的议论转变为环绕一个中心旁征博引、谈天说地；语言风格上，由尖锐犀利转变为亲切随和。代表作有：《花城》、《社稷坛抒情》、《土地》、《古战场春晓》、《潮汐和船》等。
创作特色：善于观察生活，从平凡事物中挖出其不凡之处，寓意深刻；讲求文章的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结合；联想丰富，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紧扣旨意，善收善纵；讲究散文的表现技巧，叙事文笔生动。
秦牧开创了“小百科全书”式散文的新形式，人称“小品散文”。不足之处：强调知识性，缺乏散文的抒情性；少数作品不够精粹。
5·吴伯箫等的散文
以回忆延安生活的作品写得最好。代表作有：《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延安》、《歌声》、《窑洞风景》等。对昔日发生的事情常常进行深情的咀嚼，以获得新的领悟。心中装着大气象，笔下写活了小事物。将自己深沉的情思注入到要揭示的审美客体上，并运用艺术形式将其展示出来。其散文的抒情方式象抽丝剥茧，连绵不断。语言质朴冼炼，平易自然。
50至60年代，出现了一批风格迥异的散文家。如冰心的慈爱柔美、菡子的朴实坦诚、叶圣陶的高洁谨严、碧野的潇洒明丽、曹靖华的意正辞工、郭风的书卷文气、靳以的热烈奔放、陈残云的淡雅素洁、何为的隽永自然、李若冰的粗犷豪放等，织成了多彩的画卷。
6·杂文的兴衰和邓拓等的《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
50年代初期由于强调歌颂，具有批判功能和讽刺效果的杂文受到抑制。1957年反右派运动前的短时间内，杂文创作出现繁荣。其特点是：正视矛盾，针砭时弊，诛邪伐恶，尖锐辛辣。代表作有：徐懋庸的《武器、刑具和道具》、巴人的《况钟的笔》、任晦的《废名论存疑》、秦似的《比大和比小》等。
反右派运动的开展冲击了杂文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走向衰落。
60年代初，政治气候略为宽松，杂文以新的面貌登上文坛，呈现新的特色：以古论今，旁敲侧击；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在向人们灌输知识的同时倡导讲科学、讲民主、讲实事求是的作风。代表作是邓拓的《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作品大多从介绍历史故事入手，因时而著，有感而发，既有现实感，又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文化大革命”初，林彪、江青等首先拿杂文开刀，策划了轰动全国的“三家村”反党集团大冤案，杂文创作濒于绝境。
十二、历史剧和现代生活剧
1·话剧创作的起伏
50年代初，以老舍的《龙须沟》等作品为代表，揭开了新中国话剧的新篇章。1953至1957年，话剧创作出现第一个高潮。作品以表现当代生活为主体，是对新时代工农兵生活的展示。代表作有夏衍的《考验》、艾明之的《幸福》、崔德志的《刘莲英》、安波的《春风吹到诺敏河》、孙芋的《妇女代表》等。革命历史题材也出现在舞台上，如陈其通的《万水千山》。揭示社会矛盾，反映思想冲突的作品，如海默的《洞箫横吹》等开始以批判的笔触涉及到现实生活中阴暗的一角，成为全面反映当代生活的必要补充。
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反映当代生活的话剧受干扰而步入低谷，不少剧作家转向历史剧创作，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借以表达自己对国事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慨叹。老舍、郭沫若、田汉、曹禺等都在历史剧的创作中爆发出自己文学生涯中的最后辉煌。
1962至1965年，为对青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革命历史题材和当代生活题材的话剧创作出现了一个热潮，艺术质量较之建国初期的作品大有提高，不少作品因其在典型化的同时注意到生活化而为广大观众所接受。但是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模式而限制了它的发展。2·老舍的剧作 生平与创作概况。
《方珍珠》、《龙须沟》等剧作着眼于一个“变”字，表达了老舍对新中国、新北京和新北京人的热爱。
《茶馆》代表着老舍剧作和本时期剧作的最高成就。作品以三幕写三个时代：戊戌变法后的晚清末年、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抗战胜利后解放战争爆发前夕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容纳着三个时代的横截面，“侧面透露”出“葬送三个时代”的重大主题。人物的历史折射出社会的发展演变史。主要人物自壮年到老年（王利发、秦仲义、常四爷），次要人物“子承父业”，每个角色都说自己的事，无关紧要的人物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众多人物的命运变化，显示出旧社会灭亡的必然。
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群像中，茶馆主人王利发肯干，会钻营，不断玩耍手腕，却又无可奈何。血气方刚、企图“实业救国”而不可一世的秦仲义，最后是穷困潦倒。刚直不阿的常四爷处处碰壁，生活艰窘。无恶不作、油嘴滑舌、死皮赖脸的刘麻子、唐铁嘴和他们的“小”字辈，却是春风得意、幺五喝六。即使着墨不多的马五爷，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显示出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
采用“戏剧冲突的单方面展现法”：只表现冲突的一方，另一方并不出场；冲突一方的人物带着矛盾上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冲突。采用“人像展览式结构”：无中心故事，无贯穿情节，由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变化，以及茶馆的衰落，来表现旧社会的颓败。
3·田汉、曹禺、郭沫若的历史剧 田汉生平与创作概况。
《关汉卿》是在史料甚少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作者的创造力写成的。傲骨和忠贞是剧作的着眼点，也是剧中主人公的性格核心。剧作采用“戏中戏”的结构方式，即以关汉卿写《窦娥冤》以及围绕演出而展开的斗争为主线，凸现关汉卿鲜明的个性。作者并未将关汉卿作为“完人”来写，他也曾胆小怕事，敢怒不敢言。可是，在“蒸、煮、捶、炒”中，他逐渐成熟且留下不朽名篇。作者以“铜豌豆”的吟唱形容关汉卿的性格，具有象征意味。贯穿全剧的关汉卿与朱帘秀的爱情，既是全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对一位杰出女性的讴歌。“蝶双飞”一词增添了全剧的美色，也是作者诗歌创作中的精心之作。
曹禺生平与创作概况。
《胆剑篇》取材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兴越灭吴的历史故事。作品虽是历史剧，但现实感很强。以吴强越弱而越胜吴败的戏剧性转折，突现越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一时强弱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的主题。作品虽面向现实，但不违背现实力求做到博考文献、事出有据，让越王勾践、吴王夫差、及范蠡、文仲、伍子胥等历史人物在舞台上活起来，以人物的身份和个性差异构成戏剧冲突，在戏剧冲突中进一步塑造人物性格。
不足：作品着意突出人民群众而削弱了对主要人物的刻划，造成戏剧结构的松散。郭沫若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者写《蔡文姬》“就是要替曹操翻案”。作品从“文姬归汉”的历史故事切入，层层铺垫，渲染和突出曹操的文治武功。剧作写出曹操的胸怀壮阔，爱惜人才，知错即改，待人诚挚。使人们看到完全不同于过去被描绘为“白脸”的另一个曹操。在蔡文姬身上，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激情。“别妇将雏”的经历，使作者与历史人物有了沟通：“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从而设定了全剧的浪漫主义基调。作者以《胡笳十八拍》为吟咏对象，使全剧犹如一首抑扬顿挫、回味隽永的抒情长诗。
《武则天》以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剧情见长，在戏剧冲突的层层推进中，逐步澄清封建文人的诸多歪曲，展示出武则天的政治家本领和风度，从而实现“翻案”的目的。
史实的考查和细节的虚构被史学家的眼光和剧作家的激情统一在一起。但是将一些现代人的思想和语言加诸历史人物，或出于偏爱而拔高历史人物，则使剧作留下过强的主观化痕迹。
4·反映现代生活的剧作
本时期反映现代生活的剧作包括革命历史题材和当代生活题材两大类。
革命历史剧以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和陈其通的《万水千山》为发端，把民主革命时期的艰难历程搬上舞台。这些作品虽未完全摆脱“宣传剧”的模式，人物塑造和语言锤炼也较为粗糙，但剧作所体现的鲜明的时代精神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60年代顾宝璋、所云平的《东进序曲》、刘云等的《八一风暴》、金山等的《红色风暴》、于伶的《七月流火》、王树元的《杜鹃山》、马吉星的《豹子湾的战斗》等剧作则长足进步，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历史事件的再现得到较好统一，剧情的构思和冲突的组织也较为紧凑，大大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宏阔的背景、高大的形象、昂扬的激情，体现了本时期的正剧风格。
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剧作随着新中国的成长而问世。歌颂新人新事和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这类剧作的基本主题。前者有王炼的《枯木逢春》、沈西蒙等的《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寰的《南海长城》等；后者则往往引发各种争议，如杨履方的《布谷鸟又叫了》、岳野的《同甘共苦》、海默的《洞箫横吹》、赵寻的《还乡记》等。这些剧作贴近现实，敢于触及时弊，批评生活中种种落后及错误的东西，具有较浓的生活气息。
60年代初，在阶级斗争理论的影响下，不少作家创作了一批旨在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教育的戏剧，如丛深的《千万不要忘记》、陈耘的《年青的一代》、武笑玉的《远方青年》，以及《箭杆河边》、《丰收之后》、《青松岭》、《电闪雷鸣》等。这些剧作提出的问题虽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在当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但“上纲上线”的说教和大致雷同的剧情结构使它们适合一时的教谕需要，缺乏长久的艺术魅力。
十三、文艺论争和理论批评
1·文学论争的主要问题和理论焦点 本时期文艺论争的概况。文艺论争的主要问题：
现实主义问题。论争始于1953年林默涵、何其芳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和稍后胡风在“三十万言意见书”中的答辩和反批判，随后经历了1956年关于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论争和批判，1958年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简称“两结合”）的讨论，1962年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及对其批判。与之相关的有典型等的问题讨论。
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问题。论争始于1957年巴人《论人情》的发表，王淑明、钱谷融以《论人情与人性》、《论“文学是人学”》等文章作为呼应，由此引起讨论，后被政治批判所代替。与之相关的有“共鸣”、山水诗的阶级性等问题的讨论。
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论争始于第一次文代会后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讨论。其后有50年代初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60年代初关于写“中间人物”的讨论和批判等。
本时期文艺论争的焦点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它反映出中国当代的文学观念、创作原则及理论、方针、政策要不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是“一花独放”还是“百花齐放”、是“定于一”还是“多样化”等思想理论上的分歧。
本时期文艺论争和理论批评的突出成就是对教条主义的有力冲击，为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作出了贡献。缺陷是始终未能摆脱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潮的影响，因而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探讨往往以政治批判而告终。
2·周扬的文学理论批评
周扬文学理论批评的成就和影响主要表现在：
根据变化着的历史条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文艺思想。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结合解放区文艺运动实践，明确提出《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社会主义时期，用“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拓展“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在新时期，他严肃反省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采取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原则。
“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和“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批评”的主张。这是周扬于1956年以后为摆脱全盘照搬苏联的一套文艺理论，克服教条主义影响而提出的。这些主张在文艺实践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现实主义理论和艺术规律的探讨。周扬于30年代最早介绍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又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先期倡导者之一，其现实主义理论深受俄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及高尔基的影响，对于文艺与生活、典型、艺术真实、形象思维、民族性诸问题均有充分阐说。
3·冯雪峰的文学理论批评
冯雪峰的文学观念体系就其外部形态来看是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架，而贯通其间的精神命脉是他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的自觉思考，他的鲁迅研究及作家作品评论是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的个案分析。
把新中国文学发展中面对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置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这个总主题下予以阐释并从现实主义角度给以考量，这是他理论批评的明显特征和主要贡献。《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和《论通俗》是他阐说“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论文，从理论上缕清了“欧化”和“中国化”的关系，把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与基本形态，阐明了它的本国来源和世界来源。《关于创作和批评》是又一力作。作者对建国后文学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对其原因进行了中肯的分析。4·茅盾的文学理论批评
茅盾的理论批评大体上由三方面内容组成：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的阐发；对文学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的研究；以评论家、鉴赏家的身份评析作家作品。
《夜读偶记》是最能体现他的学识和才性的论著。该文以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来概括中外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虽然有以公式剪裁历史之嫌，但凭借他广博的学识和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深切理解，对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及历史演变作了较透辟的阐说，尤为精当之处是在他对古典主义的分析中，指出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名义出现的一些作品实质上同古典主义别无二致。茅盾的文学评论才思斐然，文情并茂。他评论过大量当代作品，对短篇小说艺术特征的分析和品鉴是他评论的重点，建国后涌现出的小说家大多蒙受过他的指点，对于他们的主要风格特色及瑕疵几乎都有评析和概括。
5·何其芳的文学理论批评
何其芳是兼具学者和诗人气质的批评家。对艺术的尊崇和挚爱、对学理的精研与探求，贯穿了他的理论批评活动。倡导独立思考、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维护艺术规律是他文学批评的基本特点。在《回忆、探索和希望》等阐释《讲话》精神的论文中，他把教条主义视为主导的错误倾向加以批评，指出它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他批评了各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在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具体分析了屈原、李煜、《儒林外史》、《琵琶记》、《红楼梦》等作品，力排众议，对一批受贬抑的古代作家的艺术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提出的“共名说”在典型理论讨论中自成一家。他是“现代格律诗”的倡导者，对民歌加古典的新诗发展道路提出了质疑。为推进诗歌创作的发展写了许多诗歌评论，辑成《诗歌欣赏》一书，流传甚广。
十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学
1·“革命样板戏”和“根本任务论”
包括“京剧革命”在内的革命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高潮发生于60年代初期。1964年以来江青等人插手革命现代戏的创作、移植、改编、演出。“*”期间，江青一伙先后把《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剧目封为“革命样板戏”，他们从“样板戏”中概括出来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也便成为“*”中文艺创作与批评的根本大法。
“根本任务论”要求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提高到文艺领域中谁对谁专政的政治高度加以认识，要求英雄典型必须“高大丰满、光彩夺目、完美无缺”。“根本任务论”落实到创作方法上就是“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三突出”原则是一套具有伪古典主义美学倾向的人物关系法则、冲突构成法则和艺术调度法则，是强加于文艺创作的绳索，也是文化专制主义在文艺领域的一个主要表现。2·“文化大革命”中的文学创作 大体分为三类：
当代和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这类创作虽在“*”中出版，但大多有较长时间的酝酿，有的在“*”之前就动笔，有的产生于1972年毛泽东对文艺作品太少的状况提出批评之后。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凌力的《星星草》、杨沫的《东方欲晓》等在此期间基本写成。此外，反映工农业建设的作品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克非的《春潮急》、李云德的《沸腾的群山》、谌容的《万年青》等，反映革命战争的有黎汝清的《万山红遍》、曲波的《大刀记》、前涉的《桐柏英雄》等。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也开始问世，如《分界线》、《征途》等。还出现了从“非主流”方面反映“*”的作品，如敬信的《生命》、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等。不少作品存在着较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痕迹，甚至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之类集体创作的图解式、说教式的小说。相比之下，《春潮急》是“*”中较优秀的作品。
沦为“四人帮”政治斗争工具的文学创作。1973－1974年，“四人帮”以《朝霞》文学丛刊和月刊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一批所谓正面描写“*”的作品。其中有所谓直接反映上海“一月风暴”的《初春的早晨》、揭露“走资派还在走”的《金钟长鸣》、影射周总理的《一篇揭矛盾的报告》、《试航》等小说。1976年初，“四人帮”公开号召“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为反革命夺权大造舆论。
“*”中未能公开发表的作品。这类创作是在文化专制主义高压下潜行的地火，其特点在于广泛的群众参与性、思想上的敏锐性和艺术上的独创性。它们虽然不能公开发表，但因表达了对“*”的怀疑，对“四人帮”的不满，对“帮文学”的轻蔑，而在群众中暗地流传，成为对“*”中文化饥渴症的补偿。其中张扬的《第二次握手》、毕汝协的《九级浪》、靳凡的《公开的情书》、赵振开的《波动》等小说，或曲折表达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抗争，或表达了一代青年人的迷惘情绪。郭路生、顾城、芒克等人于“*”期间创作的地下诗歌则为新时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兴起作了准备。另有一些作家、诗人在“*”中的创作直到新时期才得见天日，如莫应丰的《将军吟》、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绿原的《重读〈圣经〉－－“牛棚”诗抄》等。地下文学创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勃发积蓄了力量。
3·**诗歌
1976年清明节前后，**广场爆发了人民群众自发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诗歌运动，又称“四五运动”。**诗歌以质朴的语言、犀利的锋芒、真切的情感凝聚起广大群众忧国忧民的情绪，表达着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真正成为“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和“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诗歌运动波及全国，以不可遏制的声势预告了“四人帮”的末日来临和社会主义文学新时期的诞生。
第二编
7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
一、7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思潮
1·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当代中国文学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新时期文学界的拨乱反正是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由于“两个凡是”的钳制，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徘徊不前。1978年5月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引发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年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重大决策。1979年10月举行的第四次文代会总结了30年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出新时期文艺的任务。80年代初，党对文艺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重申双百方针是繁荣文艺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随着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改革开放的大趋势构成本时期文学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2·本时期主要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的深化。现实主义是本时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主流和主轴。随着“伤痕文学”的提出，现实主义精神得以恢复和不断深化。它一方面以“写真实”为口号，贯彻于新时期文学之中；另一方面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各种表现手法，打破传统现实主义的单一形态，从而出现了心理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现代形态。
人道主义的张扬。滥觞于“伤痕文学”和70年代后期再度展开的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主旨是呼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重新阐说“文学是人学”的观点，肯定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学中的应有地位，期望创作出既具有丰富复杂的人性内涵又具有深厚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蕴的艺术形象。其意义被概括为“人的自觉”、“人的重新发现”。
现代主义的突起。对“*”中荒诞现实的深切体验和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的兴起和争议、小说和话剧对现代派手法的借鉴、关于“现代派和现代化”的讨论，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本时期的出现奠定了基础。80年代中期以来由先锋派小说、“后崛起”诗歌、实验话剧和“新潮”批评汇成一股强劲的文**流，以其艺术上的反传统使现代主义成为多元审美格局中的一元。
文学“寻根”的提出。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勃兴和对现代主义倾向的反拨引起部分作家提出“寻根”口号，并贯彻于“寻根文学”中。对传统文化心理的剖析、地域文化的描绘、精神文化价值的重估是这一思潮关注的重心。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批判构成这一思潮的两极，为文学灌注了强烈的文化意识。
通俗文学热的兴起。这是文学商品化的产物，是文学走向市场的必然结果。80年代以来港台地区以武侠和言情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作品涌入祖国大陆，大陆的通俗文学作品和刊物也竞相涌现，它们在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低级庸俗的作品。新时期文学中已出现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现象。
二、伤痕小说
1·“伤痕文学”及其论争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积极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行拨乱反正任务的文学。1977年底发端于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稍后有卢新华的《伤痕》、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郑义的《枫》、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陈国凯的《我该怎么办》等一批作品涌现，掀起了新时期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潮头。“伤痕文学”大多是以人道主义精神批判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和极左路线酿成的非人化现实，在审美上是悲剧性和回归于现实主义。
由于“伤痕文学”打破了以往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清规戒律，因而引起文学界的热烈争议。争议的论题有“歌德与缺德”、“向前看与向后看”、“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悲剧”、“如何对待歌颂与暴露”等等。广大批评家和作家排除了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维护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株幼苗。
2·刘心武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刘心武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对人道主义、人性的呼唤和对当代人心世象的心理及文化分析。《班主任》标志着新时期小说和“伤痕文学”的发端。它通过对两个青年学生宋宝琦和谢惠敏的刻划，揭露了“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内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强烈呼唤。
对爱情“禁区”的突破（《爱情的位置》）、对愚昧冥顽的抨击（《醒来吧，弟弟》）、对个性的维护和尊重（《我爱每一片绿叶》）、对纯真情爱的赞颂（《如意》），构成了刘心武小说的新乐章。
从《立体交叉桥》开始，刘心武探索的笔触伸向普通市民阶层和文化人的生态与心态，其代表作是《钟鼓楼》。这种探索不仅表现在80年代中期创作的《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等纪实小说中，还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创作的《风过耳》、《四牌楼》等小说中。这些作品仍然贯穿着剖析人性、渴求人与人相互沟通和理解的人道主义精神。
质朴的写实手法和叙述者的直接议论交织成刘心武前期作品的主要风格，后来议论有所削弱，手法也渐趋多样，在写实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象征、隐喻、夸张、反讽的成分。
3·从维熙、宗璞的小说 从维熙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以“大墙文学”而成名，多写因极左思潮而身陷囹圄的“囚犯”的“改造”生活。其中以《大墙下的红玉兰》为代表作，再现了“*”中人妖颠倒是非淆，忠而被谤谏而诛的时代悲剧。从《远去的白帆》到《断桥》，其间一系列小说加强了人道主义的色调。《风泪眼》、《阴阳界》对50至80年代的社会历史作了纵向和横向的剖析，是关于知识分子的自省和人性的沉思。在对严峻的现实生活作出如实描绘的同时，舒张浪漫主义情怀是其主要的艺术特色，有时主观倾向未免直露，减少了回味的余地。
宗璞的生平与创作概况。
以其含蓄、蕴藉的风格与一般伤痕小说的倾诉、宣泄适成对照。宗璞的小说尝试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被她称为“现实主义”的写法，倾向于承继中国传统美学的意蕴。如《弦上的梦》、《三生石》、《米家山水》等，将怨怒悲喜化为俊逸超脱的境界，弃情节之波澜，取情致之隽永，以写实兼写意的方式来写“*”中人物的心境情态。被她称为“超现实主义”的写法，则更多地吸收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技巧。《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以意识流、变形、象征、隐喻等手法和怪诞的风格，把“*”对人的戕害和对人性的蹂躏升华到哲理高度予以表现。
三、反思小说
1·“反思文学”的产生和艺术视野
“反思文学”是指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出现的对建国三十多年来社会发展中的迂回曲折的远因前源进行冷静思索、重新审视的创作潮流。
“反思文学”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包括：建国以来的重大事件和“左”的社会思潮对人们的生活和命运的影响，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等；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和在人们精神上的烙印，如张弦的《银杏树》、叶蔚林的《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等；对党和人民的关系的反思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如李国文的《月食》、王蒙的《蝴蝶》等；对扭曲文化心理及“国民性”的反省和剖析，如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陆文夫的《井》等。“反思文学”的主题取向大多是对民族的现状和历史所作的历史评价和理性批判。
“反思文学”大都包容着大跨度的时空腾挪及现实生活与主观思考的交织，这些都促使小说在艺术结构和表现手法方面发生变革，如意识流、蒙太奇手法、多声部叙述、多视角聚焦等等为许多作家所采用。
2·张贤亮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近二十年的生活经历造就成了他独特的气质：对现实人生的执著思考和哲理探究。这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一些自觉的思索者，如许灵均（《灵与肉》）、石在（《土牢情话》）、陈抱帖（《男人的风格》）、魏天贵（《河的子孙》）等。他们的思索多少带有作者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感受，并集中地体现在系列小说《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主人公章永磷身上。
由于将哲理思辨灌注于作品，他的小说大都呈现出凝重、沉实的色调。《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以“命运交响曲”般的深沉和严峻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曾被弃置的严酷境遇，但推动整个作品的枢机则是章永磷的内省，追求“比活着更高的东西”，奏出了哲理化的人生主题。
伤痕中的“缺陷美”，粗犷质朴的内心美，大西北边陲的风情美，构成了张贤亮小说艺术上的特色。
3·李国文、张弦的小说 李国文生平与创作概况。
《月食》以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把党和人民血肉相连之理寓于夫妻别离聚散之情中，“毋忘人民”这一主题因此而溢出美仑美奂的诗意。相似的主题以更大的规模在《冬天里的春天》这一长篇小说中展开。作品大幅度的时空腾挪展现了近半个世纪的变幻风云，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给作品增添了反思色彩，传奇式的人物与情节又使作品有较强的可读性。这两部小说都把跌宕的故事和流动的情绪交织在一起，或以自由联想、内心独白、梦境幻化等意识流手法给予表现，或以闪回化出、平行对列、镜头切分等蒙太奇手法重新组接。
张弦生平与创作概况。
1979年以《记忆》开始“反思小说”创作。对一群善良女性的婚姻爱情生活的描写，是作者“反思”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沉疴的独特视角。《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和《挣不断的红丝线》写出了极左思潮和封建特权对妇女命运的干预。《污点》和《银杏树》揭示了封建伦理观念对妇女在精神上的腐蚀和戕害。人物自身性格的弱点是造成妇女不幸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此作品向善良而软弱的女性发出了“自尊、自重、自强”的呼唤。平实的叙述和冷静的描写是这类作品的主要特色。
四、改革小说
1·“改革文学”的思想艺术特色
“改革文学”于70年代末开始出现，80年代前半期蔚为高潮。这是一股反映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生活、思想观念、文化心理的变革与冲突的文学创作潮流。
主要特点：
热忱呼唤改革，对改革进程作出迅捷反映和描写，就连长篇创作也努力与时代同步。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柯云路的《新星》、贾平凹的《浮躁》等作品。
力图整体地反映变革中的时代与社会。或者从正面描写经济政治体制的变革及冲突；或者从人们的心理和情绪变化入手，透露改革浪潮对人们日常生活和情感生活的有力冲击；或者从观念形态、道德规范、价值尺度等方面表达人们对改革的关注和思考。
创造了一批以改革家、开拓者形象为中心的“当代英雄”，如乔光朴（《乔厂长上任记》）、郑子云（《沉重的翅膀》）、李向南（《新星》）等；此外，还通过冯么爸（《乡场上》）、陈奂生（《陈奂生上城》）、王才（《腊月·正月》）等各色人物，写出了改革浪潮对人的影响。
不少作品存在着矛盾冲突简单化、人物塑造理想化、艺术构思雷同化的弱点。2·蒋子龙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乔厂长上任记》率先奏响改革的时代主题。改革和反改革的冲突后来成为一种情节模式，影响许多“改革小说”。
“开拓者家族”的创造。乔光朴以果敢善断的开拓者精神和通晓业务的企业家才能构成的基本性格而成为新时期文学中第一个改革家形象。其后又创造了车篷宽（《开拓者》）、高盛五（《人事厂长》）、应丰（《狼酒》）、解净（《赤橙黄绿青蓝紫》）、牛宏（《锅碗瓢盆交响曲》）、宫开宇、呼从简（《悲剧比没有剧好》）、武耕新（《燕赵悲歌》）等人物，这些人物组成了“开拓者家族”，这个“家族”概括了改革者的诸多特征，是推进改革大业的当代英雄。《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和《拜年》塑造了金凤池、冷占国等有别于乔厂长式的人物，用现实主义的笔触写出了改革的艰难与复杂。
用笔如椽，浓墨挥洒，大刀阔斧，不事雕琢，具有阳刚之气和豪放之风。但理胜其辞和质胜其文则不免于粗犷中见出粗疏的一面。人物塑造上的单纯化和理想化，则有碍充分揭示性格的复杂性。3·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
生平与创作概况。
陈奂生是陈奂生系列小说的主人公，作者以陈奂生在变革时代的一系列经历来探讨改变国民性问题。其作品有《“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陈奂生出国》等。陈奂生性格也是李顺大（《李顺大造屋》）、江坤大（《大好人江坤大》）、刘兴大（《水东流》）、朱坤荣（《泥脚》）等跨入新社会的旧式农民的共同性格，是作者为探讨国民性塑造的典型性格。
具备陈奂生性格的农民形象，既具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掺合着逆来顺受的奴性、消极等待的惰性和自欺自瞒的阿Q精神，因袭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精神重负。这一性格是庄严的美和麻木的愚昧、圣洁的情感和猥琐的心理的混合。作者以微讽的笔调写出了因人物性格内在矛盾而造成的沉重的戏谑感。
4·张一弓、路遥的小说 张一弓生平与创作概况。
面对农村的变革，作者善于以政治和政策的交迭变换为背景，对农民的历史命运和心理状态作穿透性的描写，把政治和政策渗透在农村生活的具体形态中，写出时代变革对农民的影响。《黑娃照相》、《赵镢头的遗嘱》、《流泪的红蜡烛》、《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等作品均能把政治和政策还原于生活，以苦涩或幽默的笔触，创造出浓厚的生活氛围，挑引出人物的心理波澜。
路遥生平与创作概况。
改革带来的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体现在作者的主要代表作中。《人生》以高加林的人生选择为情节主干，写出了农村中一代新人典型的矛盾心态。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更大的规模展现了当代农村生活的变迁史和当代农民的心灵史。小说以黄土高原上的孙、田、金三个家族的命运遭际、矛盾纷争为结构中心，全景式地表现了“*”后期到改革初起十年间城乡生活的变故。在对多种人物性格的刻划中，作者对民族的传统美德寄予厚望，期望它能融入中国当代农民的新的文化人格中。质朴、真切的叙述和严峻、苍凉的格调构成作品的基本风格。
五、城市小说
1·城市小说的突起
80年代以来，集中描写城市和市民生活的作品逐渐从其它领域中分化出来，构成一个特殊的题材领域。
原因：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发挥着主导作用。久被忽视的城市文化和市民心态受到作家的普遍重视。作家对城市和市民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和体察。小说创作的平民化倾向也导致写城市和市民生活的作品剧增。
特点：描写城市各阶层人们的生活和城市的人文环境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剖析城市文化生态和市民文化心态，展示特定的城市风景线和市民百态图；追溯城市发展沿革，记载人事、世情、风俗的流变；以现代都市为背景，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及异己感、疏离感、孤独感；反映城里人与乡下人、本地人与外来者、传统市民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冲突和价值选择。
2·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 生平与创作概况。
专写苏州小巷众生相的系列小说《小巷人物志》以园林或盆景式的艺术建构，细微地反映时代变迁、历史沉疴、生活风雨、世情风俗、人心百态。
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艺术批判。《美食家》讥刺左倾幼稚病，《井》针砭深层封建意识，《围墙》讽喻清谈误国之风，《临街的窗》调侃“咸与维新”式的假改革。
取凡人小事，见世态人心的艺术概括。小贩朱源达、吃客朱自治的大半生，反映苏州几十年的人世沧桑；《门铃》写装铃，《清高》写择偶，囊括人生沉浮；唐巧娣因不识字，始以幸运加身，终则祸乱临头。于芸芸众生喜怒哀乐、宠辱穷达间透露出时事多舛，命运乖离。
俗不落套，雅不做作的艺术构思。以俗笔写俗人俗事，大巧若拙，举重若轻，绵密如故事，简约似小品；以雅调求雅情雅趣，谋篇工巧，剪裁合度，叙事杂以暗喻，状物融含象征。
3·张洁、谌容的小说 张洁生平与创作概况。
以知识女性的心态来写知识女性的婚恋题材，透视她们不易被人理解的情感生活和精神境界。《爱是不能忘记的》提出了爱情与婚姻分离的伦理道德问题，感伤地赞美了“精神之恋”。《方舟》写出三个自立的知识女性坎坷的生活和艰难的奋斗，探讨女性的另一种情感生活。《沉重的翅膀》和《只有一个太阳》等长篇小说则辟出另一种气象，或关注改革现状，或剖析开放中的国人心态，表现出“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内在焦灼。
谌容生平与创作概况。
《人到中年》、《真真假假》、《散淡的人》都是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力作：或在讴歌知识分子奉献精神的同时为他们的艰难生活条件而疾呼，或揭示刚从“*”中过来的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的心理，或写有个性的老学者因为散淡一直被冷淡的故事。既有对知识分子的同情理解，又有向社会的真诚呼吁。《献上一束夜来香》、《懒得离婚》、《人到老年》也都是揭示心态的写实作品，更增添了几分揶揄或讥刺的味道。
以现实主义为基础，又能用或深情、或沉重、或洒脱、或荒诞的笔墨来写不同人等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
4·冯骥才、邓友梅、陈建功的小说 邓友梅生平与创作概况。
其市井小说深受老舍影响，用经过提炼的纯正的北京口语写北京人和北京风俗，尤以写旗人后裔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诸篇见长。人物的命运升沉起伏，穿织起世风民俗、文物工艺、掌故轶闻，于充满“京味儿”的市井风情画中，透露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冯骥才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等“津味儿”小说，以“卫嘴子”的语言风格陈说天津卫的市井风俗、文化陈迹。趣闻轶事与民俗考证相杂糅，以荒诞不经之词来展现封建文化在近现代的城市迁延过程中向市民文化的浸润。作品不是单纯地展览丑陋，而是以辫子、小脚、算命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陈腐部分的象征，吁请世人革除以矫正畸形心态。
陈建功生平与创作概况。
“谈天说地”系列小说如《盖棺》、《辘轳把胡同九号》、《找乐》、《卷毛》、《前科》等，着意体味、传达、审视当代北京人文化积淀、心理构成、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各个侧面，构成了一部现代京华见闻录。对于新老北京人“找乐”文化的描状和剖析，尤显京都文化特色。
六、乡土小说
1·乡土小说的新进展
80年代初，自刘绍棠等提倡乡土文学以来，乡土小说便在农村题材小说中别树一帜，形成自己的特色。
立足于作者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故土，努力汲取进而融入民间文化，把具有乡土特色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或以此为参照，考察社会变动给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带来的冲击，或从文化深层去解释乡土故人对现代生活的接纳、排斥或融合。
乡土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派别：以刘绍棠为代表的民族的、大众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小说；以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等为代表的融汇着民族的与外来的观念和手法的新乡土小说；以张炜、周克芹、何士光、陈忠实等为代表的关注现实生活的“为人生”的乡土小说等。
有些乡土小说过于追求精致格局、个人情趣，缺乏厚重的历史感。2·汪曾祺、刘绍棠的小说 汪曾祺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品多以家乡苏北高邮为背景，在对民风世情的抒写中发现民族的心灵和性灵。《受戒》写小和尚与村姑两小无猜的纯情与痴情，也写出乡村僧侣们充满人情味的世俗生活。《大淖记事》更为明快地描绘了苏北农村小镇风情，细腻地刻划出一个从伦理道德观念到生活方式都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民间社会。除净火气，达到恬然净泊是其小说创造的主要艺术境界。在《故人往事》、《桥边小说三篇》等作品中，间或也杂以凄清和寂静。有意打破情节、结构的完整性，使小说产生散文化和诗化的审美效果，语言朴实、贴切、放松，表达了作者热爱生活和自由自在的创作心境。
刘绍棠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者率先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并推出《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荇风荷水》等代表他创作主张的一批作品。随后又有《鱼菱风景》、《小荷才露尖尖角》、《蛾眉》、《烟村四五家》等面世。作者在这些作品中追求一种文人化的、具有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气息和艺术风格，用语典雅，行文轻快。但“田园牧歌”也限制了作品对现实生活开掘的深度和历史的厚重感。3·贾平凹、张炜的小说
贾平凹生平与创作概况。
创作多取材于故土商州山地。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美学追求：一方面是关注现实，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爱恋、婚姻、事业的纠葛，写出农村经济改革大潮给人们带来的文化心理上的冲击，如《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等；另一方面是通过描写普通男女的婚外情爱和性爱遭遇，揭示人的生命意识和文化意识，如《黑氏》、《冰炭》、《天狗》等。1987年以后的创作更倾向于表现民间文化的魅力，有被称为“新聊斋”的小说集《太白》和《白朗》等小说。两类创作都具有较浓重的文化意味和民俗色彩，简练、隽永、传神的语言，间或杂以陕南方言，形成文白杂糅，雅俗兼具，晓畅可读的语言风格。但作品也常给人留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印象，这在《废都》这部有争议的小说中表现尤甚。
张炜生平与创作概况。
最初带着对家乡芦青河的礼赞步入文坛，继反映改革中新旧观念冲突的《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问世后，转而表现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的冲撞和融汇，或从文化视角来透视政治社会的诸种现象。长篇小说《古船》作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它从宗法关系和文化的角度来解释农村四十余年的政治波动，对洼狸镇的历史、道德、人性都作了深刻的描画和剖析。长篇小说《九月寓言》和《柏慧》交替使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手法来揭示人间的悲欢苦乐：前者深入到中国社会底层，在自然的怀抱中向往自由的境界；后者切入中国社会的深沉，在政治冲突中揭示社会把人变成物的根由。沉思和叙事的并行、想象和现实的融汇，使他的作品染上异样的色彩。
七、历史小说
1·历史小说的再度活跃
在60年代初昙花一现的历史小说在本时期显得异常活跃，其标志是：
历史题材不断得到拓展，囊括了从古代到近代的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并涌现出一批擅长于写历史小说的老中青作家，如姚雪垠、徐兴业、凌力、杨书案、二月河、唐明浩等。
历史的真实性和小说的虚构性得到较好统一，在历史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充分的艺术加工，文学性大大加强。
历史人物的塑造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具有独特性格的各种历史人物形象不断涌现，打破了贴阶级标签的类型化写法，人物愈见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表现手法有所创新，适应着当代读者的审美与阅读习惯，出现了各种风格、各具特色且具有相当文化内涵和审美内涵的历史小说。
2·姚雪垠的《李自成》 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为一部多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以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与朱明统治王朝之间的大搏斗为中心，提挈起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在谨严的史料考察的基础上，多侧面地描绘了明清之际的民族战争、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内部矛盾、农民起义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勾画出明王朝崩溃前夕风雨飘摇的社会状貌、生活场景，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级斗争、民族矛盾和社会生活的多彩的历史画卷。
作品塑造了李自成、刘宗敏、张献忠、牛金星、李岩、红娘子、崇祯帝、洪承畴等内涵丰富、个性鲜明的人物。
精心安排艺术结构，运用了多条线索复式发展的方法。全书纵横交错，繁而不乱，开阖自如，摇曳多姿。以鲜明的民族风格表现本民族和地方的特点，描绘历史人物、历史生活。借鉴前人经验，充分发挥古代各种文体的艺术作用，使之成为刻划人物的艺术手段。3·凌力的历史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为《星星草》和《少年天子》。前者写清末捻军农民运动，以严谨的现实主义为“失败的英雄和英雄的失败”谱写了一曲撼人心魄的悲壮颂歌；后者写清初皇室内部改革势力同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皇帝维护权力同追求爱情的复杂矛盾，皇后废立和帝位继承的明争暗斗，朝廷上下满汉大官僚集团的较量，权臣和贵族固守权益的顽固态度和奢侈的日常生活等。顺治是一个颇具性格深度的帝王形象。
细腻柔雅的文笔，诗情浓郁的语言，写意式的渲染，工笔式的细描，无不流溢出女作家特有的缕缕情思，使作品构成一种诗的氛围，美的意境。
八、军旅作家和军旅小说
1·军旅作家群的勃兴和军旅小说的发展
本时期的军旅文学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其标志是：创作阵容强大，涌现了一批军旅作家，有徐怀中、黎汝青、李存葆、朱苏进、韩静霆、唐栋、刘兆林、张廷竹、莫言、周大新、苗长水、阎连科等。题材广阔，既写军营和战争生活，又写其它方面的生活。主题深刻，人的心灵世界、社会矛盾、历史反省、生与死等内涵无不涉及。艺术风格和艺术手法多样，庄重的、怪诞的、记实的、写意的、质朴的、夸饰的、宏阔的、简约的等等。
2·徐怀中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西线轶事》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展示的主要是普通士兵的平凡生活。女兵们既有战士的献身精神，又有女孩子的某些弱点。战场的考验使她们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男兵刘毛妹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军人形象。“*”使他迷惘、冷漠，作风散漫，战争又使他战胜了自我，成长为英雄。《西线轶事》之后的《阮氏丁香》大胆写我军战士和越南女俘身上的人情味、人性美，由此切入了对战争和人性关系的思考。
3·李存葆、朱苏进的小说 李存葆生平与创作概况。
《高山下的花环》于正面战场描写中写激烈的矛盾冲突，开掘历史与现实、战场与后方、英雄牺牲与党风不正等社会内涵。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明的军人形象：刚强纯朴的梁三喜、愤世嫉俗的靳开来、从自私到无畏的赵蒙生、无私正直的雷军长、志向远大的雷凯华„„小说对烈士母亲梁大娘的深情描写，既展示了老区人民的崇高品质，也写出老区人民的艰辛生活，拓展了军旅小说的表现天地。《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写的是“*”时期军营的悲剧。小说描写了郭金泰为维护正义甘于一再受“处分”的真实状况，写出了黑暗岁月中的人格光辉。作品富于炽热的情感和悲壮的气氛。
朱苏进生平与创作概况。
擅长开掘当代军人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射天狼》写军人职责与人性的矛盾冲突，《引而不发》写军人渴望战争与和平年代的矛盾冲突。《轻轻地说》写生，《欲飞》写死。这些作品刻划出和平年代军人的胸怀和风骨柔肠，以精细的心理描写为人称道。鞭辟入里地剖析当代军人的矛盾性格。如《第三只眼》、《在绝望中诞生》、长篇小说《炮群》等对军人内心世界的揭示达到了新的深度。
九、知青作家和知青小说
1·知青作家群的形成和知青小说的产生
知青作家的形成：“知青”主要是指60年代末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号召，从城市到农村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一代中学生。“*”后，知青在人生道路上经历的种种磨难，迫使他们对这一段心灵史和生活史作了真切而又复杂的反思，许多人由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成为“知青作家”。代表作家有张承志、史铁生、梁晓声、韩少功、郑义、王安忆、张抗抗、铁凝、李锐、陆天明、叶辛、朱晓平、李晓、竹林等。
知青小说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起初知青小说尚未从“伤痕小说”中分化出来，具有一般写“伤痕”的特点，即暴露知青在农村中的遭遇，有的描写了农村中落后势力对城市文明的吞噬，如竹林的《生活的路》，有的描写“*”中极左路线对知青的迫害，如叶辛的《蹉跎岁月》，或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绝望心情。此后，不少知青作家对失去的青春岁月注入了极大的追怀情绪，创作中突出了对返城后平庸生活的厌倦，对知青梦的怀恋，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的《老桥》、《绿夜》、《金牧场》、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等。近些年来，知青作家开始摆脱个人情绪上的偏激，用较为冷静的眼光审视农村的人文生态，反观知青当年生活的历史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系列、李锐的“厚土”系列、铁凝的《麦桔垛》、李晓的《小镇浪漫曲》、陆天明的《桑那高地的太阳》、叶辛的《孽债》等。
2·张承志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前期的作品以《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为代表，它们是一代青年人的情绪记录。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以“回归青春”的冲动，来表达对现代都市平庸生活的厌倦和对业已告别的年少人生的追恋。“回归”冲动代表了一代青年人在精神上的青春梦寻，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倾向。此后，作者描写和思考的重心转向北方民族的文化、历史、哲学、宗教，并追慕人民为了崇高的“念想”而承受苦难的伟大毅力，讴歌人民在对苦难的承受中延续和创造历史的伟业，《黄泥小屋》和长篇小说《心灵史》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长篇小说《金牧场》是衔接以上两个阶段的结合点，作者以对蒙古草原历史大迁徙的记载、对红卫兵大串联的回忆、对新疆及中亚古老文化的考察和对日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写照，结构起一部当代人探寻精神文化价值的心灵史。
3·梁晓声、史铁生的小说 梁晓声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长篇小说《雪城》。这些作品从在神奇土地上奉献牺牲，到返城大潮中慷慨悲歌，再到回城后的失落困顿，完整地勾画出中国知青的悲壮人生。
艺术上追求英雄主义壮美风格，思想上追求充实的人生意义，通过“慷慨悲歌”，揭示出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价值所在：青春、理想、友谊、理解、奋斗等等在年轻人心目中最宝贵的东西。
史铁生生平与创作概况。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用回忆的视角叙述了知青对于插队生活的怀念。显著特点是将北京知青与陕北老汉视为两种文化系统，写出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和谐。将陕北语言和民歌化入小说叙事，在朴素、平淡的描绘中，陕北高原的人情风土因精神上的眷恋愈益充满诗情画意。
十、“文化寻根”小说
1·“寻根文学”的提出
背景和原因：“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合乎逻辑的深化－－反思从社会政治层面深入到历史文化层面，改革浪潮与现代文明同深固的传统相碰撞。对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反拨。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影响与启发，以及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愿望。
“寻根文学”产生于1983－1984年，最初以李杭育的《沙灶遗风》、阿城的《棋王》、郑义的《远村》等作品的发表为标志。1985年，韩少功等人发表文章，正式提倡“寻根”，在小说、诗歌、戏剧中都有响应。但成就最大的是小说。
主要特点：以地域的历史文化特征、民族的原始生活形态或传统的精神价值为主要表现对象，借助于民情风俗、奇人轶事、神话传说来表现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古朴、科学与信仰的纠结。艺术取向多元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并存或互渗；兼容本土的、传统的和外来的、现代的艺术经验和手法。
缺陷：存在着对“根”即传统的静止的、非历史的理解，导致一些作家贵远贱近、向虚背实，一味沉迷于古、俗、粗、野之中。
2·阿城、韩少功的小说 阿城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棋王》、《树王》、《孩子王》被作者称为“半文化小说”，即意欲“浸透”中国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精神来观照、理解、表现世界。朴素的形式叙述朴素的故事，朴素的叙述中透露出丰富的感觉，体现了“涤除玄鉴”、“澄怀味象”的观照方式；“吃”和“下棋”的关系、人和树的关系，体现了身心合一、天人合一的理解方式；淡化冲突、悠远寂寞的境界体现了“静”和“虚”的表现方式。自觉发掘和充分运用了汉语言的审美表意功能。
韩少功生平与创作概况。
《爸爸爸》通过一个部落的械斗、灾难与迁徙，探索个体生命、种族生命以至人类生命的关系。丙崽和他的部落多义地象征着民族的根性。在叙事方面吸收了楚文化瑰丽奇诡的色彩，渲染了神秘性。《女女女》和《归去来》也采用怪诞的手法表达了作家对生命起源、遗传、个体自我的“根”的追问，以及对生命存在的方式与意义的看法。
3·王安忆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较早的作品执著于对社会和人生的探索，尔后的小说渗透着对“根”的追寻。《小鲍庄》通过一名叫做“涝渣”的孩子的死而改变了整个村庄命运的传奇，以反讽性观照重新审视了积淀在人们文化心理中的儒家的仁义精神。“三恋”系列（《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突出了性爱对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探讨了性爱与人的精神建构的关系。《伤心太平洋》和《纪实与虚构》是对家族史中的神话的解构和重构，纪实性叙述和“元小说”的叙述，试图说明人们虚构自己的历史，正表明他们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能力和方法。关于性爱的描写和理解所存在的争议。
十一、小说的艺术探索
1·现代主义的影响和小说的艺术变革 70年代末以来，由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播，催动了小说的艺术变革。出于经历和文化上的差异，现代主义对新时期作家发生着很不相同的影响。对王蒙、宗璞、刘心武、冯骥才等中年作家来说，现代主义是一种技巧，他们力图对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手法实行“剥离”，借鉴现代主义的各种表现手法推进小说的艺术探索。具体表现在：主题内涵追求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人物塑造追求性格的多重性和矛盾性，加强心理方面的描写，心理结构的采用改变了以情节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多种叙述视角和叙述方式的出现打破了单一的全知叙述，文体意识的增强带来了各种小说文体的实验。
对于有些年轻作家来说，经过“*”以后，他们的观念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压抑、孤独、荒诞和虚无，与现代主义在精神上发生了沟通，产生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富有反叛性的先锋小说。先锋小说改变了传统小说以故事为基本形态的叙述模式，强调主体情绪和主观感受在叙事中的作用，在向人的精神世界突进的同时，甚至否定理性的作用，更加强调感受和无意识的自由表达，在整体的审美效果上放弃了对外部世界真实性的描摹，更多地运用超现实的隐喻、象征、意识流等现代手法。代表作家有张辛欣、刘索拉、徐星、莫言、残雪等。
80年代中后期，一批年轻作家更激进地通过叙事方式、话语方式的变革，致力于颠覆和解构的“游戏”，以技术化的语言操作彻底地表达神秘主义、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情绪。代表作家有马原、洪峰、格非、余华、孙甘露、北村等。
先锋小说因其晦暗、艰涩、过分强调自我、排斥理性精神而遭人诟病。2·王蒙的小说 生平与创作概况。
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通过对倪吾诚一家的矛盾纠葛和性格冲突的描写，反映了中西文化碰撞背景下人们灵魂分裂而不可自拔的悲剧。这既是对五四新文学中“吃人”主题的继承和拓展，又是对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的形象阐释。主人公倪吾诚是一个受过西方教育，在精神世界和行为方式上充满矛盾，在封建文化绞杀下导致灵魂变形与撕裂的典型人物，最终同他所信仰和所憎恨的一切一起走向沉沦。静珍是被刻划得最为怵目惊心的人物，阴郁乖戾的心理、僵硬固执的积习、莫名难测的狂怒、咬牙切齿的詈骂，活脱是人性恶的写真。这是一个“被食”（19岁起就守寡）、“食人”（足以咬啮人的灵魂和折磨肉体的詈骂）和“自食”（绞杀自己的欲念、折磨自己的身心）的典型。静珍与静宜、姜赵氏结成的同盟正是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网络的缩影。
艺术探索和艺术风格。
对小说结构的探索：从传统的情节结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等）到借鉴意识流手法而形成的心理结构（《春之声》、《蝴蝶》等），再到“以人物和故事为经，以心理描写－－包括意识流为纬”的结构（《相见时难》、《冬天的话题》等）。
对小说语言的探索：从靠语言描写，到靠语言制造氛围；从注重语言的连续性、逻辑性，到注重语言的断续性、悖反性；从侧重语言的指涉功能，到侧重语言的自我指涉和自我表现功能。充分利用语言自身具有的张力和多义，让语言自己说话，因此作品中经常有不拘一格的语言表达方式。
幽默风格：包含“智力的优越感”和对荒诞现象的讽刺（如《买买提处长轶事》），包含乐观向上的精神和对生活的信念与情怀（如《风筝飘带》），包含洞察世事的豁达和温厚的劝戒（如《冬天的话题》），包含对琐碎的日常生活的审美的超越态度和反常规的生花妙语（如《来劲》）。
恃才而缺乏节制的语言堆砌，有时给人以不堪卒读之感。3·张辛欣等的小说
张辛欣生平与创作概况。
《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心理小说尝试以内心自省的方式透视女性心灵世界，写出经过女性感觉化、情绪化的社会生活，被视为表达女性人生观、价值观的“女性小说”的代表。《北京人》、《在路上》、《灾变》等口述实录文学，以看似不加剪裁的“实录”捕捉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和精神状态。
刘索拉的代表作《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等表达了现代青年的内心骚动与对外界的反抗。玩世不恭的疯颠行为和粗鄙的话语，暗示了年轻人的反传统心态。4·莫言等的小说
莫言生平与创作概况。
凭丰富敏锐的感觉，无拘无束地营造奇幻新颖的意象，写农村、写战场、写祖辈传奇般的历史，写自己童年受挫的经历。将憧憬寄寓在奇诡的《透明的红萝卜》、洒脱的《红高粱》中，将诅咒倾泻在《红蝗》、《欢乐》中。天马行空的灵气把圣洁和龌龊淋漓尽致地铺展开，无节制的宣泄和对丑陋的审视打破了审美成规，也伤害着艺术的美质。逃窜在都市和乡村之间，咀嚼着昨日和今天，身受着蒙昧与开化的挤压，使莫言的“高县东北乡神话”折射出现代人的惶惑与躁动。
残雪的代表作《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等展示了一系列触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重大命题：人在社会中的被窥视感和不安全感，人性的卑俗和人与人的隔膜感。作品过多地使用了变形、怪诞、呓语，创造了梦魇的氛围，表达“*”笼罩在几代人心理上的阴影。5·马原等的小说
马原的代表作《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等叙述的内容大都发生在西藏，故事似真似幻，地理上的隔离和文化上的差异造成了一种特别的神秘情景。由此开始，他把小说写作的重心从叙述的内容转向对叙述行为本身的关注，把叙述者对故事的讲述和评论推到前台，展示故事的人为的构成性。这类被称为“元小说”的作品对当时渴望创新的年轻作家产生广泛影响，洪峰、格非等都从中受到启发，王安忆、叶兆言等也将这一手法揉合到自己的创作中，突出小说文本的虚构性特征。
十二、新写实主义小说
1·新写实主义的缘起
“新写实主义”是评论界对1986年前后出现的一部分小说现象的概括，它在写实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下与传统现实主义相区别的特点：
描写各类小人物的生存困境，表现他们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烦恼，规避人生的终极价值判断，传统现实主义中“大写的人”为“小写的人”所取代。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官人”系列、陈源斌的《万家诉讼》等；
表现人的顽强的生命欲望和本能冲动，以最基本的生命欲望的满足来阐述生存的意义，传统现实主义中生活的故事为生命的故事所取代。代表作有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杨争光的《赌徒》等；
罗列琐碎的日常生活片断和感性经验，对平庸的世俗人生作现象描绘以“还原生活本相”，传统现实主义中的典型化为零散化所取代。代表作有池莉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
作品中不回避粗俗、猥琐的场景描写，用艺术画面展出卑污、肮脏但又闪烁着真实光焰的细节，传统现实主义中细节真实为自然主义式的真实细节所取代。代表作有方方的《风景》、苏童的《米》等；
回避激情，取“不动情观照”的方式叙述故事，传统现实主义中的理想主义为冷漠的客观主义态度所取代。代表作有李晓的《相会在K市》、《最后的晚餐》、余华的《活着》等。
缺陷：激情与理想的削弱，对现实的无可奈何的屈从，反映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失落感。2·刘恒、方方的“新写实主义”小说 刘恒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都属于他写农村生存状态的“洪水峪系列”。前者写“食”，写饥饿；后者写“性”，写乱伦。作品淡化了时代和环境，突出人的生命欲望和本能冲动，表现人的基本需求是如何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义的，冷静的叙述和峭拔的语言及其自然主义倾向，体现了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典型风格。过分倚重精神分析学，不免削弱了社会性因素。
方方生平与创作概况。代表作《风景》、《落日》，展示了城市下层市民的丑陋生活。经济困窘和文化匮乏扭曲了人们的性格和心态，使他们粗俗而愚钝地生活着，又迫使他们在相互间的咬啮中，在与世为敌的竞争中，不择手段、竭尽心智地为改变自身的处境而努力。残酷和环境和卑微的人生构成了人文精神日趋衰落的风景线。但暴露中的批判和艰窘中的抗争表明了作者拒不屈从平庸现实的精神立场，这在《祖父在父亲心中》和《桃花灿烂》等作品中有更突出的表现。
3·叶兆言等的“新历史小说”
作为新写实主义的一个分支，新历史小说指：80年代中期以来作家以自己的历史观念和话语方式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叙事的重新陈说或再度书写，其目的在于改写、解构被既往话语赋予特定价值和意义的历史叙事。新历史小说不从单一的模式或视角去叙述历史事件，往往从个人的感受、体验出发去理解和叙述历史，使之有别于正史。有些作品因过于随意地涂写历史而使作品失去历史意味。
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由《状元境》、《十字铺》、《追月楼》、《半边营》等四个中篇构成，分别对应了辛亥革命、20年代大革命、30年代抗战和40年代国民党溃败。四十年来“故国兴亡史”的背景虽然置于历史名城南京，但故事都来自于普普通通的民间社会，写出士农工商、遗老新贵以自身的生活方式和伦理原则应对历史事变的能力和态度，表现出处于历史主流之外的另一番社会生活图貌。
苏童的《红粉》、《妻妾成群》，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温故一九四二》等也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其特点都是力图将正史所忽略的那些“非主流、非本质”的方面纳入历史叙述，企图表达历史叙述的多种方式和面貌。
十三、“归来诗人”的诗
1·“归来诗人”的诗作特点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政治或其它原因而被迫辍笔的一批诗人重返诗坛，形成“归来诗人”这一重要的创作群体。其中包括30年代蜚声诗坛的艾青、“七月派”诗人曾卓、绿原、牛汉、邹荻帆、“九叶派”诗人辛笛、陈敬容、50年代崭露头角的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
“归来诗人”的诗作特点：自白性，在个人经历的自叙中再度体验时代的沧桑；反思性，对人生经验的咀嚼上升为对历史的反思；进取性，将失落与惆怅的情感转化为希冀与奋进。
“归来诗人”的诗作折射出本时期诗风的重要转变：个人色彩的加强，情感因素趋于复杂，诗歌风格由单纯、明朗转向深沉、凝重。
2·艾青的诗
生平与创作概况。
被称为“热忱呼唤光明的号手”的艾青，在新时期焕发青春，以“诗人必须说真话”的口号，努力恢复诗歌的战斗的现实主义传统，如《在浪尖上》；以理性的思辨和批判力量，把政治性主题上升到哲理性高度，如《光的赞歌》。
艺术风格：
善于创造独特而丰富的意象抒情言志，讲求意象的色彩美和韵律美，形象鲜活，内蕴深厚。如《致亡友丹娜之灵》、《酒》、《小泽征尔》、《维也纳》、《慕尼黑》等；
善于以象征手法将哲理的思考和深沉的情感融为一体，诗作具有启示性、多义性，如《镜子》、《盆景》、《鱼化石》等；
善于把宏观俯视与微观描绘结合起来，从时间的纵深感和空间的开阔感方面展示现代社会复杂的生活风貌和个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如《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墙》等。
在有的篇什中观念的表达略嫌直露。
3·曾卓、绿原、牛汉的诗 曾卓生平与创作概况。
以自传色彩的诗篇，裸露灵魂的真挚；凝聚着血泪的诗行，既载负着心灵的创痛，又充满着对青春活力的企求。悲凉的感慨和新生的喜悦交织成了《悬崖边的树》、《老水手的歌》等诗作。稍早时创作的《有赠》、《两只小船》等爱情诗，则写出了寂寞中的期待和凄苦中的甜蜜，抒发了在逆境中追求温熙和友爱的情愫。以简练明快的意象表达人生和时代的沧桑，用凝练真率的语言作内心世界的告白。
绿原生平与创作概况。
将自己关于欧洲文化的素养和感悟融入诗中，以启迪读者共同重温坎坷的历史，省视自己对于真理的信念。因此，在《又一个哥仑布》、《重读〈圣经〉》、《信仰》等诗作中既有苦涩的慨叹，也有对自己灵魂的严格剖析，且援引欧洲文化知识，为诗篇宕开一个大境界，将理念的表达置于其中。异域风情和异国文化色彩构成其诗作的鲜明特点，理念化和书卷气成为这位学者型诗人的个性风格。
牛汉生平与创作概况。
从对大自然的切身感受中，找到自己对于坎坷人生和特定年代的诗情寄托。《蚯蚓和羽毛》、《车前草》、《毛竹的根》等侧重于表达哀婉感伤的情绪，《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鹰的诞生》等侧重表达不屈抗争的精神。自然物象是其主观情感的对应物，吸收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传统手法，来反映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
4·公刘、白桦、邵燕祥、流沙河等的诗 公刘生平与创作概况。
心灵的袒露和感情的直接宣泄形成他直率的诗风，对社会问题的热切关注和理性批判的思想锋芒常常凝为诗歌中的警句给人以情感上的冲击。从对事物的深刻体验中引发出奇特的联想与意象，如《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上海抒情诗》等；更多的时候则是淋漓尽致的诗句的铺排，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如《关于〈摩西十诫〉》、《乾陵秋风歌》等。
白桦生平与创作概况。
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诗人以敏锐的政治思考和切近时事的的写作，较早地传达出思想解放运动的春潮在望，《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作品以强烈的政论色彩概括了社会的情绪和时代的足音。承继着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执著的自我表白浓缩进诗人历经磨难而不可舍却的赤子之心。政论和表白使诗人更多地采取叙说而不拘诗格的方式写诗，讲求思想的力度，有时又忽略了艺术的精致。
邵燕祥生平与创作概况。
澎湃的青春激情和执著的理想主义谱写了他的短章和长诗，在新时期的诗作中更增添了几许激愤和忧思，使其诗作愈见深沉。在讴歌中揉入了焦灼，在豪放中掺进了沉郁，以个人的方式介入重大的社会主题，把对历史的思考融汇到对现实生活的的观照中，因此在《假如生活重新开始》、《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长城》、《海之歌》等诗篇中表现出强烈的自省性和政论性特征，是对当代政治抒情诗的继承和突破。
流沙河生平与创作概况。
自叙人生，喟叹年华，构成流沙河的抒情基调。将世事更迭纳入日常的离合聚散，把民生疾苦化为人伦的喜怒哀乐，故有《情诗六首》的委婉缠绵，《故园六咏》的谐谑自嘲。诗风俗雅兼备，庄谐相映；诗体取古诗的凝练、民歌的拙朴、新诗的自由，具有不拘一格而又别具一格的艺术境界。
林希的诗多以叙事来推动情感的抒发，叙事和情感构成他“抒情叙事长诗”的表里；散文式的口语舒放自然，诗风质朴流畅，听凭感情的自由驰骋。
十四、现实主义诗歌
1·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现实主义诗歌是新时期诗歌创作的主潮，涌现出一批拥有众多读者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的作品，如《光的赞歌》（艾青）、《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张学梦）、《呼声》（李发模）、《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熊召政）、《关于入党动机》（曲有源）、《我爱》（赵恺）等。
现实主义诗歌恢复和发展的主要原因：**诗歌和思想解放运动为现实主义诗歌的复兴提供了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及文化背景；诗人自觉增长的批判意识是现实主义诗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主要特色：强化了诗歌的社会批判职能，由以往单一的歌颂变为歌颂与批判并重、美刺并举；恢复和加强了诗歌同社会现实和人民情感的密切联系；诗人成为人民心声的代言人；广泛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和其它创作方法的艺术表现手法，大胆变革诗艺，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面貌有所改观。2·李瑛、张志民的诗 李瑛生平与创作概况。
在新时期创作中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由抒情短诗向长篇政治抒情诗过渡，选材向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掘进，如《一月的哀思》、《关于今天的战斗》等；诗歌主题融入了更多的哲学、社会学的思考，历史、人生、生命和自然拓展了诗歌的艺术视野和思维空间，如《我骄傲，我是一棵树》、《石头》等；质朴的现实主义诗风中揉进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若干表现手法，诗歌意象具有丰富的象征意蕴。
张志民生平与创作概况。
回顾战争年代和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构成其诗歌创作的主要题材，以印象式的速写或彩绘传达对现实变迁的感受。诗风大体沿袭着五六十年代所形成的抒情风格和诗体形式表现农村和边区。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的韵味中融进了一些现代诗的格调，在单纯、质朴的诗歌中偶用突兀、跳跃意象打破平缓的宣叙，如《祖国，我对你说》、《边区的山》、《“死不着”的后代》等。
3·雷抒燕、张学梦、叶延滨、骆耕野等的诗
雷抒燕以大胆看取现实、尖锐触及时事的《小草在歌唱》享誉诗坛，作品中对“谁之罪”的追问，标志着现实主义诗歌向着反思历史和反省自我的深化；其犀利和直率反映出新时期政治抒情诗的风格演进。另一类哲理小诗以取象譬义、借物明志见长，但难以摆脱演绎思想观念的局限。
张学梦以理性思考构思诗作，以粗犷的诗风表现思想的力度。代表作《现代化和我们》以“人的现代化”作为诗歌的主题，将激情与政论相结合，在呼唤现代化的同时，直接抨击阻碍社会前进的落后现象和陈腐观念。将新奇的意象和理论词汇织入诗行，形成具有强烈时代感的高昂格调和独特的个人风格，如《休息吧，形而上学》、《啊，经济规律》等。
叶延滨以带有自叙传性质的《干妈》、《儿子》等诗作表现出历史负荷的沉重，以《二重奏》鸣奏出改革腾飞的主题。运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以质朴和直率的方式揭示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袒露其真实情感；对现代主义手法的吸收，使其诗风变得新奇而明朗。
骆耕野以《不满》一诗将解放思想、呼唤变革的历史意识强烈地传达出来。诗作在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中灌注了忧患意识，既概括了一代人的普遍情绪，又以相当个性化的方式给以表达。大量的排比句式加强诗作的情感浓度，又以一连串的反诘点明期望变革的焦灼心态。较多地采用对立的意象表达复杂的情感和急剧变革的时代。
十五、朦胧诗及其它
1·朦胧诗和80年代后期青年诗人的创作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部分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青年，怀着对社会人生的愤懑、怀疑、迷惘、伤感的复杂情感走向诗坛。他们不满于直白浅露的抒情方式，追求具有独立意识的抒情自我。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忧患意识，多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的象征、通感、幻觉、变形等手法，追求意象的多层建构与抒情方式的多样化。因为诗意的朦胧多义而被称为“朦胧诗”。其代表为舒婷、顾城、傅天琳、梁小斌、江河、杨炼等。
朦胧诗论争情况。争论中的不同观点：或认为朦胧诗是“新诗的崛起”、“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是新诗的“主流”、“方向”；或认为朦胧诗是“小我”的抒发，消沉、不健康，鼓吹这种诗是“误人子弟”；或认为朦胧诗是文艺百花中的一朵花，不宜捧为“新诗发展的方向”，对作品应给以具体的分析。争鸣的作用：冲击了趋于封闭的诗歌理论，促进了新诗诸流派的繁荣与新诗理论观念的更新。
80年代后期诗坛出现了另一新诗潮：“后崛起”派，或被称为“新生代”、“新实验派”。这些所谓“第三代诗人”创作出更具反叛性的作品，其特点是反英雄、反崇高乃至于反文化；以反映凡夫俗子的平民意识和人生体验为主；展示人的生存状态与回归自然的倾向；多以现代口语写“生活流”、“意识流”，或写瞬间的无意识与潜感觉；象征意象或明确单
一、或更晦涩费解，诗风或平易朴实或奇崛隐奥。这一诗歌潮流中以四川的“非非”派和江浙的“他们”派影响最大，其代表人物为蓝马、杨黎、周伦佑、韩东、车前子、于坚、西川等。这派诗歌中某些作品不同程度地表现出颓废主义、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倾向。
2·舒婷等的诗
舒婷生平与创作概况。
以表现自我的内在情感而引起诗坛和读者的注意，她以独特的情感体验来写对祖国、土地、爱情与友谊的依恋。略带忧伤和哀婉的咏叹形成她鲜明的抒情个性，坚韧和不倦的追求又为她柔美的诗风中增添了哲思的力度。复杂的情感交织和真率的内心剖白一反直白的诗风而被视为“朦胧”，这一特点既表现在讴歌祖国的诗篇中，如《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也表现在讴歌爱情的诗篇中，如《致橡树》、《神女峰》等。其语言精巧、典雅而流畅，一波三折的假设、让步、转折句式贴切地传达出委婉的情感。
顾城的诗作真实地表现了一代年轻人在十年*中悲凉、忧伤、孤独而茫然的心境。最初以纯真的“童话世界”变形地再现生活，如《一代人》、《年轻的树》、《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等。稍后更多地追求诗的“纯美”，沉迷于对人的命运、归宿等问题的冥思。在艺术上进一步发展了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梦幻式的表达，但在宁静与和谐中又引进了骚动和不安的因素，无望和死亡的意象也不时地出现在诗中，如组诗《颂歌世界》。
3·新边塞诗和军旅诗
本时期出现的新边塞诗和军旅诗代表着充满阳刚之气的诗歌创作倾向。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有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林染等。他们基本上遵循着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但又有新的发展：把边塞生活意象化，常夹用一些象征手法，以象达情。军旅诗在本时期不论在题材的开拓上，还是艺术视角的更新上，都有新的建树。代表人物有周涛、李松涛、程步涛、胡世宗等。
昌耀常年生活在青藏高原，作为老一辈诗人，他把对西部历史的观照和个人的坎坷历程结合起来，将人生苦难抽象升华到一种文化哲学层面，写出了具有史诗品格的长诗《慈航》、《山旅》等。《慈航》借助于佛教的的观念，写人生的苦难历程及解脱。诗中可见西部文化的渗透。
杨牧是成长于新疆的青年诗人。以《我是青年》一诗成名于诗坛。继而沉浸于西北大漠荒野的诗化境界中，去抒写那片“复活的海”。他的《复活的海》、《夕阳和我》、《野玫瑰》等诗集充分体现了西部边塞诗的雄劲与苍凉，是对诗坛上某些花花草草柔弱诗的反拨。
周涛既写边塞牧民生活，也写西部军旅生活。他不仅以诗人的艺术触角去捕捉大西北辽远、苍凉的自然景观，写出大漠雪原的变迁与生机，而且还以军人的目光观察世界，感受雄浑、苍劲的军旅生活，写出新一代军人胸襟和气质。前者如《神山》、《大西北》，后者如《一群新兵》、《军人素质》等。
十六、散文的新变
1·走向多样化的散文创作
这一时期散文发展的脉络大体可以概括为：以怀人忆旧为其发端，以对文化的体悟和反省而助其深化，以个人率性率情之作而臻其盛境。
主要特点：
其一，作家队伍“四世同堂”。第一代“五四”以来的散文家冰心、巴金等老当益壮，垂范后生；第二代活跃于抗战前后的散文家肖乾、杨绛、孙犁、冯亦代、陈白尘等雄风不减，笔耕不辍；第三代50年代卓有成就的散文家如郭风、何为、袁鹰、林非、忆明珠、韩少华、吴泰昌等愈益纯熟，佳作连袂；第四代则是新时期涌现的散文家如赵丽宏、王英琦、斯妤、李佩芝、叶梦、苏叶、周佩红、韩小蕙等英姿勃发、锐意创新。特别是由于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如汪曾祺、王蒙、宗璞、张洁、贾平凹、王安忆、张抗抗、舒婷、周涛、余秋雨、谢冕等加入散文创作中，为之增色不少。
其二，艺术风格竞相争艳。忆旧散文深沉蕴藉，游记散文境界洞开，文化散文博识精警，心境散文洒脱率真，随笔博采世事人生，发微知著，杂文针砭时弊，率直犀利。文体不拘一格，手法渐臻多样，既求东方神韵，亦取西方所长，兼收传统模式，创造现代风姿。
2·巴金的散文 生平与创作概况。
巴金这一时期的散文大致分为悼念性和感发性两大类。悼念性散文包括悼念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深切怀念文坛同人、知交，身边故人、亲友等。其中最蕴藉深切、真挚动人的有《怀念老舍同志》、《怀念胡风》、《怀念萧珊》等。感发性散文包括随感、偶得、忆旧、抒怀、杂记、序跋等，这类文字不拘格套、笔法灵活。脍炙人口的佳作还有《再论说真话》、《小人·大人·长官》、《小狗包弟》、《一颗核桃的喜剧》等。以上作品多收入《随想录》结集出版。
真率、真诚、真切是《随想录》的主要品格。缅怀故人亡友，如泣如诉，情深万斛；针砭世风时弊，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反省历史，不溢美隐恶；解剖自己，不文过饰非。叩问自己的心灵，袒露自己的心迹，言为心声，为情造文，故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
艺术特色：自然平实、返朴归真的艺术境界；不拘一格、信笔直书的“无技巧”笔法；寓深沉于平淡，注炽热于静穆的语言风格。
3·杨绛、孙犁等的忆旧散文
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写自己和丈夫钱钟书在“*”中被批斗与下干校劳动和生活的情景：有对“*”荒唐现实的无言抗争，有对人性温情的孜孜渴求，有缠绵凄楚的夫妇深情。写法上作旁观的远视俯察，旁观是为了冷静和客观，远视在于拉开距离作深切反省，俯视角度体现超脱，语言平实而不乏含蓄与幽默，可谓外枯中膏。
孙犁长久蛰居陋室，却洞察几十年云诡波谲与世态炎凉，于写“芸斋小说”之间杂以散文创作。吸取中国古典散文之精粹，长于勾勒，精于素描，以简练议论之文字，立篇中之警策。其《老荒集》、《晚华集》、《秀露集》等表现出洞察“人生的难言奥秘”的成熟与睿智。
肖乾的散文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对社会、人生有深切的领悟。文风于朴实中见苍劲，真诚中见辛辣。泼辣锋利，不乏幽默。作品融思想、文理、知识、才气于一体，貌似与朋友话旧，实质上评说大千世界、沧桑人生。
4·贾平凹、余秋雨等的文化散文
贾平凹不惟小说创作，在散文方面亦实绩甚丰。其散文创作熔真情、哲理、风俗、人性、佛道精义于一炉，集古朴、浑厚、拙稚、幽默于一体。代表作有《丑石》、《月迹》、《五味巷》、《秦腔》、《走三边》、《弈人》、《笑口常开》、《商州初录》、《名人》、《祭父》等。这些作品自然宣泄而不事雕琢，大智若愚而不慕华美。善用干净利落的白描手法刻划人物。文中不时透露出幽默感。从行文格局上看，文势淳淳的、重重的，句韵热热的、辣辣的。以现代中国西部国民口语为基础，成功地吸收了含蓄凝练的古代汉语语言词汇，加以精心排列组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字。
余秋雨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以散文创作形象地演绎那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感受，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古代大文化重新进行审视。收入《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等集中的作品不以记事、写景、抒情见长，具备一种特有的“报告”精神，倾吐一种文化感受。其文化感受有多重主题，但贯穿其间的总主题则是“蒙昧－野蛮－文明”。行文风格夹叙夹议，尤以鞭辟入里的论析见长。
赵丽宏的散文集《诗魂》等，以渗透个人色彩的反思意识打破用“诗意”为某个特定政治主题或理念点缀花边的写法。既注之以激情，又投之以冷静分析和思考，抒发对历史和当代人生的感受。5·王英琦、李佩芝等的女性散文
在王英琦的《不该遗忘的废墟》、《那有形的和无形的》、《写不出自传的人》、《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被“造成”的女人》等作品中，贯穿了自我审视的意识，作者敢于认识自己、研究自己、剖析自己，从这个基点出发来评说大千世界，理直气壮，全无裙钗之风。为了尽情地抒发个性，总是一吐为快，由此而形成一种倔强的文气和语势。
在李佩芝的《和谐》、《岁月之雪》、《黄河，你到底在说什么》、《忧伤》、《西部的诱惑》、《踏青的风日》、《雨思》等作品中，流溢着作者的真性情，将自己的生活、个性、追求、心境铺染得淋漓尽致。她将散文看作对自己的人生和生命的一种“叙述”，用鲜活、跳动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形成飘逸、灵秀、清丽的散文风格。
叶梦的深邃、苏叶的明丽、吕锦华的精巧、韩小蕙的思辨、斯妤的聪慧、素素的婉约等组成了本时期女性散文的风景线。
十七、报告文学的跃动
1·全方位发展的报告文学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不仅信息涵量大，传播速度快，而且与重大社会问题和日常社会生活关系密切，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自70年代后期突起以来，已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态势：
题材拓展广阔，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重大的政治事件到社会生活热点，从各级领导、英雄典型到社会精英、平民百姓，从新闻聚焦到社会秘闻，从工农商学兵各条战线到三教九流的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主题意蕴丰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或歌颂、或批判、或质疑、或呼吁、或剖析、或针砭，记事立言，直抒胸臆，鲜明地表达作者的主观倾向，以其炽烈的情感、犀利的见解、深刻的哲理、冷静的分析，与读者交流沟通。
表现形式多样，艺术风格多样化。黄钢、穆青恪守新闻报道传统，讲求叙事的准确、严谨；徐迟、柯岩以诗人笔法，在事实的基础上适当虚构，写得激情澎湃，文采飞扬；黄宗英、理由写人物报告取小说化手法；麦天枢等写记事报告政论化色彩浓烈；钱钢、李延国创造全景式；陈祖芬、贾鲁生采取追踪报道式；权延赤、叶永烈于历史大纪实、社会大写真之外，又创高层人物大纪实。
2·徐迟、黄宗英的报告文学 徐迟生平与创作概况。
以科学家为描写对象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是当代报告文学创作的新开拓，使中国知
识分子形象辉煌地出现于报告文学领域，自然科学的深奥内容在文学中得以表现，标志着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的报告文学也能创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地质之光》写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命之树常绿》写植物学家蔡希陶，《在湍急的涡旋中》写物理学家周培源，成就最高的是写数学家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
人物塑造生动，作者没有将他们神化和概念化，而是揭示其独特的精神品质和个性，在典型环境中刻画人物性格。用形象的语言揭示深奥的自然科学内容，细节具体，情节生动，充满丰富的想象和澎湃的诗情，被誉为“科学诗篇”。
黄宗英生平与创作概况。
《大雁情》、《小木屋》、《桔》、《固氮兰藻》等同样是写知识分子或科学工作者，但突破了讴歌新人新事传统格局，有意识地从人物和事件中去发掘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深化报告文学的思想意蕴。作者以真诚的热情写行进中的人们的艰难，在同人物思想感情的交流中，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多层次多角度地刻画人物形象，展现人物的丰富性格。结构和画面上借鉴电影手法，简洁而紧凑地写出事件和人物活动的进程。
3·陈祖芬、理由的报告文学 陈祖芬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者最初写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国忧”的品格，接着写知识分子在改革形势下焕发青春的故事，再写知识分子充当时代弄潮儿向企业家的转化，构成了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完整系列。在艺术上，初是人物特写，后是全方位描绘。文体轻快流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相融汇，夹叙夹议，常有思想火花迸射，形成她特有的议论风格。代表作有《祖国高于一切》、《理论狂人》、《中国牌知识分子》、《经济和人》、《日本启示录》等。
理由生平与创作概况。
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科学家、艺术家、运动员的，如《她有多少孩子》、《痴情》、《扬眉剑出鞘》等；另一类是报道社会热点或改革生活中的信息，如《南方大厦》、《倾斜的足球场》、《世界第一商品》、《香港心态录》等。创作特色：运用小说手法写人物，注重人物性格的刻划和心灵的开掘，注重形象的鲜明性和个性化；笔调生动，语言流畅，热情奔放，洒脱轩昂。4·李延国、钱钢的报告文学 钱钢生平与创作概况。
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不仅是记录地震大灾难的“全景式”报告文学，也是蕴含哲理思考的政论佳作。作者从人与自然的宏观角度俯视，写自然的广袤神秘，写人情世态、特定情景下的善与恶、大地震与当时的政治气候、人与自然的抗争等等，包罗万象，信息量大。不是单纯记实，而且渗透着作者的忧思。作品冷静客观，多用白描；材料剪裁有度，情节穿插跌宕。把客观物象和主观感受揉合起来，达到虚实相生、情理相契的艺术效果。
李延国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在这片国土上》标志着李延国的报告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的大趋势》、《走出神农架》三篇题材有别，但都有一个宏阔的视野，多角度地把握材料，精心构建，突出典型事件和典型细节。作品气势宏大，注重哲理思考，努力挖掘事件的历史纵深感；叙事抒情兼具，写法不拘一格。
十八、话剧的振兴
1·话剧艺术的复兴与探索
70年代后期，话剧创作首先恢复的是现实主义传统。从揭批“四人帮”的《于无声处》（宗福先）、《丹心谱》（苏叔阳），到《报春花》（崔德志）、《谁是强者》（梁秉）、《未来在召唤》（赵梓雄）、《权与法》（邢益勋）等“社会问题剧”；从《曙光》（白桦）、《陈毅出山》
37（丁一三）、《报童》（邵冲飞等）等革命历史剧，到《明月初照人》（白峰溪）、《红白喜事》（魏敏等）、《赵钱孙李》（粟粟等）等现代生活剧，都由以往的单纯歌颂进而对生活进行积极干预，敏锐揭示矛盾冲突，表达群众的呼声。
80年代以来，北京剧作家群相继创作的《左邻右舍》（苏叔阳）、《小井胡同》（李龙云）、《狗儿爷涅
》（锦云）、《天下第一楼》（何冀平）等作品，继承和发扬老舍剧作遗风，形成话剧艺术中的一个独特流派。与此同时，话剧艺术的探索也更加引人注目，其特点是：打破传统表现手法，大量借鉴姊妹艺术和西方现代派戏剧的表现手法。人物内向化，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更多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主题内涵的多义性、不确定性，诉诸情绪化或生活化，引导观众参与创造。2·苏叔阳、李龙云的剧作 苏叔阳生平与创作概况。
1978年问世的《丹心谱》，以一群医务工作者为研制新药而展开的戏剧冲突，凝练而富有诗意地展现人民群众同“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斗争。《左邻右舍》反映的是北京一座四合院五户人家“*”前后的故事。剧中的人物或受冲击、或小人得志、或小心谨慎、或正直无畏、或血气方刚，形象生动，个性鲜明。
作者擅长用平实的、流畅的北京语言，用素描的手法来表现老北京各阶层，特别是那些小人物的悲欢喜怒的日常生活。在看似普通的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注入了深邃的社会内容。
李龙云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小井胡同》以北京一条小胡同中的五户人家为横剖面，表现三十多年来北京市民的生活变化和命运沉浮。众多的人物性格分明，有慈祥、善良而敢说敢为的滕奶奶，义胆侠骨、嫉恶如仇的水三儿，风趣幽默的刘家祥等。剧作结构经纬交错，线索纷繁却清晰，洋溢着浓厚的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
苏叔阳、李龙云剧作的共同特色：
散文式，生活化，含蓄丰富，耐人寻味。不以情节曲折为骨架，没有剑拔弩张的戏剧冲突，追求自然朴实的风格。透过舞台，看到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市民的生活，展现城市生活的风俗画。
突现人物性格，树立人物群像。以人作为戏的中心，靠人物取胜，以人带戏，以人制约戏，人物的成功，显示出戏的成功。
“活的语言”、“幽默诙谐”、“含泪的笑”。来自普通市民口头上的语言，辛辣讽刺，自嘲谑人。地道的京味儿语言。
3·高行健、沙叶新的剧作 高行健生平与创作概况。
代表作《绝对信号》既象一出独幕剧，又象一场“电影”。剧作打破制造“戏剧冲突”的传统观念，将外在的冲突导入人物内心世界，任人物思考与徘徊、折磨与奋争，运用各种手法使人物的内心矛盾视觉化。全剧设置在一节守车里，一个夜晚行车中的故事；可又不断穿插“闪回”过去，想象未来的主观幻觉，以此构成人物内心的立体世界。
《野人》将几个不同的主题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复调，时而和谐或不和谐地重叠在一起，形成种种对立，剧本揭示出人类自然世态中的矛盾与平衡，展开人与自然的因果链，又描绘了人类社会、文化、精神生活中的众多世相、风俗习惯以及心理状态，显示出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古***俗之间的矛盾冲突。
沙叶新生平与创作概况。
无论是多幕剧还是独幕剧，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是正剧还是荒诞剧，其出发点都是“寄情于现实”。喜剧性、世俗性、舞台性与“观众参与”相结合，构成其剧作的主要风格。
代表作《陈毅市长》采用“冰糖葫芦式”结构，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和冲突，每一场为一个独立发展单位，又互相有机结合。围绕陈毅任上海市长一年间，选择最有代表性的十件事、十六个片断，着重在每一件事上铺陈、渲染。从横剖入手，“切面”式反映人物的音容笑貌、思想品格。
喜剧《寻找男子汉》以“寻找”为贯穿线索，将一个个“男子汉”串联起来，对社会心理进行多角度的审视与剖析。剧作集传统与现代、现实与荒诞于一炉，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让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著名人物聚集，对各自的文化背景进行比较，讥刺拜金主义和极权主义，表现出一种大文化意识。
十九、文学论争和理论批评
1·本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特点
批判性。即在批判“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桎梏方面发挥披坚执锐、冲决网罗的战斗作用。反思性。即对建国以来的一系列理论成规、既定模式的重新审视，对于四十多年来，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文学发展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
建设性。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开放的姿态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和各学科的理论成果，拓展理论视野和思维空间，建构不同流派的理论框架。
2·本时期的主要文学论争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场讨论发生于1979－1980年间。焦点在于：“文艺服务并从属于政治”以及由此派生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文艺的“客观规律”。这场讨论因《上海文学》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引起强烈反响，其结果是动摇了“服务论”、“从属论”、“工具论”等长久支配当代文坛的理论观点，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替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
现实主义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最初是围绕着如何恢复、坚持和发扬现实主义传统这个总主题展开的。在这一总主题下，批评家围绕着真实性（包括“写本质”的提法）、典型性、倾向性等问题作了新的阐说，形成本时期现实主义问题大讨论的第一个高潮。80年代中期，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反思进入更高的理论层面，对各种偏离现实主义精神的所谓“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深入剖析，批评了直观反映论（或机械反映论）和主观唯意志论的倾向，分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理论根源，从不同方面阐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特性和艺术规律。
人道主义问题。这一问题的讨论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在理论层面上讨论了诸如什么是人性、有无共同人性、人性与阶级性的关系、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异化等问题；二是结合文学创作实践在批评层面上展开的，联系着一些有争议的作品讨论了如何正确表现人性和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文学要不要体现人道价值等问题。
现代派问题。这一讨论是现代主义思潮开始酝酿、萌发的理论反响。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和小说、戏剧创作如何借鉴现代派手法的讨论引发了这场争鸣。徐迟的《现代化和现代派》一文则激起了文学界、学术界的普遍介入。讨论的焦点是如何全面正确地评价和借鉴现代主义，以及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关系。这场讨论在摒弃全盘否定现代派的观点的同时，也批评了把现代主义视为中国文学必然走向的论断；在肯定现代主义在变革文学观念，拓展文学表现领域和艺术方法等方面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批评了反传统主义、反历史、反理想的倾向；在肯定现代主义在文学中的应有地位的同时，也批评了对西方现代派的简单照搬和生硬摹仿。
批评方法问题。这一讨论是在大量引进现代科技革命的思维成果和西方现代批评方法的背景下展开的，其主旨是更新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方法。讨论最初是以引进、借鉴、吸收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为明显标志的，批评家们大量介绍了“三论”及各种边缘性、综合性的学科理论，并试图运用这些方法揭示各种文学现象，由此而引发了理论批评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理论倾向的争论，并激起了1985年以来的“方法热”。
主体性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既是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在理论（哲学）层面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讨论向文学本体论领域的延伸。1985－1986年刘再复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
中阐述了主体论的文学本体论。该文引起不同意见的激烈论辩，并在论辩中逐渐形成不同的文学本体观和文学理论构架。
本时期文学论争的意义及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