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对五四运动的态度_五四运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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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对五四运动的态度

一、日美冲突对五四运动的影响

20世纪初期，针对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中国地区，日美两国爆发了战略上的利益冲突。美国推出门户开放策略，日本提出大陆主义政策，这两种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战略显示双方对远东国际格局存在不同的战略构想，战略利益有所重叠，日美为了争夺远东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主导权，必然地会从一开始的合作关系逐步走向冲突和对抗。特别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在远东地区崛起，成为打破远东局势平衡的威胁者，美国对日本的担忧和不安便逐日剧增，美国的远东政策也由扶植日本逐渐向遏制日本转变。

日俄战争前，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严重威胁到美国的门户开放策略，利用日本牵制俄国一直是美国远东战略的核心，而日俄战争后，日本在战争中得到胜利，之后又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封闭政策，严重危害到了美国利益，美日关系初显冲突。在与美国进行一次次的利益对抗时，日本充分暴露了企图摆脱美国的阴影、建立起一个亚洲帝国的强大野心，日美关系急剧恶化，之后更是将对方视作可能的假想敌国，一战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开展了激烈的海军军备比赛。

日美关系对中国的局势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五四运动亦然。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索，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被列强一一拒绝，最后还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直接引发了中国爱国民众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进而引发了五四运动。研究外国对五四运动的态度，主要是研究日美两国特别是直接卷入其中的日本的态度，不得不研究此时双方在华的战略利益冲突和双方关系。

二、日本的反应

保守的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对中国人由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情绪非常恼火，不断要求北京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镇压学生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的日本政界认为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要求是“自杀的废日倾向”，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反政府政客的煽动”，是在“美英唆使下的排日暴动”，将参加运动的中国学生称为“学匪”。

大部分的日本报刊舆论都站在五四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日本国内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表面上客观，但言辞上已把运动定性为“排日”学生的一场暴动，随着事件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渲染“排日”，将学生们描绘成一种激烈而癫狂的形象，并且用词激烈，如“暴行”、“暴动”，还使用如《广东学生的狂态》、《支那人的盲动》等富有煽动性的标题。之后更是将报道重点放在日本人在华遇害与中国学生的疯狂举动上，学生运动“猖獗”、“险恶”，将此时的上海渲染成一个四处是凄惨的光景，被狂热的学生们占领的天下，将五四运动升级为中国的排外运动，将学生们污蔑成“学生义和团”，企图引起西方人对运动的反感。

同时，日本在中国经营和控制的报刊开始宣称，学生运动是由美国人扶持的。同时，日本新闻界广泛报道，英美特务在煽动中国学生反日，“利用这场运动来扩大他们的市场”，甚至歪曲说“美国正在和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以便把远东推进混乱的深渊”，号召日本制止这些活动。它们将五四运动归因于中国政治家们野心的冲突，归因于布尔什维克的宣传，按美国驻日大使罗兰·莫里斯的话来说，归因于“除日本侵略外的一切”。

5月19日，日本出版的《国民》毫无根据地指责美国为进行反日宣传的中国人提供了开会场所，美国公使团为运动捐助了500万日元，并有小册子在民间散布谣言称美国公使芮恩施挪用了联军战争工作团宣传活动的收入资助学生运动。对此，芮恩施断然否定，并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

没有人会不同意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在为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我本人也极感同情，但我还是避免与运动的直接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少日本报纸却相当详细地报道了我是如何组织学生运动的。但正如人人都知道的，学生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这些指责只能使人感到好笑。

正如芮恩施所言，这场浩瀚壮大的运动绝非几个外交人员所能煽动，日本媒体的指责毫无道理。由于日本与欧美的利益冲突日渐突出，日本政府一直企图将运动爆发的矛盾焦点转移到欧美方面，声称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普遍的排外情绪，并恶意渲染五四活动，造成日本民众对中国的恶感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顺服和支持。

虽然当时的中国人对列强怀有深深的怨愤，但这种情绪主要是针对国际强权政治而非一般外国人，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当中很多受到过日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影响，并希望能从西方的思想中寻找中国的出路，因此尽管五四运动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痕迹，但本质上却不是排外的运动，在相当的程度上还是一场西化的运动，日本政府的说法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歪曲。

但是，在日本还有另一种和保守派不同的看法，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并不同意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日本媒体的报道，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发表文章指出，五四运动不是哪国所煽动，是中国人纯然的自发行为，也不是单纯的排日，中国的反日情绪指向的是日本的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而非日本国民。在他写给北京大学的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还说过“侵略成性的日本不但受到贵国青年的反对，也受到我们的反对”。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撰文反对日本“短视”的外交政策，批评它实际为“贪婪的资本主义的沙文主义”所引导。日本著名的综合性权威期刊《中央公论》也发表吉野作造的《不要谩骂北京学生团体的行为》，指责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建议停止向中国的亲日分子提供援助，避免加剧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

三、西方的态度

总体来说，大多数在华的西方消息灵通人士是同情学生的，并且就山东问题和反日运动来说是支持他们的目标的。当时在华的英美作者和作家，从惠特·宾那、约翰·杜威到伯特兰·罗素，在他们的一些文章中都对中国的知识运动表示了称赞，认为它象征着一个古老民族富于希望、脱离蒙昧的觉醒。近乎全部的驻华外交公使，包括上文提到的芮恩施和英国公使约翰·朱尔典和法国公使柏卜都持同情态度。

然而西方人对中国运动的同情是很不一致的。大多数人支持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但是西方作家和记者感兴趣的知识风潮却引起了西方商人和侨民的顾虑。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英法租界对五四运动的赞许态度在经过6月份的罢工罢市和日本政府的一番宣传后发生了改变。6月6日，公共租界当局发布布告，禁止公众在租界内散发传单、悬挂煽动性的旗帜和在街上集会，工部局决议武力镇压一切罢工、抵制日货、街头讲演和其他学生活动，并将上海学生联合会驱逐出租界。

这里要提起美国对五四运动的支持作用。虽然巴黎和会上威尔逊总统纵容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压迫中国接受巴黎和约，美国驻华陆海军、在华的一些机构为维护殖民权益参与了对五四运动的镇压，但许多的美国在华机构及在华人士都表示反对巴黎和会的决定，芮恩施和杜威都对中国学生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由衷同情。美国在华报刊对五四运动在总体上持鼓励态度，如《密勒氏评论报》认为五四运动不但“迫使三卖国贼辞职”，“给日本人上了严肃的一课”，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真正觉醒”，而“这正是希望之所在”。美国国内还活跃着对威尔逊巴黎和会外交政策的反对派，支持、同情中国的各界人士更是数不胜数，他们对巴黎和会的一系列决定持不同程度的保留，最终导致美国拒绝批准巴黎和会，并拒绝参加国联，增强了中国民众的斗争信心。

因此，当租界对五四运动的镇压得到一些外国商人和驻沪英国、法国、比利时领事馆的支持的同时，美国驻沪总领事表示了激烈反对。7月2日公共租界董事会拟议对印刷所和报纸颁发执照，取缔中国人民的爱国宣传，驻华美国商会，美国大学总会乃至全体侨民都群起抗议。美国使馆还曾派参赞要求中国政府恢复因为宣传救国而被封禁的北京《益世报》。

美国能够出现以上对五四运动有利的现象，最大原因还是在于美国要借五四运动削弱日本在华地位，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对日本一再让步，引起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中不少人、特别是其在华利益相关者的不满。美国有观察家指出，“国际间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其中最微妙最重要莫如东亚问题，而东亚问题最关键莫如山东问题”。日本占领山东不仅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利益，更会使美国丧失多年来在中国的努力成果。

即使美国总体上对五四运动是支持态度，但上海“三罢”直接触及了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芮恩施告诫美国驻沪总领事对运动要持旁观态度时也强调了“除非遇有非法和过分的行动外”的限制条件，美国对民众斗争运动的支持是有限的。租界的镇压政策最后依然被推行，曾经支持过学生运动的《西林公报》也开始将之称为“骚乱”，指责学生们进入租界对居民实施暴行。1919年6月18日，在法租界刊印的《救国日报》由于鼓动抵制日货被永久封禁，主编被处以极刑。6月26日，法国驻沪总领事公布了限制一切出版发行的定章，规定出版物在发行前必须要将底稿一份送法巡捕房及法总领署，否则将随时被警方查封并严惩。此高压政策虽受到租界居民和大部分领事的强烈反对，之后仍在公共租界的绝大多数情况下被贯彻。

然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开始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促进了租界内中国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由于西方对租界的管理没有很好地示范出民主，租界内工人恶劣的生存环境及租界当局的狭隘政策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渐感失望，转为对苏俄政府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