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莎士比亚悲剧的象征性_论莎士比亚的悲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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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莎士比亚悲剧的象征性
城乡资源与规划学院 07级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 莫保 20074198003
悲剧中的象征性,并不是19世纪末梅特林克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悲剧的特殊产物,而是有悲剧产生以来便具有的审美特性。在希腊悲剧中就具有象征性的因素,中世纪的宗教剧发展了神秘的象征,莎士比亚悲剧是在古希腊、罗马(塞内加)的悲剧中和中世纪的宗教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象征性的因素渗透在他的人物性格、舞台气氛以及作为表现形式的语言之中。英国莎评家里维斯(F.R.Leavis)说,莎剧的“主题借助意象和象征而发展,而意象和象征可影响我们理解剧中人物性格、情节和结构”。(1)我们可以通过象征来更深入地理解莎士比亚悲剧的内在奥妙。
一
有人认为,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性格悲剧,哈姆雷特的犹豫、奥瑟罗的嫉妒、李尔王的昏聩、麦克白的野心、泰门的慷慨和安东尼的迷乱,都是导致他们悲剧的重要因素。但是仅仅停留在这样的解释上,我们便难于真正理解莎士比亚悲剧的深刻性。我们总感到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些具有活生生性格的人又有一种超越于这种性格之上的东西,使我们在看他们的悲剧性结局以后会产生一种“痛苦的神秘”感(布拉德雷语)。历来的莎士比亚研究者都公认哈姆雷特是个谜,而对奥瑟罗、麦克白、李尔王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来评价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我们以为可以沿两个方向去探讨:一是从现实的途径,一是从象征的途径。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具有现实—象征的双重涵义。威尔逊·奈特(G.W.Knight)认为,莎士比亚悲剧的人物性格是“象征性的典型”。(2)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泰门和安东尼都是一些具有个性的、有血有肉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些超越了性格之上的象征。在莎士比亚的人物画廊中,一般可以分作3类人:一类是高尚型的,如哈姆雷特、奥瑟罗、李尔王、泰门等人;一类是优美型的,如莪菲莉亚、苔丝德梦娜、考狄利娅等;还有一类是卑劣型的,如克劳迪斯、埃古、麦克白等。以奈特的观点看,这三类人物,第一类是崇高的人类的象征;第二类是可以与但丁的皮亚得丽丝相媲美的神明的象征;第三类则是类似靡菲斯特的象征。(3)将莎士比亚悲剧人物作类的划分并不是说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是类型化,以致于抹杀了他的悲剧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是将他的悲剧人物提到一个超然的高度上,以便我们窥测到他的悲剧人物的深层意义。
在莎士比亚悲剧中,人物的象征是和其悲剧性相融合的。如果说悲剧是以人物的超越的欲求(超生物的心理需要和人格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为契机的,(4)那么,象征性则是人物对超越性问题探求过程中的原始的朦胧境界,它是“表达一种重要意向的媒介”。(5)哈姆雷特的复仇过程中,为什么总是延宕、犹豫不决,这固然是他的性格使然,但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置身于更高的精神境界来观照这苦难的人生,“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而是一个从中世纪宗教蒙昧中冲出来,重新思考人生的存在价值和终极性问题的人。他从佯狂的散漫状态来窥测这个世界的秘密,道出了无数深刻的警世箴言。所以,哈姆雷特已不是普通的丹麦王子,而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化身,是文艺复兴时代崇高的精神象征。奥瑟罗的嫉妒是个性的缺陷,但同时也是人类的缺陷。这个具有原始人气息的摩尔人,在精神恍惚中失计于人,从狂热的爱变成狂热的嫉妒,以致毁灭了一个天使般的女性。然而,当他清醒过来后,他的灵魂和宇宙合一,达到了象征的境界。李尔王的悲剧,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由于他的昏庸和听信谗言所致。其实,这个剧作的深层意义在于揭示一个国王回归自然的精神历程。当他身居王宫的时候,他似乎拥有一切,其实是失去了人的本真;只有当他流落到荒野的时候,他才显示出原来的天性。他与暴风雨的对话,是人与自然的交融,他的精神也因此而超越于自身之上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李尔王是人类复归自然的象征。泰门是一个乐于施善的人,但他由于受到谄媚者的陷害,变得愤世嫉俗,导致了最后的悲剧。泰门的悲剧不仅仅表现了金钱对人的腐蚀作用,而且揭示了人性在外化力量面前异化的象征。莎士比亚笔下的这一类高尚型的人物,从其地位来说都是帝王贵胄,但他们都是有缺陷的人物。这种自身的弱点,加上他们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使他们陷于一种“边缘处境”之中。然而他们在精神上都超越于自身性格之上,构成了一系列的象征。
莎士比亚悲剧的第二类人物是优美型的,这便是他的人物廊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中的女性,例如:美狄亚有一种疯狂的复仇心理,是复仇女神的化身。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人类的天使,她们如此优美,没有丝毫的色彩。《哈姆雷特》中的莪菲莉亚是一首漂浮在梦幻中的甜蜜而忧伤的歌。她自然地热恋着哈姆雷特,但从哈姆雷特的狂乱的语言中,她感到一切都不可思议。她的娇弱的灵魂受不了现实的打击,她的理想幻灭了,精神因而陷入狂乱。她唱着那首古老的爱情歌曲,编织着花环,死于溪水之中。莪菲莉亚是纯洁的爱情的象征。《奥瑟罗》中苔丝德梦娜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女性,笔墨的赞美写不尽她的好处,她敢于冲破世俗的偏见,私自嫁给了强壮的摩尔人,但是却受到了他无端的嫉妒。她死于自己心爱的人手中,但至死都没有怪罪她“仁慈的夫君”。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超越的天性的宽恕,这固然是坚贞和勇敢的爱情的表现,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感到惨痛的象征性的启示,即纯洁的美被原始力量无缘无故地摧毁。《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她自始至终都生活在她自己的理想的世界里,以天真善良来对待邪恶的势力。她的悲剧性的结局是令人同情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考狄里娅是纯洁与善良的象征。莎士比亚悲剧人物的第一类和第二类属于同一范畴,和这两类人物相对应的是卑劣型人物,即莎士比亚悲剧的第三类人物。黑格尔认为,悲剧是两种合理的伦理力量的冲突,这在古希腊悲剧中可以得到印证,但在莎士比亚悲剧中却无法解释。克劳迪斯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他具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统治者的残酷性。如果说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的杀父娶母是命运的播弄,那么克劳迪斯杀兄娶嫂却是一种蓄意的阴谋,尽管他想祈求上帝的宽恕。他象征着人性的恶魔。哈姆雷特杀死他,是正义的胜利。麦克白谋害国王邓肯,篡夺王位,与其说是女巫的预言所致,不如说他自己的野心在作祟,就像布拉德雷所说的,并不是因为空中有把利刃,就去杀邓肯;而是因为他要去弑邓肯,才看见空中有把刀。(6)麦克白的犯罪是人的野心的象征。埃古是一个挑唆的小人,他没有克劳迪斯、麦克白的那种魅力,只有在人背后搬嘴弄舌的本领,这种本领是这样出色,以致使他可以说是魔鬼的象征。
当然,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并不仅仅可以从现实—象征的双重涵义得到完全的理解,他的悲剧的人物性格是十分丰富的,我们只是从象征性的角度加以理解;而莎士比亚悲剧的象征性也不只是体现在他的人物之中,它还渗透在悲剧的舞台氛围里。
二
悲剧中的舞台气氛是由特定的悲剧情境所产生。美学家朱光潜说“大多数伟大的悲剧中,往往有一种神怪的气氛。”(7)《俄狄浦斯王》中的阿波罗神和德尔菲的神谕给这出悲剧造成了特别神秘的气氛。在中世纪的宗教剧中象征性是和神秘性相融合的。莎士比亚悲剧的舞台气氛更是显示出神秘的象征意味。我们依然沿着现实—象征的途径来探索莎士比亚悲剧的舞台气氛。这种气氛一方面是由超自然现象,如鬼魂和女巫所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舞台的自然背景,如暴风雨、大海所衬托出的。保罗·里柯(Paul Ricoeur)指出,象征是与宇宙万物的交流,这种交流将使现实上升到象征的高度。(8)在《哈姆雷特》第一幕中,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出现,给人以神秘恐怖的感觉,莎士比亚凭借了这种超自然的气氛昭示了国王之死的原因,并一并激发了哈姆雷特复仇的欲望。国王鬼魂的诉说,证实了他的猜疑。“你必须替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但这毕竟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哈姆雷特从国王的鬼魂那里得知真相以后,又在现实中演出了一场“戏中戏”加以证实,这是一个象征—现实的过程,我们可以作一个自然的逆向理解,即因为哈姆雷特猜疑国王是被谋害致死的,所以才出现了国王的鬼魂,而国王鬼魂的出现又造成了一种超自然的气氛。《麦克白》中的三个女巫的出场也是如此,女巫在第一幕出场的时候预示了麦克白的阴谋:“万福,麦克白,未来的君王。”这种预示可以理解是麦克白自身内在的隐秘的野心。在第二幕里,莎士比亚通过女巫和魔法总管的对话又预示了麦克白的悲剧,“我要用整夜的功夫,布置出一场悲剧的结果”。最精彩的是第四幕,麦克白斯和女巫的对话,出现了三个幽灵:第一个幽灵是戴盔之头,告诉他要留心自己的下属;第二个幽灵是流血的小儿,告诉他要残忍、勇敢、坚决;第三个幽灵是一个戴王冠的小儿,要他像狮子一样骄傲而无畏。麦克白急切地想知道自己的命运,但是却出现了被他谋杀的国王邓肯的鬼魂和班柯的鬼魂,其实这可以理解他内心的幻觉,像哈姆雷特和国王的鬼魂对话一样,麦克白斯与女巫的对话,都是人与超自然现象的交流,所不同的是前者代表了正义的复仇力量,后者代表了邪恶的野心。尽管他们都是女子悲剧性的结局,但哈姆雷特的灵魂应该上天堂,而麦克白却应该下地狱。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神秘的气氛还表现在人与自然力量的搏击之中。在古希腊悲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是人与神的关系,在悲剧人物的头上都笼罩了一层命运的色彩,而在莎士比亚悲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多地显示了人的力量。《李尔王》中的暴风雨具有现实—象征的双重涵义,从表面看,李尔王落到荒野,在暴风雨中疲于奔命是悲惨的,但实际上,这场暴风雨是和他内心的暴风雨相联系的。列文说,李尔内心的风暴是自然界大风暴这一宇宙现象在人的小世界中的反映。(9)这是和他内心世界相谐和的。李尔和暴风雨的对话,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种子遗留在世上!”李尔只有在这荒野之中才真正意识到天地间不公,才能发出这种正义的呼喊,这种呼喊使他的精神上升到了象征的境界。
我们从莎士比亚悲剧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他的自然和超自然的神秘气氛都是象征力量的一种体现,这种象征力量不仅造成了富有魅力的舞台气氛,而且大大地加强了悲剧的力度,这是莎士比亚戏剧之所以迷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
象征性人物和象征性的舞台气氛是统一在一定的结构之中的。这种结构一方面通过人物来贯穿,另一方面通过舞台气氛来衬托。莎士比亚非戏剧结构并不是一个外在框架,而是一种有机的构成。如果这种构成仅仅是人物和背景的统一,那只是一种图式,要把这种图式化为可感的形象,还需要通过语言中一系列意象来完成。这种意象,用斯珀津(G.Spurgeon)的话来说,“颇像音乐中的赋格曲、奏鸣曲或瓦格纳的一出歌剧中重复出现的主题一样”。(10)莎士比亚悲剧的象征性也体现在每一出悲剧的意象之中。
莎士比亚是一位公认的语言大师,他的戏剧语言不仅具有诗的韵律和节奏,而且充满了诗的意象。这种意象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是有机的、统一的。在不同的悲剧中、根据不同的主题需要而选择不同的意象。在《哈姆雷特》中,象征性的意象表现为一种阴郁的色彩。哈姆雷特在父王死后一直感到疑虑,篡夺王位的叔父问他,“为什么愁云依旧笼罩在你的身上”,他的母亲劝导他“抛开你阴郁的神气吧”,而哈姆雷特却回答,“我的郁结的心事却是无法表现出来的”。在这里“愁云”、“阴郁”和“郁结”是统一的意象,却表达3个人不同的心理;而对哈姆雷特来说,“郁结”的心事并不只是他母亲的改嫁,乃至他父亲的被害,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怀疑和思考。“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看厌、陈腐、乏味和无聊!哼!哼!那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在第二幕里,哈姆雷特的阴郁表现为终极性问题的探求。“那么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他把丹麦看成一个大监狱,把世界看成一个大监狱。他从克劳迪斯和他母亲的罪孽身上看到了一幅世界末日的图景,他指责他母亲的改嫁“这样一种行为,简直使盟约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神圣的婚礼变成一半谵妄的狂言,苍天的脸上也为他带上羞色,大地因为痛心这样的行为,也罩上满面的愁容。好像世界的末日就要到来一般”。他感到忧心忡忡,以致迟迟未能复仇,直到最后和这个旧世界同归于尽。我们不能只是从表面去理解“阴郁”的意象,而应该和世界的终极性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这样,“阴郁”的意象就有了深刻的象征性。
有人说,不理解古希腊神话和希伯莱的圣经,就不能理解西方的文学和艺术,对莎士比亚来说,更多的是表现为古希腊精神的再生,而不是基督教思想的复活。我们说,《哈姆雷特》中的“阴郁”的意象是和世界性的终极性问题相联系的,但这不是表现基督教对世界末日的看法,而是表现人文主义对人类命运的探索。《李尔王》也是一样,它体现的不是《圣经》中对人的“原罪”惩罚的思想,而是揭示人性的堕落。这种堕落构成了这部悲剧的象征性意象。第一幕里,葛罗斯特说“最近这一些日蚀果然不是好兆,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却不能否认上天对人们所施的惩罚”。有人指出,这种惩罚就是人的“谪降”或者说是“失落”,(11)在基督教看来,人是有原罪的,所以从伊甸园里被“谪降”到人间。然而,在《李尔王》中,恰恰不是表现人从伊甸园里失落,而是陷入更深的罪孽之中,就像斯珀津所指出的,人类“正在退化为野兽”。(12)葛罗斯特对里根说:“我不愿看见你的凶恶的指爪挖出他(笔者按:指李尔)的可怜的老眼,也不愿看见你的残暴的姐姐用她野猪的利齿咬进他神圣的肉体。”从这种动物化的意象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人类已经堕落到何等程度。在《麦克白》中,象征性的意象表现为一种梦魇。莎士比亚的着眼点不是在麦克白如何谋杀邓肯,而在于表现他谋杀邓肯以后的内心恐惧,显示出一系列梦魇般的意象,“来,我们睡去”,麦克白说,“我的疑神疑鬼、出乖露丑、都是因为未经磨练、心怀恐惧的缘故;我们干这种事还是个雏儿”。而麦克白夫人则是自我安慰地说“睡着的人和死了的人不过和画像一样,只有小孩的眼睛才会害怕画中的魔鬼”。然而,这并不能使他们摆脱内心的恐惧,麦克白面前出现的女巫和鬼魂幻觉,便是这种恐惧的反映,它构成了全剧梦魇般的意象。
《哈姆雷特》的“阴郁”、《李尔王》的“堕落”和《麦克白》的“梦魇”,这三种意象,从现实—象征的双重意义看,一方面表现出这3个剧有不同基调、色彩和气氛;另一方面又使这3个剧具有了更深一层的象征意义。莎士比亚悲剧的意象,一般都具有这双重涵义。
在莎士比亚悲剧中,象征性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特性,而且还包含更丰富的美学意蕴。所谓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应该包括莎士比亚悲剧的象征性这一层含义,而象征也体现了莎士比亚戏剧的丰富性。莎士比亚悲剧就其象征性而言,大大发展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在戏剧史上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