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要素组合与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_中俄能源合作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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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要素组合与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

傅勇

[内容提要]全球能源供求体系决定着中美、中俄之间能源战略合作的基本走向。各种战略要素组合构成中美、中俄两种能源战略合作类型的框架和特点。中美能源合作具有全球性和互补性，其核心是防止能源主要产地和主要通道的各种安全威胁上升，同时也预防两国能源战略利益差异走向对抗。中俄能源合作则更具有地区性和互利性，其核心将是两国能源供求关系更加长期化、机制化，并推动东北亚和中亚两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经济整合。由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和低碳经济升温，中、美、俄三国都开始进行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其能源战略合作出现新的趋势。

[关键词]能源战略合作 战略要素组合 能源地缘政治

[作者介绍]傅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非传统安全研究和俄罗斯中亚地区研究。

全球能源体系正在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这个变革是由世界能源供求关系失衡和价格剧烈振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全球气候变化启动低碳经济、传统大国相对衰落和新兴大国整体崛起等长时段的重大战略因素共同推动的。中美和中俄能源战略合作是这个体系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可能超出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结论。因此，能源战略研究不能限于个别学科领域，更不能 只从某个能源战略要素说明整体能源战略环境。在研究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过程中，需要通过全球能源各种要素的分析，认识中美、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多维结构。

一

全球能源体系可以分为能源需求和能源供应两个方面，由此构成全球能源价格体系和价格稳定保障机制，确保全球能源供求基本平衡是这个体系稳定性的基础。中国、美国处于主要能源需求方，俄罗斯处于主要能源供应方。在能源价格的稳定性方面，美国处于能源价格的主动控制方，中、俄处于能源价格的被动接受方。在这三个能源大国中，中国既是能源价格被动的接受方，又是能源进口大国，其 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较低。这个定位决定了中国是能源战略合作的主动方。无论是能源需求方，还是能源供应方，都需要稳定的能源市场价格。

由能源供求关系决定的能源价格是能源体系的核心指标，也是能源战略合作的核心要素。国际石油定价权是指在国际市场中，一国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使国际油价达到符合本国利益的价位。油价定价能力基本反映了各国的实力。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相当，它对于国际石油定价权的影响力也居于首位。在现行市场体系下，多数国际石油贸易以期货价格作为定价基准。从石油定价权的区域分 布看，欧洲石油贸易以英国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Brent)期货价为准；北美石油贸易以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西得克萨斯原油(WTI)期货价为准；东亚石油定价主要受NYMEX和IPE的辐射和引导。强大的期货市场与美元的计价货币地位二者结合，使美国具备在全球范围支配石油资源流动的手段。无论是中国的人民币或俄罗斯的卢布，对能源期货市场都不具备类似美元的价格影响力，因而更需要通过能源供求关系的长期联盟来取得价格的稳定性。防止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也就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重要前提。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既是由国际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也是大国货币政策和国际资金流向变化的结果。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必然引起国际能源价格的振荡。当美国需要刺激经济和出口时，它就采取美元贬值政策，从而导致国际油价上涨，这对于中国这个主要石油进口国来说显然不利。当美国需要强势美元时，油价就会下跌，俄罗斯这个主要石油出口国就会遭受损失。美元汇率变化又会引起全球流动性过剩或流动性不足，巨量资本流动就会随着美元汇率升降而涌入或逃离能源期货市场，导致能源价格更大幅度的波动。金融危机与能源价格振荡结合，使高度依赖能源出口的俄罗斯和需要大量进口能源的中国往往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在这次金融危机前后，中、俄都在国际油价涨跌过程中遭到沉重打击。

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但是对国际油价的影响力远远低于美国，“中国因素”很容易成为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炒作题材。中国对于国际油价的被动劣势地位还在于国内油价体系尚未与国际市场完全接轨，国内和国际油价之间存在着一个月的滞后期，结果便产生了中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买高不买低”现象。当国际油价暴涨时，中国往往大量购入原油期货甚至现货，但是很快就出现油价暴跌，国内价格不得不保持零售价高位运 行，使中国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受到双重损失。

美国影响国际油价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操纵主要产油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局势甚至改变当地的战争与和平状态。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两次发动伊拉克战争，多次威胁要打击伊朗和实施严厉制裁，这些重大事件几乎与油价上涨的曲线在时间上完全平行。即使如此，美国战略界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往往在油价上涨时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造成中美能源战略对抗的假象。2004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认为，“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上涨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对世界石油供应所施加的压力”。[1]2005年美国国会在《2005年国家能源政策法案》的追加条款中规定，能源部、国土安全部和国防部联合调查中国在全球争取油源的行动对美国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2]2006年，美国国防部在《2006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单边能源外交”可能会造成地区局势紧张。[3]随着中国对外部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如果不能找到中美能源战略的共同利益，上述负面战略评估就可能成为美国的主流判断。

为防止由于能源供求关系的紧张而走向战略对抗，中美两国必须以能源战略合作作为“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美能源战略合作将涉及到能源供求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能源生产的可持续性、能源产地和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可保障性以及与能源价格波动相关的汇率机制等[4]，最终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能源供求关系不仅规定了中美俄能源合作具有必要性，也规定了中美俄进行能源战略合作具有必然性。最近10年，俄罗斯石油产量从2000年的3.233亿吨增加到2007年的4.907亿吨，因其国内石油消费没有增加，其增量部分几乎全部用于出口。俄经济结构和国家财政收入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由能源产业创造的产值约占俄GDP的50%，其中3/4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2008年，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出口收入构成了俄出口收入的65%，俄政府收入的2/3来自石油和天然气的销售税。当2004年至2007年世界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扬时，俄GDP增长率和财政收入出现199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强劲势头，2007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6%。[5]

作为主要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对能源价格波动的经济政治后果更为敏感。当世界石油价格从每桶140美元跌至40美元、跌幅达到71%时，俄经济立即陷入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增长率在2009年为负5%-6%，失业率为12%，贫困率上升到16%。[6]随着石油价格从最高点的147美元/桶跌至2009年的70美元/桶以下，触及俄国家预算平衡的红线，俄就出现巨额财政赤字甚至财政危机。[7]可见，能源价格波动关系到俄经济基础和国家安全的根本稳定。寻求稳定的能源出口市场，确保稳定的能源价格和能源收入，已经成为俄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增长最快的能源出口市场，同时又具有稳定的国际支付能力，对于俄能源市场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要“中国因素”长期存在，俄能源出口市场就有重要保证，能源战略合作就必然成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

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是中国寻求能源战略合作伙伴的基本动因。1993年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石油进口国，到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能源消费国。[8]据国际能源署估计，2008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近1.8亿吨，进口依赖度已达到49%；到2025年中国石油消费将达到每天1420万桶，其进口依赖度将升至75%。[9]由此可见，确保外部油气资源的进口总量，将是一个长期的国家战略目标，而寻求稳定的油气进口来源，是确保国家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实现这个条件的路径，就是与具有巨大油气资源潜力并是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的俄罗斯建立稳固的能源战略伙伴关系。

二

中美俄能源战略合作主要受两个潜在供求关系 因素的影响。一是主要大国的石油战略储备；二是主要产油国的油气资源储量。在这两个方面，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绝对优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世界能源供求关系和能源价格走势，而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对长期价格走势尚缺乏足够的影响力。因此，中国在油气储备方面更需要取得美俄的战略合作，即与美合作增强中国的石油预警机制和应急储备，与俄合作加强油气资源勘探以提高油气开采量。

能源应急保障能力是通过石油储备天数来缓解或消除石油供应中断所造成的危机的能力。一国石 油储备天数越长，则该国的应急保障能力越强。经过1970-1980年代石油危机后的长期建设，美国石油储备已经达到可以应对进口中断90天的能力。美国石油储备应急机制不仅具有预防战争状态下石油进口中断的功能，而且具有在和平时期调节国际油价波动的功能。当国际油价上涨过猛时，美国就适当释放储备石油以平抑国内油价；当国际油价下跌过快时，则适时提高石油储备总量以保持国际石油供需平衡。相比较而言，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尚处于起步阶段，到2010年底，大连、黄岛、舟山和镇海四大战略石油储备基地将达到30天进口石油储备能力，新疆独山子等另外四个储备基地正在兴建 中。中国尚未建立及时、全面、可靠的全国能源统计信息系统，这对于石油储备能力的运作系统仍然是一个缺陷。尽管中国石油储备系统刚刚起步，就已经对国际油价波动产生了影响，开始打乱国际炒家利用“中国题材”进行原油期货的投机炒作。随着中国石油储备逐步上升到60天的能力，可能将对国际油价的长期趋势产生更大的影响。

根据这个预期，美中在石油储备方面展开战略合作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两个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展开石油战略储备协调，就可能使世界油价的峰谷波动变得较为缓和，从而实现石 油供求的稳定性。同时，中俄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石油储备合作的可能，这就是通过政府间大宗合同谈判来实现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平衡的杠杆和交易模式。在中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政府间大宗石油交易之后，俄罗斯也开始加快两国大宗交易的谈判进程，以此作为市场交易的重要补充。现货、期货、政府交易、石油储备四者结合，将使中国与美、俄的能源战略合作空间更为广阔。

俄拥有13%的世界石油储量和32%的天然气储量，但是潜在储量并不等于探明的、可开采的储量。[10]国内生产的持续性主要衡量一国当下石油生产能力及未来石油资源枯竭程度，主要以储采比、储 量替代率及石油储量探明率为度。[11]。俄罗斯能源资源正在出现过度开采和储采比下降的迹象。2008年，俄东西伯利亚石油储量增长比预计少了1/2；2009年原油产量出现负增长。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在于，大部分俄罗斯油气田是前苏联时期探明的，自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增加新的储量。前苏联时期油气储量是油气产量的3-4倍，但是到2000年左右已降至0.51倍。西西伯利亚的现有油田均已进入产量下降阶段，现存油井的平均充水率为80%-90%。这种趋势如不改变，则俄罗斯的石油资源大约只能维持25年的开采量，而天然气资源可 能维持40年左右。[12]但是，这绝不是俄罗斯作为世界能源大国的终结。因为大约还有20%的俄罗斯领土尚未进行油气资源勘探，整个北冰洋大陆架完全是空白地区，在这些广阔的空白区仍可寻找到新的大型油气田。然而，如此规模巨大的油气勘探，需要巨大财力和人力的长期投入，而中国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恰恰可以为俄罗斯提供这种战略支持。这将是俄罗斯国家能源战略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未来空间所在。目前，中俄联合勘探西伯利亚油气资源的雏形已经展现，它的发展可能改变21世纪世界能源格局和能源供求体系。

三

从能源地缘政治角度透视，我们对中美俄能源战略合作的可能性、必然性及其复杂性将有更深刻的认识。能源地缘政治可以分为能源安全博弈与能源安全合作两个方面。确保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建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是能源安全关系的基本内容。在能源地缘环境中，美国能源来源的主要区域是中东波斯湾地区，受到这个地区各种战略风险的影响，需要以巨大的政治成本和军事成本来确保其能源来源的稳定性。中国的能源地缘环境具有复杂性，其中包括中东、非洲及其他石油产区和主要油气运输通道的安全风险。俄能源地缘环境相对稳定，因为大部分油气资源都在俄罗斯境内，但是受到东西方两端的外部地缘环境的很大影响。由于能源地缘环境和能源结构的制约作用，中、美、俄都需要建立稳定的能源战略合作，塑造更为有利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问题在于，如何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找到能源战略合作的共同目标。

能源地缘政治是一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它覆盖全球、地区、多边和双边等各种国际能源安全因素，是由能源资源储存、主要能源产地、能源运输通道和主要枢纽、能源市场、能源储备基地、能源国家集团等特殊区位连接的地理空间布局，以及围绕着控制和改变这种布局而展开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从一个国家单独的能源安全角度来看，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稳定性包括境外石油供应地的政局稳定性、运输通道的安全性、石油进口国与出口国的相互依赖程度以及本国石油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等战略要素，它通过产油国危机发生率、本国能源结构的对外依存度、进口集中率、运输通道安全性等指标加以体现。产油国危机发生率越高，则能源供应的安全系数越低。能源对外依存度越高，则能源供应的安全度越低。进口集中度是指进口来源前5国进口量占总进口量之比，该比重越高则能源安全风险愈大。能源通道安 全以一国海轮运力、航线长短、途经海上咽喉要道多寡及护航能力强弱而定。途经海峡越多，运输距离越远，护航能力越弱，则海上航道越不安全。对资源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及军事干预能力主要反映了一国通过外交、贸易以及军事手段保障石油供应的能力。在理论上说，这种能力越强则能源安全系数越高。本国石油公司竞争力以公司油气储量、生产规模和实现利润等指标在世界同行中的排名而定，排名越是靠前，排挤别国公司的能力越强，本国能源安全越有保障。这些指标和判断已经成为国际能源政治的经典信条。总之，石油进口国的石油安全系数与该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成正比，与其石油对外依存度成反比。一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越大，对外军事外交影响力越小，则安全系数就越低。[13]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和经验判断，传统现实主义观点强调通过军事力量控制石油产地和运输通道来保证“能源供应安全”。现实主义的能源地缘政治观把国际能源资源分配视为具有排他性的零和博弈，而新兴大国对能源需求的上升必然构成对传统大国能源利益的威胁。由于这种局面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不难由此推理，同为石油进口国的中美能源关系将呈现出高度竞争性甚至对抗性。[14]尽管美国在上述指标上具有全面领先优势，但是它仍然处于能源安全的风险之中，因此美国要继续强化它在中东等石油战略要地的军事干预能力和政治控制力，这就会导致美国排斥其他大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力。中国在上述指标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以此判断中国的能源安全系数很低，必须全面强化这些能源战略要素，力争在能源地缘政治中取得与美国可以平衡的能力。中国由此也会形成单边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两种单边主义的能源战略并存，其后果是日益恶化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以致出现中美之间的全面战略对抗。这就几乎否认了中美之间在能源安全领域展开战略合作的可能性。

然而，中美能源战略合作的根本前提在于能源地缘政治环境的形成条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些变化包括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能源供求关系变化，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改变着传统安全的固定模式，相互依存的大国共同利益促使它们把能源合作需要置于能源竞争需要之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主要能源产地已经不再是孤立地域，更不是某个大国可以完全控制的。由于运输工具的极大改进和中小国家的主权意识强化，石油运输通道的控制权也难以成为霸权国家的垄断专利。随着国际资本和技术等市场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不断加速，能源地缘经济正在超越能源地缘政治，成为主要大国之间展开能源战略合作的空间条件。由于维持全球能源体系的成本越来越高，霸权国家对国际能源价格体系和运输体系的控制能力逐步削弱，开始转向寻求其他大国在主要能源产地和能源通道的安全合作。其他国际行为体如石油输出国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和国际能源署等，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呈上升趋势。东盟等地区组织也开始承担对马六甲海峡的安全义务。总之，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大国战略合作、非国家行为体、非传统安全因素合成能源地缘政治的四维结构，改变着传统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引导着能源安全与能源合作的复杂互动。[15]

新的能源地缘政治包含着大国之间对能源战略要地的相互竞争，也包含着大国之间对能源市场的相互依赖，以及应对威胁国际能源安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因素的相互合作。[16]从相对安全的观点来看，促使大国之间形成能源安全合作的地缘环境大致有四：其一，在某个大国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这种多边合作的成功概率很低；其二，当某个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传统大国维持原有能源体系的能力迅速丧失时，这种多边合作的可能性也较低；其三，当若干大国的实力旗鼓相当时，多边合作的成功概率也不高；其四，只有当霸权国家面临严峻挑战但尚未失去主导地位，新兴大国对主要能源战略地区的影响力上升但尚未威胁传统霸权国家时，这种能源战略合作才有较高的成功概率。中美两国在能源战略要地的地缘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第四种情形。

总体上，美国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等海上能源咽喉要道仍然保持着战略控制权，但是美国保持控制的战略成本越来越高。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以及美国与伊朗的长期对峙已经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包袱，而其盟友欧盟和日本都不能帮助美国摆脱这些旷日持久的战略危机。然而，中国却可以在这个地缘环境中发挥特殊作用，其中包括在伊朗核危机中的调停者作用，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稳定者作用，在伊拉克的经济重建者作用等，却不会成为美国在上述地区的挑战者和对抗者。维持这些战略通道和能源产地的安全，是保持世界经济总体稳定的需要，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两国最大的差距应属运输通道安全及对资源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以及军事干预能力，[17]这些都是地缘政治中的硬力量要素。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亲和力恰恰是美国所不具有的，可以补充其软力量的不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地缘政治优势的中美互补特点将越来越显示出来。

中美能源地缘政治的战略合作还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实行“走出去”战略并取得巨大的战略突破，在20多个国家中进行与能源相关的投资、开发与生产活动，所涉及的地区包括中东、非洲、中亚及俄罗斯、东南亚、拉美和北美等几乎全球所有地区。中国在这些能源资源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优势和政治友好关系，构成了更大范围的能源地缘政治环境，从而也带来中美能源战略合作的更大空间。2007年美国前5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为加拿大、墨西哥、沙特 阿拉伯、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进口集中度为58%；同期中国前5大能源进口来源国为沙特、安哥拉、伊朗、俄罗斯和阿曼，进口集中度为61.3%。[18]中国的海外石油主要来源地和美国的主要供应来源地大体上不重合，[19]只有沙特是二者共同的主要来源地，而沙特在石油储量和地缘政治倾向上都可以满足这两个大国的需求。因此，中国在非洲等地开拓新的油气资源，不仅可以降低中美在能源地缘政治中的潜在冲突，而且有助于保持全球能源供应链的平衡。

与中美能源地缘政治关系相比，中俄能源地缘政治更具有地区合作和战略利益互补的特点。这是由若干长期发生作用的战略因素即俄罗斯在欧盟、远东、中亚三大地区的能源供求结构以及这些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所决定的。

俄能源地缘战略的结构性特点要求其实现欧亚大陆东西两端能源出口的战略平衡。迄今俄罗斯所有的油气管道都通向独联体和欧盟国家，欧盟和前苏联成员国是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出口市场。由于北约和欧盟东扩对俄罗斯构成的战略威胁，以及乌克兰等邻国对通往欧盟的油气管道加以挟持的压力，俄罗斯对欧洲的油气出口始终存在着减少甚至中断的危险。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导致欧洲能源供应的严重失衡，又可能造成俄罗斯能源出口收入的巨大损失。欧盟也意识到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度过高所带来的战略脆弱性，正在加快其能源供应多元化步伐。为了应对欧盟对俄罗斯能源需求下降的前景出现，俄罗斯需要在远东地区增加油气出口以达到东西两端的能源战略平衡。只有中国市场能够抵销或补偿欧洲市场可能造成的损失，使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的能源出口收入。从技术层面上来说，俄罗斯对欧盟以天然气出口为主，对中国以石油出口为主，二者并不存在一方增加则另一方减少的必然性。在没有发生危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增加对中国的石油出口并不会减少对欧盟的天然气供应；在发生危 机的情况下，俄罗斯可以增加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包括天然气)以维持其能源收入。这就是俄罗斯能源地缘政治的“双保险”战略，“中国因素”是实现这种战略平衡的关键条件。

俄罗斯能源地缘战略的另一个重点方向是保持对中亚-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控制权。中亚-里海地区是仅次于波斯湾地区的世界第二大能源储量地，对于未来世界能源供求平衡关系极大。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至今仍然把中亚国家看作其“政治后院”和“能源储备”，是俄罗斯“天然的特殊利益中心地带”，并且极力保持在这个地区的市场利益和战略影响力。[20]美国力图改变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特别是将其纳入美能源地缘战略版图。为此，美国早就把中亚-里海地区纳入其“大中亚”战略计划之中，不仅在军事上布兵投子，在政治上培育亲美势力，而且在经济上投入巨额资金。格鲁吉亚完全倒向北约，标志着里海西岸实际上已经被北约所控制。此外，欧盟、日本、土耳其、伊朗、印度等国也都参与对中亚地区能源资源的竞争。[21]在群雄逐鹿中亚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唯一可以确保的稳定因素就是上海合作组织。借上合组织，俄可以维系俄与中亚国家的传统纽带，并且保持中亚地区东部油气资源与俄西伯利亚管道网络的连接。上合组织是中、俄和中亚五国共同组成的地区合作机制，中国的全面参与为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和政治稳定提供了持续的积极因素。中俄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把能源地缘政治和地区合作机制结合起来，以实现能源战略合作的新方式。

俄能源战略由西向东转移过程中，保持对中国和对日本的能源出口平衡是其战略选择，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东北亚能源地缘政治框架。由于金融危机后欧洲能源需求大幅下降，俄能源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东亚。根据2009年8月公布的俄罗斯《2030年能源战略草案》，俄将与国际石油巨头共同开发东 西伯利亚、西太平洋沿岸大陆架以及北极圈地区的新油气田，加快能源出口向东转移，东亚将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增量地区，[22]其市场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然而，日本和中国这两个东亚最大市场孰重孰轻，俄经过大约10年时间才确定下来。围绕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走向，中俄日之间一直存在博弈与竞争。中方提出的安大线(安加尔斯克至大庆)方案与日方提出的安纳线(安加尔斯克至纳霍德卡)方案之间相互激烈竞争。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俄达成“石油换贷款”协定，从俄罗斯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边境的“泰纳线”支线管道项目才最后敲定。这是俄罗斯能源战略东移的标志性项目，表明俄中能源战略合作是东亚能源地缘政治的框架主体。中国市场和中国资金来源的巨大潜力，是俄作出这个战略选择的根本原因。而中俄黑瞎子岛争端的妥善解决、俄日四岛争端的持续激化、美日同盟与北约东扩的战略呼应，则是这个选择的深层次战略因素。随着中俄之间以铁路、管道、油轮“三头并进”的能源战略通道建成，以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为核心的东北亚能源地缘经济构架将得以确立。这个构架和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将逐步融合，成为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整合的基础。

中俄能源战略合作在总体上纵深推进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利益分歧。例如，就在中俄签订“泰纳支线”协定的第二天，2009年2月18俄日“萨哈林-2”液化天然气项目建成，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工厂，而日本是最大的买家。可见，在中日两个能源大市场之间保持平衡，仍是俄罗斯远东能源战略的主要考虑。同样，俄也担心中国在中亚东部地区形成更加直接便捷的能源管道网络，使中亚油气资源在西向和东向两个方向流失，而北向的西伯利亚管线网络所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少。即使在 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如何长期合理利用和分配中亚油气资源，如何确定市场份额和市场价格，仍然是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但是，同中俄能源战略合作的稳定性相比，这些利益分歧是局部的、潜在的。

四

中、美、俄三个大国都在进行能源结构战略调整，这是能源战略合作的可持续性所在。降低能耗、提高能效是保证能源安全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中国在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两个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能源利用率仅仅是日本的1/9，是美国的1/4-1/5。就能源消费弹性而言，中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能源消费是欧盟的1.58倍。[23]由于能源效率已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因素，中国在清洁能源和替代能源领域的发展明显超过俄罗斯，并可能缩短与美国的差距。俄能源资源丰富和经济结构转型迟缓，制约着它的能源结构提升，其能源出口也受到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俄罗斯已制订提高能源附加价值战略，降低经济发展对能源工业的依赖度。而美国在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一年时间里，就对“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展开战略研究和巨额投资，力图把新能源作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新增长点，以求夺回对世界经济政治的主导权。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具有能源结构调整的战略紧迫性，两国在新能源领域合作的起步明显快于中俄在该领域的合作。中美之间已经初步形成战略共识，签订了关于中美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的谅解备忘录，并制定了双边能源合作协议，其领域包括化石燃料、核能、水力发电等传统能源，也包括可再生能源开发与技术合作等。中美元首峰会和战略与经济对话都把能源合作作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并形成了“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框架协议”和“联合声明”等重要文件。中美新能源合作进程关系到全球减排机制和低碳经济的最终框架，实现全球能源和环境治理的协调机制。正如2009年6月李侃如在《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一文中所说，“至关重 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必须通过逐步弥合分歧的现实合作才能有效地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减低。”[24]美中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最大的能源消耗国、能源进口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都需要降低能耗强度和碳排放强度，都需要保证国际能源供应安全，都需要稳定、可靠和经济的国内替代能源。这就形成了中美能源战略合作新的共同利益基础，使两国发展新能源合作形式具有可能性和互惠性。金融危机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打击空前沉重，却成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俄的新起点。确保资金来源，就成为俄罗斯能源产业持续发展的关 键因素。中国通过巨额贷款缓解俄罗斯能源部门的债务危机，“贷款换石油”、“下游换上游”等中俄能源合作的新交易方式，体现了能源要素和金融要素的跨国组合，以及能源产业链的跨国组合，这些跨国要素组合的新模式使两国能源战略合作获得新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在这次金融危机后，中美、中俄之间的能源战略合作都出现了新的转型，反映了大国能源战略合作的新趋势。

(责任编辑：张浩)

注释：

[1]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ion，2004 Report to Congre，Washington，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pp.10-11.[2]The Senate andHouse ofRepresentatives of th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EnergyPolicyAct of2005，pp.549-550.[3]US Department ofDefense，The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2006，2006，p.1.[4]杨泽伟：“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挑战与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8期，第52-60页；赵宏图：“国际能源转型现状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35-42页。

[5]http://www.daodoc.com/dbtw-wpd/Textbase/n ppdf/free/2005/key2005.pdf.[9]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World Energy Outlook 2004，p.263，http://www.daodoc.com/textbase/nppdf/ free/2004/weo2004.pdf.[10]ВикторПетровичГавриловИ.М.Губкина：“Правдао российскихуглеводородах”，《НГ-Энергия》，2009-09-08.[11]张宇燕、管清友：“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世界经济》，2007年第9期，第17-30页。

[12]И.Сечин，“Обэтомонсообщилвинтервьюпрограмме‘Вестинедели’телеканала‘Россия’”，http://www.daodoc.competition”，Survival，Vo.l 50，No.4，W inter2008，pp.68-74.[15]张建新：“美国霸权和国际石油政治”《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12期；马小军、惠春琳：“美国全球能源战略控制态势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38-46页。

[16]赵宏图：“全球能源安全对话与合作——能源相互依赖时代的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第38-44页。

[17]Kenneth Liebertha，l MikkalHerberg，“China 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U.S.Policy”，NBR Analysis，Vo.l 17，No.1，April2006，p.7.[18]Pietro S.Nivola，“Rethinking‘Energy Independence’”，December30，2008，http://www.brookings.edu/papers/2008 /1230_energy_nivola.aspx；田春荣：“2007年中国石油进出口状况分析”，《国际石油经济》，2008年第3期。

[19]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The Failed States Index 2008”，Foreign Policy，July/August2008，pp.64-68.[20]杨丽、马彩英主编：《转型时期的中亚五国： 1990-2001》，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左凤荣著：《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21页；杨雷著：《俄哈关系论析》，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168-169页。

[21]孙永祥：“探寻2009年世界能源的几个热点问题”，《能源》，2009年2月号。

[22]В.В.Бушуев，“Россия-ШОС，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Круглыйстол.《Перспектив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клубаШОС》，г.Ташкент，26.02.2007；И.Сечин，“Обэтомонсообщилвинтервьюпрограмме‘Вестинедели’телеканала‘Россия’”，http://www.rbc.ru，23.03.2009.[23]齐绍洲、李萌：“欧盟能源效率与‘欧盟理智能源计划’评析”，《法国研究》，2007年第2期，第74-84页。

[24]“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U.S.-China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http：

//www.brookings.edu/testimony/2009/0604_china_liebertha.laspx.《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