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为何迟迟缺席诺贝尔文学奖_诺贝尔文学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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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为何迟迟缺席诺贝尔文学奖
语言上丧失先天优势致中国迟迟无缘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 14:51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兔主席
从历史得奖情况看,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是个欧洲人的游戏,尤其是西/北欧人的游戏。稍加了解。我们知道这绝非偶然。本文并无意从人文、艺术、价值观等角度展开更深入的联想,仅技术性的统计诺贝尔得奖者的语言。
在众多诺贝尔奖项中,抛开和平奖,其他皆为科学类奖(包括“最科学”的社会科学--经济学),得奖者的成就大致都能采用客观标准进行论断,而唯有文学奖属纯粹的人文领域,基本完全依赖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从根本上是主观的,也不可能超脱文化的影响。
我们知道,文学(包括散文、诗歌、小说等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大不同,乃在于其完全基于文字。而文字又是表现人类情感、逻辑、价值、文化最直接的工具。不同的语言文字,词汇、句法、结构、形式、风格,均有极大差别,而两种语言的距离越远,隔阂也就愈大。譬如,同汉文诗歌或日文诗歌相比,英国人或瑞典人肯定相对更容易接受德国诗歌。原因是诗歌写作的文化背景更相似,更易理解,而从翻译中丢失的文字价值也更少。如果将一个中文古代诗歌翻译成英文,除了意味保留,大部分文字价值都会丢失,且如希望保持文字上的美感,译者还需使用新语言对原作进行诠释乃至重新创造。
因此,文学有不可译的部分。有上层建筑的(文化、价值观等)部分,更有文学的骨肉--语言文字的部分。以下,我们基于语言学中队不同民族语言的归类,对1901-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奖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统计(参见附图),很容易将会发现极其明显的规律:
(1)日耳曼语族使用群体是最大的得奖群体;使用日耳曼语族(包括英语、德语、挪威语、瑞典语等)的作家合计有52位,占全部107名得奖者的48.6%,即将近一般数目。这完全是可以预测的,因为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单位就是使用瑞典语-而德语、英语、挪威语,丹麦语、冰岛语,这些都是全世界所有语言中与瑞典与最相似的。许多北欧语言相当于我们的地方方言差异,不同语言使用者经过几周的训练就可以互懂。(2)罗曼语族是第二大得奖群体:罗曼语即拉丁语的日常方言,后来演化成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等。秘鲁作家略萨即使用西班牙语。罗曼语得奖人数33人,占全体得奖者30.8%。
(3)西欧语言占全部得奖者合计85人,占全部得奖者的79.4%。这里的西欧语言即罗曼语族+日耳曼语族。两者虽非同一语族,但同地理区域较近,过去数百上千年有大量文化交流和语言接触,相比其他语言群体而言,这两个文化群体从语言文字、生活方式到价值观都是最相近的。实际上,许多文明都有丰富的文学遗产和传统,西欧几个国家,占据诺贝尔文学奖压倒性的大多数,并非偶然。
(4)斯拉夫语族构成第三大得奖群体:得奖人数11人,占全部得奖者10.3%。斯拉夫语族的使用者位于东欧,过去数百上千年受到大量西欧文化的影响,同属欧洲基督教文化,其中拥有4名得奖者的波兰语更是长期处在德国影响之下。相比其他主要语言群体,距离欧洲文化都更相近。因此,斯拉夫语族排名第三完全可以预料。
(5)印欧语使用者占获奖者中的压倒性大多数::除了上述语言外,还有其他两种印欧语。希腊文化是西欧文化的一部分而且希腊语在语汇上对西欧语言有极大影响。希腊国家很小,人口不多,但有两位得奖者;另外孟加拉语使用者一位,即泰戈尔,他在英殖民文化下成大,在英国本土接受过教育,使用孟加拉语写作。语言角度,孟加拉语为古代梵文衍生而成,与欧洲语言同源,同属印欧语系。最后统计得出,文学奖得奖者中,印欧语使用者共计99位,占全部得奖人数的92.5% 综上可见,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集中在欧洲,且主要集中在与瑞典的语言文化比较接近的北欧。所以可以说基本就是个北欧国家的游戏。
上面的数据是我临时统计的,或还有不准确之处,但大趋势如此。而据此规律,仅从得奖者使用语言分布的历史情况,我们在不去读略萨和村上春树两位作家的作品时,就应该可以推测,由于存在语言及文化的先天优势,使用西班牙语的略萨击败使用日语的村上春树,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更高。
并不是说使用日耳曼语族/西欧语言之外的人就无法得奖,而是说,写作者可能需要更精彩的内容、更深刻的内涵,更华丽且能够传译的文字,更大的影响力,来克服语言隔阂。所以,如果想提升得奖机率,最直接的办法是使用北欧人熟悉的语言写作。而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你使用的语言与北欧/西欧语言距离越远,得奖的机率越低。
另外,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主的国家分布与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也应当呈正相关关系。人均GDP越高的国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越高。大家可以尝试统计一下。如果是这个情况,也极其容易给出解释:先不谈文学内涵或价值观层面的主观因素,只谈客观因素--你所处的国家的经济实力越强,对内而言国内读者基础更多,出版业更发达,影响越大,对外而言文化影响力、辐射力也越强,受到国际关注的可能性也更高。
因此,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内涵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文学使用的语言平台及所处国家经济水平、文化影响力都是很关键的因素,其作用不亚于,甚至可能显著高于文学作品本身价值与内涵的作用。因此,出于可以理解的结构性因素,诺贝尔文学奖是有相当局限性的。中国作家能够取得这个奖项固然好,但即便取不得,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汉语作家可能要付出加倍的努力和更多的运气,才可能克服各种结构性障碍,取得这一成就。(当然,政治也是一个因素,就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中了)。
中国作家为何迟迟缺席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 14:57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兰守亭
诺贝尔文学奖在世界文坛上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都受到国际文学界的矚目,都会在世界文坛上产生巨大的冲击波。“诺贝尔文学奖” 最大的作用在于,它能使全世界的读者去关心和阅读这个语种或这个国家的作家和作品,通过作品认识或熟悉不曾了解的这个国度的人们的生活和习俗,树立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良好形象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假如能够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让西方主流文学接受并认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 文学发展的巨大成就,无论怎么说它有着一个立竿见影的效果。举足轻重的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官方对文学质量评判的奖章,事实上它有着至高无上的光环效应。中国作家迟迟未能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原因有多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主动地向西方世界推介自己的作品。
中国缺乏主动推介意识 总希望西方人来翻译自己的作品
中国不是没有伟大的作家,这几乎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中 国作家为什么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中国文学为什么迟迟不能走向世界,融入西方文学的主流中去?“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卓越的作家与诗人,很少引起西方读者重视。其中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著作未被译成外文,向西方介绍、翻译的不够。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国际知名汉学家和翻译家马悦然认为:“最主要是翻译问题,中国很多伟大的作品还没翻译成外文,因此外国人大多不能欣赏;有的作品翻译过,但不是译得不对,就是译得不好,使欧洲人误认为那些中国作品没有文学价值。”如果出名的中国作家的优秀著作译得不好,不懂中文的外国读者从译文中就会看不出原文的文学价值。
自诺贝尔文学奖开始以来,共有九十七人得到这个荣誉,其中法国作家共有十二人得过奖,居冠,美国则以九人居于亚军;再加上其他欧洲国家﹝如英国、德国、瑞典、義大利、西班牙、俄 国、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等﹞,则欧美作家就占了七十一人,达四分之三比例,每四个得奖者就有三个人出自欧洲和美国。这就给人一种欧美中心偏见的感 觉。之所以如此,理由其实很清楚,就是因为非欧洲语言的文学作品开始被翻译成西方语言还只是近十多年的事,有相当多的杰出作品非常不容易被瑞典学院的院士接触。每次文学大奖没有中国的份,也就表明中国文学没有得到世界的认可。中国文学界只是觉得很冤枉,却不知道自己的工作没做到位。说得直白一点,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们只想图现成的。他们并不想为了了解中国文学,为了验证中国文学能不能获奖而花大力气来学中文。他们优先考虑的获奖作品肯定是他们熟悉的作品,他们能够读的作品。
马悦然曾经谈到过,瑞典学院的院士们都懂英文、德文和法文。有的院士懂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和其他斯拉夫语言,但只有一个院士懂中文,就是他自己。这就表明中国文学要向诺贝尔文学奖入围,只有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将国内优秀作品译成院士们及西方的读者看得懂的语言,以此来接近和影响他们。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的文明和文化底蕴是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不可比拟的。由于语言的原因,也许瑞典皇家文学院通过已有的翻译,对中国博大的文化和灿烂的文学了解只是一个皮毛。就连学贯中西的马悦然先生,由于自己精力和时间的限制,他对中国文学的理解也是不完善的,他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握住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现状的。况且欧洲人的汉语学得再好,也好不过中国人,就如同中国人的英语永远超不过英国人一样。中国人是汉语的实践者,而西方汉学家则是汉语的旁观者。靠西方人掌握的那点儿汉语,是把握不住中国文学的精华的。中国人只有主动地展示自己灿烂的文化,才能让西方读 者心悦诚服。这就需要中国自己把作品译出去。
中国通常注重将国外的优秀作品翻译介绍到国内来,大的翻译家都在忙着将国外的作品翻译进来,却用很薄弱的力量将国内的作家及作品向外推介,这些薄弱的力量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导致中国作品向西方世界介绍的不多,即使介绍了,也比较单一,只是国内某几个较为出名的介绍了出去,形不成气候。西方不能全面地、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我们要加快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的进程和渠道。使中国文学尽快融入 西方文学当中去。进而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来了解中国的文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中国人总是有一种依赖思想,不是主动地向西方推销自己的作品,总是满足于在国内的成功及轰动,不去开拓国际这个大的阅读市场。中国自己不把作品译出去,总希望西方人来翻译自己的作品。有些中国作家甚至认为,文学奖评选不应该依赖于翻译的作品,应该看原著。道理上说得过去,实际上是行不通的。授奖委员会的成员看不懂原著,这就把责任推到了授奖者一方。结果还是中国文学受到冷落,长期这样僵持下去,吃亏的还是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
如何把自己国内优秀的文学作品翻译出 来,让西方世界了解,是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语言障碍,作品不容易被西方世界的读者所了解,政府应全心全意支持这方面的翻译事业。在组织翻译的过程中,要慎重选择翻译者,要寻找那些真正杰出、优秀而又真心喜爱所翻译作品的译者,只有这样的人承担翻译工作,译文与所译作品才能相得益彰。否则,拙劣的翻译会让好的作品走调变味,会失去文学作品原有的思想和价值。外国人读到这样的译作时,肯定会有错误的理解和思考。找了不合适的翻译者,不如不翻译。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和评奖标准有“猫腻”,并不完全公正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其实是一个小型的文学奖决策团体,他们不仅能力有限,而且 认识也有限,它自己的认识只代表它自己,不代表别的什么。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讲的一番话:“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个世界冠军赛。因为瑞典学院只有十八个院士。一半是学者,一半是作家。其中有的是诗人,有的是写小说的。我们十八个人,每年要选一个好的作家。但是不能说这个作家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作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可以选一个好的作家,我们评委认为他的作品非常好,我们喜欢他的东西,他应该得奖。好,就发给他了。”“我们只有十八个人,要选,也不可能覆盖世界上最好的作家。我们只能希望选上的作家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作家。” 的确,文学不是竞技体育,是没法进行比赛的,因为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它评选的主观性、倾向性、好恶性太强。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来说,他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标准,评出一部“好的作品”,而不是“某个国家甚至是全世界最好的作品”。
世人通常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世界文学神圣崇高的权威。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准则公开地说只有一个,就是作品的文学质量。但在诺贝尔奖评审中,肯定也会掺杂一些私人交情或者个人的感情恩怨。因为评委也都是人,有这样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比如2000年华人法国作家高行健获奖就可看出一些端倪。
马悦然对四川怀有深厚的感情,偏爱四川人;因为他的妻子陈宁祖出生在四川,他自己在1948-1950年间也曾来到中国四川北部,收集重庆、成都、峨嵋山、乐山的方言资料,曾经在峨嵋山的报国寺追随果玲和尚读书,在那儿研究四川方言。马悦然总是不断地搜寻出生于四川、生活在四川或者描 写“蜀道难”奇异及其壮美景观的诗人或作家。高行健在1987年与马悦然首次会面,之后他们成为好友,其原因就在于高行健的短篇小说多是发表在宁祖的故乡成都。高行健的获奖小说《灵山》的较大篇幅又都涉及宁祖的故乡四川、那里的人民及其周围自然的环境。马悦然偏好四川籍作者或描写四川省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他判断文学质量的审美视野。不过单是指望凭交情去拿那个大奖,却也是不可能的。
东西方文化价值鸿沟难逾越 文化趣味倾向西方标准和判断
马悦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对中国主流文学有意忽视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马悦然尽管通晓汉语、中国文化,但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文学以及人文思想与传统的中国人肯定是不一样的,他的思维方式仍是西方的。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生活的环境不同,西方汉学家无法进入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他们只能看到一些表面肤浅的东西,而难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学作品的内涵。这也是他们对中国文学状况把握不准的主要原因。马悦然以精通汉语自居,尽管他可以对中国文学提出独到的见解,但文学与产生它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生活在西方世界的马悦然,他无法与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同呼吸、共命运,所以他无法深入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他所谓对汉语的精通,只是相 对西方人士而言,他对中国作家的评判,难免失之偏颇。
文学尽管有相通性,但中、西方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文学的相通性有一定的 局限性,比如,让欧洲人感动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是不大能打动中国少男少女们的心扉的。而让中国人怅然泪下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也一样很难赢得欧美情人们的眼泪的。尽管其他第三世界的作家也陆续获得过诺贝尔奖,但这些作家大都通晓一门外语,有的经常穿梭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他们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主流文化是接近的。诺贝尔评委们按照西方人的思考方式来筛选作家及作品,由此看来也是不足为奇的。
诺贝尔文学奖掺杂敏感的政治因素
另外,尽管马悦然一再声称中国作 家未获诺贝尔文学奖与政治因素并无关联。但他对中国及中国的作家多少还是有一些偏见的,他认为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作家总是为政治服务,缺乏个人创作的独立空间。并认为毛泽东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消极,导致老一辈的作家停笔不写了。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以至于出现了“文化 大革命”,制约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七十年代末期到现在,中国刚有所发展,因政府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又有一部分作家在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离开祖国侨居欧美,从而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由于马悦然过于关注和公开支持所谓的“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多次参加“六·四”纪念活动,中国政府又曾拒绝过他的入境签证,他难免想与中国政府抵触一下,让高行健出来亮相,这也难说。
中国文学界也是一个自由的市场,谁优谁劣,中国读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马悦然无视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审美习惯,而将自己的审美观作为终极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难免会遭到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的光辉形象肯定会带上瑕疵的。
况且,早期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一帮现在也许已经被遗忘了的作家,有些获奖作家其实读者并不相信他们的伟大。而真正伟大的作家们,像列夫·托尔斯泰,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沃尔夫,马塞尔·普鲁斯特和弗朗兹·卡夫卡这些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作家在评奖中并未受重视。事实上,瑞典科学院作为文学奖的评定者,它本身就是一个缺少活力的团体,它成员的终身任职制使评选团缺乏一定的朝气,因为他们都是年老者。
科学无国界,文学却是有国界的。文学之所以有国界,是因为文学是用语言进行创作的艺术,语言有国界,所以文学也必然有国界。如果中国文学要想真正影响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评委们。中国文学只有走出自己的国界,走向世界,获得世界的认可,他们自然不可小觑。
在国外,很少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就是因为语言的障碍。这就需要靠翻译。中国知名作家的主要作品一定要翻成西方的语言,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要不然中国作品在国外就没有市场,在国外就没有读者。作品不仅要翻译,而且要译得很好。这也是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当然,爱好文学的西方汉学家,他们能欣赏中国文学。但他们毕竟只是少数,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向西方介绍时,不全面展示中国的文学,西方人很容易一叶障目或断章取义,这对中国文学和中国形象都是不利的。况且西方的阅读口味不可能与个别汉学家一致。比方说,各人的爱好不同,喜欢读莫言的小说,不一定喜欢读女作家王安忆的小说;喜欢欣赏诗人艾青的诗,不一定喜欢欣赏朦胧诗人的诗。阅读喜好的差异并不意味着谁对谁错,尤其在价值多元时代,有差异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然而西方 只有全面了解了中国,了解了中国的文学,他们才能包容这种差异。由于“诺贝尔情结”,中国作家非常看重这个奖项,甚至会把“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是“中国获奖”,但事实上,不论有关学术团体还是作家个人,他们有针对性的措施并不多。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规则,四种人具有提名资格:
一、瑞典文学院院士或其他国家文学院的院士;
二、大学文学教授和语言学教授;
三、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
四、各国作家协会主席。由此看来,诺贝尔奖只接受个人提名,并不接受团体提名。中国有资格推荐文学奖的人和机构很少利用机会向诺贝尔评委们推荐合适的人选。根据瑞典文学院的资料,他们每年要收到大约350个提名。不知什么原因,中国自己提名的作家却寥寥无几。这也是很令人遗憾的。
提名的推荐书要求每年二月一号以前寄给瑞典文学学院。每年2月份,瑞典文学院就把这些被推荐获奖的作家列成名单,在每个星期四开会讨论这些作家作品。到了四月份,长的名单就缩短了。淘汰剩下的名单包括二十来个作家的名字。到了五月底,名单变成最短的,包括五到六个作家的名字。六月、七月、八月,他们就不再开会了,所有的院士就开始广泛阅读候选人的作品。如果读不懂原文,那就要找译文。因为要阅读大量的书,所以这期间他们非常忙。到九月二十号,他们又开会,讨论这五六个候选人的作品。十月十几号开始投票,决定谁是当选者。票数最多的人就是年度获奖者。
首次获得提名到最后获奖,一般要等几十年。也就等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对他反复考虑、斟酌了几十年。由此可看出瑞典学院颁给诺贝尔奖的过程是非常慎重严谨的。很多作家在获奖前都已经是国际上知名的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已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扎实的创作功底,最后很难登上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的。诺贝尔评委评出来的作家,尽管其作品的价值说法不一,但是评出来的文学肯定是文学院喜欢的那种文学。
中国作家在国际文坛上的“品牌效应”未形成 回顾我国以往的历史,凡是在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的时代,文学的发展必然也是空前的。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坛进入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期,出现了像王蒙、阿城、冯骥才、贾平凹、苏童、王安忆、韩少功以及李锐、莫言、余华、残雪、北岛、杨炼等大批的诗人作家,这些作家及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已经颇有影响。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很令人鼓舞的。
中国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也有擦肩而过的例子。沈从文的名字被选入了1987年的候选人终审名单上,1988年他再度进入当年的终审名单,评选委员会已经决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1988年如果他不离开人世,他将在10月获得这项奖。后来有人听说沈从文当时已经去世,经打电话核实后,此事也就作罢。
在中国当代作家里头,尤其是写小说的,也有不亚于欧洲、美国、南美的最有名的小说家。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完全与那些获了奖的一样高。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由于语言受到了制约,很多西方人因看不懂中文而放弃了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从而失去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文学要走出去,首先要打破语言的界限,要把在国内影响比较大 的作家及作品介绍出去,对这样的作家在国外要广泛宣传,在国际文坛上形成一种中国作家的“品牌效应”。
最近十年来,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国家和国家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东方和西方世界的差别也正在缩小中,这种大潮流具体地表现在人类努力的各种领域之中,其中又特別以经济和电子传播领域的表现最为突出。文学也正在向全球化的趋势阔步前进。
当然,有人会认为,西方读者们的看好与否并非评价中国文学的首要尺度,汉语写作最根本的是获得汉语读者的认同。然而文学创作是不能抛弃世界文学这个大舞台。经济开放了,文学也要开放,文学也要走出国门,只有这样,才能更快、更有效地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从1982年到2003年这22届获奖者中,有8届获奖者来自非欧美的作家。虽然比例仍然很小,但也可看出瑞典学院的院士们有意对东西方文学进行平衡。这对中国文学向诺贝尔文学奖挺进、入围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也许要不了多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会是中国的作家。
中国当代文坛缺乏诺贝尔秉持的人文和理性主义倾向
2012年10月11日 15:34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作为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为世界文学作出如此贡献的文学大奖, 一直没有中国作家的参与, 不能不说是中国作家的遗憾与悲哀。当代中国作家在辛勤耕耘的同时, 也应该静下心来反思一下, 看看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有多远, 在埋头拉车的同时也要抬头看路, 与其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我认为,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出原因。
首先,文学作品价值的缺乏。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中唯一的汉学家马悦然先生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就中国作家为什么迟迟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时曾说,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只有一个, 那就是文学价值。而中国作家的症结恰恰就在这里。曾经有人做过一份问卷, 就中国作家缺席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什么原因展开调查, 其中百分之七十的选择是作家作品水平不够。我们知道要想创作出有价值的作品, 仅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在新时期中国的中、青年作家中, 已很难找到学贯中西、对生活有深刻体验、知识装备全面的语言艺术大师, 这既与*有关, 同时也应当从作家本身的艺术修养和知识结构的不足中找原因。有些青年作家虽然才华横溢, 思维敏捷, 下笔很快, 善于吸收新东西,但往往并没有抓住其精髓, 只是流于表面的模仿, 不能达到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境地, 这样是很难写出具有深厚力度和永久不衰价值的优秀作品的。
其次, 文学艺术观念创新不够。新时期中国文学虽然在观念上和写作模式、艺术技巧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和进展, 但这种突破和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学的扬弃和对外国文学的借鉴之基础上的,因而并没有将二者融会贯通、同时又展现出当代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全新风格。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 我们在借鉴的道路上一直很谦虚的行进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小说、新写实文学等等, 这些文学或多或少都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 也出现了一批较为成功的作品, 但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差距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亦步亦趋地向外国学习, 学的多而创新少。这种学习如果缺乏创新, 就等于是在嚼别人剩下的馍, 就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
再次,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缺失。从曾经呼声较高的几名作家那里可以看出些问题。现代文坛巨匠鲁迅是最早有可能获取诺贝尔文学奖的, 但他没有获奖, 并非因他的拒绝提名, 因为诺贝尔奖的评选是不以作家本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尽管鲁迅创作了如《阿Q 正传》等闻名世界的经典作品和“阿Q”这一典型形象, 但作品缺乏理想主义, 正如他所言“希望之于虚望, 正与绝望相同”。他还在《文学与出汗》中批判了文学应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的观点。另外仅有一部中篇和20 部短篇, 缺乏鸿篇巨制和大气魄的史诗式的长篇小说,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沈从文、巴金、艾青等的创作缺乏连续性, 他们都在创作的鼎盛时期中断了创作, 解放后近20 年没有作品发表, 这正常吗? 这里最遗憾的要属沈从文, 他一直在探讨人性中的真善美, 在关注生命本身, 可我们因为“政治偏见”,将他打入历史博物馆研究了20 年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巴金的作品大多是“青春型”的情感宣泄, 从人性的底蕴来看, 能反复咀嚼的作品并不多, 就在《憩园》、《寒夜》的创作中迈向新高度时, 却停滞了前进, 今天更多的荣誉和光环却来自他真诚反思*的《随想录》,可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写了许多违心的文章, 连巴金本人也自觉愧悔不已。
戏剧天才曹禺的《雷雨》、《原野》和《北京人》等具备了较深的人性底蕴, 也有理想主义的表达, 但在解放后为了服从政治将自己的作品作了多次违心的修改, 还写了遵命的《胆剑篇》、《明朗的天》、《王昭君》,这哪里是曹禺自己的剧作啊!天才就这样被政治利用了, 直到临终才醒悟, 悔之晚矣。老舍是很具民族特色的作家, 可解放后他竟然说“我几乎不敢再看自己解放前发表的作品”,这是何等的悲哀!钱钟书可谓是不畏上、不从俗的少数几个文化人, 《围城》所显示出来的机智与诙谐, 使他具备了文学大师的条件, 但钱君终生只此一部, 在20 世纪近百名获奖者中还未有只凭一部作品获奖的。仅有一部作品与大师也是有距离的, 君不见罗曼·罗兰、泰戈尔、川端康成等无不是以煌煌巨著奠定大师地位的。再看看活跃在当代文坛的几位有影响的作家, 因*等客观及主观的因素, 先天就患贫血症, 哪里还有大师的风采, 无论从作品的底蕴、气魄, 还是叙事的技巧、作品质量的稳定性等方面, 还需补充营养, 深入探究。
看来民族史诗性作品的缺乏, 创作不够连续性, 尤其是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缺失, 正是中国本土作家无缘20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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