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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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
李白与杜甫所代表是二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形式，李白的诗歌运用奇特的夸张和想象，往往所表达是一种超脱自然的盛世情怀，而杜甫运用写实的手法，在意的是对于客体的一种真实的再现，所以在后人面对这样的二种风格的时候，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相当的时候，总是想去比较一下谁代表的是盛唐诗歌的最高的艺术成就。
其实，面对二位天才级的诗人，我们后人这样的比较实际就存在着不适当，他们所代表的二种的不同的艺术风格，而且在历史的长河里，经过了几千年的栓选已经证明了他们二人共同所代表的一座后人无法仰及的高峰，对于我国的诗歌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贡献。一.李白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妄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人士的时代性格和精神风貌。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他的家世至今还是个谜。大约五岁时，随家碎叶迁居蜀之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其家非常富有，因而他早期受过很好的教育。少年时代，游历青城、峨嵋等地，可想道教给他的一生是有着深刻的影响。18岁时，他往来旁郡，游剑阁、梓州。20岁游成都等地，就是在漫游，任侠中李白度过他的一生。
李白诗歌继承了自《楚辞》以来的浪漫主义传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感情热烈，气势宏大，想像丰富，语言清新，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李白诗歌形成于唐朝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的人生理想既是超脱的又是积极入世的。比如，蜀道雄奇险峻，难以表述，李白却能以变幻莫测的笔法，在《蜀道难》中艺术地展现了古老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用“五丁开山”“六龙回日”等神话传说，写出了历史上蜀道不可逾越之险阻；写黄鹤不得飞过、猿猱愁于攀援，映衬出人在其上行走难上加难；摹写神情、动作（“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险危之状如在眼前；借景抒情(“悲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使人闻声失色，烘托了蜀道之难；运用夸张（“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极言山峰之高，绝壁之险，渲染了惊险的气氛。他在《蜀道难》中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从中透露了对社会的某种忧虑。他说“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剑阁峥嵘而崔嵬”，这可能是对当时政局混乱或个人抑郁不得志的一种隐喻。写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作者的愁不是停留在伤秋悲春之中，而更多的是作者的积极的态度上的基础上的一种豪迈之愁，愁中更有豪气十足。
在诗体上，李白擅长古歌行体，擅长五言七绝，他性格自由奔放使他不囿于格律音韵，他的《蜀道难》长短参差。而杜甫精于音律，擅长铺陈排比，因此律诗尤其是七律是他的长处。李白直抒胸臆多，乐则大笑，悲则大号。
李白推崇“清真”。“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古．．．．．．．．风·其一》）。这种“清真”，应该是一种自然朴素而又炉火纯青的美。“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王安石评价道：“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渔隐丛话》）与之相对，李白反对字雕句琢的模仿，认为那样便丧失了诗歌的“天真之气”：“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棘刺造沐猴，三年费精神。”（《古风·其三十四》）因此，李白的诗作多为感情真挚随口道来之作，读李白的作品，最大的感受就是李白的古诗喷薄而出，一泄不回；李白的近体诗清新朴素，了无杂质。这些都是对他“清真”的美学追求的体现。
二.杜甫
杜甫则是由盛唐转衰的一位伟大诗人。
杜甫（712~770），字子美，京兆杜陵人（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官宦之家。其家庭有奉儒守素的文化传统，给他很深的影响。他经历唐由盛转衰的过程，使他历尽人生辛酸，看尽生民疾苦，因而关心国家安危。
杜甫的诗歌表现为格律严谨、情感内敛、沉郁顿挫、充满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及他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性格特征。他的风格逐渐在苦难的生活中形成，特别是安史之乱时期和晚年的生活。杜甫终身的愿望是“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这种愿望有如“葵藿倾太阳、物性固未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又加上自身一生的穷困潦倒，使他有博大的圣人情怀和济世救民的执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甫对现实有深刻的认识和揭露，对百姓有深切的同情。他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和《兵车行》都是这样的作品。《兵车行》为历代所推崇，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在艺术上寓情于叙事，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
在诗体上，杜甫的诗歌各体兼工，以律诗和绝句为主，另外的一方面杜甫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创造了不少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例如“三吏”“三别”。杜甫的律诗的代表作有《月夜》《春望》《望岳》《秋兴》八首，《登高》《登岳阳楼》诗文无不以沉郁稳健建昌，凝重精美著称，杜甫善于用充沛的感情驾驭精炼奇绝的文字，同时，与李白的浑然天成，不讲究炼字相比，杜甫始终坚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风格，其诗歌讲究的是遣词造句，语句常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诗歌精炼严整非常人之能所几页及也。
杜甫则强调“传神”。这个“神”，很多文论家思想家都给予很高的评价。《庄子》讲“神．．．．．．．．．遇”，刘勰讲“神思”，而杜甫则明确把“神”的概念用到了诗歌创作上。杜甫的“神”当是指诗歌所蕴含的深厚的精神风韵：“将军善画盖有神”（《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罗宗强也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为这个“神”定义道：“惊警而不流于刻板，在惊警中流露神韵”。杜甫讲传神，同时也讲究写实，他最推崇“形神兼备”的境界。为了实现这种传神之美，杜甫一方面强调锤炼，炼字，炼句，苦思，苦学。“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黄庭坚则赞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另一方面，从自然和生活中提炼真实而自然的素材，在作者辛勤的钻研锤炼之下，方能写出传神之作。此外，杜甫讲传神，也讲写实；讲苦学与功力，也不反对一蹴而就的天赋；既赞成感情的自然抒发，又提倡比兴规整；既赞美自然清新的美，也追求悲壮的美。可见，杜甫的诗既反映了盛唐人追求壮美和风骨的倾向，又表现出了中唐人关心时弊提倡美刺比兴的要求。罗宗强的《文学思想史》就认为杜甫总结盛唐，开启中唐，而李泽厚在他的《美的历程》中则认为杜甫的“盛唐”不同于李白的“盛唐”，李白和张旭的盛唐冲决了旧的范式并形成了内容上的创新。
李白与杜甫分别代表着盛唐诗歌浪漫派和现实派的二座高峰，无分伯仲，至于其艺术风格的不同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阐述得清楚，他们的政治理想，生活态度，表现技巧，所受思想的影响等等都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总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古长。
—— 模具092班
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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