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_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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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归根结底取决于国家自身的实力；也取决于建立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和调整。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南北差距愈来愈大。国际安全形势总体稳定的态势继续发展，但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也在不断增多，新挑战新威胁不断出现。当前，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安全形势上看，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工作做得好，那将是机遇大于挑战；否则，则将是相反。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以下是我从政局方面上看待我国的周边形势：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此外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此外日本政局持续动荡，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自伊拉克战争以来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乱云飞渡仍从容”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事实上，针对当前周边多个“热点”，中国外交迎难而上、从容应对，充分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风范。
首先，针对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中国冷静观察、果断决策，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外交部负责牵头的跨部门快速反应工作组，分别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与驻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大使馆，一面与吉临时政府积极接触、敦促其维护中国侨民人身与财产安全，一面派包机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紧急撤侨行动，将上千名中国商人安全撤离回国。
其次，针对伊朗核危机加剧之势，作为与伊朗传统友好国家及在伊朗有重大投资的国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在各方之间展开积极斡旋，始终兼顾维护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与尊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有效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坚决反对以武力方式解决问题，并在西方大国作出了实质妥协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伊朗的新决议，为缓和危机、维护西亚地区和平稳定、促进有关各方适时重新启动谈判作出了不懈努力。
再次，针对缅甸即将举行的“大选”与中缅边境不稳态势，中国对缅政策将突出“睦邻、安邻、富邻”宗旨，加大经济援助，支持缅甸政府和平与公正解决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问题，加快推进中缅印度洋油气输送管道建设。中国总理温家宝于2010年6月初应邀对缅甸进行了正式访问，温总理对缅甸领导人表示，中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缅甸主权和领土完整，祝愿缅甸稳定、团结、发展。中方愿与缅方继续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中缅双方同意扩大能源资源等领域合作，实施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战略，共同维护两国边界和平稳定。
最后，针对“天安号事件”引发的朝鲜半岛骤然紧张局势，中国冷静周旋、多方协调，苦口婆心、劝和促谈，尽最大努力维护东北亚和平。在韩国“天安号事件”上，中国始终坚持“兼听则明”与“以事实为依据”，反复强调“冷静、冷静、再冷静”与“克制、克制、再克制”，敦促南北双方切实负责和以“大局”为重，强调对事件“真相”的调查应坚持客观、公正、充分与第三方参与的原则，反对仓促武断、鲁莽行事与挑衅滋事。中国一再努力缓和半岛紧张与化解矛盾，力争避免南北双方擦枪走火乃至冲突升级失控，并为朝核问题重回解决轨道争取转机。
七、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八、一脉相传而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 当前的中国周边外交是历史的延续与时代的发展，中国的周边外交方针具有强烈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中华文明“和、和平、和睦、和谐”的鲜明特色，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周边外交“思想脉络”及其实践，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改革开放之前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与印度、缅甸等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主要成就之一是中国与大部分接壤邻国明确划分了边界。
二是从改革开放到二十世纪末期的周边外交，其主要标志是“睦邻外交”大发展，中国率先摆脱了国际“冷战”格局的羁绊，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改善了与有关邻国的关系，最终与所有邻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为集中精力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总体上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
三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周边外交，周边外交方针实现了一系列的创新发展：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中国的发展与亚洲的振兴”演讲，将中国的睦邻外交政策进一步概括为“睦邻、安邻、富邻”六字方针，他指出：“‘睦邻’、‘安邻’和‘富邻’是中国实现自身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是自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周边外交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顺势而上”与“大周边”成为新的“关键词”。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范围“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面对中国崛起加速与“亚洲崛起”加快同步并进，面对周边环境错综复杂的现实“热点”、“难点”，中国的周边外交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多管齐下、全方位推进。
九、以“四片经营”基础，对周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首先，对东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有蒙古、俄罗斯、朝鲜、韩国与日本，以及一个“特殊的邻国”——美国。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伙伴是俄罗斯，中俄两国在经济与军事合作、维护各自国家的统一以及维持国际力量对比的战略平衡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两国之间还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美国是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对手，美国在日本与韩国维持着大量驻军，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将该地区作为其设想的主要战场，美国还在距该地区不远的关岛基地大力加强了远程投送与远程打击能力，美国将中国的正常崛起视为挑战其霸权地位的主要战略威胁，并与中国的台湾地区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包括坚持对台军售。日本则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美国的战略盟国，它既没有对其侵略历史认真反省，又对中国的发展强大心怀不满，也不愿看到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日本也不满足于仅仅作为美国的附庸国，完全受美国摆布，而希望成为更加独立的“正常国家”，日本对中日之间的经贸合作潜力也非常看重。故日本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可以争取的对象，即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应继续支持半岛的和平统一，同时大力发展中韩关系，并利用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与历史渊源关系来争取韩国，使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还将继续致力于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与“无核化”目标，积极化解矛盾、缓解危机。
其次，对东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作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的十个国家，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为南海问题，即与东盟有关国家在南海岛礁及其海域划分上的争端，中国的主要对手为东盟有关国家以及美国对其给予的支持，而中国的主要伙伴也是东盟的其它有关国家。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南海问题（其中又以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最为突出）现已成为异常棘手、甚至难以逆转的“老大难”问题，东盟有关国家对中国的南海岛礁及其附属海域的非法侵占早已是既成事实，中国的主权领土及其宝贵资源遭到了众多东盟小国的侵吞瓜分，南海问题可谓积重难返。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与越南两国，越南是因其占据着为数最多的南沙岛礁，菲律宾则是因其态度蛮横且不断带头对中国挑起事端，并仰仗美国的撑腰而忘乎所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策一方面既要现实可行与量力而行，要等待时机，加快自身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发展，以备后用；另一方面也应尽快开展行动，而不可拖延或一味消极地“搁臵争议”。当务之急应坚持南海争端的“双边属性”，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并对有关国家的无理取闹及强权行径采取更为有力的坚决措施，决不手软，同时调整对南海资源进行“共同开发”的政策。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有关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争取其支持，例如泰国、缅甸以及印度尼西亚、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应缓解中越两国在南海岛礁上的矛盾，并对美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卷入保持必要与足够的警惕。
再次，对南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邻国是印度与巴基斯坦，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争端（印度非法占领了中印边界东段近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印度，而主要伙伴则是巴基斯坦。对于同样正在快速崛起的印度，中国的南亚政策应保持“平衡”：一是继续联合巴基斯坦并给予其更大支持，避免巴基斯坦对美国依赖太深及其安全形势恶化失控，防止南亚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与印度“独大”；二是正视印度的大国身份及其国际地位，大力增强中印两国的经贸合作与科技交流，并与印度就南亚稳定和国际格局多极化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增进中、俄、印之间的三边合作；三是对美国自“9·11”之后在南亚地区军事存在与政治影响急剧增加之势，包括其“阿富汗-巴基斯坦战略”前景、美印军事合作等予以密切关注与高度警觉。
第四，对中亚地区而言，中国在该地区的邻国主要是俄罗斯与中亚五国，中国在该地区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来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即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宗教极端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合作伙伴是俄罗斯以及与中国接壤的三个国家，而中国的主要对手则是“东突”恐怖势力与“疆独”民族分裂组织。中国在该地区的主要任务有两点，一是维护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包括为此开展的反分裂与反恐怖斗争；二是密切结合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大力发展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地区经济，尤其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中邻能源开发合作。中国的中亚政策将坚持“安全”与“经济”并举的“双轮驱动”，坚持双边合作与上海合作组织多边合作兼顾的“双管齐下”。对美国自“9·11”之后在中亚地区军事及政治存在显著增加之势，中国既应保持足够的警觉，也可与美国就反恐等问题进行对话与合作。
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我们需要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积极促进周边总体和平稳定与发展，切实维护自身地缘战略利益。
一是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应树立“和平发展、重在周边”与“和谐世界、始自周边”的战略意识，整合处理周边事务的体制机制、形成合力，对周边重点国家政局演变前景及其原因深入调研、突出预警性。
二是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在坚持“四片经营”的基础上，统筹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与南太“六大块”，打破不同区块之间的分割，形成联动机制。稳步推进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整合与创新周边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建构和谐、有序、安全、繁荣的周边新秩序。
三是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
四是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针对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突变，防止其冲击与中国的双边关系；针对所谓“转型国家”的政局异动，防止其对华政策出现严重倒退；针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局“混沌”，妥善维护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有效防范海外利益重大风险。
五是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主要大国增加沟通、协调与战略互信，积极应对其对华渗透、挤压与围堵，致力于共同促进有关国家与周边稳定。在反恐、防扩散、抢险救灾、发展援助、“维和”行动等方面自主承担力所能及的“大国责任”，维护中国“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形象。
六是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改进对所谓“问题国家”的政策，既要反对外力粗暴干涉，又要敦促所谓“问题国家”应以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大局为重。
七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大力强化中央统筹，充分发挥沿边与沿海省份的积极性。有效防范邻国乱局的“外溢效应”，有效遏制境外敌对势力趁机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心一 2011-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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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和平年代耳边的警钟 尽管已经远离了金戈铁马的饮水河，尽管已经用不着醉里挑灯看剑，尽管我们已经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可是，朋友，在你的心中是否还存在......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既面临着需要紧紧抓住的发展机遇，也面对着需要认真对待的严峻挑战。这一判断，应成为我们正确看待和把握当前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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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班级：12级机械设计制造（1）班 学号：1240601132 姓名：韦超中国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大陆海岸线1.8万多千米，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