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中国周边)[优秀]_当前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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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

中国是亚洲诸国中邻国最多、地缘矛盾最多、最复杂的战略主体，也是当今世界上惟一没有实现统一的大国。维护国家利益，求得人民幸福，是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所在。

一、国家安全、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

国家安全内涵的认定，实际上涉及到国内安全、国际安全两个层次。国家安全与每一个人的安全相联系，但并不等于其简单相加。［1］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国家是阶级工具，因此国家安全首先是一国统治阶级（表现为政府）的安全感受问题。但是，国家又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还是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公共福利的建设者。正因为此，我们才称现代国家为民族国家。从领域来说，国家安全涉及到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因此，要制定一个比较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并不是说在21世纪我们主要的就是搞经济安全战略或者文化安全战略，也不是说我们还是要备战，搞纯粹的军事安全战略。所谓的安全战略是一个有效的协调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战略。一方面，这种战略重视国内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为国家的不断发展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这种战略重视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的可能，通过外交和军事的手法减少国家发展的阻力，赢得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安全战略为国内安全服务，国内安全战略最终保障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是一个关系到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系统工程，和国家发展战略成为相并列的两大国家战略。这样的一个安全战略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战略“。安全战略不应该只偏重于国内安全或国际安全的某一方面，更不应该成为只注重经济安全或者文化安全而忽略的直接关系主权安全的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的战略。

二、中国安全形势分析

国际安全：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周边形势

周边地区在中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中国的周边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可将这六块地区统称为中国的“大周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周边形势动荡既有自身矛盾错综复杂的“内因”，也有大国角逐与干涉的“外因”。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不仅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

一、周边各方向多个国家与多个地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动荡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6月10日，吉尔吉斯斯坦南方重镇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之间爆发大规模族群骚乱，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大量乌兹别克族难民逃往邻国乌兹别克斯坦避难，吉临时政府先后向俄罗斯与美国提出求援，但俄罗斯除了加强其在吉军事基地戒备外一直按兵不动，而中国政府则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撤侨行动。6月27日，吉就新宪法举行“全民公决”，新宪法规定吉将由总统制改为议会制，公决获得高票通过。7月3日，吉临时政府总理奥通巴耶娃宣誓出任“过渡时期”总统，任期到2011年底。吉议会选举定于2010年10月举行，吉政局演变前景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与此同时，美国干涉阿富汗选举，导致当选连任总统卡尔扎伊与“占领国”美国、“占领军”北约部队之间矛盾加深。美国于“9·11”后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已近九年，“塔利班”不但没有被美军剿灭，反而“愈挫愈勇”、影响力趋于增强。美国决策层内部对“阿富汗新战略”也存在严重分歧，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特尔将军对奥巴马总统出言不逊，奥巴马为维护自身权威被迫临阵换将，将“战功卓著”的麦克里斯特尔解职，改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接任。对于美国“阿富汗新战略”的黯淡前景，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美国正在阿富汗走进死胡同”；

巴基斯坦被美国绑上“反恐”战车，巴对本国部落区极端势力发动清剿，但遭致“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残忍报复，“巴塔”一再制造严重恐怖袭击活动，不断造成巨大伤亡，巴正陷入恐怖活动与“反恐”难解难分的“恶性循环”。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也严重受制于议会，大权趋于旁落；

尼泊尔在野的第一大党尼联合共产党（毛主义）发动大规模罢工，迫使尼总理尼帕尔在执政仅13个月后于2010年6月30日辞职，尼政局陷入新一轮“波动”；

作为南亚最大的国家，印度虽然政局总体稳定，但民族分离组织与反政府武装（印度“毛派”等）不时对印度安全部队发动突袭，破坏铁路等重要交通设施，造成严重伤亡与损失。

东南亚政局动荡以泰国为首。支持泰国前总理他信的“红衫军”反政府示威者从3月14日开始便占据首都曼谷的闹市区，与政府军及亲政府势力不时“擦枪走火”。泰国总理阿披实在“忍让”多时之后，于5月13日晚派军方封锁“红衫军”示威地点，试图逼走近万名示威者，“红衫军”军事领导人卡迪亚当场中弹身亡。泰国军队于5月19日开进“红衫军”集会区域，展开“清场”行动，双方冲突造成严重伤亡与财产损失。多名“红衫军”领导人于当天下午集体自首，宣布结束集会示威。阿披实总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指，政府有信心使国家恢复正常和走上可持续复苏道路。5月25日，泰国刑事法院以涉嫌恐怖活动罪名，批准逮捕前总理他信，泰国内阁批准把在曼谷和23个府实施的宵禁再延长4天。7月6日，泰国政府决定将在曼谷等19个府已实施3个月的紧急状态法再延长3个月，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泰国乱局虽暂时缓解，但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泰国社会矛盾依旧难解；

缅甸即将举行历史性的全国“大选”，缅甸军政府意图在选前进一步“收编”缅北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引发后者反弹，加之军政府与“民主派”之间矛盾可能激化，致使缅甸局势变数增加；

菲律宾举行完总统大选，小阿基诺以“反腐败”为旗号高票当选，开始了六年任期；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还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而越南、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企图使双边争议“多边化”，美国也极力“插手”南海问题，致使南海形势更加敏感复杂。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美国和日本政府随即分别表示“强烈谴责”导致“天安”号沉没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同日表示，中方主张各方应冷静克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避免局势紧张升级。朝鲜则于5月21日发表声明对此予以坚决否认，指如韩国以“天安”号事件为借口对朝鲜进行报复，朝鲜将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加以应对。韩国总统李明博于5月24日就“天安”号事件对国民发表讲话，要求朝鲜道歉，表示将禁止朝鲜船只进入韩国领海，中断韩朝贸易、合作与交流，并将与有关国家协商后将该事件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韩国同日还表示将恢复“对朝心理战”，更积极参与“防扩散倡议”，在近期举行韩美反潜军事训练。韩国并于6月4日致函联合国安理会主席，通报其联合调查结果，请求安理会做出反应。特别是，韩国与美国欲藉“天安号”事件于7月份在黄海一带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有传闻指美国核动力航母“华盛顿号”可能参演，由于黄海属于中国近海与高度敏感海域，美韩军演不仅临近中国领海，而且直逼中国的政治中心，何况“天安号”沉没迷团未解，美韩大规模军演不仅将进一步激化朝韩、朝美矛盾，更将威胁中国安全，也不利于东北亚的和平稳定，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经中国方面的努力斡旋，联合国安理会于7月9日通过了关于“天安”号事件的主席声明，声明未明确事件的责任归属，只是谴责了导致“天安”号沉没的攻击，并对韩国政府、人民、该事件遇难者及其家人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强调维护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鼓励以和平手段解决半岛未决问题，鼓励半岛北南双方恢复直接对话和协商。而致力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已被搁置多时，半岛“无核化”进程仍然充满坎坷；

日本政局持续动荡。先是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因驻日美军基地搬迁问题等处置失措于6月份被迫辞职，由菅直人出任民主党新党首并于6月8日出任新首相，接着是7月11日举行参议院改选，由于菅直人的消费税改革方案“得罪”选民，致使由民主党与国民新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失利，在野党占据了参议院过半数议席，在野的自民党赢得选举、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日本由此再次出现了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民主党执政难度进一步增大，日本政局前景自2009年9月“变天”后重又趋于动荡不定；

朝鲜政权“换代”进程明显加快。朝鲜宣布将于2010年9月份召开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而上一次党代会则是在三十年前的1980年举行的，此举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增加，其三子金正银即将走上前台。与此同时，朝鲜“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国内经济困境加剧。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伊朗朝野双方围绕2009年“大选”结果爆发激烈冲突的“选举后遗症”仍未彻底消除，而伊朗核问题更是错综复杂。联合国安理会于2010年6月9日通过了对伊朗制裁的1929号决议，而伊朗总统内贾德则对新决议不屑一顾，表示将继续推进“和平利用核能”。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单方面对伊朗新制裁，对伊朗多管齐下，一面强化军事威慑，一面加大颠覆渗透，而伊朗也是积极备战、毫不示弱，伊朗核问题前景更加堪忧。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尤其是“天安号事件”、吉尔吉斯斯坦“变天”、伊朗核问题僵局、巴基斯坦恶性恐怖活动频发等“四大危机”同时“发作”，并分别引发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四大“板块”“震动”不已，致使中国周边形势复杂而严峻，“变”、“乱”、“险”交织，“变脸”不断、“乱象”纷呈、“险象”环生。面对“乱云飞渡”的周边环境，中国应准确“把脉”、从容应变。

二、周边国家政局动荡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中国的周边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可依此分为三种情形。

第一类是所谓“成熟民主国家”的政局演变。如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其主要属于“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范畴，包括主要政党围绕选举与执政权所展开的权力斗争，在野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立法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制衡等，其政局波动具有周期性、规则性、暂时性与可控性，确定性相对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对华政策与双边关系的调整变化。

第二类是从所谓“威权体制”转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国家”的“转型阵痛”。中国周边国家政局动荡多数属于此类，其政局动荡具有中期性、常态性，不确定性与风险较大，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双边关系变化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易受冲击。此类国家大多处于新旧体制转轨期，由于民主体制不健全、旧体制“惯性”强大、军方与权贵等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既有社会矛盾继续存在等，导致政府腐败严重、当局缺乏权威性与政局动荡，甚至不时发生政变等倒退现象。其中屡见不鲜的是外来移植的“民主”产生“水土不服”乃至扭曲变形，各方对选举结果产生争议乃至激烈“碰撞”，选输的不“服输”，以至“选举闹剧”不时上演、“选举综合症”频繁发作。例如，中亚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五个“斯坦”国家均系从“前苏联”解体而来，体制上不同程度带有“前苏联”的痕迹，哈、塔、乌三国政权“新老代际问题”突出，土国新总统尚在摸索之中。而吉尔吉斯斯坦自从2005年在西方大国策动下爆发“颜色革命”以来，虽然“复制”了西方“民主”，但前总统巴基耶夫实际上依旧推行家族式统治，导致民怨沸腾、最终重蹈其前任阿卡耶夫总统的覆辙。

第三类则是西方所谓的“问题国家”的政局混乱，其发展极端则是成为严重影响地区稳定的所谓“失败国家”，其政局异动具有长期性、系统性、突发性与高度不确定性。例如，美国著名的国际问题刊物《外交政策》2010年第四期推出所谓“2010年失败国家排行榜”，将中国周边多个国家列入其中，包括“第六名”的阿富汗、“第七名”的伊拉克、“第十名”的巴基斯坦、“第十五名”的也门、“第十六名”的缅甸、“第十八名”的东帝汶、“第十九名”的朝鲜等。这些国家大多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其中有些还是与中国存在传统的“特殊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战略与地缘战略依托带的关键环节，对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稳定的潜在影响极大，需要重点关注与严密防范。由于这些国家国内矛盾严重激化、不同势力争权夺利白热化、当局治理失效、内外压力巨大、“选举综合症”严重等原因，致使其政局异常混乱，极个别的甚至反政府武装坐大与叛乱蔓延，其典型是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而伊朗、缅甸与朝鲜亦被西方归为所谓的“问题国家”或“失败国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所谓“排名”反映了西方的政治偏见及其惯于对外乱贴“政治标签”的话语霸权，是为西方对外干涉服务的政治工具，但对我们观察与前瞻周边环境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中国周边国家在该“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还有：孟加拉国第二十四名、斯里兰卡第二十五名、尼泊尔第二十六名、伊朗第三十二名、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十六名、塔吉克斯坦第三十八名、老挝第四十名、柬埔寨第四十二名、所罗门群岛第四十三名、吉尔吉斯斯坦第四十五名、不丹第五十名、菲律宾第五十一名、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五十七名。

三、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一是国内政治日趋“两极分化”与深陷“民主困境”所致。周边多个国家均已形成以两大主要政党为首的“两大阵营”和朝野对峙僵局，如日本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印度的国大党与人民党、泰国的“反他信”与“亲他信”势力等，对立双方分庭抗礼、长期相持不下，以至“党争”、“政争”不已。而“民主化”更使得周边一些国家政府权威下降，“政治生态”呈现为“弱政府、强社会”的失衡与无序状态，反对派力量壮大，非政府组织（NGO）活跃，反政府活动盛行，选举争拗与“街头政治”司空见惯，以至内耗不止。其中，日本2009年9月国会众议院选举导致自民党“丢掉”政权，民主党成为新的执政党，日本政治由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逐渐转向“两党制”，其政党结构在形成相对稳定的“两党制”之前日本政治将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而泰国“亲他信”的“红衫军”代表了“改革派”，现政府则代表了维护国王与军方权势的“保守派”，二者之间的改革与保守之争远未终结，彼此矛盾还将不时激化。

二是国内经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国际金融危机更是激化社会矛盾。城乡与不同阶层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弱势群体以暴力或非暴力手段激烈抗争。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周边国家经济发展，致使经济大幅下滑、失业问题严重、社会动荡加剧，例如吉尔吉斯斯坦与泰国等。对于泰国独特的“红衫军现象”，国际舆论指双方之间的争斗暴露并加深了泰国社会中的城乡阶级矛盾，“泰国破碎的民主”及其日益增长的政治无序状态对泰国经济极具破坏性，泰国政府驱散“红衫军”反而可能激化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城乡对立，泰国在找到解决该矛盾的持久办法之前，双方仍将陷入政治斗争的“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三是“三股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与部族民族矛盾作祟。以“基地”组织为首的国际恐怖主义继续活跃于西亚、南亚、东南亚与中亚，伊拉克、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成为全球恐怖活动的“重灾区”，阿富汗“塔利班”“卷土重来”，巴基斯坦“塔利班”正在向南亚以外地区流窜，印度反恐频繁拉响“警报”，印度尼西亚破获多起恐怖阴谋；印度东北部与缅甸等存在严重的民族分离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武装组织不时制造暴力事件；阿富汗、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部族与民族矛盾突出。

四、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与加剧周边动荡

一是大国在中国周边争夺地缘战略利益。为延续世界霸权与防范“主要战略对手”，美国奥巴马政府“主动顺应”世界地缘政治与经济重心“东移”亚太的态势，一改其前任布什政府一味“聚焦”“大中东”尤其是伊拉克的“偏颇”作法，不仅力图“平衡”兼顾“大中东”与亚太，在“西线”着力“反恐”与推进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同时，在“东线”着力遏阻中国这一“主要战略对手”，而且采取了软硬兼施的“巧实力”。美国不断加大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渗透扩张，自西面推行所谓“大中东”与“大中亚”战略，将“反恐重心”由伊拉克“东移”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通过占领伊拉克与阿富汗、遏制伊朗、渗透巴基斯坦，进而“打通”西亚、南亚与中亚，并诱使中亚国家“向南发展”以削弱俄罗斯与中国的地缘利益；在东面借“天安号事件”强化美韩、美日同盟，加紧“重返”东南亚，对缅甸“诱”、“压”并举，企图以湄公河流域开发与南海问题为“抓手”、加大“介入”力度，加紧寻觅新的“战略支点”。与此同时，美国还对西太平洋第一、第二“岛链”军事部署加快重组，力图构筑多层次战略打击与纵深防御体系。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更加“关注”亚太，加大“战略投入”，给亚太安全与中国周边形势带来复杂“效应”。美国在中国周边大肆进行地缘扩张引起有关国家的反弹，其中，中亚乃美国与俄罗斯地缘角逐“焦点”之一，双方围绕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军事基地问题长年角力，俄罗斯对前总统巴基耶夫“脚踏俄、美两支船”早已不满，加之认为美国因深陷金融危机而无力反击，因而“力挺”吉反对派4月夺权，力图通过支持奥通巴耶娃“临时政府”重新夺回中亚“主导权”。

其他大国也在中国周边加紧角逐：俄罗斯外交进一步“向东看”，通过“欧亚经济共同体”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重拾对中亚的传统影响，力争加入“东亚首脑会议”，凭借国力回升加大对东北亚、东南亚与南亚的投入；日本民主党政权更加强调亚洲，极力争夺东亚区域合作“主导权”，重点“经营”东南亚，同时加大对南亚与中亚的投入；印度崛起势头强劲，全方位拓展地缘利益，力图首先“坐大”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与此同时“北上”阿富汗与中亚、“东进”东南亚、“西入”西亚。

二是西方大国对中国周边调整与实施“民主改造”战略，激化干涉与反干涉矛盾，加剧周边动荡。美、欧等西方大国将中国周边作为“民主改造”重点目标，对中亚调整“颜色革命”策略、企图稳步推进“民主”，对伊拉克、阿富汗进行“民主手术”，对巴基斯坦推进“民主转型”，对伊朗、缅甸、朝鲜三大所谓“问题国家”软硬兼施，通过互联网、非政府组织、反对派等企图实现“政权更迭”。美国在中国周边持续实施“民主改造”的“终极目的”则是围堵所谓“威权大国”中国以及俄罗斯。西方大国一再在中国周边地区推行所谓“民主”，致使周边多个国家跌入“民主陷阱”、陷入“民主乱象”、难以自拔。

三是周边资源与能源争夺加剧。美国在优先掌控伊拉克能源的同时，加大力度攫取阿富汗“万亿美元级”矿产资源，同时觊觎南海油气资源。俄、美、日、印度加紧角逐中亚、东南亚油气资源，各方围绕陆地能源输送管道建设与海上战略通道安全展开复杂博弈。

四是周边“海权”角逐升温，海洋形势日趋复杂。各方围绕“海洋权益”与“制海权”展开较量，加紧角逐“海洋国土”、海上战略通道、海洋资源等，致使岛礁归属、专属经济区与外大陆架划分等海洋争端更趋复杂。同时，中国“海洋崛起”导致区域海洋格局重新“洗牌”，美国、日本等老牌海洋强国心有不甘，美国更是极力维护“海洋霸权”。特别是在近期，中国周边地区多个海域军事演习“扎堆”，周边海军竞赛浮出水面。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黄金海道”，国家间权力角逐与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活跃”并存交织，海洋安全前景堪忧。其中，黄海因韩国“天安号事件”与美韩军演而骤然“紧绷”；东海因中日专属经济区划分分歧与争端而形势复杂，日本极力强化对中国“钓鱼岛”的“事实占领”，并对中国海军穿越琉球群岛公海海域的正常之举一再反应“过敏”，不时大肆炒作中国军舰“突破西太平洋第一岛链”，不断炮制“中国海军威胁论”；在南海，中国与东南亚某些国家的双边岛礁争议日趋复杂化，越南与菲律宾等国企图借助美国等域外大国对华施压，并力图将中越、中菲之间的双边争议“变质”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争议”，而美国则想方设法“插手”南海问题，企图以此增加对华制衡“筹码”；在印度洋，索马里海盗“作战半径”不断扩大，不时劫掠各国商船，致使远洋运输面临越来越大的安全压力。

五是中国周边地区重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严重危害周边各国。包括大地震（印度尼西亚、中国青海玉树等）、大旱灾（中国西南五省及中南半岛）、大洪水、台风、海啸、极端恶劣天气、重大疫情等，致使周边安全环境更趋严峻，周边乱局雪上加霜。

五、周边动荡对中国的挑战严峻而复杂

中国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一方面，包括周边国家政局不稳在内的周边形势动荡，与中国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形成了明显反差，反衬出中国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的体制优势，凸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力与软实力的显著增强，进而坚定了我们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周边乱局充分暴露出西方“民主”、“自由”泛滥的弊端与危害，有利于周边国家从各自实际情况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有助于周边国家更好地维护本国主权独立、有效抵制西方大国以“民主”干涉其内政的企图；在周边某些邻国陷入长期“内耗”与难以自拔的同时，中国却能继续保持强劲崛起，彼此力量对比进一步朝中国倾斜，这将有利于中国对“和谐周边”的主动“塑造”。但另一方面，周边动荡也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一系列严峻挑战。

一是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中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持续不稳定，势必分别波及中国的西北、西南与东北沿边地区，影响中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北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例如，2009年8月缅甸军政府大举进剿缅北“民地武”（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导致数万难民逃往中国云南境内。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泊尔等中亚、南亚与中国接壤的邻国持续动荡，境外的“东突”与“藏独”等民族分裂势力有可能趁机浑水摸鱼，获得新的立足之地，对中国策划实施恐怖袭击与暴力破坏活动，进而威胁中国新疆与西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二是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对外投资经营、工程承包与商贸活动统称“走出去”，而周边地区则是中国经济加速“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是中国开拓海外商品市场、投资场所与获取能源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拓展国际经济空间。而周边邻国政局动荡不定乃至发生政变与骚乱，将严重危及中国在当地的投资与人员安全。如2010年4-6月吉尔吉斯斯坦政局突变，尤其是6月在吉南方爆发的严重骚乱，给中国在吉商人造成巨大财产损失，并引发了中国政府大规模的撤侨行动。而周边极端势力趁机滋长、恐怖活动泛滥、乃至民族排外情绪发酵，也将严重威胁中国的境外机构与人员安全，如中国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等国开展的重要投资与工程承包项目，其长期面临着巨大的安全保障压力。

三是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美国对中国周边“趁火打劫”与加大渗透，企图从多个方向、从陆地到海上对中国实施“立体堵截”，日本、印度、俄罗斯也趁机扩张；巴基斯坦、缅甸、泰国、朝鲜等“地缘支点”国家政局持续不稳，分别引发南亚次大陆、中南半岛、朝鲜半岛力量对比进一步失衡，其各自“地缘对手”印度、越南、韩国等的影响力显著增强，长此以往将不利于所在区域的长远稳定，美国等大国趁势“介入”更是挑战中国的地缘战略利益；此外，大国加紧角逐周边油气与矿产资源，中国获取稳定可靠的境外能源资源供应将面临更大的变数。

四是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随着中国全方位加速崛起，中国与邻国的实力差距不断扩大，这将引发周边某些国家的“反弹”，一些邻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更加突出，企图通过“大国平衡”战略、借助美国等“制衡”中国，而美国则极力“利用矛盾”。特别是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的某些邻国，其“危机感”与“紧迫感”加深，唯恐争端解决的时间“站在中国一边”，遂加紧强化对中国海洋权益的非法侵占侵蚀，加大对美国的战略借重。

五是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如泰国等东盟某些成员国的政局紊乱对东盟一体化、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10+1”）、中日韩与东盟经济合作（“10+3”）等“拖后腿”；吉尔吉斯斯坦政治“变天”对上海合作组织（“SCO”）的稳定发展构成棘手考验。

六是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西方大国视朝鲜、缅甸、伊朗等所谓“问题国家”为“眼中钉”，认为中国与其关系“特殊”，敦促中国在防扩散与维护地区稳定上承担“大国责任”，无理要求中国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对“问题国家”施加影响，致使中国在“问题国家”与西方大国之间陷入两难。此外，中国沿边与沿海地区的和平发展、加速拓展的海外利益等面临周边动荡的严重威胁，传统的“不干涉内政”原则面临调整。中国在周边地区既要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尤其是领土领海主权等“核心利益”（“维权”），又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维稳”）与自身和平发展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兼顾二者难度日益上升。

六、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越来越重要

对于中国外交与中国崛起而言，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中国外交有“四个布局”之说，即“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其中，周边不仅占据了“首要”地位，而且周边也是“四个布局”交织并存的地带：周边地区集中了当今世界主要的大国美、中、俄、日、印度等，“周边外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大国外交”；周边地区绝大部分属于亚洲与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周边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发展中国家外交”；周边地区存在各类次区域与区域合作组织，各种多边机制蓬勃发展，“周边外交”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多边外交”。由此可见，“周边外交”“浓缩”了“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是中国外交“四个布局”的高度统一，故周边对中国外交“无比重要”。

进一步分析，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的“无比重要性”也是由中国的国际定位所决定的，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地区大国与地区强国，也即周边地区大国，周边是中国国家利益对外而言的主要所在，也是中国综合实力的主要所及。具体而言，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国家安全上，周边地区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捍卫中国主权统一与领土完整、开展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是中国防御外敌入侵的前沿与前哨，是中国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缓冲带与战略屏障。

其次，在政治与对外战略上，周边地区是保障中国国际政治利益的重要区域，是中国崛起与成为世界大国不可逾越的环节与必经之地，是中国今后崛起为多极格局中单独一极的主要支撑点与战略依托带，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中心打交道的主要平台。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对外主要体现在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周边地区是中国对外展示实力与施加影响的主要场所，是中国对外发挥国际作用的主要地区，是中国担当“负责任大国”力所能及的主要舞台。

再次，在经济上，周边地区关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中国重要的外贸市场，也是中国能源与资源进口的主要来源，还是中国能源资源进口战略通道（陆上油气输送管道与铁路、海上航线）的集中区域。

周边地区集中了中国海外能源供应与资源保障的主要地区，尤其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地区，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以及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能源与资源进口对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周边地区的三个方向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一是西面的中亚与西亚两大地区，中亚里海盆地因拥有2000亿桶潜在石油储量而被誉为“第二中东”，中国对该地区开展了大量能源投资。中东地区石油的储量、日均产量与日均出口量分别占全球的64.7%、30.5%与36.7%，而中国原油进口的约50%来自中东，其中来自沙特、伊朗与阿曼的进口占中国全部原油进口量的43.3%；二是东南面的澳大利亚，仅西澳大利亚州，就生产了全世界17%的铁矿石、21%的氧化铝，18%的镍、45%的钽、32%的锆等，其中相当部分出口到中国；三是北面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俄远东油气资源仍将是中国进口的一大重点。

简言之，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平发展、最终崛起与民族复兴具有特殊重要性，是中国对外维护与拓展国家利益的关键所在，其局势稳定与否也将直接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发展。而中国周边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为中国集中精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营造与塑造一个基本安定的周边环境，使其不干扰与分散中国的主要精力，并尽量避免被卷进周边地区的战乱与动荡之中。

二、中国安全形势分析

国内安全：

国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关系中一个具有长远影响的问题是国内发展所引起的国际安全与国内安全的互动关系问题。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中国实力的不断壮大，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力量差距”逐步缩小。这种缩小使一些国家，特别是与中国具有利益冲突的国家感到不安。因此，在中国国内发展促进了国内安全的同时，我们有必要认识到给国际安全带来的一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又进而试图影响中国的国内安全，通过破坏中国的国内安全最终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这一条恶性循环的锁链是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必须要努力克服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推行有效的国内安全战略，保障政权稳定，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推行有效的国际安全战略，减少由于崛起所带来的国际形势的负面变化，从而促进国内发展的不断前进。两种缺一不可。

从国内安全的层面来看，中国经过5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获得了丰硕的成果，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断进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效显著，经济发展持续稳定。由于坚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思路，中国国内在改革过程中没有走的过快，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国内安全形势处于不断改善的进程之中。但是，这不能说国内安全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国内政治安全的问题主要是民族分离主义的问题和统一问题，和国际安全形势中的某些负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它们的解决变的更加棘手。腐败也是一个严重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国内安全问题。国内文化安全除了西方文化的渗透之外，社会普遍出现的精神贫乏和认同危机是最大的安全问题。拿成绩最大的经济发展来看，也还是问题不少。中国经济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所暴露出来的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确实令人忧虑。

四、中国国家安全应对战略初探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国的安全态势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在各战略主体的博弈中自身的安全战略运筹。国家安全战略性质确定之后，能否解决下述问题，关系到对未来战略态势的把握。

第一，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利益的表现形式可能会模糊，但是，其本质并未改变。今天，确定清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安全战略的运筹比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在经济上，“互补不是替代，让渡必须对等”，坚持国家独立自主是永恒的原则。在军事上，战略运筹的精妙之处在于见微知著，防微杜渐，正因为有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才发生了1999年我国驻南使馆的被炸。这种看似无关的事件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反映的正是战略时空内涵变化之后战略筹划的本质。

第二，划定合理的战略边界。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是防御性的，其战略前沿与中国的自然边界重合。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时空内涵对国家安全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设置合理的战略缓冲区是适应变化的基本原则，防御性的安全战略对于战略反应的要求则更高。美国因其战略的进攻性一直遵循着“战略前沿随战略利益而动”的原则。美国的扩张史表明，它始终将战略前沿抵近别国疆界。美国的战略抵近政策实事上已经成为安全侵入。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战略防御缺少必要的合理条件。国家安全战略边界与国家自然边界的重合使战略主体失去了必要的运筹空间。未来，中国的安全战略运筹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第三，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无论从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还是保障国家战略的实施，认清威胁的来源及其战略企图，进而做必要的准备是必须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与国防实力的现实已经出现了巨大反差。在缺乏资源选择权、市场定价权和高科技主导权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更需要国防力量的保护。只有具备强大的国防力量、稳定的社会政治基础和相应的经济实力，才能平等参与严酷的国际竞争。否则，具有再古老文化的国家也难避免古希腊、古波斯、古巴比伦的命运。这样的警钟一定要长鸣。

第四，加快和平崛起的步伐。“没有实力的国家在外交上是没有发言权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搞好国内的事情，处理好改革、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不同群体利益分配的关系，处理好资源、效益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等等，力争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的发展，尽快依靠自己，依靠和平崛起起来。只有自身实力增强了，所有问题包括安全问题也才能得到圆满解决。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总之，中国的国家安全挑战来自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又往往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时时面临着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国土主权与周边环境等等困境的制约。在国际安全中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处于良好状态的形势下，我们的中心应该偏向于国内发展，用国内发展来促进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内发展是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根本。运用有效的国际战略，充分保持和发展良好的国际安全形势是国家安全战略的对外任务。而国内安全是国内发展的保障，只有加强政权建设，整顿经济秩序，才能为国内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处理涉及到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相结合的问题时，需要外交内政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在维护好国内安全的同时，不引起国际安全环境的恶化。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又及时提升自己的国防经济实力，维护自己的应有权益，走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统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