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刻认识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局限_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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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认识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局限性

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纷纷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实施了一系列的自我调节。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在短时期内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场自我调节由于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基，其局限性和造成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战后资本主义实施自我调节的原因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很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实施了自我调节，这种自我调节主要是基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理论上说，在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之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占了上风，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开始发号施令。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同生并发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失去灵光，新自由主义开始抬头。这时，虽然减少国家干预的呼声日高，但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未完全放弃对于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重点和手段有所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结构性失业居高不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受到质疑，重新强调国家干预的声音又高涨起来。这就是说，一个世纪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对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两手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从总体上看，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对自由放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范和限制，也就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我调节。其次，在实际上，资本主义只所以进行自我调节，就是因为资本增值和统治遇到了麻烦，出现了危机。具体地说，如果不对市场进行必要的干预，高度垄断就会造成市场结构扭曲，破坏资本瓜分平均利润的均势；经济运行就会成为无序的洪水，散漫地归于瓦解；就会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导致供给与需求的严重脱节，阻碍资本的进一步增值。财富与贫穷并生，庄严工作与荒淫无耻共处。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期间，更多的雇佣劳动者被迫失业，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愤起抗争。罢工、示威等工作运动如滚滚怒涛，冲击着资本主义统治的堤坝。总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再不进行一定的调节，不但资本的增值难以为继，而且资本的统治也难以照旧维持下去。

二、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方式

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形式是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讲，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基本方式：

一是政府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充分利用看的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进行干预，其主要手段是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控制财政收入、支出及借债等方式，来调节控制宏观总量。比如，当需要抑制经济过热时，就增加税收、减少政府订货，以抑制投资，延缓速度；当需要刺激经济增长时，就减少税收、增加政府订货，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通过现代银行体系公开市场业务、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改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选择性信用管制等手段，来影响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投资及经济活动总量，达到经济平稳运行的目的。

二是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在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股份制是占主导地位的一种现代资本组织形式。员工持股计划是指通过让员工持有本公司股票和期权而使其获得激励的一种长期绩效奖励计划。在实践中，员工持股计划往往是由企业内部员工出资认购本公司的部分股权，并委托员工持股会管理运作，员工持股会代表持股员工进入董事会参与表决和分红。为了调动员工生产的积极性、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在企业生产中大力推行员工持股计划。比如，美国战后初期法人股东的持股比重仅为15%左右，70年代中期达到35%左右，80年代中期达到40%，90年代法人股东超过个人股东而居于优势地位，从而使股东的作用在公司的法理结构中得到增强。这种改变使得企业的管理更加科学，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是实行高福利政策。二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国家福利制度，推行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这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指国家规定最低的住房、医疗、工资和教育等标准，通过高税收缩小贫富差距，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健康、营养、住房、教育、就业等，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医疗、养老、失业的保险以及各种社会救助和补贴。

四是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税收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调整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延缓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的趋势，也普遍采用了税收调节这一手段。具体地说，一是通过改进个人所得税，强化个人所得税在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二是开征社会保障税；三是完善和健全财产税，加强对国民收入存量的税收调节；四是开征遗产税，等等。

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和经济运行、管理体制进行了这些调节、改良和改善，从而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能够容纳现实生产力，而且生产力还在发展，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的缓和。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三、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局限性

战后资本的主义的自我调节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自我调整，尽管在一定程度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是这种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自我调节带来的问题很多，深刻分析战后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的局限性，对于全面认识自我调节的本质至关重要。

1.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未能从根本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 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超越这个目的去考虑整个社会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因而无法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生产的有计划性和个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性决定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不同经济手段和政策的相互排斥性、不彻底性和短期行为特征。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就业，却往往导致通货膨胀；用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则会带来加重衰退、增加失业的后果。增加货币供应量会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增税又抑制经济增长。运用需求管理手段刺激总需求会忽略总供给，而刺激资本投资的供给政策不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滞胀，而且还会拉大贫富之间收入的差距。

正是因为这些经济手段和政策不能从根本上控制资本的贪婪，所以也就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梦魇——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危机次数和频率却大大高于战前。据统计，二战后至20世纪末，美国发生危机的次数是10次，英国是8次，日本是7次，德国是6次，法国是5次。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增强、传统产业衰退以及国际金融局势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不仅生产过剩，而且从生产扩大到流通、分配、消费等各个环节，表现为结构性危机。比如，1974～1975年、1979～1982年的石油危机，1990～1993年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结构性危机的突出表现。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被这种结构性危机所困扰，一直到今天，由美国次贷危机、希腊债务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类似雷曼兄弟这样的大银行破产的现象屡屡发生，全球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股市起伏跌宕，失业居高不下。面对这种情形，国家干预又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2.福利政策强化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且不具有持续性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资金来源有三种途径：一是劳动者上交的保险捐，二是雇主为雇佣人员交的捐，三是政府拨的财政补贴。工人的保险捐，是直接从工资中扣除的。业主按工资比例为工人交捐，是资本家从必要劳动中直接扣除。政府财政补贴则是从增税开支的，而税又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看出，垄断资产阶级大肆渲染的社会福利，其资金的来源既不是个人资本家，也不是资产阶级国家，它的唯一来源，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就是雇佣劳动者创造的价值。

与此同时，普通劳动者要想领取养老保险、医疗补贴和失业救济，却有着极为苛刻的条件：一是在业时本人必须按月交捐，交捐需到达规定的最低年限；二是必须查明失业原因；三是必须接受就业安排。如果因“行为不端”、“擅自离岗”、“劳资纠纷”而失业，或者拒绝接受就业安排，就不得享受津贴。至于在失业期间干零活，也同样为不给津贴提供了借口。

不能否认福利政策对两极分化的抑制作用，但这种不具有持续性的所谓高福利充其量只是把握到不致激起穷人造反的程度，而绝不可能阻止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趋势，更不可能实现垄断资产阶级所鼓吹的“不使富人变穷，而使穷人变富”的局面。有资料表明，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利润率以年均10%～18%的速度增长，而福利支出却下降了21%～31%。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债务危机、经济危机的泥沼不能自拔，有的曾经的高福利国家如冰岛政府等自身已经走向破产，所以这种高福利政策是很难持续下去的。

3.员工持股并没有使工人成为管理者，只是加重了资本主义的剥削 判断股份制的性质，主要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里，企业中劳动者与股东关系是怎样的，以及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是怎样分配的。

在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持有企业的股票的确是普遍现象。但工人到底有多少股票呢?有资料表明，美国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10%的职工拥有的股票，仅占全美股票的1‰；日本参与职工持股的92%的职工拥有的股份，仅占实施员工持股企业股份总额的0.88%。而且员工持股，却不许员工直接掌握股票，分红只能记在账上，退休或离职时才能使用，其实与养老保险金毫无二致。“真正帮助职工形成个人财产的”，只是极少数。有人说，工人成为股东，可以参与企业管理，这显然是一种无知。所有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会都是由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组成，极个别的工人进人董事会，只能是一种点缀或陪衬。至于股东大会，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小股东很难参加，参加了也没有决策权。

如果一定要说让员工持有股票带来了什么变化，那就是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与控制。员工持有本公司的股票，使资本家能够堂而皇之的从工人身上搜刮消费资金，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资本，这样既可以扩大积累，又可以减少贷款、少支付利息，还让工人一起承担企业经营风险；股权分散化，结果是降低了控股所需要的股份比例，垄断资本家只要较少的资金就能完成控制所需的股票比例，从而用最少的资金就可以剥削工人、主宰企业。

4.税收调节不可能根本改变分配不公的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税收调节的效果如何，可以从其税收实际，得到最有力的证明。一方面，累进税率更主要的是对税前的影响，使税前分配差距更大。因为高税率只是限制了进人高税行业的经济活动，而手脚被捆得最紧的，自然是广大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资本收益实行政策优惠，资本家们自然趋之若鹜。于是，资本收益以及逃税、漏税等等成了一般收入的主要渠道。这无疑助长了投机资本，使其更具腐朽性。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来说，高税率并未改变既定的收人分配格局，穷人依旧是穷人，富翁依旧是富翁。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正主人是垄断资本集团。垄断资本集团往往通过各种手段迫使政府在税收优惠方面向它们作出让步。其结果自然是大亨寡头们锦上添花，而广大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则近乎雪上加霜。

总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它对自身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是有限度的，而且有极限，这个极限就是：资本主义即便是再发展，也不会使其所有制发展到全社会公有的地步。因此，它的自我调节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私有制，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改变基本的不平等的分配关系。究其实质，所谓资本主义自我调节，就是在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机制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的前提下，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巩固资本的统治而对其生产关系进行的某些局部调整。所谓自我调节已经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民资本主义”、“繁荣稳定的资本主义”等等，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欺人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