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_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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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感慨：我的好书标准

我喜爱看书，而且能大量看书，还能写点书，所以经常遇到其他年轻朋友请教我如何选择好书，我通常的答案是开卷有益，尤其是青少年，你如果用心阅读，哪怕你能发现一本书的不好处，一本书的错别字，一本书遗漏的观点，这都是有好处的。现下的书市上有很多书商攒的书，它的特点是结合现在一个大时髦，一下子就搜罗一堆的信息，编出一本厚厚的书，这类书的特点就是快，就是跟时势很近，但是逻辑体例很无序，就是那样的书，至少把某个主题的信息做了集中的编篡，粗粗一看，对于你理解与掌握眼下热点也不无好处，所以我要能手边抓到就往往也能快速一看——你读就是比不读好吧。

但就我自己切身而论，我觉得好书的标准是那书本身能激发与刺激我的灵感，能让我的思想更有衍发与生产的能力。比如我读吴晓波的书《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我能在读的过程中写下四五篇文章，而且在后来写的其他文章中屡屡引用他所考据出来的一些史实。我读陈志武教授写的《24堂财富课》时，我在读后的三个小时内写了四篇文章。这些文章往往与书中的某个观点相关而发挥开来，或者专门为加强与解读书中的某个引人入胜的描述而起——比如在陈教授与女儿的对话中提到家人与陌生人的关系的时候，我写出了《血亲与友谊》和《家世：龙生龙凤生凤》两文，观点与原书有关联，但有很大距离，或者着眼点有很大差异。我把这样的效果叫启发。

一本书，能够让人看后明白一点它在说啥，那是一本合格的书；一本书能让人饶有风趣地读完，掌握其基本意思，那就是好书；而如果一本书能启发人思考，让人由此而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产生了新角度，那么这本书就是一本具有开发能力的上好的书。这样的功效是怎么来的呢？一是搜集资料与依据的扎实；二是洞察角度的独特，而且更多来自有感而发；三是知识面整合的新颖性与独特性；四是叙述方式的趣味与自然。我自己的阅读是喜欢生涩与通俗兼备的，所以我对于哲学类与漫谈类两类文字都有爱好，而比较来说新知面广泛的通俗类读物更让我有启发的作用。坦率地说，在我到目前为止多达一千多万字的写作中，60-70%的文字来自于读书时候受到的启发，它们就像是激活我内在心智资源的钥匙，也是我对新书不绝的期待的动力。其实我们不知道好书在哪里，但好书真的在那里，你一眼下去是可以找到感觉的。请用勤奋的眼神去感觉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好书吧。

读书的四种病症

如果依其重要性给人类的生活排序，那么，读书无论如何也会排在前十位甚至前五位的。但因为具体的历史与社会环境不同，其位序可能出现波动与偏差。读书与吃饭相比，没有吃饭重要；但只会吃饭完全不读书，那就需要启蒙了。遗憾的是，就我们中国大陆的现状而言，读书既不是一件很惬意的事，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甚至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现在的青年人包括在校中学生、大学生乃至研究生，真正用心读书的比例恐怕也不太高。我没有统计数字作支撑，但有两个事证印象极为深刻。一个事证是听来的。北京某顶级研究型大学，一位被保送读博的研究生参加面试，一位考官问他，读过哪些儒学经典，回答说，《论语》，又问，读过《论语》的哪些版本，考生认真回答，《于丹论语心得》。闻者忍俊不禁抑或哭笑不得。另一个事证是我亲身经历的。前几年参加研究生面试，问一位面试者喜欢读什么书，说读历史类书籍。问读过哪些历史类书籍，说，三国类的。问读过哪一种，说主要是看杂志。再问喜欢看哪些杂志，回答说，喜欢看《南方周末》。又问喜欢读《南方周末》的哪些栏目，答，记不清了。我当时很失望，这样的回答虽然不多见，但类似的情况却比较普遍，给我总的印象是，虽是文科考生，真正读经典著作的人很少，读专业理论著作的人，也不多，就是特别喜欢看小说的人都不普遍，看得最多的还是教材，难怪，上海著名学者陈思和曾感慨说，现在哪怕是报考中文博士学位的学生都不大翻看原著，而是专心看文学史。而且只要把相关文学史的材料看明白了就能考上。这实在是很怪异的事情。看来中国人的阅读确实是出了一些偏差。我把这些偏差归结为四种病症。

第一种病症，被迫性强迫症。依常理论，教材与教辅材料是最缺少美感也最不易读的，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教材十有八九文章呆板、枯涩无味。但在校生或应考生为什么不去读原著，不去读美文，不去在十分惬意、悠闲、舒适的状态下去做阅读旅行，而要死抱着这些枯燥无味的书啃过来啃过去呢？而且一定要找出无穷多的知识点，并且把这些知识点一条一条死记硬背下来，其原因就在于应试教育的教育体制。这样的读书体验显然是很痛苦的，而其性质又是被迫的，痛苦加被迫就构成了被动性强迫症。其弊端不仅在于浪费了青年人的大量时间而且毁坏了他们的阅读兴趣与情感。

第二种病症，急功近利症。从中国图书市场看，除去教材、教辅以外，尚有两种书销路不坏，一种是励志书，另一种是养生书。这两种书都属于急功近利型。养生也是急功近利。因为劳保不行，医保也不好，古人云，病笃乱投医，而今是，疑病乱读书，干脆，就信那些养生大师的胡言乱语吧。这个且不说它，单说励志书也是偏颇极多，负面影响很大。我在《大学生GE阅读》上写过一篇《成人教育＞成才教育＞成功教育》，其主旨是说，成功并非不好，但只讲成功，结果往往不好。就中国的现状看，一味强调成功很容易造成了见利忘义、见钱忘情、见技忘道乃至见物忘人的负面结果。人活着不是只为了成功的，甚至不是只为了成才的，人首先要成为一个人，最好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如果在人这个层面出了问题，成才何益，成功又何益？

第三个病症，怪力乱神刺激症。《论语》上有这样一句话：子不语怪力乱神。虽然孔子不谈怪力乱神，但文学并不排斥他们。例如，《聊斋志异》就近乎其怪；《水浒传》就近乎其力；《金瓶梅词话》就近乎其乱；《封神演义》与《西游记》就近乎其神。清朝大才子袁枚还专门反其意而用之，写过一部文言小说《子不语》，当真是才子风骨，锦绣文章。但看现在的出版与阅读状况，未免有些太过怪力乱神了。诸如悬疑小说、玄怪小说、穿越小说乃至挖坟盗墓之类的惊悚小说今年热了一批，明年又热一批。想当初，鲁迅先生写《中国小说史略》，说到《施公案》一类的小说，曾评之为文意并拙，惊诧其续集不断，竟有如此多的读者乐此不疲。我并非反对类型小说，也不奇怪各式各样的标新立异，但我真诚的认为，如果阅读空间闪耀的只是这样的星光，显然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第四种病症，极端情绪发泄症。现在我们中国同胞中确实存在不少极端性情绪，甚至存在着某些暴力美学倾向。为什么会如此，我也说不清楚。这样的情绪折射到图书市场和阅读兴趣方面就出现了《中国人可以说不》、《狼图腾》、《中国不高兴》这样一时狂热大陆的作品。我不是说这些作品就不应该出版或者说读者就不可以读它，而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时代，在这样一个世界期待中国，很多中国人也期待自己理性崛起的时代，竟然由着这些非理性、非逻辑，混杂着硝烟气味、仇恨情绪与斗争情结的作品风靡，确实是一件不大光彩的事。

阅读应该有一个不断的历史筛选过程，一个文化善择过程，一个品位提升过程。阅读的个人经验与历史经验甚多，其中一条无可辩驳的经验是，阅读经典永远没有错。以犹太人为例，其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不足0.2%，但获诺奖的比例却高的惊人，自诺奖评选以来，犹太人中产生了100多位得主，占所有获奖者的17%以上。他们取得这样奇异成就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全民阅读经典，即不但成年人读经典，老年人读经典，而且从幼儿起就开始阅读经典。为了便于儿童的阅读，他们还出版了多种《旧约》等经典的改写版本。我们中国人包括现代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其实有阅读经典的情结，这一点从《于丹论语心得》、《品三国》等书的热卖就可以经一斑而窥全豹。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学经典有着特别的情感与崇高的敬意。现在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有一点共识就是认为那是一个漫长的官本位时代。官本位的特点就是皇权高于一切，尽管如此，中国的历代皇帝包括那些大有作为的皇帝也包括那些文采横溢的皇帝还包括那些在历史上争议极多的皇帝都是尊重经典的。例如秦始皇，他也是爱读书的，他最佩服的乃是韩非子，他读了韩非子的书曾感慨说，寡人得与此人游，死无憾已；汉武帝不但雄才大略，而且是一个很高明的诗人，他的一些诗作都令鲁迅这样的文学史家心服；李世民同样雄才大略，又酷爱书法，还特别喜欢作诗，虽然他的书法不怎么样，诗也很平庸，但他确实是唐代文化的热爱者„„但不论是哪一位皇帝，特别是自汉武帝以后，都是提倡阅读儒学经典的，从来没有一个皇帝说，别读经典了，就读我的书吧。可见，中国人阅读经典可谓古已有之，影响巨大。

如果我们问一句为什么中国的阅读会出现上述种种偏颇，我以为有三个原因，首先是应试教育的结果。这个不细说了。

其次是确实缺少优秀读物。以我的阅读经验看，现代中国人写的文史哲类的好书确实不多，它们的弊端是，文学史不美，哲学史不真，史学书籍不善。所谓文学史不美，是说旧的文学史无论是刘大杰先生的文学史还是郑振铎先生的文学史还是游国恩先生的文学史乃至鲁迅、王国维的小说史与戏剧史，文字都是很漂亮的，让你不读则已，一读就有美感发生。现在的文学史种类极多，版本N类，但美的传统没了，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圈子外面的人读不下去。依我的一管之见，现代文学史的出路首先是把美感找回来。所谓哲学史不真是说现代中国人写的哲学史缺少真的探讨，既没有方法论方面的探讨，也没有价值论方面的探讨。台湾哲学史家劳思光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说胡先生的哲学史没有哲学，不如冯友兰的哲学史，又批评冯友兰的哲学史哲学也不够，说的就是这个层面的缺点。但我要问一句，我们现在站在大学课堂的这些博导们，写得出来胡适先生或者冯友兰先生的哲学史吗？所谓史学书籍不善是说现在很多的历史书籍缺少人文关怀，比如讲三国的书，并不同情杨修、祢衡这样的文学才子的悲剧命运，写唐宋文化的书又常常讥讽李白、苏轼不通人情世故，行为不合时宜，这其实很不合乎现代文明的品性。一个好的文明是可以善待杨修、祢衡这些有些异端表现的文明而不是责怪他们、苛求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悲剧人生指指点点，故作高深。当然这不是说中国现在的图书市场就没有好书了，以近些年我有限的阅读经验看，好书也真的不算少，如于建嵘的《底层政治》、刘瑜的《民主的细节》、李零的《丧家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等，但这些书或者未能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或者未能兴起阅读热点，但我相信它们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大。

第三，存在一些重大话题性图书缺失。其实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很多，关注的问题更多，而且纠结不少，焦虑不少，困惑更不少。比如房价问题、医改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税收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幼儿教育问题以及各式各样的文化问题，这些问题原本应该在图书市场上有充分表现，而事实是表现很少，连表达都很少，人们的关心没有安置处，这显然也是造成中国阅读现状的重要原因。

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中国的未来阅读一定会大有希望，因为中国人在，中国人希求理性与文明的心在。

读书的三重境界

我们说，一个人发现自我须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天地与我并生，世界前所未有”，此有我之境，最初的发现自我如同发现了一个世界，不禁惊讶于它的浩瀚博大，荒谬离奇。然而也发现了我之终究为我，以我之眼观物，世界皆不免染上我的色彩。第二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无我之境，盖此刻已泯灭了最初发现自我时的欣喜，从而更加体会到我之为虚幻，正与物相同。我之于空，于是结下不解之缘。第三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此又为有我之境，然而此等境界下我之举手投足不违物情，又深明物我之迁变，古今之流传，世界的悖论与局限，人类的疾病与苦难，与最初的有我之境不可同日而语。

一个人读书也须经过三重境界，如同自我的发现一样。读书如同吃饭，有人看重营养，有人看重滋味。但这并不是说，一场盛宴中营养与滋味不能并存，只不过在饕餮者这里，是“赋诗断章，予取所求”罢了。秉此判断，真读书人亦可以分为营养派与滋味派。所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辄欣然忘食”者，滋味派也；所谓“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营养派也；两者皆源远流长，绵绵相续。然而进一步说，读书时如果不深会其中滋味便不能得其营养，是营养派亦须依附于滋味派也。

古人中陶渊明一段话尽得滋味派的神髓，所谓“会意”，近人则陈寅恪得之，所谓“同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胸中块垒，阐明治哲学史的境界，一说“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与精神”，再说“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最是难得。关于同情，没有谁比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解释得更好了：“有同情心（同-感），即能够与他人共甘苦，同时与他人分享其他任何情感：快乐、忧愁、幸福、痛苦。因此这种同情是指最高境界的情感想象力，指情感的心灵感应艺术。在情感的各个境界中，这是最高级的情感”（P23-24），可谓推崇备至。同情，一种心术，一种映射。

《困学纪闻》卷八：“陈烈读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记书？遂闭门静坐，不读书百余日，以收放心。然后读书，遂一览无遗”，小时候读到这段，敬佩不已，现在想来，不免窃笑，陈烈以记书为本领，未免太浅，就一览无遗又能如何。求放心的心，单纯言之，即“同情”心。一个人能保持其“同情”心，有与古今之人休戚与共的情怀，然后才可与之论读书的境界。

我们说读书也须经过三重境界，第一境，“泛览无涯涘，亦无所归”，一个人读书，就是与浩瀚的流传世界相遇。这世界流传至今，处处与我面对，因而发生其意义。而我赏心眩目处处好奇之余不免师心自用，妄论古人，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能平情以探求古人之心术。第二境，“我思古人，实获我心”，此刻读书我能够与古人同一立场，表一种完全的同情，读其书也能完全地融入其中，虽说同情不过是一种想象，但这种想象自有其不得磨灭的根据。于是乃不能分辨何者为我，何者为古人。虽然有我，实与无我同。我即古人，而古人实即我也。第三境，“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天地一体也，古今一人也，此境之下读书能够出入今古，融通无碍，发挥主张，出口即成绝响。不但能够深明古人立说之苦心孤诣，表章其孤怀遗恨，自己亦能从而如此，而流传之回音得以发扬，从游之士子亦得以瞻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