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发展_中国散文发展

散文发展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散文发展”。

因为选编《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一书,又重新考虑了有关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原在《文学评论》已写过《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见1997年2期)一文;现在旧题重作,感到还是有些未说的“新话”值得一说。

一

我想依据个人的浅显理解,结合中国现代散文演进的大体情况,作一如下演绎:(1)1901—1917年的世纪初期,那时还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但这一时期,人心思“变”,新思潮如春雷滚动,旧势力似大厦将倾。特别是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新文体”影响一时!这期间由于“传统文化”仍是主流,故是谓“正”。

(2)1917—1927年,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又称“五四文学”,是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写法,劲健、含蓄、讽刺等不同流派的散文,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展示。其中,鲁迅是文坛泰斗,在杂文、回忆散文(《朝花夕拾》)、散文诗(《野草》)等多方面都堪称大师,而周作人心不旁骛、钟情小品,在随笔写作上高人一筹:周氏二兄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当时文界的最大亮点;其他还有冰心、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诸家散文;郁达夫、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家散文;“语丝”派(如孙伏园、孙福熙等)及“现代评论”派(如徐志摩、陈西滢等)诸家散文等,诚可谓群星璀灿。

(3)1927—1937年,是“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也称“左翼文学”,是现代散文的收获和转折期。1934年“小品年”的走红及稍后《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周作人编了“一集”、郁达夫编了“二集”)的问世,标志了它基础的奠定和成果的丰硕。鲁迅和“鲁迅风”杂文(如瞿秋白、唐弢、聂绀弩等)领袖文坛;林语堂等的幽默闲适小品热闹一时;“京派”诸家(何其芳、沈从文等)以及“开明”同人(丰子恺、叶圣陶、夏丐尊等)的散文,也争奇斗妍、格调各异。但此间文坛“左”的倾向,不仅给当时也给后来带来了深重影响。

(4)1937—1949年,是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也称“抗战文学”或“延安文学”。这一时期,“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工农兵文学”,的确开了文学的新生面!客观、向外的通讯、报导等叙事文体,发展顺利;而主观、向内的抒情文体——诗歌与散文,则受到了当时总体氛围的严重抑制。尽管如此,上一时期就很活跃的茅盾、巴金、李广田等又有新作,陆蠡、丽尼和萧红、张爱玲等新秀也写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作品。上述四个时段除第一时段为“正”外,其余三个时段都为“反”:反封建(正统),反传统(文化)。事情看得很清楚:整个20世纪,都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自“文学革命”后,各文体文学的创作(包括散文),均采取了“反”传统的文化态势!特别是它对“汉字”落后、“文言”反动(“文学革命”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①,而“文言文”即为“死文字”;“国语运动者”甚至连“汉字”也视为“死文字”)的偏激认识,和要扫荡“桐城谬种”(散)、“选学妖孽”(骈)的过激口号,现在看来肯定是有问题、不妥当的。这种偏执,当然会给创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作为一个“运动”的总体评价,“五四”作为一次空前的“文化革命”,肯定有它“绝对化”、“形而上”的地方;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时代局限,“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以“启蒙”、“救国”的空前热忱和“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作为双翼,第一次全面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推着中国文学往前走!这无论如何都功不可没!历史的这一页,已然翻过。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翻过去的案;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对它进行认真的历史反思!

二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②里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个人”的发现和活生生的“自我”进入散文作品,成为文章的主角——这的确是破天荒的一个崭新现象!郁氏还把古代文章和现代散文做了鲜明对比,认为过去的文章由于有“尊君、卫道、孝亲”这三大“厚柱”或“硬壳”的桎梏,其“心”都是死的;而只有到了现代散文里,“心”和“人”才“活”了起来,从而为它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和面貌。另一位散文大家、散文理论家周作人,则用心良苦地把现代散文称为“言志派”散文,以和传统的“载道派”文章明显地界划开来。“诗言志”③中的“志”,是中国文论里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何谓“志”?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它包括感情、意愿、思想等,是一个感性和理性浑然一体的东西。周作人倡“言志”,意在对抗儒家所鼓吹的“载道”——封建的道统、文统。虽然,这用意不错,但不少人也指出了“志”本也是一种“道”,二者界限很难厘清。所以,他的这种倡导最终也未见成功,当然这种努力也并非徒劳:人们通过“言志”主张的本意,还是认清了古代文章和现代散文在精神实质上的根本差异。关于它的观念的形成,主要有这样三种不尽相同的意见:一种是鲁迅的源自历代末世“生存、战斗的小品说”:而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着挣扎和战斗的。晋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罗隐《谗书》、皮日休《皮子文薮》、陆龟蒙《笠泽丛书》等这些唐末小品)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费去许多助虐的武将的刀锋,帮闲的文臣的笔锋,直到乾隆年间,这才压制下去了。„„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④

另一种是周作人的“外援、内应说”:我相信新文学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他还说过:“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的话——锡庆注)。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不会站得住。⑤周作人的观点似乎是很全面,但他强调的重心还是“内应”。他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他“好象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⑥第三种是朱自清的直接“外国影响说”: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点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象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⑦散文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时代之精神、个人之情思最真切、最诚挚的流露与宣泄,它具有用母语写作的历史积淀性和民族文化稳定的传承性。朱先生说:“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⑧他在这里说的是诗和小说外来影响的“懈弛”,我们却要说到散文:最初,外国的影响可能会稍大一些,但它没有支持多久,汉语写作的传统力量就明显地“泛”上来了。从这一点看,上述几种看法,我以为都各有道理。

从表象或近距离看,“朱自清说”最为有理;但若从实质或远距离来看,“周作人说”也很全面、有道理;“鲁迅说”在这里虽只论述了挣扎、战斗精神相承接的一面,但他在别处也谈到了域外“新思潮”影响的重要,特别是他对“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背景的强调,对“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功能的倡导,都是既深刻又影响深远的。关于五四散文的第一个十年成就、地位问题鲁迅已有定评:“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⑨。为什么散文能“独拔头筹”?我想中国散文传统的深厚(可谓“举世无双”!)是其因之一;当时写散文的作家多为学贯中西、兼通古今(特别是国学根底都极厚实)的大手笔:鲁迅不必说了,他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郭沫若则为治金甲考古的史学大家,朱自清、闻一多等一直在大学的讲堂上教授“古典”,就连较“洋”的徐志摩在留英前也曾师从过另一位国学大师梁启超,至于冰心所主张的“白话文言化,中文西文化”⑩,那就更一目了然了„„这辈作者学养的超凡和文字工夫的卓越是其因之二;还有就是那时“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正确了。后来这“为人生”渐变成“为大众”、“为救亡”,特别是建国后更变成“为政治”,就逐渐向下滑了,到“*”时竟跌到了低谷!至于说到文体特征,因为散文的范畴难以界定,因此变得相当困难。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里,尝试过一次并且在一个时期里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此外直至目前也没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郁达夫讲了现代散文的四条特征:

1、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

2、现代散文的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

3、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

4、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我看这几点至今仍大体正确、大致可用。

当然,结合当代散文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对它也做了一些调整或补充,变成了下面这样四点:

1、篇篇有我,尽显个性。

2、情理兼备,虚实相济。

3、取材琐细,以小见大。

4、真实自然,饶有情致。

三

这里,不能不说说散文“范畴论”这个老大难问题了。散文范畴,即回答“什么是散文”(包括什么“不是”)的问题。它真的有那么难么?在漫长的古代,我国绝少使用“散文”这一称谓。所以,郁达夫在《散文二集·导言》里曾这样说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这当然并不准确;但古代确实只流行着“文章”、“文”(有韵)“笔”(无韵)或韩柳所倡导的“古文”(以秦汉时期的散体文章为圭臬)这些概念。(宋)洪迈《容斋随笔》里虽有“散文”条目的出现,但那只在“骈、散”对立的意义上有限使用,且并不流行。因此说,具有自觉而明确文学意识的“散文”概念,的确产生很晚。古典散文因源自“应用”,强调“载道”,故包罗极杂,十分宽泛:举凡章表策对、传论辩说、奏议志状、笺记书启、铭诔颂赞、碑碣哀吊,以至诏令文牍、序跋著述等等,无不涵盖于其中。它是各种文章的“母体”,是个含有若干文学因素的非文学“文章大系统”。的显然,这样一种“大散文”的宽泛格局,根本不能适应现代文体“四分法”的时代要求。于是,在由“古代文章”向“现代散文”的文体蜕变中,写了《人的文学》的当时文坛领袖周作人起了重要作用。此前,刘半农虽提出过“文学散文”的主张,但它仍包括“小说、杂文”等在内,因此也就不能将“文学的散文”和“文字的散文”真正地区别开来,一直到周作人《美文》的问世,才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他第一次把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散文视为“美文”,且把它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他后来在编“大系”的散文时还明确宣称“议论文照例不选”,这实际也就标示了现代散文的审美品格。

当然,对于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只放在不足800字的一篇《美文》里顺便带过,不免有些轻率,但在周作人的心里真的没想到以后的事情会变得如此复杂!应该说,他不但有散文理论的倡导,而且有创作实践的开路:他于“抗争”的小品文“杂文”外,又开创出平淡清涩、闲适隽永的一脉散文“随笔”来,使得俞平伯、钟敬文等都集合于这面旗帜之下,加上30年代林语堂推波助澜,闲适、幽默的这派小品真可谓极一时之盛了!其后,“小品文”这个名目才风行起来。考察它的出现,最早是胡适在1922年3月《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提出的。胡没有采用此前“文学散文”、“美文”等提法(散文界也没有接受稍后“纯散文”、“絮语散文”等称谓),而用心良苦地倡导起“小品文”(有时也称“散文小品”或“小品散文”)。

现在看来,亦并非偶然:它反映了现代散文有意淡化其外来影响,完成其“本土化”(明代已风行“小品”二字)的历史进程。但“小品”这个词儿虽明代已很通用、富有民族色彩,但其本义只是精短、可玩赏。此外对散文自身“特性”则没有任何限定或暗示(这种“宽松”怕也是人们普遍接受它的原因)。可见正是胡适太过聪明的“权宜之计”酿成了此后的苦果!由此,所谓叙事散文(它的极致是“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议论散文(它的极致是“杂文”和“随笔”)、抒情散文(还包括“游记”、“景物记”等,它的极致是“散文诗”),就这样“三体并包”起来,现代散文又逐渐变成一个“大散文”了!现代散文由于外因(外国的散文比中国故有的更大、更泛)与内因(当时不少文体的独立尚不成熟)的种种制约,最终未能完成作为“文体”(而非“文类”)“范畴”的规范。

四

散文的体式、风格问题,相当复杂,不好说明白。据我所知,选编《台湾散文选》的杨牧先生,在该书《前言》中曾做过这样的梳理:20世纪初叶的散文家转折崛起,波澜壮阔,为近代散文建立了不可颠扑的典型品类。

所谓散文,归纳起来,不过以下七类:一曰小品,周作人奠定其基础;二曰记述,以夏丐尊为前驱;三曰寓言,许地山最称淋漓尽致;四曰抒情,徐志摩为之宣泄无遗;五曰议论,趣味多得之于林语堂;六曰说理,胡适文体影响至深;七曰杂文,鲁迅总其体例语气及神情。罗列了现代散文的七种“典型品类”,且各有“领军”人物,不能说不全面了;但仔细推究起来,问题还是不少:如在三四十年代,“报告”和“速写”也是“散文”家族里很活跃的成员,他这里就把它们“开”出去了(对此,我倒是很赞同,认为这是他的明智之处),另外,“议论”、“说理”,占了七种的两项,而这正是周作人要“排除”的东西(对此,我个人也不敢恭维),此外,“写景文”、“冥想文”和“游记”、“散文诗”等的空缺,也着实令人遗憾!再不要说其他“新文体”的缺失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想要从“文体论”上罗列尽散文的种种不同“体式”,可能是一种不明智之举。对思想、艺术风格的撮述,朱自清有这样一段人人耳熟能详的论述: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灿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好象说得很热闹、很全面,但冷静想想,又感到似乎也什么都没有说。原因呢?也不奇怪:散文其实是最“个性化”的表现艺术,“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提倡独创、出新,一人一个样儿,一篇1个样儿,既不能踩着别人的脚印走,也不能踩着自己的脚印走,如此,还能概括、梳理么?所以,“思想”方面他罗列不全,“艺术”方面他所列虽多但病在空泛,这也就可以理解了。说到风格自然要涉及到“文学语言”的问题,在此想提供一点思考的“资料”:一是有关钱锺书及其著作“文体”的:《谈艺录》《管锥篇》的文字,则是道地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为什么用文言文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

钱锺书想借“文言”写作一试其“容纳新思想”的“弹性”大小,以实践来校正抹杀“文言”的偏颇,其“象征”之意义极其深远!二是柯灵关于“白话”缺欠与以“文言”进补之问题: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驳杂不纯,装腔作势,语言无味,依然是通病。„„(新文学的先驱们)为了披荆辟草,使新生的白话文能够站定脚跟,把文言文赶尽杀绝,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常见的文字贫血现象: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祖国语言不纯的问题,有心人已引为隐忧。学点文言,让不赶时髦,不以经商为写作第一要诀的文学专业户进一点补,正是一大功德。

看来,文章大手笔柯灵对“白话文”弱点的指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很有道理的。他关于“文白互补”的意见很为有益。依我看:特别是近20年来对“白话”的冲击,可谓从所未遇!而语言学家们不是推波助澜就是噤若寒蝉,这是极令人遗憾的。三就是所谓“孙犁现象”了:他本来是个来自解放区的革命作家,但进城以后却主动地向传统文化回归,自觉地补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这一课,并在“新时期”里专攻散文,赢来了他创作的二度青春,并由此文风变得精练古朴、苍凉睿智。“孙犁现象”不是孤立的,象汪曾祺等老作家,贾平凹等青年作家,也都一定程度有这样的趋向。综合以上几点,期望能引起更多散文界人士和关心散文创作者的思考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