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传奇“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_唐传奇之文备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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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唐传奇《莺莺传》中“文备众体”的艺术体制
----史才、诗笔、议论于一体
唐传奇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的成熟。前人谓之“文备众体”，即史才、诗笔、议论三者结合，形成了传奇独特的艺术体制。唐传奇“史才”的形成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公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唐传奇注重抒情诗，以骈体语言描写景物，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形成了“诗笔”的艺术特点；“议论”的作用是对叙述的故事加以评论，对人物进行褒贬，力图从具体的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元稹的《莺莺传》可谓是这一时期文备众体艺术体制的典型。传中忍情之说，即为议论；会真等诗，即是诗笔；叙述离合悲欢，即所谓史才。这都是当时小说中不得不具备的。
一叙述悲剧爱情，塑造鲜明人物—史才
“史才”,是指史书中的纪传体写法，即借鉴了史传文学围绕主人公命运发展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叙述，及塑造人物性格的写作技法。说起纪传体,就会想起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并未止于记录史实，而且还十分注重故事性,引人入胜。《莺莺传》的故事大部分研究者也都认为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宋人王性之考莺莺乃崔鹏女，与元稹为中表关系，则张生莺莺的故事实不过极普通的一段表兄妹之间的恋情。但作者认为它有写出来的价值，无论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善补过”也好，还是想把这段艳遇作为永久的纪念也好，元稹还是把它演绎成一篇令万千青年男女神往的爱情故事。当然，传奇作者并没有将题材限制在自己经历的狭窄范围内，他们的目光投向了整个广阔的社会，政治、伦理、英雄豪杰乃至娼妓游侠等都成为他们笔下的表现主题。总之，读者在这里看到的不再是那些陌生的神仙鬼怪面孔，而是生活中的人。即使还偶带怪异的气息，但更多的是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使人感觉到与志怪作品比起来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就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它需由人物的内外统一来完成。这样，唐传奇叙事就常常以人物的外在行动，潜在地暗示其内在的心理活动。而人物真正的心理活动内容，则更多是由读者根据对小说外情节的把握，即通过对人物行动和行动状态变化的描写补叙出来的。在文本中大量运用了写实的手法，无论是文章开头张生的“余真好色者，而适不我值”表明自己的恋爱观，还是当他遇上自己的真爱莺莺时，不愿采用媒约之请，文中用“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魚之肆矣”来表现男主人公急切的心情。而当张生要去长安时，崔莺莺的种种表现又很真实地写出了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少女那种“愁弄凄惻”的复杂矛盾的心情。甚至到了爱情破灭后，张生的那段自圆其说的心灵独白，更是体现出这种手法的直白、深刻。它让我们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直视人物的灵魂，掌握真实的人物性格。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起爱情悲剧从发生、发展，到最后失败、无法挽回的全过程。正因为有这样的手法，也使我们对这个爱情悲剧有更深刻的理解，这不仅仅是人物性格的悲剧，也是社会、时代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二诗情画意觅真情—诗笔
诗笔，指唐传奇注重抒情诗，以骈体语言描写景物，及以诗歌杂入正文之中，就形成了“诗笔”的艺术特点。不难发现，《莺莺传》在揭示男女主人公情恋变化及其悲剧性结局时，更多是从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层面，而不是从内在的心理层面上进行展示。凡涉及人物感情体验和心理隐秘内容的时候，就转换成了以诗歌形式来表现。比如莺莺收到张生的《春词》诗二首后，必然会产生纯情少女常有的欣喜、期盼以及跃跃欲试等心理活动，但如果把这种心理活动直接描写出来，会有损莺莺作为知书达理型少女的形象。而诗歌《明月三五夜》的运用，既可表现此时莺莺的内心的情感活动，又可表现莺莺出类拔萃的文采和智慧。“诗笔”最深一层的含义乃是创造诗的意境，“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常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 用凝练的语言，委婉含蓄的方式抒发作者的情绪，使人体验到的不只是清晰可见的形象，还有朦胧而渺远的“情感流”，它留给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能弥补小说过于“直观”的缺点。唐传奇中的不少篇章让人读后产生绵绵的情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在其他小说是没有的。产生这种艺术效果的原因当然首先在于诗歌的运用，像莺莺与张生之间那些充满青春活力的情书，以及最后那封诗体决绝信，都是那样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自然会在读者的感情里产生共鸣。三议论抽象故事哲理---议论
所谓“议论”是指传奇作者在故事讲述过程中的主观评论部分，一般处于故事的结尾，也有少数在故事的开头或情节的中间。议论的作用是对已叙的故事加以评述，对故事人物或褒或贬，力图从具体的形象描写中抽象出哲理来，明确表达作者的创作意旨。由于传奇作者的道德观念受到时代的制约，传奇的文末议论并不都是那么值得称道的，有的甚至与作品中的具体描写不无矛盾，对塑造的艺术形象不无损害。如元稹在《莺莺传》的结尾，不但不对张生的负心行为加以谴责，反而借时人之口赞张生为“善补过者”，也就是将前文描写的崔张爱情视为违反封建伦理的过错；张生既为“善补过者”，莺莺便成为该批判的人物了。作者还说：“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一段美好的姻缘，竟为作者自己所否定，变成了一场鼠窃狗偷式的丑闻了。《莺莺传》是唐传奇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鲁迅曾经把唐传奇总结为“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而所谓用“史才”和“诗笔”的结合，的确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一大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