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富豪榜”作文_作家富豪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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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作家富豪榜文化盛典”引发强烈反响。

学生优秀作文展示

买珠不看椟

“2013年第八届作家富豪榜”在一片喧闹声中出炉了，这自然引起了媒体大众的关注，并让安静的文化界热闹了起来。《华西都市报》评论到：这让原本孤独寂寞冷的作家群体和原创文学受到了瞩目。

但是这样不关注本质的关注真的有意义吗？

在我看来文学的本身与财富无关，所以关注文学财富不等于关注文学。很多作家及他们的作品都是难以用作家的财富和书的销量来衡量的。比如说尽管托尔斯泰和普鲁斯特出生富裕优越的家庭，但是卢梭偏偏一生都穷困潦倒，你能说他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不伟大吗？最为讽刺的是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出版后毫无反响，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出版就死掉了”，但后来被分成《人类理智研究》和《道德原则研究》后却成了畅销书。当然，如果作家凭着作品致富，像易中天先生说的“富的合情合理合法”，那也是无可厚非的，但在我看来，名利实在只能算是写作的副产品，与作品本身的意义关系不大。

好书的销量不一定高，销售量高的不一定是好书，出现这样的吊诡的原因就在读者身上。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读书往往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偏爱，不管书的好坏，并且这种喜好和偏爱直接决定了书的销售量。所以，在一个读书口味不丰富不健全的时代，书的好坏很难用销售量来进行公平的评判，这也不难理解近年来一些哗众取宠的书能大行其道，却有大块的诗集和经典无人问津。

但是我却对这样的读书偏好品位问题持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人对读书的关注和品位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一开始不关注污染，而后在身受污染之害后，人类开始意识到保护坏境，我觉得如今的社会大众在经历了精神的空虚和虚无之后会逐渐意识到文学的重要性，并开始关注和品味文学，无需这样哗众取宠的“排行榜”来提醒，相反，我正担心这样“富豪榜”对文学的负面影响。

要上“富豪榜”，就要销售量，就要迎合广大读者，这就是要一个作家向认识尚未成熟的读者低头而不顾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坚守。泰戈尔说：“诗人的精神永远是贫穷的。”我很害怕，也许作家们为了上“富豪榜”博关注度，再也没有人能够像陈忠实一样一坐数十年冷板凳去写一本“垫棺材的书”了，有的开始坐在书斋里“倒书”，有的开始成天炒作、作报告从而远离了文学。更严重的是这样的排行榜还加重了主流文学对非主流文学的压迫。很多非主流的作品在一开始时不受待见，直到很多年后才显现出它的价值。所以，一些有预见性的有意义的新的文学很有可能就会被扼杀在与主流文学的金钱竞争中。作家无法成为指引读者前进的先驱，却只能成为被读者的喜好牵着走的宠物。这就好比珠宝商看见一个客人买椟还珠，便再也不去寻找珍珠，而是一个劲地做盒子——要是盒子做得精细别致也还好，但连盒子都做得既粗糙又没有新意，直叫人恶心了。

对于读者，也许当读者们真正觉醒，开始品味和关注文学时，他们会发现，再也找不到真正的文学，再也看不到明珠了，看到的只是一串又臭又长的榜单，和一群肠肥脑满，自诩为“作家”的人。有人会说我悲观，不是这样的，文学真的会被那种恶性循环和人们的盲目娱乐盲目关注给杀死的。

折腾“作家富豪榜”的人啊，你倒不如整一份“作家穷人榜”出来给咱瞧瞧，挖掘一下新鲜的东西，说不定比原来的有价值的多。

作家≠文字商人

一切价值以名利衡量，这条标准若放在其它行业或许无可厚非，然而当它渗透进文学的净土里，则不得不令人担忧。

作家，作为文学价值的创造者，本应自觉地与这股洪流划清界限。即便不能救世于“倒 1

悬”，也应做到独善其身。但一大批著名作家学者公开欢迎商业入侵的言论却无可辩驳地暴露了他们不甘寂寞的内心。

事实上，作家变为文字商人，是自降了身价。用价值换取财富，是以无价易有价。文字商人多如牛毛，灵魂的写作者却廖若星辰。

试看古往今来，有多少熠熠生辉的名著是以畅销为目标创作，以财富为标准衡量的呢？作家富起来固然合理合法，却未必合情。如果一个作家把写作视作向生命举杯,向灵魂发问的仅与自身有关的事业，而不是迎合大众庸俗口味的工具，那么不难推想，他的读者一定不会如许多畅销书作家一样多如牛毛，稂莠不齐。如史铁生，只有经历了同等的人生大难的人才能够对作品中对命运深刻的大悲悯产生共鸣。曹雪芹后半生穷困潦倒，却在对昔日繁华往事的回忆中完成了古典名著《红楼梦》。梭罗栖身瓦尔登湖畔，独自耕作，用内心体察自然，把生命寄托于写作，一部《瓦尔登湖》如空灵天籁，令世人惊异于自然`内心`写作这三者的完美融合。反观身兼作家`商人`导演多职的郭敬明，虽然在作家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然而其作品的内容却十分贫乏和浅薄。可以断言，价值不仅不能以名利衡量，而且往往与之呈反相关。

当今社会，任何产业在经济上的繁荣无不与商业的介入挂钩。诚然，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商业带来的活力，但是过分地与商业捆绑，却容易使文学偏离其正常发展轨道，甚至沦为商业的附庸。有了商业的推手，文学似乎呈现一片繁荣，然而在一片众声喧哗人声鼎沸中，充斥耳目的却是浅薄的“文化快餐”和低俗的“文字的垃圾”。真正具有深刻价值的文字有如珍珠湮没在文字的海洋中，无处寻找。

作家马原曾忧愤地高呼：“文学已死。”那时他是在问：我们的读者哪里去了？对作家的尊重哪里去了？盖因他切身体会到80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使得对作家乃至对文学的尊重逐渐消失殆尽。然而今天，在这个“作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尊重与光荣”的历史时刻，文学却真正濒临绝境，因为创作的主体——作家们——的鹜求已不在文学本身。

唯有作家停止向文学献媚，文学才能保持其独立性与深刻本质，而不至为铜臭味所污染。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

《作家富豪排行榜》本来无可非议。在市场化的当代，一个作家可否获得市场的青睐，当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写作水准以及受欢迎程度。与此同时，将作家的合法财富公之于众，也当然可以提高这一行业的透明度，并方便人们了解作假的生活、发展状况。但自从问世以来，这份排行榜却一直备受质疑。

很显然，人们对《作家富豪榜》的质疑，并不在排行榜本身，而是在于另外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作家可以是富豪吗？

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一直以来，人们都习惯性地认为：作家、思想家、艺术家„„这些“崇高”的行业，一定要由贤人——最好还是圣人——来担任。既是贤人，就必得“在陋巷而不改其乐”，必得身处困厄、清贫寡欲。既是圣人，就必得“存天理灭人欲”，超然世外、遗世独立。在大多数人眼中，“高尚”的作家应当连利己之心都没有，更别说当上富豪了。又所谓“赋到沧桑句便工”，似乎只有逆境才能成就优秀的作家，顺境则只能是人软化堕落。看来，鱼和熊掌尚且“不可得兼”，更莫说财富与文学了。

诚然，艰难苦恨确实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但这样并不表示作家一定不能富裕。比如李白、晏殊、严复、鲁迅、胡适„„这些响当当的大师级人物，即便算不上“富豪”，也起码能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算上“富有”。你若偏说财富一定会毁掉作家、伟大的作家一定不富有、富有的作家一定不值得尊敬，那他们便是最好的反例。可见，财富与道德、文化、思想之间，本就没有太大的冲突。在很多时候，“鱼”和“熊掌”是可以兼得的。

从“作家绝不能是富豪”，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再到所谓“大公无私”，“从不利

己，专门利人”，只一个个看似真理的悖论，其实反映出人们对于“利己”的理解误区。

每每提及“利己”，大多数人一定会立刻想起“损人利己”、“自私自利”、“欲壑难填”这些字眼。殊不知，利己既是人的天性，又是人的权利。李贽曾经不留情面地指出，人们“自有知识以至今日，均之耕田而求食、买地而求种、架屋而求安、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于子孙。”“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釐为人谋者。”即便是贤人、圣人，也要“种豆南山下”以求口粮生计，“周游列国”以实现个人价值，争取人们对自己的尊重，说到底，还是利己。本来，作家们通过自身能力获得读者的欢迎与支持，并借此去的财富，也只不过是利己的途径之一，可谓天经地义，如今怎么竟成了见不得人的事？

“人本自私，人本自利”，可人们却偏偏不愿承认，偏偏要日日行利己之事，日日又大骂他人利己。几千年来，这种奇怪的逻辑在文学领域乃至整个社会中都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在其影响下，统治者“是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既得利益者口口声声“大公无私”“清正廉明”，却敲剥劫掠无恶不作；一大批伪文人“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社会底层则一面要求“均贫富”“均田地”，一面又崇尚暴力，肆无忌惮地侵犯他人的私有财产„„可见，否定利己，反对财富，不仅是虚伪的、愚蠢的，更是可怕的。

其实，关于利己的辩论早已有之。杨朱以为应当“一毛不拔”，墨家则“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儒家则有所谓“推己及人”，明确了“利我”与“利他”的次序性。这或许是一种较为辩证的思考。一个理性健全的社会，应当肯定利欲，保护私利，同时又对人们的利己行为进行规范和限制，从而让所有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实现个人价值，追逐合法利益，而不是一味扭曲、扼杀人的利己天性。可以说，非但文人可以致富，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甚至官员„„只要通过合法手段，人人都有权利做富豪。

鱼和熊掌，其实可以兼得。请放过《作家富豪榜》！

剩点文化

前段时间，新一期的“中国作家富豪榜”又发布。这一次，主办方不仅在收入上给作家排了座次，还邀请作家走红毯，举办所谓的“文化盛典”。

想像一下，在聚光灯下，一群作家身着华丽正装，在红毯上摆着不同姿势，媒体则是长枪短炮拍个不停——这分明就是一场娱乐走秀。文化盛典吸引人的却不是文化本身，刨去夺人眼球的华丽服装，明星走秀，剩下的那一点儿内容才是文化。文化盛典，剩点文化。

自从一个身高1米4的作家成功转型娱乐明星后，文学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通俗化、娱乐化、功利化。每年一度的“作家富豪榜”成为社会年年关注的热点，人们不关注作品的优劣，而关注作家收入多少，看似文学吸引了大众，但其实吸引人们的不过是几个数字而已。“作家富豪榜”在我看来，除了被当作饭后谈资外，没有什么实质功能。在这个《小时代》都能被奉作经典的时代，有哪个真正热爱阅读的人会认为“书畅销”等于“书写得好”呢？

作家富豪榜，其实质就是博眼球。柴静凭借《看见》一书超千万的版税，成功入围榜单前十。但据出版商透露，他们根本没有向外界发布任何数据。连榜单数据都是子虚乌有，那榜单的目的除了炒作还有什么？如果说这榜单完全无半点炒作意味，那方舟子们必然不服啊。

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涵养出来的。台湾作家王文兴每天只写50余字，一本《背海的人》花去他25年光阴。他把小说当作诗歌来创作，这在现在是难以想像的。如果那个1米4的作家以25年一本的速度出书，只怕他得饿死。现在的作家创作大多带有功利性。文学给他们带来名利，名利给他们带来快乐。“读者快乐，我便快乐”，如今有哪个作家敢问心无愧地说出这句话？

倒不是说作家不该赚钱。易中天说：“作家应该富起来。”，这句话我完全同意。但是，如今网络文学、青春文学造就了一大批年轻富豪，仿佛给人一种错觉——只要够时尚，迎合年轻人的口味，文笔再一般的白开水作品也能让作家富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一批作家把写作称之为“码字”，没日没夜地生产快餐式文学。试问，这样对文学发展有何益处？而作家富豪榜的出现却为这样的现象推波助澜。

写作不是炒股票。炒股票的目的是赚钱，行情高了，大家赚得盆满钵满，皆大欢喜；写作的原始目的绝非金钱，把书市炒热了，或许可以满足某些作家住豪宅、开豪车、拍电影的虚荣心，但他却制造了一堆“精神垃圾”。这不是双赢的买卖。

牛顿说，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有的人站得再高，却还像个侏儒，无论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君子固穷？

2013文化大事件的盘点中，作家富豪榜居于榜首，新闻中声称，作家富豪榜让繁忙的国人重拾失落的阅读精神，对此我只能苦笑，真的重拾了吗？

完全没有！

更有甚者，国人丢失的，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阅读精神，还有一部分人的写作精神也被兑换成金钱然后丢了去！

古人云：君子固穷。

何为君子？我的理解即为那些有傲骨的文人。如吟咏着“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如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的屈原。而在当今的社会呢？先假设是作家群体吧。

“穷”则是一种状态。一种时刻保持饥渴的状态。这种饥渴可不是对金钱的贪婪与欲望的无节制。饥渴是对“生活”、“生”与“活”的向往，对这个世界抱有汹涌的爱意以及永远好奇的眼光。“穷”人以最大的限度去经历与感知世界，他们在发现世界的同时也触摸自己、追寻自己、发现自己、坚持自己，同时引导他人——如果他可以的话。而这也正是一个合格的当代作家应具备的必要素质。

然而，“作家”的变富还能让他们保持一颗“穷”心吗？

恐怕很难吧。

无数文学大家反复强调，真正的文学的关照对象是弱者、是底层。身处底层，无疑是为底层呐喊的一个绝佳机会。身临其境，感受底层之苦，才能由心发出呐喊，那才是最纯粹最真实的文字，才是真正以打动人心，唤醒国人失落的阅读精神的文学。

再看看如今作家富豪榜上首屈一指的那些作家们。有被诺贝尔文学奖捧起来然后红得不可收拾的马尔克斯、莫言，也有“专业”的商业作家、网络作家。

对于前者，变得富裕并未给他们带来期望中的那么多“财富”，尤指思想上；相反，这倒是件挺可怕的事，金钱与名利为他们带来太多的外在羁绊与阻力，内心不甚强大的人很可能就此“失其本心”。莫言为躲避潮水般涌来的采访，执意要从大众的视线中隐退，回到那个他还未爆红，还未成为富豪的状态。

而对于后者，那可真是作家界的悲哀了。当金钱成为写作的唯一或是主要目的时，其作品很难能够成为引领大众树立积极、健康价值观的指标，更有甚者，这些文字会成为一种社会毒瘤，误导社会总价值趋势。郭敬明的小说，就如近期被这位原作者翻拍成电影赚得盆满钵满的《小时代》，充斥着拜金、早恋等等负面因素，竟然有一大批青少年读者追捧，于是亦有相当一部分人受其影响，青少年失去了该有的青春朝气与阳光开朗，在解释不清“忧伤”为何物时，故作忧郁，认为“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呜呼！是不可以已乎！还请那些商业作家们在亵玩文字的同时摸着自己的良心，放过青少年吧！

再退一步说，穷且益坚，固然是一种写作的绝佳状态，但也没有不让作家富的道理。只是希望，作家们永远能记住托宾所言：“我们的精神永远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