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现代公民教育_论现代教育媒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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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众传媒的发展与现代公民教育

从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培育社会主义“四有公民”概念,到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再次提出公民概念和公民教育问题,再到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昭示着公民养成教育问题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公民是一个统称,在一个国家中,无论是从年龄、职业还是阶层来看,公民都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因此,公民教育也就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教育活动。这种广泛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校教育所能涵盖的范围。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现代公民的养成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而作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推进器,大众传媒对于公民个人的社会化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一、现代公民教育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不可分

经历了亲身传播时代(原始社会的非语言符号传播)、印刷传播时代之后,广播及随之出现的电视和网络将人类传播推进到大众传媒时代。今天,人们通常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称为四大传媒。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大众传媒的影响可以说无孔不入,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大众媒介是一种可以改变人类的难以置信的力量,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的流动或沟通影响着公民政治意识、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形成。现代公民的养成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密切相关。公民教育是一个大概念,它以培育弘扬民族精神、全面提高公民素质为宗旨,既涵盖了德育教育中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文明教育等精髓;也涵盖了政治教育中的权利义务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等核心内容,还涉及人的德智体美劳等素质要求的方方面面教育”。[1]当今,立足于现代公民的塑造,培养公民的意识、观念与精神,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社会文明的推进器,无论对于社会进步,还是对于公民个人的社会化,都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公民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大众传播的组织性特点,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大量生产、复制、传播利于推进公民道德水平,提升公民各方面素质的新闻、信息、影视产品及娱乐节目,努力打造现代公民,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持。

二、大众传媒的发展对现代公民教育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一般而言,大众传媒被认为有三种主要功能,即公众服务、商业服务、政治倡导(教育)。大众媒介虽然不是学校,但却担负着培养社会公民的重任。列宁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种组织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对社会意识的一种整合。哈罗德·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教育功能体现在“使社会的精神遗产代代相传”,社会学家沙莲香也指出“通过大众传播把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并不断教育离开了学校的成年人、社会成员共享统一的价值观、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遗产。”这与我国公民教育研究专家王东提出的“全社会的公民教育”理念是不谋而合的,与学校规范性、系统性、层次性的教育活动不同,公民教育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虽然学校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人不可能在学校读过一生,随着学习型社会的到来,学习成为一种伴随人类终生的活动。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必然是公民教育的主渠道,它以传播范围广、知识更新快、受众层次多而具有学校教育难以比拟的优势。可以说置身大众传播媒介中,就是置身于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

此外,大众传播媒介的教育功能与公民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也具有本质的契合性。公民教育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教育内容的多样性。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丰富多彩,从经济、政治到法律与道德,可以说无所不包,因此,能够适应不同人群、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人们把大众传媒称作“百科全书式的电视大学”等,实在是既形象又贴切。大众传媒担负着引导公共舆论的任务。公共舆论是指相当数量的公民对某一问题具有共同倾向性的看法或意见,又称舆论。公共舆论通过言谈或文字等形式表现出来,通常在具有一致利害关系的社会群体中容易形成共同的舆论。在大众传媒时代,人们倾向于了解大众传播媒体所关注的问题,并依据媒体对各种问题的重视程度,确定自己看待事物的优先顺序,媒体的这种功能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功能,意思就是帮助观众理解社会和政治中哪些是重要的、需要他们来思考的。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进行公民教育,就公共舆论的形成来说一方面是公民自身的需要———公民意识的觉醒、公民知识的形成,可以说是来自群众的自发;另一方面,在群众自发的基础上,在从群众中来的基础上经有关权威方面加以总结、升华、传播。只有经过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泛传播,才能把舆论凝聚起来,唤起人们对某一问题的注意。

大众传媒的这种议程设置理论在我国政治传播领域也有鲜活的体现。无论是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1992年3月26日在《深圳特区报》发表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种通过大众媒介进行的政治动员,也可以说是一种“议程设置”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直至今天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媒体报道的“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三贴近”原则是议程设置理论与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的完美结合,是公众议程和媒体议程的统一,是政府和公众在所关注的事情和问题上的耦合。实践也必将证明,现代公民的养成,公民教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这个公共舆论的“指向标”。

大众传媒是现代公民养成的培育场。大众传播媒介不仅是一个政治宣传的渠道,是一个民意表达的渠道,它还是一个培养公民意识、唤起公民觉悟、实现公民教育中的传播者与接受者“授受合一”的培育场。公民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公民教育也是一种非常广泛的教育活动。这种广泛性已经远远超出学校教育所能涵盖的范围。在过去,大众传播媒介相对单一的年代,人们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是相对被动的,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的知情权得以迅速的扩大,人们表达和参与社会事务有了更为有效的技术手段,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公民的参与渠道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畅通。如果说公民教育在过去是在单向灌输的条件下完成的,那么今天随着各种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做到了随时随地与人对话、交流。任何人可以随时在公开的站点上发表自己对有关事物的意见和建议。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也冲击着传统的教育和学习方式,对传统的教育模式和学习方式提出了挑战,使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发生转变,使主动的、探索式的、个性化的学习成为可能。与此相适应,公民教育的手段与方式也必将随之发生相应的改变。

大众传播媒介所构成的信息传播网络,向受众传递信息,对受众施加着系统的公民教育影响;同时,受众也对大众传媒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媒介本身也担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今天,可以说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它的传播对象,而受众也不是一个被动、次要的角色,他们也积极地对大众传媒的信息进行反馈,有时候甚至“对讯息的制作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公民教育也应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变单向灌输为双向互动、变“我讲你听”,为“授(讲授)受(接受)合一”,无疑是新时期公民教育理念与方式的新发展。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传播者与受众、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这个平台实现了主客体统一。

但大众传播媒介本身不是一个“规范的学堂”,大众传媒的不当使用也会对公民教育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三、正视与遏制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

大众媒介的不当使用对公民教育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传递主流道德文化信息进行公民教育的功能。因此,当前在我国进行公民教育应当正确认识并有效遏制大众传媒的消极作用。

首先是大众传媒的过度娱乐化问题。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大众传媒的第一角色应该是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其次才是经济利益创收者”[4]。但著名传播学者维尔伯·施拉姆在对美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却提出:“大众传播主要被用于娱乐的占有的百分比大的惊人。几乎全部美国商业电视,除了新闻和广告(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让人消遣);大部分畅销杂志,除了登广告那几页;大部分广播,除了新闻、谈话节目和广告;大部分商业电影;还有报纸内容中越来越大的部分———都是以让人娱乐而不是以开导为目的的。”

商业化操作使得大众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日趋明显,在我国的一些调查中也显示,娱乐性节目所占的比例也达到70%以上。有学者还指出:“传媒的娱乐化不单单指报纸电台电视台娱乐性内容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新闻节目(版面)受到挤压,而且新闻节目本身的娱乐性新闻越来越多,连严肃新闻也竭力用娱乐性来包装。”[6]94网络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对于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如果他们的社会化过程主要靠网络来完成,那么“他们可能会把网络中培养出来的人性、放纵、撒谎、不负责任、不守规矩等习惯,也应用到物理世界中”。作为一种公众舆论的载体、一种“社会公器”,表达社会主流道德信息是其主要功能之一。因此,对待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我们应该有清醒地认识,如果一切听从市场的安排,分不清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界限,任凭媒介的商业化操作,缺乏宏观的调控,那么大众媒介的教育功能必将被削弱,也必将影响公民教育的效果;若让大众传媒过多地承载娱乐功能,也必将造成传播形式与功能的错位。大众传媒面对的是大众,如果纯粹地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媒体的教育功能也就无从谈起了。

其次是大众传媒对民主政治也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大众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会为公民教育开辟新的渠道,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民主化进程。但大众媒介本身不是一个“规范的学堂”,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不会自动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会自动培育出现代的公民。大众传媒的出现必然造就与自身的技术内涵彼此适应的文化,日益崛起的媒体文化的扩张,使传统社会民主的根基被削弱。在这种大众媒介主导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环境下,媒体民主存在着变成一种“没有公民参与的民主”的危险,“公众都是被动地消费,而不是积极的参与”[8]。另一方面,层次繁多的媒体的存在,传递的信息很可能“良莠不齐”,而一些消极、错误的文化信息对主流的公民道德文化信息产生冲击。这种消极的影响很容易消解大众传播传递主流道德文化信息进行公民教育的作用,很容易造成个体选择上的迷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其公民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

因此,必须防止大众传播媒介的滥用,切特罗姆就曾指出:“一本畅销书或是一部电影,迎合着成百万人肤浅和缺乏教养的情感,它不是我们寻求的艺术,虽然它比没有强。”[9]108曾担任几任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充分注意到电视这种大众媒介影响力的同时,也指出“电视节目逐步地越来越成为感官的轰动性的”[10]82,“电视的一些节目恰恰破坏代代继承的传统和价值观念”[11]123。由此可见,低成本、高收视率给大众传播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削弱了大众传播的道德教育功能,使之陷入困境。正如罗伯特·Ｗ·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一书也指出,“媒体在积聚财富的同时,也削弱了民主的根基”[11]6,弱化了公民教育的功能,这既是一个美国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再次是大众传媒的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是传媒发布新闻、信息的可信度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媒介公信力建立在公正性上,新闻媒体向来推崇公正性原则,但在现实生活中,新闻的公正性常常受到挑战,“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未经加工’的现实,而是那些经过选择的场景”[12]16。从美国大众媒介的发展历史来看,无论纸质的报纸、杂志,还是电视,媒介的公信力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轨迹。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大众媒介的公信力问题,近年来也渐渐浮出水面。政府“喉舌”的地位曾经赋予传媒巨大的“无形资产”,而今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分层和文化选择的多样性,我国大众媒介的社会角色扮演早已经不是“铁板一块”[13]。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在渐渐失去官方身份作为权威依托的背景下,媒介靠什么获得公众的信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是我们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开展公民教育必要解决的问题。

此外,就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公民教育内容而言, 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挖掘我国本土的文化优势,这才是我们立足的根本之所在。正如王东教授所指出的:“我们决不能忽视民族文化的影响而照搬西方模式,况且西方各国的公民教育模式也不尽相同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中,寻求推进我国公民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 总之,大众传媒是培养现代公民的一个主要渠道。在公民养成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无疑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大众媒介存在着一些弊端,但与其他公民教育渠道相比,大众媒介以其超时空性、广泛性、丰富性和即时性体现着自己的优势。因此,大众传媒应当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教育这个大局,生产、复制、传播利于推进公民道德水平,提升公民各方面素质的新闻、信息、影视产品及娱乐节目,努力打造现代公民,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