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犯罪悔过书_盗窃悔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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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春燕的悔过书
原任职务：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系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县级二级机构)处长
触犯罪名：受贿罪 判决结果：2012年1月17日，法院判处尹春燕有期徒刑八年。犯罪事实：尹春燕在任职期间，利用负责办理房屋产权证、管理房地产担保公司等职务之便，尤其是利用房地产担保公司可以向房地产开发公司发放贷款的权力，多次收受多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贿赂89.1万元及价值16.9万元的住房一套。
新闻背景：这是尹春燕2011年4月27日在被“双规”期间写的悔过书。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写下一句著名的格言：“有两种东西，我们越是时常反复地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远新鲜和不断增长的赞叹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 在历史之中，人生是短暂的；在人的一生中，过去的每一年、每一天也是短暂的。在星空之下，人是渺小的；在道德法律面前，任何猥琐、违法犯罪行为都无法遁形。道义是天际的星光，法律是指路的灯火。
这些天来，我为自己在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处长以来与一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间的不正当经济往来深感后悔、愧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做了对不起良知、触犯法律的事，只能自己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
“‘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的敬畏” 记得当年我怀着一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豪情，选学了法律专业。1991年大学毕业后，我到湖南省株洲市房地产管理局法制科工作。从科员、副科长到科长，我深受组织的信任和栽培。在这期间，1998年我考上了武汉大学法学院研究生。2001年，我任株洲市房地产权属与市场管理处(以下简称产权处)主任，同年取得法学硕士学位。2004年单位升格，我被任命为产权处党委书记、处长。
产权处受房产局委托，履行房屋交易登记、市场管理、测量、租赁、档案管理等最基础、最核心的行政职能。在我的带领下，产权处的管理工作逐步规范，在全省乃至全国，株洲市的房屋登记工作都受到业内注目。我本人也非常热爱并认真钻研权属市场管理业务，作为业内专家参与了住建部起草、修改行政规章《房屋登记办法》、《房屋登记簿管理办法》等。我还被选任为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产权户籍委员会副秘书长，组织参与编写了房屋产权登记干部考试培训教材。
在钻研业务的同时，我逐渐放松了对自己廉洁自律方面的警惕。我的家庭条件不错，而且每年我都会外出讲学，出书的报酬也有不少，因此，对钱我并不看重，也无所谓，更不讲究吃穿。但是有些房地产开发企业送到我办公室或家里的现金，我确曾收下了。回想起来，如果当初坚辞不接受，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是学法律的，知道受贿是触犯法律并被定罪判刑的，但是当时太不把它当回事，开始随波逐流。一种“大家都这样”的想法，泯灭了我心中对法律应有的敬畏，觉得自己担任处长以来，确实为单位做了不少工作，对株洲这个不起眼的四线城市能在全国业界有所影响而沾沾自喜，没能抵挡住行贿受贿的洪流，丧失了一个领导干部最基本的底线：明白做人，清白为官。
“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
人年轻时都是在用加法生活，但是到了一定的层次，要学会用减法生活。如果心灵被所得堆满，最后就会累于得，尤其是违法所得。我现在不仅心累，而且内心被赎罪、愧疚充满。这几天我食不甘味，夜不能寐，思考了很多。想起丰子恺说过，人生可以看做“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过好，锦衣不愁，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样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玩玩，或者就久居在这里。这是专心学术或者科研、文艺的人，这样的人在世间也有很多，即所谓的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等。最后，还有些人脚力好，就会爬上三层楼去看看，探索人生的究竟。在他们看来，财产名誉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唯有灵魂生活充实才是最具内涵的。
我深入剖析了自己的灵魂生活，认为自己一上三楼就曝了光，污浊之处一览无余：一是自认为是学法律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其实这是在蔑视法律，最终一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二是自己想往知识分子这层靠，其实动不动就被一些有目的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拉入第一层，抵挡不住物质和金钱的诱惑，有污知识分子的形象。三是不义之财不可得，如果凭自己正常的收入，满足第一层物质生活是完全可以的，至多让人觉得你层次不高。但是触犯了法律，不管所得多或少，都会轻则以违纪追究责任，重则以违法犯罪论处。
权力是柄双刃剑，握不好就会害得自己鲜血淋漓。诚然，开始我们一班人带着产权处全体干部职工确实是想做事，也做成了事。在受房产局委托负责管理产权处下属的株洲市房地产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担保公司)时，我肯定了担保公司以房屋吞吐形式借贷取得高息的做法。虽然固有资产实现了保值增值，但当时《放贷人条例》未出台，这种擦边球打得惊险，还擦得自己沾上了污点，收受了贷款企业的贿赂。每笔业务基本上都是担保公司联系好了我就签字的，并不为自己求得什么，但是人家给了我也就收了，有些心安理得。殊不知权力不能这样交易，即使单位答应了，老百姓也不答应，法律更不答应。担保公司现在年收入1200多万元，规模和业绩在全国也很有影响。我们的初衷是为了单位利益，为了把工作做好，但是揭开光环，发现里面存在很多问题，让人惋惜。因为我的决策，也害了我的下属。如果我当初不同意以房屋吞吐形式贷款，不尝试这种不规范的经营方式，就不可能出现后面的违法犯罪现象。我感到对不起他们和家人，不但没把班子带好，自己还陷进去了不能自拔，可现在后悔为时已晚。
“在人生的第三个20年之初就出了事”
我看过不少不廉洁自律的反面教材，他们一开始或有功或清白，放松了警惕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深陷泥沼不能自拔，最终走上自我灭亡的不归之路。我感谢组织对我的问题展开调查，让我有时间好好反思自己，我感到自己越来越往不归路走去。现在警钟敲响，惊慌之余，我非常盼望能得到组织上的再次宽待，拉我回到正道。
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他人有求于我，无非是看重我手中的权力，或是为了贷款，或是为了登记或办事方便，或是为了让我帮忙进人或提拔，目的性、功利性一览无余。我利用手里的权力，为他们谋取利益，并收受他们的钱物，已经构成犯罪。不管我是积极向组织坦白，还是上交所有非法所得，都否认不了我是有罪之人这一事实。
我有负父母、学校、组织的培养，有负职工、群众对我的信任。这种影响太恶劣，我已经想到了业界沸沸扬扬的惊讶和叹息。
有人把20年光阴比做一把尺子，用它来度量人生。
按责任担当来衡量，人生第一个20年处于依附和成长阶段，因而担当的责任分量不大，有责任也是间接责任，责任权重不到30%；第二个20年，是人生的真正起步，也是责任担当的全面开始，责任权重要超过80%；第三个20年，无论在家还是在单位都是顶梁柱，责任权重大到100%；第四个20年，是人生最休闲的时间段，责任权重几乎为零。
第三个20年，是从人生顶峰走向成熟，再回归到起点的过程。这一阶段应该过得比较坦然，也算是人生中比较清醒的阶段。我今年42岁，还是做事的时候，在这一阶段之初就出了事犯了法，于我不一定是坏事。我认真思考了自己的所有问题，决心不管组织怎样处理都要接受并积极配合。恳求组织充分考虑我的所有积极表现，拉我一把，让我在最黑暗之处找到指路的明灯。篇2：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悔过书
落马官员忏悔录列入反腐“任务清单”
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2015-03-25）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头版新闻
新华社北京3月24日电(记者李劲峰、陈尚营、李斌)近日,中纪委官方网站推出“忏悔录”的全新栏目,刊载官员悔过书,起到“沉重的忏悔、深刻的警醒”作用。这项举措引发社会关注。
目前,中纪委已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今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工作报告列出了201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清单”,其中包括: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
“新华视点”记者对多名落马官员的悔过书进行了梳理和跟踪采访。悔过书的三大类型
在中纪委网站《忏悔录》栏目中,江苏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二人的忏悔书先后被刊载。回顾个人经历、反思贪腐原因,是这两名厅级干部忏悔的主要内容。同时,与忏悔书配合的案件反思报道,披露了“滥发索要奖金”“影视业潜规则”等细节,让读者感到震惊和唏嘘。
从上世纪末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反省的悔过书,到安徽省副省长倪发科剖析“玉”与“欲”的忏悔陈述,以及湖南株洲一名处级干部文采斐然的反思,形形色色的各类悔过书成为落马官员交代违法问题,表明认罪态度的重要材料。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步雷说,综合林林总总的官员悔过书来看,交代问题、剖析动机、反省告诫、提出诉求,往往是悔过书、忏悔录内容中常见的“四要素”。由于官员是抱着系统梳理自身问题而写的文字材料,因此,悔过书在锁定违法犯罪证据、反思官员贪腐动机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记者梳理一批官员悔过书发现,贪官们回顾首次收受他人财物,及至后来发展成违法犯罪的全过程,总结原因主要包括:自身放松政治理论学习、长期不能接受监督、忽视了世界观改造、没有加强廉政修养等。
按照作者的核心心理诉求,悔过书主要分为三种类型: 高调表功型。一些官员在忏悔书中会着重描述“辉煌业绩”,展示“功臣犯错”的形象。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在忏悔书中说道,“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史联文也在忏悔书中高调表功,“做了很多前人没有做成的大事”“辽宁广播电视台的改革成为全国同行业的一面旗帜”。
告诫建议型。还有一些官员在悔过书中,主动将自己当反面教材,并结合堕落经历,提出建议告诫后人。倪发科在悔过时告诫“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慎独、慎行、慎交,要以我为鉴,不要让我的悲剧在他们身上重演”；史联文则在忏悔录中,从干部使用、与商人打交道、注意圆滑人、对待身边人四个方面,对其他领导干部提出建议。
写悔过书三大心态
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官员写下悔过书,主要集中在纪委双规、反贪侦查、法庭陈述、监狱服刑等时期。尤其是在纪委双规或反贪侦查期间,这些官员在短时间内,面临从台上光鲜到仓皇落马的巨大人生反差,不少人会选择以悔过书的方式
系统交代违纪违法问题。
心态一——尘埃落定后的彻底解脱。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这类官员往往会通过写忏悔书,将违纪违法问题一股脑说清楚。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江苏省启东经济开发区原管委会主任沈和新贪污受贿金额超过1200万元。他在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期间,不仅主动供述检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还在悔过书中写道:从受贿至案发的8年多时间里,自己一直生活在不平静、不安稳中,听到别人被组织喊去谈话,心里就发寒,“被查处后,心情反倒轻松了一些”。
心态二——排解惶恐争取尽早解脱。
一位基层纪委干部介绍,在办案期间,落马官员除了需要接受询问和调查,大量时间处于高度紧张或空虚之中。一些人就会借助写悔过书,系统回忆和梳理其违法问题和心态,争取交代清楚,尽早解脱。
心态三——心存侥幸企求网开一面。
还有一些落马官员心存侥幸,在悔过书内容中避重就轻,企图让组织网开一面,给予宽大处理避免进入司法程序。一旦被起诉后,这类官员即便写下悔过书,也容易找出各种理由来翻供。
南京江宁区水利局原局长徐亮因受贿问题接受纪委调查时,写下悔过书“情真意切”地反思自己“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只怨自己,只恨自己”。在法庭审理时,却全面翻供,极力否认受贿。经多次开庭和质证,徐亮受贿290多万元,及其妻子与证人串通翻供情况被查明,徐亮被判刑13年。
一位基层纪检干部告诉记者,对于腐败官员的调查和处理,是在掌握大量事实和缜密证据的基础上依法进行的,不可能出现涉案者写下详细的悔过书,就简单给予党纪处分完事的情况。
谨防“投机性悔过”
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全国法院从2014年起实施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明确,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所犯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悔过书的公开警示教育功能作用,在纪检系统也一直备受重视。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列入2015年的工作任务,且提出要深入剖析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案例,用好用活反面教材,发挥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用好忏悔录这个反面教材,通过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自悔自新,现身说法,将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中央纪委研究室理论研究处处长苏静说。
江苏省委在巡视整改情况通报中提及,在省委全会印发十八大以来被查处的13名省管干部悔过书,以案明纪,引导领导干部引以为鉴、吸取教训。云南彝良检察机关收集整理89份《悔过书》,并结合悔过书内容在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讲座。
安徽省一位基层官员表示,每次看到官员的悔过书,都会不自觉地对照一下,因为很多“悔过书”反映的很多情况都是在工作中容易遇到的,“例子很具体,很容易类比,对公职人员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教授杨小军表示,判断官员是否确切悔过,除悔过书外, 更应看重其悔过行为是否确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触及灵魂”。在减刑的驱使下,有些官员将“悔过书”仅仅当成逐利之举,产生八股化、空洞化之风,甚至出现公然抄袭等现象。这种“投机性悔过”需要甄别和警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程文浩说,从预防腐败的角度来看,有关方面从落马官员心路中总结其以权谋私所利用的制度缺陷和漏洞,提出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对于从根本上反腐具有实际意义。篇3：2班1号李栋,王南盗窃案公诉词 公诉意见书
被告人：王南
案由：盗窃 起诉书号:检刑诉【2011】56号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十五条之规定，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对由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盗窃一案支持公诉，并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为有助于法庭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公诉人就本案发表如下意见，请法庭注意。
一．被告人王南犯盗窃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1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是: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可分为四次：第一次，攀窗进入湘湖小区一家属楼二楼一住户家中盗窃，显然，该行为构成入户盗窃。第二次，被告人来到另一栋家属楼前，爬上二楼一家阳台，因门窗均已上锁无法打开，盗窃未得逞。属盗窃未遂。第三次，被告人攀窗进入隔壁另一家住户家中，该行为构成入户盗窃。第四次，被告人再次来到一楼一住户家中盗窃，该行为亦构成入户盗窃。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入户盗窃的，构成盗窃罪。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秘密窃取为手段，一夜之间三次入户盗窃，已构成盗窃罪。
综上所述，起诉书指控的本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和各被告人应负的责任
刑法修正案
（八）对入户盗窃规定，不论次数，不论盗窃价值的多少，一
律追究刑事责任。入户盗窃不但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住宅权，而且极易引发抢劫、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基于加强对人身、财产权的保护的立法宗旨，刑法作此修改。被告人为非法获利入户盗窃的行为虽未造成财产损失，但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住宅安全，严重危及公民的人身和生命安全。造成了对社会秩序、社会公德、和国家法纪的严重破坏。且被告人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悔过之意，在一次盗窃未果后，又多次侵入他人房屋入户盗
窃，主观见之于客观，足见被告人犯罪气焰之嚣张！对这样的被告人用刑罚严惩是必要的。
根据刑法第61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时，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判处。被告人王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秘密窃取为手段，多次侵入他人房屋入户盗窃，其行为已触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构成盗窃罪。对于盗窃罪，我国刑法是这样规定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就本案来看被告人一夜之间3次侵入他人房屋入户盗窃，严重危害了公民的住宅安全，给公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带来极大隐患，根据立法宗旨，建议对其在有期徒刑 2年至 3年的刑罚幅度内量刑。
公诉意见发表完毕，请合议庭在评议时及时采纳。
公诉人：李栋 2011年11月15日篇4：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保安偷盗电脑的检讨书
尊敬的工厂领导：
面对我这种作奸犯科的错误，我感到无比的羞愧。作为一名工厂保安，我的本职就是看管工厂财物，确保财物不受损失。
可是此次错误我恰恰是监守自盗的错误行为，我的行为是触犯了法律，违反了工厂规章制度的。身为一名保安，我自身存在这样的行为，实在是非常可恶与可怕的。这个错误发生以后，我这几天很是懊悔很是为自己感到伤心难过。分析我错误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个人没有清晰完全的法律意识，自身品德修养不足，自身缺乏控制能力。由于我从小父母也没有怎么管教我，因此沾染上了偷盗的恶习，而且屡教不改。
第二，对于偷盗这等罪恶行为没有清晰的意识，没有厌恶罪恶，最终导致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我缺乏必要的逻辑认知，很大程度上讲我没有彻底认清楚自己的处境。
第三，贪恋与自私自利的思想在心中滋长。自己的偷盗行为，归根结底是从心中发出来的。如果心中没有这些恶念，行动上怎么可能会做出来这些行动呢? 总的来说，我知道错了，以上就是我的反省。现在，我表示愿意承担这次错误的责任，我愿意付出代价，赔偿工厂损失。希望工厂领导念在我的工厂工作这么多时间的份上，能够原谅我这一回。
此致!篇5：“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官员悔过书”的大数据分析
作者：熊志
在奥古斯丁那里，“我忏悔故我在”，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我忏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和赎罪的叩问。“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
不用搜索，不用浪费多少脑细胞，估计你也能很快大致判断，讲话者为何身份，讲话背景是什么。
是的，这是南京原市长季建业的悔过书。高墙内外，落马官员摇身一变，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季建业不是第一个，亦非最后一个。日前，有媒体报道提及，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悔，其中，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剖析个人贪腐原因；有14人“我是农民的儿子”开头。虽然不少忏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那么，从大数据的角度看，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落马官员的忏悔，到底有何规律？
分析之一：高频词汇同质化 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的开头，托尔斯泰这样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用这句话的前半句，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再合适不过。
浏览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你总能发现，他们坠入深渊，要么是“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要么是在“金钱（或者美色）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或者是“脱离了组织生活”，“法律意识淡薄”。防线一松懈，自然而然，“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或“拜金主义”乘虚而入。此外，信仰、纪律、底线、廉洁、信念，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官员在位讲，落马也讲，在源头上，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官员的不少忏悔会写在双规期间，大谈德化话语，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分析之二：八股体例套路化 “忏悔体”的套路化，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不妨看看官员的忏悔录，其结构，多数是三段论式的。
第一部分，落马官员通常会“痛说革命家史”，从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讲起。如果不是“农民的儿子”，那也无碍，有一个凄苦的经历，也够了。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当庭忏悔时，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总之，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
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有的甚至剥脱了“同志籍”，这些官员“向何处去”？自述家史的艰辛，在这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回不回得去，群众接受不接受，另当别论，动机摆在那里，姿态已到位。就好像一个盗窃被抓现行的小偷，你还没开始批评，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
道尽艰辛，忏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如何丢掉信仰，如何“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吃拿卡要，收了谁的钱，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理论上，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事实都会被严查，写进判决，对外公开。不过，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交代清楚，聊表“诚意”。用媒体的话来讲，“痛说革命家史”之后，往往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要忏悔就要道歉，向谁道歉，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对不起“党和人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领导的信任”，欺骗了“群众的感情”。面向未来，在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洗心革面”。
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以时间为轴，官员忏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交心”。当然，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甚至有所省略，但套路却如出一辙。
分析之三：忏悔模板标准化
我出身××（可以是“农民的儿子”，可以出身贫寒??），从小××（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经过××努力，成为公务员?? 担任××以后，我××（“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或者“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先后收了××（谁）的××（多少钱）??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或者领导，或者组织），我××后悔（形容词要用得浮夸，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今后，我一定××?? 2007年7月11日，安徽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张绍仓当庭悔过，然而记者发现，其悔过书和《检察日报?廉政周刊》在2007年5月29日以《“我的错误是在无监督约束下发生的”》为题刊发的悔过书有几处雷同。这样的文本，可以套用到所有落马官员身上，贪官忏悔，等于在做填空题。
所以，在这块土地上，忏悔是出奇地容易，且随时进行，尽管它是廉价的。分析之四：语言战术表功化 真正给忏悔打上个人印记的，往往是各自夹带的私货。夹带私货的手法，不限于“农民的儿子”开头。比如，张曙光在二审的忏悔中说道，“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我们上百个工厂，几千名工程师，几万名职工干了整整7年，形成了中国自己的高速铁路体系”。说完贪腐历史，不忘高调表功，潜台词呼之欲出。2014年10月17日，张曙光及其辩护人表示，他为中国铁路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应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但这一请求并未被认定为立功。当然，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讲完问题直接讲成绩，赤裸裸表功，更多的忏悔，是将问题和成绩巧妙地糅杂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