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_第三章先秦历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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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秦历史散文

第一节

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

散文是在文字发明以后产生的，是最为实用的文学形式。由于文字的记录必须有书写工具，如竹、帛、纸、笔之类。所以散文的发展，虽社会生活非常需要，但非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不可，所以它最初的发展阶段是非常困难的，一开始不得不力求简短，后来手工业逐渐进步，文化工具有了改进，书写条件便利了，才可能出现长篇大论的散文。

《尚书》

我国自古就有注重修史的传统，大概最迟在商代，就设立了专门记事的史官。《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后周制，王朝及诸侯各国均设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等职，可能是继承殷商旧制而有所损益。《汉书·艺文志》曾云：“古者，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春秋》我们下面再谈，先讲讲讲《尚书》”。

《尚书》是上古之书的意思。它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由《虞书》2篇、《夏书》2篇、《商书》5篇、《周书》19篇，四部分组成。是古代官方文献资料的汇编。旧传上起《尧典》，下至《秦誓》，有一百多篇。经过秦代焚书以后，汉初由经师伏生口授传下来二十八篇，因为是用当时的流行文字隶书抄写而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又从孔子故宅的坏壁中发现一部《尚书》，因是用古文字大篆、籀（zhou四声）文写成的，故称之为《古文尚书》，相传比今文多出16篇，但亡佚了。晋朝的豫章内史梅赜声称发现了一部《古文尚书》，计58篇。经过清代学者阎若璩的严密考证，断定其中除同于《今文尚书》的部分外，其他都是晋人伪造的，不可信。现今流传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和伪古文《尚书》的夹杂品。所以，人们研讨《尚书》，只限于今文部分的28篇。《尚书》中的《虞书》、《夏书》是后人追记，多出于传闻，有些是春秋、战国时的人所作。较可信的是《商书》和《周书》两部分。

《尚书》的核心思想是商周时代的神权观念。殷商时代强调的是天命神授，认为“天”、“上帝”是宇宙的最高主宰。国君、天子是上帝授予的。而到了周代，由于殷王朝末期统治者荒淫无道、滥杀无辜，以致激起民愤而被推翻，现实的斗争给周初的统治者以新的思考，使他们亲眼看到了人民力量的伟大。因此，传统的神权至上的观念受到冲击，所以《尚书》中便多次出现了“保民”的思想，强调“敬德保民”，又云“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体现出了人们神权观念的改变和认识上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有的文章偏重于记叙事件，而大多数的篇章偏重于议论。其体制“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史通·六家》）。体现了我国早期散文的形态，这些文章比较完整，比钟鼎、甲骨上的片段记载要有明显的进步，值得注意的是，在议论中已开始运用了比喻，以增强说服力和表达效果。例如《商书·盘庚》。《盘庚》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他的臣属、百姓们所作的讲演词、动员报告，是记言性质的散文。据历史记载，盘庚是商代第二十代王，他为了扩张领土，开发更多的耕地等需要，曾经率领臣民自商的故地奄（今山东曲阜东）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市附近）。但这次迁移却受到许多商代臣民的反对，于是，盘庚曾先后三次向众属讲话，企图说服以致威胁他们必须服从。这几篇讲话，虽然语言古奥，但当时盘庚讲话的气概、感情、口气，还是能够充分令人感受到的。如《盘庚上》里曾讲到：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

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今译谓：不是我有什么失德，是你们群臣把我对百姓的好意秘而不宣，对我这个人毫无畏惧。对于你们的心思，我象观火一样的清楚，只是我一时还没有计谋好，结果你们就大为放纵起来。你们要知道，要像网结在纲绳上，方可有条不紊，把事情办好；要像农夫尽力耕作，方可期待有个好的秋收。

短短的一小段话，用了三个通俗的比喻，贴切而生动，非常形象，具有很强的感染效果，增强了说服力。又如，文章中盘庚还责备群臣道：

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何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 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则惟尔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意思是说，他掌握着群臣的生杀大权，如果大家互相煽动，反对迁都，恐怕更多的人会反对迁都，那样的话，就像燎原之火，虽然不可以接近，但还是最终可以扑灭的。到时，就只有你们这些人，自作自受，不安分而获罪，就不是我的过错了。

他还用“射之有志”，即射箭一定要直达目标，来说明他迁都的决心不可改变。用“乘舟”来比喻君臣要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共济时艰。这些从现实生活中拈来的比喻，都显得非常贴切、自然，有些至今还在被人们所引用。

总的说来，《尚书》的文字还是十分艰涩难读的，所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唐韩愈《进学解》）。这一方面是由于时代久远，社会语言不断更新变化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中国古代散文一开始就走向了言、文不一致的道路。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并又认为《尚书》的“难读”，是因为并不完全“照口语”，而只不过是“当时口语的摘要”（《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国古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汉字难写和书写工具（刻在甲骨、竹简上）等条件的限制，与口语不能完全一致起来；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古人也特别在精选语言词语上下功夫，从而形成了我国古代散文“洗练精审”、“言简意赅”的传统特点。

《春秋》

古代王室很早就有史官的设置，他们在君王左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样历史散文也就很自然地分为两类：一是记事体，一是记言体。《尚书》所记是商、周帝王的训、诰等，但商代是否另有编年记事的史书，因为文献不足，已不可知。但在春秋战国以前，周王朝和各诸侯国便都已有编年记事的史书，是无疑的。如墨子就说过，他曾见到过“百国春秋”（所谓“春秋”，是取“春与秋其代序”为一年的意思，所以，以《春秋》为纪年史的名称）。最初的史书都是由史官执笔撰写的，即所谓官修，而私人修撰史书则是由孔子开始的。孔子根据鲁国的史料，编纂了一部编年体史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五经之一的《春秋》。

关于《春秋》是否为孔子所撰，经学史上也是有不同看法的。孔子作《春秋》，最早见于《孟子》书中。《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又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也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此指鲁史）作《春秋》。”后世孔颖达、刘克庄，以及近人钱玄同、杨伯峻等，则皆因《论语》中未载此事、《春秋》书中体例不完全一致等理由，提出怀疑。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最早的资料《孟子》、《史记》的记载为准。

所以，我们可以说，《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私人编撰的编年体鲁国史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前后242年的历史大事，其间按十二公的顺序分年记事。十二公是：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

《春秋》文字简洁严谨，而且在记叙当中寓有作者的褒贬之意。文笔曲折委婉，话中有话，弦外有音，仔细品味，就可以明晓其思想倾向。这就是人们所常说的“春秋笔法”。孔子作《春秋》是在“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目的便是要维护周礼，明王道，“拨乱反之正”，也即儒家所称道的“大义”。这一“大义”的表现，并不是孔子站出来直接评点论说的，而是通过“微言”透露出来的。如它记载战争时，往往根据战况和作者对某一战争的看法，分别选用伐、侵、袭、克、灭、取、歼、追等不同的词语表达。吴、楚之君自称为“王”，《春秋》仍贬之曰“子”；僖公28年（前632年），晋侯实召周襄王会于践土，是臣召君，而由于晋侯实为当时的盟主，势力强大，周襄王又不能不去。孔子对此不好直书，只好记为“天子狩于河阳”，这叫做“为尊者讳”。

《春秋》共计不到2万字，而所记时间跨度240余年，每年平均不到一百个字。因而，有些记载过于简略，以致于很多记载不连贯，不便于了解社会世态的全貌。再加上它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特点，也给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带来一定的困难，也有悖于作为修史所应该遵循的“实录”精神。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

春秋至战国，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对史学也有深刻的影响。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是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此前的历史著作如《尚书》、《春秋》等，均记事简略，很少文采，不过是书诰类编和大事纲目而已，在史学和文学上成就不是很高。到了战国时代，面貌就为之一新了。由于历史资料的长期积累，现实素材的日益增多，书写工具的进步和写作技术的提高，使作者有了更为优越的写作条件和基础。在《左传》、《战国策》等书中，往往围绕着历史事件、人物言谈的记叙，注意情节的安排和形象的刻划，不少篇章故事波澜起伏，场面宏伟壮阔，人物栩栩如生。对于重大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以及行人辞令，策士言谈的叙述，无不曲尽笔墨，翔实而生动。战国散文不仅是先秦散文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左传》

一、《左传》的名称和作者。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赡完整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历史散文。

《左传》，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它为《左氏春秋》。东汉人认为它是为了传（阐释）孔子所著的《春秋》一书而写的，故改称它为《春秋左氏传》，后世简称《左传》。按照儒家经学的传统，先师所言为“经”，后师所言为“传”，以“传”解“经”，为汉代官学之通例。与《左传》并存的还有公羊高所作的《公羊传》、榖梁赤所作的《榖梁传》，过去并称它们为“春秋三传”。1

三传中，《公羊传》、《榖梁传》以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为主，所谓“微言大义”，就是孔子所编纂的《春秋》，文字简略，但包含了很多深奥的义理、思想倾向，因此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申述。显然，他们把《春秋》看得过于神秘高深了。他们所谓的申述“大义”，也多有穿凿附会之谈。但《左传》一书在性质

1——《左传》、《国语》、《战国策》

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指出：1.关于《公羊》、《榖梁》二传的撰著者，亦有分歧说法。这里采用的是一般意见，其根据是《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子，齐人。“”又颜师古《汉书注》以为名“喜”，但桓谭《新论》、应劭《风俗通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引旧注皆作“榖梁赤”。）2.西汉传《春秋》者有五家，即左氏、公羊、榖梁、邹氏、夹氏。据《汉书·艺文志》：“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流传下来的仅有“三传”。上则完全不同，他并不是要解释或发挥什么《春秋》的所谓大义，实际上完全是一部由作者独立编撰的新史书。《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最后附记有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一事。（按《左传》最后署“悼之四年”，但所系事迹至韩、魏灭智伯，已属悼公十四年左右事，故一说《左传》附记至悼公十四年（前454年））。从取材来看，它博采了当时的其他史籍以及许多流传于口头上的史料，全书规模宏大，近二十万字，记述的内容，要比《春秋》广阔丰富得多。

关于《左传》的作者和写作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司马迁和班固都明确记载《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艺文志》），现代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左传》一书是战国初年时代的作品，作者已无法确考。

二、《左传》的思想内容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在其记述历史人物和事件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如（1）在天、人的关系上，它比较强调人的作用，重人事，轻天命。（2）在君、民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旧奴隶主统治的动摇和人民力量的展示而出现的一种以重民为特征的思潮，而《左传》一书也反映了这样一种进步的思想。（3）另外《左传》还以“不隐恶”的态度，对统治阶级的一些残暴、荒淫丑行作了暴露。《左传》于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宰夫胹（er三声，煮）熊膰（fan二声，古祭祀所用熟肉），不熟，杀之，置诸畚（ben三声），使妇人载以过朝。”又宣公十年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夏姬子）似女（汝）。’对曰：‘亦似君。’”晋灵公的残暴、没有人性；陈灵公君臣皆与夏姬通奸，而又互相公开无耻地戏谑，作者在两段简短的记载中，都予以无情地揭露。（4）《左传》通过历史记载，还表彰了许多有识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物，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了郑商人弦高的爱国事迹：秦国派兵侵犯郑国，郑国还不知道消息。郑人弦高到洛阳去经商，路遇秦师，于是就假装自己乃是受郑君的派遣，前来迎接和犒赏秦师的。一边出资送秦师十二头牛等礼物，稳住秦军，一边急忙派人回国去报信，使郑国有所准备。秦师因“郑有备”，班师而还，从而解救了郑国的一场兵难（，教材《秦晋殽之战》59页，此事在“烛之武退秦师”之后，57页）。（5）《左传》一书的内容和思想也是较为复杂的，不少地方也有宣扬封建道德思想和某些宿命论观点的，但从全书的基本倾向看，这些消极的东西还是属于次要的。

三、《左传》的艺术成就。《左传》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长于叙事。虽然其语言较简，但“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唐刘知几《史通·六家》），文约事丰，生动形象。《左传》叙事，善于通过一些具体情节的描写，使所记叙的内容富于故事性、戏剧性，有紧张动人的细节描写。它总是能抓住故事的重要环节或有典型意义的部分来着重叙述或刻划，而不是毫无选择的平铺直叙、简略地记载一下事情的经过，更不是通过作者之口发表什么议论，而是具体地描写人物的言谈、活动，并通过人物的某些富有特征的言谈活动和场面的描写，构成一系列生动的情节，使一次历史事件的曲折经过，有声有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如睹其事，身临其境。

第二，是善于写战争，特别是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写得最出色。《左传》之写战争，不仅结构完整，情节精彩，而且运笔灵活，毫不呆板。它并不拘泥于战争场面的正面详细地叙述、描写，而重在描述战争的来龙去脉和胜败的内外因素，揭示其前因后果。这样显得条理清晰，而又曲折生动。《左传》中对战争的看法有一定的思想原则，表现出军事与政治、战争的性质（正义还是非正义）、战前双方的准备、军队的素质修养等方面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例如长勺之战（鲁庄公十年。《曹刿论战》，46页）当时，鲁若齐强，曹刿求见，开口就问凭什么去同齐国作战。直到听见庄公察狱以情的话，才说“可以一战”。《秦晋殽之战》，写秦穆公不听老将蹇叔的劝阻，令孟明、西乞、白乙等率军东征。“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这些问题，作者认为是胜败的关键。所以，书中几乎每一次大战，都暗示出双方胜败的结果。《烛之武退秦师》也是如此，这也是一次战争描写，而且是一次大的战争，一次没有硝烟、没有动枪动炮、没有血流成河的更高层次的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郑是靠烛之武的唇枪舌剑战胜的，以其口舌之劳挽大厦于将倾，使郑眼看的一场灭顶之灾化为乌有，而且还化凶为吉，化敌为友。战争的前因后果，也写得清清楚楚。且文中也暗示出了晋的侵略行径，借佚之狐之言，暗示出了战争的结果。

第三，辞令之美。辞令之美就是语言之美，一要求语言要有文采。《左传》之所以能够深受历代人们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言之有“文”。《左传·襄公25年》引孔子之言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而《左传》的语言确实做到了“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二是要求语言要符合实际，合情合理，有说服力，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左传》所载外交辞令，确实达到了言简而意深，委婉而有力的高度。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可加以分析说明其人物辞令之美。全文总计四组人物对话。（1）因秦、晋围郑，佚之狐告诉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2）烛之武推辞的话，很有趣，品味起来很美，别有一般滋味。“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而郑公的话也很有意味：“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3）烛之武夜坠见秦伯。“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云云，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合理有力地推断，起到了离间秦晋的目的。结果是“秦伯悦”，不但不攻打郑国了，反而和郑国结盟派兵替郑守卫北门。变敌为友，化凶为吉，烛之武口舌之功也。（4）至于晋文公主张不击秦师，所谓“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与，不智；以乱易整，不武”的论断，则是自找台阶而下，在“攻守之势异也”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表现。“吾其还也”的语气，不正透露出了这一点吗？（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同时，也将晋文公的识时务、重大局，老谋深算、沉着冷静，及时撤退的特点勾勒了出来。

第四，《左传》在刻划人物上有许多成功的例子：往往于叙事的过程中，只用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人物的个性，描绘出人物的音容笑貌，以至其内心世界。如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秦晋殽之战，写晋国俘虏了秦国的三帅，晋襄公听母后文嬴的话，又把他们都放走了。于是，对晋元帅先轸有这样一段描写：“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几句话，便把先轸的极度不满，在国君面前怒而忘形的暴烈性格，极其生动地表现出来。《烛之武退秦师》对烛之武能以国事为重，不计前嫌，能言善辩等刻划得也活灵活现，晋文公的审时度势、老谋远虑、稳重世故也在简短的对话中，描摹出来。

四、《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

《左传》是一部叙事完整、文字优美的历史名著，对后代史学、文学尤其对散文的发展影响很大。

史学上，从它开始，形成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忠于历史，褒贬是非，对历史上的一些人物、事件直述无隐，为后世历史学家所继承，成为历史撰著的重要原则。在写法上，《左传》为后世史学家作出了典范，使后世史学家认识到历史著作不是流水账，应该有强烈的倾向性，而这种倾向性只能在有文采、有情节的叙述当中，把这种褒贬爱憎的倾向性表现出来。

文学上：（1）首先影响了后世传记文学的写作。《左传》以人物的语言、行动写人，对后世传记文学作家影响很大；

（2）其次，在叙事方面，对后世的叙事散文影响也很大；

（3）再次，对后世的小说创作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战争的描写手法，影响后世关于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左传》在叙事过程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也成为后世小说创作的原则。在场面、情节、人物言行的叙述中自然流露，而不是作者跳出来进行评价；

（4）《左传》还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国语》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的史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报任少卿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有《国语》二十一篇。原注：“左丘明著。”后人多持不同意见，估计作者可能是战国时期一个熟悉周王朝和诸侯各国历史掌故的人物。

《国语》作为一部国别体的历史著作，记载了从西周穆王十二年（前990年）至东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共五百余年间的有关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个国家的片段史实。

《国语》思想内容上有一些新的特点：（1）在民、神关系上，基本上是民神并重，而先民后神的；（2）在论及君民关系上，也是以民为主，显示出了“重民”的思想；（3）“尚礼”，崇尚遵循规定的社会行为准则、道德规范、等级制度等等；（4）“尚德”，推崇高尚的伦理道德，重视道德品质的修养。

《国语》重于记言，也长于记言，略于记事。

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看，《国语》远不如《左传》，但也不能否认，有个别篇章在史实上可补《左传》之不足。有些片段，刻划人物也很成功，特别是写人物对话，有的十分风趣、传神。如书中对叔向这样一个人物有许多描写，他是一个颇为机智、富于幽默性格的人物。《晋语》中曾记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董叔将娶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为系援焉。” 他日，董祁愬范献子，曰：“不吾敬也。”献子执而纺于庭之槐。叔向过之，曰：“子盍为我请乎？”叔向曰：“求系既系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请焉！”

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社会讽刺故事，在仅仅几十个字的短文中，作者把它写得真是妙趣横生，讽刺世态，入木三分。再如《叔向谏杀竖襄》（《晋语八》）：

平公射鴳不死，使竖（内竖、即阉人）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闻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一射而致死），以为大甲（以兕牛皮做盔甲），以封于晋。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

君忸怩颜，乃趣赦之。

一般地讲，《国语》重点在记言，略于记事，但一些好的片段，往往能把记事和记言交叉进行而又融合为一体，言为事而发，事又为言的验证，因而比较完整，富于一定的故事性。

《战国策》

先秦历史散文，除《左传》、《国语》外，历来为人们所传诵的就是《战国策》了。

战国时期，纵横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留下了大量的相关材料，后来有人将这些游说活动和说辞等编辑起来，或《国策》，或《国别》、《国事》、《事语》、《长书》、《修书》、《短长》等。西汉后期，刘向整理国家图书，把上述史料汇集起来，除去重复，校勘舛误，依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策，三十三篇，定名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汉书·艺文志》载《春秋》家有“《战国策》三十三篇”，原注：“记春秋后。”无编著人姓名，当即为西汉刘向编定本。

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战国时代纵横家著作27章，11000多字。无书名，无篇章名。有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也大体相同。另外16章，有14章记载苏秦的书信和言论，另外2章也是记载纵横家的事。这是一部失传了二千一百四、五十年的佚书。汉初，纵横短长之术仍很盛行，所以軑（dai四声）侯利仓的少子保存了这部书，死后又以它陪葬。整理小组将其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司马迁、刘向、班固都未必看到这部佚书，他们看到的可能只是部分篇章，或者是其他抄本。

刘向编订《战国策》是根据一些纵横家及其门徒的著述和各国史官的有关记载，综合整理编订的。其《战国策序》曾说：“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策谋，宜为《战国策》。”与上述汉墓出土的帛书比较来看，刘向掌握的原始材料并不全面，甚至有史料错误。如苏秦没有到过楚国，也未纠正。所以，将其作为正式的史书来看，尚有其不足之处。

《战国策》并非一人一手之作，也不是一家之言。内容纷繁复杂，文字也不统一。东汉末年的时候，有高诱为之作注，流传到北宋，已缺失11篇。曾巩曾“访求私家藏本”予以补充，其中有些显然是摘录《史记》的部分传记内容（如《刺客列传·荆轲传》等）。之后，南宋姚宏、鲍彪，元代吴师道等皆有校注，使其书得以流传至今。

通行本的《战国策》即曾巩补订本。12策33篇，所记主要为战国中后期各国将近二百年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关系和有关人物的活动。内容以策士游说为主，苏秦的活动占了较多的篇幅。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已得到广泛的使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普遍发展，人口增长，城市繁荣，人民的力量日益壮大。一面是封建社会形成后生产力的提高，已出现了大一统的趋势；一面是奴隶主阶级的残余势力依然存在，不甘灭亡。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矛盾、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各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地主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日益深化。在这种种复杂的矛盾中，士的阶层日渐壮大，他们依附于一定的阶级或统治集团，以纵横家自命的策士们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他们继承了春秋时代行人朝聘诸侯的传统，凭口舌才辩，巧譬善喻地发展了游说辞令。多数策士擅长分析形势，纵横捭阖，排难解纷，消除弭患。有的不惜搞阴谋、施诡计，组织联盟，朝秦暮楚。刘向在《叙录》中也曾指出：“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之资，据时而为之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易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说：“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至战国而扺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令之极也。”他们既说明了其时代性的特征，同时也说明了《战国策》文章的特色。苏秦合纵，张仪连横，范雎相秦，鲁连解纷，邹忌的幽默，淳于髡（kun一声）的讽刺，真可谓尽鼓舌摇唇之能事，极纵横辩说之大观了。而其文字无不委曲达情，微婉尽意，而又明快流畅，富于波澜，说明了在纵横的战国时代，随着言语辞令的需要与进步，文章除其内容以外，更为注重语言的艺术。敷张扬厉、变本加奇，正是《战国策》散文的特色。

这些纵横捭阖的策士言论和活动，对当时的政治、社会发展起了不少的作用。历史社会、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决定了《战国策》内容的多种多样。书中有不少具有进步性的人和事。

1、具有民本思想。如《赵威后问齐使》，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面；

2、歌颂了当时的进步人物，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等，也反映了广大民众“反对分裂，争取统一；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共同愿望，有利于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

3、揭露了黑暗的现实，如《秦宣太后以魏丑夫殉葬》（以大臣庸芮相劝乃止）等。但也记载了一些阻挠历史发展的反动落后的人和事，如有些策士，趋炎附势，反复无常，朝秦暮楚，不择手段，追求个人的功名富贵，成了后世投击政客以及政治骗子的不祧之祖。

《战国策》在文笔上长于铺陈，善于论辩，较之《左传》的言简意赅、严谨持重不同，较之《国语》的偏重记言、铺陈蔓延也不同。《战国策》的又一文学特点是行文活泼恣肆，有声有色，文采斐然，变化莫测。且常用排偶句法，夸张其词。如写齐国首都临淄的繁华：“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种形象生动、气势奔放的语言，也正是《战国策》语言艺术的成功之处。

《战国策》中著名的寓言很多，因而，也便有不少词句，由于长期传诵，已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成语。如“安步当车”、“画蛇添足”、“狡兔三窟”（以上见《齐策》）；“狐假虎威”、“亡羊补牢”，“与人无争”、“绝长续短（取长补短）（以上见”《楚策》）；“排难解纷”（《赵策》）；“不辱使命”（《魏策》）；“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图穷匕见”、“千金市骨”（《燕策》）等。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在《左传》、《国语》之上。主要表现在1、塑造了一大批风姿各异的人物形象；

2、雄辩恣肆的语言艺术；

3、善用寓言故事，说明深刻的道理。

从《春秋》到《战国策》，标志着历史散文由纲目式的大事记，发展成为了具体生动的社会生活的叙述，由纯粹的记事，到着意于写人，说明着文学因素的不断增强。

《战国策》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影响很大。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不仅采用了《战国策》中的史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它的写作技巧和语言风格。对班彪、班固和范晔也都有不少的影响。文学方面的影响更大，汉代的贾谊、晁错、桓宽等人的论著，刘向的《说苑》、《新序》以及魏晋小说、唐宋古文，包括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王安石等人的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