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意义_五四运动的内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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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的意义 从历史的表象看，五四运动无疑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因 此，认为五四运动仅仅是为了救亡的爱国主义运动或者仅仅是诉诸人 的解放的启蒙运动，都难以涵盖历史本身。当然，说五四运动具有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意义，并不意味着这两重意 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对等的地位，更不意味着它们都是历史的 主题.从文化系统的实际状况和历史条件看，五四运动的主题是救亡，启蒙是服务和服从于救亡的。因此，在五四研究中较有影响的救亡与 启蒙的双重变奏说虽然全面反映了五四运动的两重意义，但把二者并 列对等起来是不甚妥当的。本文认为，可以把五四运动的历史主题与现代意义区分开来处理，这 可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避免两个方面的偏颇。一方面，当今现代化 运动把五四运动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提到突出位置是不奇怪的。现 代化需要现代性的价值系统，这种需要相应地要求强调历史事件中具 有现代意义的一面。看不到现代化运动把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进一步 凸现出来，甚至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进步作用，抹煞五四运动对中国 现代化的深远影响和历史地位，这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现代化进程发生 曲折而导致的某种回流心态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另一方面，认为五四 运动的主题就是启蒙，把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混同于历史意义，这是 用对历史的期待代替对历史的描述。这种历史论证也是不科学的，且 不利于五四运动现代意义的张扬。(一)分析五四运动的意义，可以从小文化和大文化系统两个方面去进行。所谓小文化，是指大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系统，主要由思想、信仰 和知识构成，包括神话、神学、传统、文字、哲学、科学等在内，其 外在形式是清晰的言语或某种符号形式。所谓大文化，是指人在适应 外部环境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物质技术系 统、社会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三个子系统在内。从小文化的角度看，五四运动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其历史作用也主要是启蒙。不过，虽然 着眼点都是放在启蒙方面，研究者们却较少从系统的角度，把新文化 运动中的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和白先生(白话文)放在同一横 断面上进行整体性研究，因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譬如有的学 者认为 “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明显的成功和确定不移的果实是白话文的 胜利’，①，有的则认为“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功绩”是“以科学与民 主为旗帜，对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提出了公开的挑战” 力图建立，“新 的价值世界”②。笔者在《从文化系统论看五四运动的成果》)(见浙

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4 年第 1 期)一文中作了另外的尝试，企图说明 新文化基质(科学与民主)的生成、基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基质与符号形式(白话文)所以能够整合的理由，从而揭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意义是确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系统，该系统在时间流中表现为一个新 的文化传统的启动和延续。从大文化系统看，五四运动表现出另外一重意义，这就是通常而 言的救亡。五月四日辜件的直接起因是北洋军阀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 代表拟在丧权辱国的山东条款上签字。北京学生在 “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的情势下，愤而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政府的强权霸 道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表现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 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①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 神。历史的表象显示出救亡的意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在于我 们不能停留在表象的层面。从大文化系统的状况看，五四事件传送出 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中华民族虽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 命的奋斗，仍处于危机之中，这危机就其内因而言是中国大文化系统 本身的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大文化系统的运作者面对危局，不 屈不挠，以反封建和反帝为指针，勇敢地回应危机，奋起拯救自己。这就是救亡。一则启蒙，一则救亡。学术界各执其一者有之，而更多的是企图把二 者结合起来。那么，启蒙和救亡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呢?李泽厚注意了 这一问题，他指出:对于启蒙和救亡，众多论者常常笼统地歌颂它们，“ 较少注意二者的复杂关系。，’ ②他研究的结果是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 双重变奏说。该说以双重变奏的形式将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企图为 五四运动的双重意义提供一个解释框架。但是，这一解释框架本身的 合理性尚需商榷。最主要的问题是，启蒙无疑具有某种相对独立的意 义，但是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否具有充分或者完全的独立意义，乃至可以与救亡等量齐观，甚至作为历史的双重主题交互奏响，却是 有疑问的。从现代化的取向说，我们当然应当重视启蒙的现代意义，此种心态无可厚非。然而，将此心态运用于对启蒙历史意义的概定却 不能不带来问题。启蒙的历史意义与现代意义是应当区分的。只有以 这种区分为基础，我们才能在坚实的基础上去充分肯定和褒扬启蒙的 现代意义。(二二)从五四时期思想史资料能够引出的一个基本论断是:五四运动具有的 启蒙与救亡的意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处于对等的地位;在五四 新文化的思想家看来，启蒙是手段，救亡是目的，启蒙是服务服从于 救

救亡的。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五四的启蒙家们启迪国人认识自己落后和面临 危机的目的是唤起他们的救亡意识。在这方面，他们与以往的维新人 士所作的工作具有某种连续性。启蒙作为救亡的手段，更为主要的表现是寻求救亡之道。五四思想家 们进行启蒙的那些内容一一观来，无一不是救国之方案。启蒙始终和 救亡直接关联，这是五四运动启蒙的显著特点，也是它从属于救亡的 直接表现。此方面的内容可以分述如下: 1.民主。民主是五四时期的启蒙的主要内容之一。陈独秀在论及它时 把它和民族生存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陈独秀宣称:“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 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而建立这种民主政治，首先和根本的问题是进行民主的思想启蒙。陈独秀等五四思想家从辛 亥革命后共和政治的失败中痛感这一问题的重要。因为，没有民主思 想的启蒙，就没有共和政治的巩固;而没有共和政治的巩固，也就不 能挽救中国的衰亡。2.科学。科学是五四时期与德先生并雄的一位先生。与对民主的论述 方式相一致，五四的思想家们同样将科学与救亡联系起来看待。鲁迅 在《新青年》上发表感想说:“就我看来，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 中国，那种 ‘孔圣人、张天师传言由山东来的方法夕，是全不对症的，只有这鬼话的对头的科学!—不是皮毛的真正科学。①易白沙则把国 ” 亡与科学的反面—迷信联系起来分析。他在 《诸子无鬼论》 中说: “鬼 神之势大张，国家之运告终，证以历史，自三代以至清季，一部二十 五史，莫不如是。” 3.国民性之改善。陈独秀径直指出:“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 性质行为之改善。”②“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 题。”③“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④启蒙对于国 民性之改善的意义即在于此。鲁迅也着眼于此，他非常重视以文学为 武器致力于国民性的改造。4.白话文。五四时期的启蒙家也把文字改革问题与民族兴衰联系在一 起，钱玄同曾说:“欲使中华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 学、天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 为根本之根本解决。”⑤此话虽有某种片面性，但在说明文体与民族 兴衰的关系方面不无道理。5.社会主义。它也是作为救亡之道引入的。五四时期人们认为:“现 在社会坏极了，不图改救是不可长久的了。……解救之道，当然是社 会主义，因为它最公道，最平等，无有军阀财阀，无有种界国界，是 相爱相信的世界，不是相杀相欺的世界，经济上固然好，道德上尤其 好。”⑥可见，社会主义是作为“救时良方”引入，这是毫无疑义的。从上述论列的启蒙内容看，启蒙确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救亡，一种 文化的救亡。救亡是压倒一切的主题，启蒙是实现这一主题的手段;启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这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启蒙具有鲜明的不同。五四启蒙直接与社会危机和民族存亡 相联系，直接反映救亡的要求和民族的希望，因而可以说，它在某种 程度上已融入救亡之中，是救亡的一个方面。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启蒙就是救亡。根据这一结论，五四时期的启蒙，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更准确地 说，对五四时期的启蒙，就其历史上的意义来说，我们没有办法将它 与救亡分隔开来进行研究。我们应当更加重视启蒙与救亡之间的联 系，从它们的祸合中去把握它们。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论者李泽厚 对此是清楚的。他指出:“胡适曾想分开启蒙和救亡，这不但根本没 办到和办不到，而且也说明他并不了解白话文运动及其倡导者自己所 以能在思想史上拥有如此地位的真实历史原因。”遗憾的是，李泽厚 并未将此观点贯彻下去，他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二元框架是把启蒙 与救亡置于并列与对等的地位上，启蒙并不处于从属的地位;由于结 构框架的需要，他有意无意地把着眼点放在二者分离而不是联结上，试图赋予启蒙以更大的独立意义，从而使得二元构架能够成立，也使得双重变奏以及派生结论-—政治挤压启蒙说有更大的说服力。李泽厚的指导思想看来是想强调启蒙的重要性，突出启蒙的作用。他 曾感慨五四运动中“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现代独立性”，并认为是一 种“悲剧”。他强调启蒙重要性的心态看来隐藏着对启蒙意义与作用 的更大期盼，自有其良苦用心，但这种强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的 真实是成问题的。(三)历史的表象下面是深层的结构。关于五四运动救亡与启蒙方面的意 义，特别是两者的关系，通过文化结构的透析可以看得清楚一些。一般而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文化大系统逐渐分殊化，形成 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生产力愈发达，生产的社会化 愈发展，文化系统的分殊化也就愈加明显，整合功能也就愈强。这是 一个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历史过程。中国的大文化系统由于生产力 的落后，一直是一个分殊化较差的系统。它是一个以伦理政治为本位 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溶而为一的大系统。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强 《吾人最后之觉悟》 烈地显示了中国文化结构的一

元化特征.陈独秀在 中所描述的历史过程可以反映这一特点。按照他的描述，人们首先在 物质器用层面上努力救亡图强。“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 土，情见势细，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但是，“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 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认识到必须进行制度层面的变革才能救亡，于是“进以变法之说”。戊戌变法不成，遂有“辛亥之役，共和告成。” 但是奇怪的是，“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因而进一步发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 觉悟”，所以要进行文化启蒙。这样，由物质器用层面而制度层面，由制度层面而文化心理层面，环环相扣，紧密相关，统一于一个主旋 律:救亡图强。由于文化结构本身的高度相关，结构的变革也高度相 关，二者具有内在的深刻的一致性。由此得到与思想史的事实相一致的论断:启蒙与救亡高度相关。由文 化结构的高度相关性所决定，文化各子系统变革也高度相关，各子系 统的变革与大系统的变革也高度相关。因此，很自然，启蒙在这种条 件下并不具有完全独立的意义，它的意义与其他子系统变革的意义也 是参数合并的，而这合并的意义就是大系统的意义—救亡。所以，启 蒙与救亡这种难割难舍的关系说到底是由中国文化结构的历史特点 所决定的。五四时期的思想家们在进行启蒙的同时所以念念不忘救 亡，深层次的原因即在于此。思想家们的喋喋不休—不管他们意识到 没有—只是这种结构所决定的某种效应。所以，思想史的事实，隐藏在这一事实之后的深层文化结构都要求我 们在研究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应更多地注意启蒙与救亡的相互缠绕，而不是它们的分立。从未来学家的期望来说，中国文化结构应更快地 分化，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子系统;与此相应，启蒙也 应具有更为突出的独立的意义，但这只是一种良好的期望。不应把对 历史的期待作为历史的真实予以再现，尽管它具有某种现代的理由。退一步讲，即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政治、文化子系统 已经分化到彼此相对独立的地步，启蒙与救亡的意义也仍然不能等量 齐观。中华民族在近代危机的实质是大文化系统的危机，文化大系统 变革的目标就是救亡，所以，启蒙归根结蒂是服务于救亡的。启蒙与 救亡并不具有对等的历史意义，双重变奏乃至历史的双主题论难以成 立。(四)一个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的距离可能超出人们的预料。五 四运动就是这种情形

。就其历史上的意义看，五四运动通过启蒙建立 了新的意识形态系统，形成了它的具有突破性和富有成果的一面。然 而，正如前面叙述的，这一意义也有限定性的一面。新的意识形态系 统既与其他经济、政治子系统，也与整个大系统高度相关，它受制于、服务于和服从于大系统的目标。启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是也不 可能是历史的主题，因而也就不可能像历史的主题那样被展开，并取 得历史的主题效果。民族生存是第一位的，救亡涵盖一切;进一步的 发展、分化与升华是在此之后的事情。当然，生存也需要发展，需要 现代化，但现代化在当时主要具有谋得民族生存的切近意义，还没有 取得它日后所具有的文明跃迁的现代意蕴。只有当救亡问题基本解决了，现代化的主题才有可能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就是这样逐渐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五四运动对中 国现代化的影响之大，似乎其他的文化运动无出其右。思想界在现代 化和改革的进军中不断掀起文化热，而在文化热的同时又伴随着五四 运动热。这些，都是反映了同一个事实:以中国改革和现代化的深入 为背景，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凸现出来，显示出特殊的重要性。五四运动的现代意义在于，五四运动所确立的新意识形态系统(即小 文化系统)是现代性的。它的基质之一，科学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具有 特殊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依然在逐渐上升。可以说，科学在现代社 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是无甚可比的。五四运动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虽然 当时不可能具有这种意义，但它因为举起了赛先生的大旗，确立了赛 先生的地位，从而实际上起到了揭开中国现代化的帷幕的作用。如果说，五四运动的赛先生是为物质技术子系统确立了现代的价值目 标，则德先生就是为社会学子系统确立了现代的价值目标。人与人之 间的平等与社会公正是人类一个古老的梦想，近现代社会为这种理想 寻得了一种实现的形式—民主。民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尤 其从人本身看，它虽然不像科学对人的物质生活那样更为基本，但却 比科学对人的尊严和价值来得更为直接和重要.离开了民主，市场的 发育将是畸形的，以它为基础的文化也将是被扭曲的。五四运动新文 化的先行者们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这样看待问题。他们是在对中国封建 等级文化的批判中崇拜德先生而心向往之的。这在当时或许只具有试 图把人们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意义，但从历史的长河看，它对构 建现代社会的结构，对人的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无疑是意义深远的。五四运动请出的两位先生都是现代性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