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_中国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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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學史上的幾個重要問題》講座感想

林慶彰先生以歷史順序為線索，分別在幾個時間段上選取了經學史上相關問題進行論述，其條理清晰，問題明確，是非常值得我們效法學習的。由於我對經學史的瞭解極其有限，茲僅能對其報告做簡單的整理。

關於兩漢之際，主要突出的是師法與家法的問題。所謂師法，指忠於一個祖師所傳之法。《漢書》中基本上都是“師法”，沒有出現“家法”。《後漢書》則出現4次“師法”，30次“家法”。林先生認為，當時時間久遠故祖師被遺忘了，只記得自己的老師，故師法不傳，而家法興盛。

關於魏晉經學定位問題，前人以為東漢是古學大盛的時代。而林先生以為東漢今文石經的出現完全可以證明並非當時是古文經大盛的時代。尤其是西漢末東漢初，一時讖緯之學蜂起，光武帝甚至“宣佈讖緯於天下”，大儒鄭玄尚且以讖緯解經，使得今文經一時盛氣逼人。由此可知，東漢並非所謂古學大盛。應該準確的說是今古文競爭的時代。

1、關於《詩經·大雅·生民》之“履帝武敏歆”1一句的解釋可資一例，鄭玄解“帝”為“上帝”，王肅2以為五帝之一的顓頊。林先生由此得出結論說，鄭玄是一種神權主義，而王肅是一種試圖恢復古學的人文主義。“武敏”本身就是很有爭議的一個詞，是故各家素有分歧。

2、關於《左傳》“五十凡例”3，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章炳麟最早有反對這個觀點。主張“周公垂法”也就是從微言大義的思維出發的。

3、時人以象數解易，而王弼以易傳解易經，一反古人之風氣。也是與古學背道之表現。

4、偽書的出現也是今古文對抗的結果。如王肅托孔安國之名偽造《偽古文尚書》4附《尚書孔氏傳》與《偽古文孝經》5，造《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以上四點都說明時今文經之風氣大盛，與古文經之事例平分秋色。

唐季宋初、明末清初、民國初年這三個時間段，在經學史上所開啟的是迴歸原典之運動。6前兩期以經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

1、唐代後期因為吸取安祿山叛亂的教訓，發現制禮作樂並沒有使天下太平，於是對經本身開始反思。“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即三傳)，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趙(匡)、陸(淳)從而唱之，遂顯于時。”(《新唐書·儒學下·啖助傳》)韓愈《贈盧仝》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回到原典，變革學風，一時學術氛圍迥然大異。由此開始，《左傳》長期得不到重視，知道顧炎武《春秋左傳杜注補正》方才從新被重視起來。

2、明末清初，錢謙益說“誠欲正經，必先返經”，此時群經辨偽的風氣驟起。黃宗羲、黃宗炎考訂《周易》，閆若璩、毛奇齡考訂《尚書》，毛奇齡考訂《詩傳》、《詩說》，又與姚際恒一到考訂《周禮》等等。

3、到了民國初年，歷史學家參與進了經學史的研究。以顧頡剛為代表古史辨派主張研究經學的目的是為了消滅經學，希望徹底毀掉傳統文化。此次回到原典的運動較前兩次有本質上的不同，它瓦解了經書原有的神聖性，視《周易》為占卜之書，《尚書》為上古史料，《詩經》為歌謠總集，《春秋》為上古歷史。在此次經學史的研究上，完全將史學的求真、哲學的求善、文學的求美徹底割裂，給中華文化之傳承與發展造成了不可治癒的傷痕。1 后稷的母親姜嫄踩大人腳印上的拇指感到欣喜而有孕。

王朗的兒子，司馬昭的嶽父。他借鑒《太玄》儒、道兼采的做法，融匯今古文經學兩派的學說，爲己所用。用道家無爲而治的思想來闡釋儒家的理論，結合當時的社會實際，逐步形成具有一家特點的學術和治國思想。章炳麟《經學略說》以為，凡例就是禮經，“時王之禮皆是禮經，豈必周公所制然後謂之禮經哉！余意五十凡例乃宣王始作春秋之時王朝特起之例。列國之史，其凡例由周室頒布抑列國自定，今不可知。要之，當時之禮即可謂之禮經，不必定是周公作也。„„惟《左傳》的舉五十凡例，不知爲周史所遺，抑魯史自定之耳。”主張仁義道德治國，宋儒所重視的十六字心傳就出自此書，冒名頂替了一千年，可見其影響力之大。5。《隋書·經籍志》曰：“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西漢顔貞所出，即今文《孝經》。關於古文《孝經》，一說據荀悦《前漢紀·成帝紀》原出於孔壁，又據《論衡·佚書》稱孔壁僅有《尚書》未提《孝經》，據許沖《上說文解字表》“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近代學者王正己作《孝經今考》（《古史辨》第四册）認為古文《孝經》“乃向前無名氏之托今文而作的”。6 林先生1988年提出的觀點，被廣泛接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