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_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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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摘要]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天子的“德政”和民间的“宗法”制度是传福利制度的两大基础。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时，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有效经验。
关键词:中国传统社会；宗法制度；德政；宗法；宗族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到来，西方国家普遍建立相应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我国在改革开放后，也积极推进社会福利政策，并多方位借鉴和引进西方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在反观西方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中国古代传统的福利思想与理念。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维系了数千年封建体制的国家。正是因为儒家倡导德政理想，中国历代政府都以长治久安为目的，始终关心百姓的的社会福利，其中的施政措施及蕴含的社会福利思想至今仍影响着当代中国，并对我国推行社会主义福利政策大有裨益。
一、德政：福利社会的理想
虽然福利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进的，但中国历代统治者对社会福利的实施由来已久，各派思想家也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福利思想。诚然，维护政权稳定，粉饰太平现象是当政者的现实目的，但借着与传统天命的贯通，德政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意义，并始终鞭策着当政者致力于百姓的社会福利。
民国以前，对天的敬畏一直广泛存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如，《尚书舜典》曾记载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这种“天”是带有意志的人格神，主宰着一切自然的变化与人事的祸福。周人认为人事的一切运作都出于天命，人受命于天，天子禀天命掌管天下，而人也源于天命。周公又进一步对“天”加以概念性的总括。他认为“天命转移”“惟德是辅”，也就是说天命是以人君的德行为转移的依据。这样“德”成了“天”的注解，所谓“敬天”就转为“明德”，“天”与“德”具有了同一性。因此，天子禀承“天命”即应施行“德政”，否则，便违背天意而终将被弃。
如此，宗教观念上的敬天推衍出伦理观念上的明德，上天的意志从而有了明确的伦理内涵，并最终成了民意的终极支持者和最高代表。《尚书泰誓》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思想，于是，对天命的顺从最终便 落足于“保民”称王。这种民本、德政思想为历代思想家继承，从而为社会福利的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
春秋时期，管子提出了具有强烈民本色彩的社会福利思想。他认为民委君之本，治国之道在于“顺民心”，而其首要则在于富民。因为民富则易治，民富则国强，民之贫富关系到社会的治乱与国家之兴衰。在管子学派的重民思想中，还有颇为丰富的社会救济和福利思想。《管子五辅》篇指出:“养长者，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窭，振罢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管子入国》篇中，则记载有“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这些福利思想及其举措非常具体，如“老老”，即指国家设立掌老之官，专门负责老年人的养老事宜。其细节为：凡年纪上七十者，一子不征，每三曰国家赠肉一次；八十以上者，二子不征，每月有馈肉；九十以上者，则全家不征，每天有酒肉供养。再如“恤孤”，即国家设掌孤之官负责孤儿的福利工作。凡领养一名孤儿的家庭，一子无征，领养二名孤儿的家庭二子无征，若领养三民孤儿，则全家不征。掌孤之官要经常过问孤儿的状况，“必知其饮食饥寒，身之月脊胜而哀怜之”。[1] 孔子出于“为政以德”的思想，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在他心中，德政的典范为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也，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这里的大道即为天道，其在人间的流行便是大同理想：一个人际融合，经济互助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都受到保障，从幼及老，乃至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所养。
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阐述，他认为君王应该推其本身的“不忍心”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在孟子的仁政思想中，对弱势群体的关顾和救助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他认为仁政应以此为先：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3]此外，孟子认为，使人民保持一定的私人财产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他提出“制民之产”，并以西周的井田制为范本，构建了一个“死徒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乡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和睦”[4]的小农经济的蓝图。
此外，墨子的社会福利思想也很丰富，他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5]，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民本、德政思想的影响下，历代政府都以振灾济困为己任，并建立起日益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振恤，隋代“民间寄纳在官”的义仓则在政府的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振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源等社会救济与抚恤事业纷纷成立。
可以说，管子、孔子、孟子、墨子等古代思想家很早为我们建构了福利社会的雏形，并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历代的社会福利措施。尤其是大同思想对我国后来的社会福利思想及实践有着极大的影响。
二、宗法：福利社会的渠道
现代社会是以行政手段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向社会推行具体社会福利措施，为了有效地福利资源的分配，又设立专门机构来提供有效服务。于是，一系列的社会福利机构因而诞生。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福利资源流通的渠道有一套有效而便利的方式，即中国宗法社会特有的宗族制度。宗法制度从西周建立以来，一直绵延至今。作为一种基层组织，它在中国古代社会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前文已述，远古以来中国人一直存在着对天的敬畏，这种天是具有意志的人格神，也是天地万物、宇宙生民的源出者。《泰誓》上宣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这里以天地为万物之“父母 ”，强调一种源出于亲情的关系，这种关系尤其是对人而言，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天地中最为尊贵的。这种以天为人父母的天人观，到殷周时期进一步发展为天帝—天子—庶民的三级关系。殷人主要以“帝”来称谓上神，出于对 “帝”威望的借重，在廪辛、康厅以后的卜辞里，开始出现对死去的人王称“帝”的记录，从而有了人帝与天帝之分。西周代商之后，正式确立了嫡长子的传承制度。人帝被视为天帝的嫡长子，即天子，秉承天命管理被视为天帝庶子的下民。
周公建制时，把天帝—天子—庶民三级的人伦关系加以泛化，由此形成了后世所说的宗法制：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百世不变；庶子受封为大夫或诸侯，相对于周王而为小宗，在其封内又为大宗；他的庶子又受封为卿大夫，相对于诸侯为小宗，在其宗族中又为大宗。如此逐层递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以周天子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系统。
虽然西周血缘性的分封制以后由秦朝地方性的郡县制取代，但宗法意识却深深根植于中华大地，中国民间的基层组织，仍随处可见聚族而居的乡民。他们以男性血缘关系为主，基本上一个自然村落的村民都同姓，并拥有共同的祖先。在民国以前，这些自然村落都实施着宗族内部的自我管理。这些宗族组织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纽带，一方面承接着大部分地方性行政自制功能，一方面，又维系着宗族内部的社会福利与教育事业。可见，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在封建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首先，整个社会的福利网络是以宏大的宗族为基础，宗族如一个大家庭管理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也起着强大的经济保障功能。政府一般只到县级，基层的组织是宗族。政府的救济活动通过宗族很便利的实施下去。第二，在水旱灾害来临时，宗族内部协同抗灾，这是个体力量所难以达致的。同时，宗族自身为贫苦无依者施行救济。第三，族田族产的收入除用于祭祀先祖外，还用于文化教育与福利事业。第四，彼此间的守望相助以亲情维系，为社会福利体系提供了第一道网络。
自西周以后宗法意识深深地浸透于中华文化的血脉之中，其后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基本上由此确立。古代中国并据此建立了日益完善的保障体系，把整个社会置于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中，由此自近及远地扩散社会保障系统。家是个体生命最终与最基本的保障，而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是扩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这种国家观奠定了传统福利思想的基调，同时也规范了传统社会福利实施的渠道。
三、评鉴：中国福利化的当下思考
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及贫困者的救助是人类有史以来始终存在的重要话题，各国对此都有很多经验流传下来，在传统社会中，家庭是实施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中国传统便流传养子防老的观念。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崇尚的理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但实际存在于民间的仍主要是核心家庭。在核心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在代际间存在一种互惠关系，父母在子女年幼时抚养照料他们；及其年老，子女反哺，在感情、经济上支持、赡养父母。子女，尤其是儿子，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便意味着一种年老保障。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人力直接代表生产力；子女越多，经济越有保障，得到赡养的机会与可能性也越大。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同时社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通过协调家庭关系，进而协调社会关系，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定的格局。中国人极早便窥见这一道理，所以，在远古就从天人关系中体悟出人伦之道，并以此来建构整个社会，使得国与家成为一体。如此，社会福利以亲情、血缘关系来维系，家庭之间的互济是最直接而普遍的社会保障网络，即便是政府也以民之父母的身份施以救济，而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可见，对家庭与家族的注重构成中国传统福利思想的特色，这一思想传统使得平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内部化，同时对内部关系的维系与调控便成为一切施政的主要纲领。中国历代政府都以民之父母自视，对社会大家庭的稳定与成员的福利十分关注。所以，很早就有较完备的福利思想与相关政策。如《周礼》中就载有“荒征十二策”以应灾祸，前文所述管子提出的“九惠之政”对贫困残弱者的救济已细致入微。正是这一点保障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能绵延数千年并影响至今。
当然，中国封建社会的“赈济制度”、“养恤制度”的弊病也不少。比如，主持养恤者的营私舞弊，施粥的范围有局限性和灾民集中易流行疾病等[7]。此外，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也过于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均贫富，对整个社会效益的提高注重不够。从历代思想家的主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往往是以实行“小国寡民”、“耕者有其田”、“老者有所养”为目标。政府施行的救济以宗族为依托在便利的同时，也导致区域自治自足，地方保护色彩较浓厚。进入工业社会后，西方国家纷纷建立起各种社会保障制度，有北欧、英国的福利国家型，也有美国式的纯粹社会保险型，以及德国、日本的社会保障型和新加坡、智利式的公办自我保障型。在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保障问题时，现代社会考虑的因素也较全面，既有出于道德准则上的原因，认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又有出于发展经济的一些理论，如：分配理论，注重资源调配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同时，从政府的角度考虑，直接关注的是社会稳定；但也不忘从更高一层涵义上考虑，把社会保障的发展作为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中国传统的社会福利思想与现代福利思想相比，显得相当狭隘，我们要建立现代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向西方模式的借鉴与援引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经济市场化所要走的必由之路。但我们需注意，所谓现代的福利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西方的福利理念）也有其自身弊病：即福利成为政府某方面职能，缺乏整体性。此外，过于强调政府行为，也极易产生对受助者的侵权；同时也容易忽略对弱势群体精神的照顾和支持。尤其是对于受助者来说后者往往是更为关键的问题。
作为西方社会保障发展史重要一环的《济贫法》，便充分体现出单纯政府行为的弊端性，同时其自身缺陷也为后人所诟病。如保障水平十分低下，“贫民习艺所”的生活条件十分困苦，其手段过于强制，忽略了受助者的人权与尊严。恩格斯曾批评《济贫法》阻碍工业发展，鼓励人轻率结婚，促使人口增长，抵消人口增长对工资的影响。他还认为此制度作为全国性的制度，使有些人不事生产，破坏家庭的联系，经常阻碍资本的积累，耗费现存的资本，并使纳税人破产。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福利思想便有其合理性与现实性。它注重发挥家庭、家族血亲关系的特有功能，同时从人性自然的亲情关系入手去培养社会关怀与救助，使得相关的福利思想与措施切近而平易的贯彻下去。既调节了基层社会—即宗族内部的关系，又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认同与归依；既有宏观的大同理想与德政管理，又有微观的个体修为和人伦关怀。这些都曾经有效地发挥它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在整体社会风气的关注与改善上也颇有成效。我们今天要建构现代化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不能忽视自身传统所提供的独特视角及其有效经验。参考文献 ［1］《管子·入国》 ［2］《礼记·礼运篇》 ［3］《孟子·梁惠王下》 ［4］《孟子·滕文公上》 ［5］《墨子·非乐上》 ［6］《白虎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