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作业1_犯罪学作业

犯罪学作业1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犯罪学作业”。

犯罪学视角下的中国维稳

所谓“维稳”主要是指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内容: 一是打击和控制犯罪，二是排查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

一、中国维稳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2010 年中国的GDP 增长10.3%，年度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建立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等方面看，仍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

(一)寻求有效控制犯罪增长的长效机制

我国先后在1983 年、1996年、2001 年、2004 年进行过四次大规模的、针对刑事犯罪的“严打”活动，其效果表现为犯罪率经过1—2年的短暂下降后迅速反弹，继续保持上升势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严打”具有震慑犯罪的功能，但不是抑制犯罪增长的治本之策，我们必须转变“严打”的治理模式，寻找控制犯罪增长的长效机制。

1． 流动人口及其犯罪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2009 年统计，全国流动人口已高达2.11 亿人，外出从业6 个月以上农民工1.45 亿人，约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8.7%，若加上6 个月以下外出农民工，约占流动人口的90% 左右。如此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从一个城市流动到另一个城市，可谓“史无前例”。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就已经面对大规模流动人口所带来的两大社会问题的挑战: 1 一是流动人口的犯罪问题;二是留守儿童问题。

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为城市建设和繁荣做出贡献的同时，农民工犯罪问题也日渐凸显。广州市社科院的一项调查表明: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 年外来人口犯罪仅占广州市犯罪总人口的3． 5%，2002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5%。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对1990 年、1993 年、1996 年、1999 年、2002 年五个年度外来犯罪者的职业结构调查表明，农业户口占很大比例，均占到了84%左右。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凸显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并未引起城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由于一直缺乏对流动人口有效管理和服务的有效对策，流动人口的犯罪数量持续上升，其与城市化加速、流动人口增加以及城市管理无良策等有着逻辑上的联系。

关于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大规模人口迁移的产物。因城市生活成本高，孩子就学难、就医难等问题的普遍存在，农民工让孩子们留守农村，由老人和亲属抚养。从2009 年的统计看，全国农村留守儿童达5800 万人，与留守儿童问题相伴随的还有流浪儿童的大量产生，民政部每年救济流浪儿童51 万人以上。留守儿童和流浪儿童生活在缺少父爱和母爱、缺少良好家庭教育的环境中，社会化过程严重受阻，其中一部分人将成为未来犯罪的后备军。

因此，解决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问题是控制流动人口犯罪，进而有效控制全国犯罪增长的治本之策。

2．“相对贫困”与财产犯罪

中国改革开放30 多年，社会富裕起来了，但是贫富差别迅速拉大，特别是20 世纪90 年代的企业改制和承包，股票期货市场的建立与迅速膨胀，城镇住房体制和房地产业改革等，使贫富 2 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逾越。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联产承包 责任制和城市“个体户”创造出了“万元户”，那么，企业改制和承包创造了“十万元户”和“百万元户”，房地产业的改革又创造了“百万元户”和“亿万富翁”。“一夜暴富”以及巨大财富的诱惑从两个方面刺激着中国犯罪的增长。一是经济领域的犯罪迅速增长，涉及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人数不断刷新，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的数额不断曝出新高。二是经济差别迅速拉大带来的超前消费的“示范效应”，以及巨额资金和财物的流动，刺激着具有犯罪人格者的“攀比”和“暴富”心理，以巨额现金为目标的杀人、抢劫银行运钞车、绑架勒索等恶性案件频繁发生。

因此，采取有效措施，逐渐缩小贫富差距是有效控制犯罪特别是财产犯罪持续增长的治本之策。

3． 恶性暴力犯罪与社会冲突

2010 年初，在一些地区连续发生的以小学、幼儿园为攻击对象的“屠童惨案”，由于媒体的报道而让社会震惊。如今，“屠童惨案”的犯罪者已伏法，小学、幼儿园已增设保安，安装视频监控系统，警察在放学时段在校门口巡逻防控。这类恶性事件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它留给社会的思考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这些犯罪者的犯罪动机、成长经历、家庭背景、精神病史等因素分析，至少留给我们三点思考:(1)这些人大多是社会竞争中的弱者和失败者，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比较艰辛。竞争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但是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给弱者 和失败者以生存机会，社会福祉惠及弱势群体，避免他们走上暴力犯罪的绝路，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2)从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经历看，他们都曾遇到过挫折，如失业、失恋、家庭纠 3 纷、拆迁补偿等。他们将愤怒、仇恨迁移至社会，并残忍地指向最弱势的群体———儿童，以杀害最多的人、造成民间最大的痛苦和恐慌、达到报复社会的目的。这类犯罪惨不忍睹，无法宽恕!但社会必须思考如何化解矛盾，积极开展心理咨询、司法援助，防止愤怒、仇恨转移，迁怒社会。另外，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当适度减少仇恨教育，加强“珍惜生命”、“关爱他人”和“博爱”教育，弱化“挫折与复仇”的心理定势。(3)系列“屠童惨案”也使精神病患者的社会管理问题凸显。竞争社会增大了人们的紧张感和挫折感，精神病的患病率增加，如何防止他们危害社会安全，政府的医疗投入及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尽快完善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管理体制，做到政府资金投入到位，治疗到位，生活保障到位，并将精神病人的社会支持系统放臵于社区。

(二)化解基层矛盾与维稳机制建设

从2004 年起中国的信访总量持续下降，表明各省市对信访工作的重视，机关干部下基层化解社会矛盾已初见成效。但这并不等于大量的社会矛盾已经解决，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已经建立和完善。至少还有4 类社会矛盾在基层聚集，如不能从源头予以解决，“维稳”只能是治标之举。

1．“拆迁”中的干群冲突

面对“国际金融风暴”，2009 年，中央财政投入4 万亿元以缓解“金融风暴”对国内的影响，由此带动了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张的加速，同时，在土地增值成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刺激下，新一轮“土地臵换”也形成热潮，全国有20 多个省市出台了撤并村庄的规划和政策，要求农民进城上楼，以宅 4 基地换取市民权和社会保障，由此带来了2010年“征地补偿”、“暴力拆迁”，恶性案件、群体事件频发，干群冲突、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愈演愈烈。

从2009 年11 月13 日，成都市天回乡金华村妇女唐福珍因城管强拆，在楼顶天台自焚之后，2010年3 月25 日，河南睢县农民因非法征用、补偿3 年未兑现找乡长说理并发生肢体冲撞后被拘留;3 月31 日，新郑市一农村妇女因不满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被拘留;3 月27 日，江苏东海县陶惠西父子不服310 国道施工拆迁，点燃屋内汽油自焚;4 月13日辽宁庄河市千名村民因征地补偿和村干部涉嫌腐败问题，到市政府门前下跪;4 月21 日，河北邢台村民孟建芬拆迁中被铲车碾压受伤死亡;10 月17 日，广西北海市白虎头村委会主任带队集体抵抗政府低价强征土地;10 月9 日抚顺市大乡小瓦村16 岁少年抗拒征地上访，杀死截访者，900 名村民签名为“凶手”求情。

信访是各级人民政府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桥梁，当一些民众试图通过信访中的“走访”方式解决矛盾时，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以“维稳是第一责任”，或在维稳“一票否决制”的压力下，“截访”、“堵访”，甚至违反《宪法》私设公堂，关押上访者，或轻率地将警力推到解决干群冲突的第一线，进一步激化了干群矛盾，造成警民对立。

2． 劳资冲突

从2010 年网络舆论调查显示，在各种社会冲突中，“劳资冲突”仅次于“官民冲突”，居舆论关注的第二位。2008 年中国进入《劳动合同法》实施元年，2009 年企业职工维权意识和加薪意识高涨，由政府介入的劳资纠纷达到60 余万起。2010 年 5 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罢工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传统产业的罢工，如平顶山集团的工人罢工;二是外资或合资企业的罢工，如广东佛山本田公司的罢工，罢工主要表现为薪酬、五险等利益博弈。劳资纠纷的主体是“农民工二代”，被称为“比他们父辈更具权利保护意识的新生代”。不过，笔者在对中小企业负责人访谈时了解到，2010 年一些中小企业继续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订单减少，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劳动合同法》执行使许多中小企业不堪重负。这些企业多以粗加工为主，处于产业链的末端，靠廉价劳动力获取利润，为职工上“五险”，使许多企业无利可图，甚至大幅亏损，一些老板丢下企业跑掉，工人失业、工资未发，他们反过来找政府，致使劳资矛盾、工人与政府矛盾复杂化和尖锐化。

3． 家庭伦理与家庭结构性冲突

中国目前的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体，与传统的几世同堂的“扩大型家庭结构”相比，稳定性大大降低。近年来，家庭结构进一步小型化的趋势明显。家庭结构的进一步小型化加剧了家庭结构的不稳定性。据民政部统计，2003 年－ 2009 年中国连续7 年离婚人数递增;2009 年，全国的离婚夫妇246.8 万对，比上一年增加了19.9 万对，达历史最高。离婚家庭的大量增加，致使孩子抚养与家庭教育问题突出，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世纪90 年代之前，房产为国家所有，家庭的财产分割问题并不突出，1991 年开始的住房改革，以及近年来房产价格飞速攀升，使家庭财产的分割矛盾日益突出，传统家庭伦理遭遇重创。因对房产分割不满，兄弟姊妹之间反目为仇，不履行对老人 6 “精神慰藉”的“家庭冷暴力”现象增加。2009 年以来全国发生的多起“杀亲灭门”案和“屠童案”，其犯罪者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多与家庭教育、婚姻家庭的不幸、家庭财产纠纷以及家庭伦理混乱相关联。这些案件和现象迫使我们去思考，“是不是我们社会的细胞—家庭出了问题?”家庭细胞的病变会带来整个社会机体的病变，家庭的不稳定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拆迁”中的干群冲突、《劳动合同法》实施中的劳资冲突、村民换届选举中的势力冲突、家庭伦理与家庭结构性冲突等在基层聚集，使近年来维稳问题变得愈加突出，认真研究社会矛盾的治本之策并采取措施逐一解决，才是保障社会长治久安之策。

二、中国维稳的对策建议

从刑事政策的角度看，“维稳”需要以推动社会建设为基础，需要社会管理创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是治标之策，“维稳”必须考虑不稳定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并下力气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建立起可持续维稳的制度机制，才是“维稳”的治本之策。

(一)科学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

城市化也称为都市化，具体表现为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科学地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会促进社会稳定，有效降低犯罪率。比如，“强拆”问题除了土地财政的诱惑、领导干部管理水平低下等原因外，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也是其重要原因。由于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政府与村民、企业与村民缺少协商博弈的时间，政府以行政命令压服，企业以非法手段治服，使得民怨四起。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香港市建局确定建设目标后大约用6 年至6 年半的时间完成一个项 7 目，其中规划、协商、收地、清场工作需要3 年半时间。充分协商是对人权的尊重，也是减少社会冲突的重要手段。

(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严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发地调整和根本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政府痛下决心，调整和逐步理顺利益分配格局。贫富差距缩小会消减社会的“相对贫困感”，减少由此带来的仇富仇官心理，达到官民和谐、商民和谐、企业主与工人和谐、富有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和谐，减少阶层之间的冲突，降低社会的犯罪率。

(三)改革现有户籍制度

在户籍改革方面，应积极探索户籍管理与公安的治安防控相分离，而与政府服务于百姓的福利制度相结合，与居民和流动人口的权益和福利保障相结合。使流动人口的户籍申报由现在的被迫转变为主动积极申报。因为申报的目的不是为了接受“管控”，而是让自己和家庭享受所在地区的更多社会服务。户籍管理应由公安机关管理过渡到由市区政府内设的户籍管理部门管理。这一管理机制的转变，一方面容易实现户籍与区域社会福利和社会教育的联动，有利于密切政府和民众的联系，也使户籍管理更加人性化;另一方面，户籍管理与警察治安管理分离，更有利于公安机关集中精力做好案件侦破与犯罪治理。

(四)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

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犯罪比例高的原因错综复杂，但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不容忽视。一是城市和农村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板块”，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不仅会遇到城市繁华的诱惑，而且城 8 市的匿名性、竞争性、非血缘的业缘文化的冲击，也会给其带来心理的不适应。为此，应当建立相应的社会服务组织帮助他们摆脱各种困境;二是城市的歧视性政策使农民工在收入分配、住房、子女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低人一等，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中村”以及“贫民窟”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容易导致其产生与城市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亚文化，加大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度，滋生犯罪价值观，带来区域性犯罪的增加。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同城待遇”的改革步伐，通过政府和企业建设、发展廉租房等手段，帮助农民工改善居住条件，摆脱“贫民窟”式的生活环境。城市应当积极地接纳农民工子女就近入学，使其享受城市义务教育，让农民工能够安心地把妻子和孩子接到城市，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既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关怀，也是抑制和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途径。

(五)扩大社会福利的辐射力度和范围

近来网上热议“2010 年国家公共安全财政支出达5140 亿元，接近国防开支”。一些专家和网友建议削减高额的公共安全支出，将其转移至社会福利方面。笔者认为，这一建议是有价值的。从国外的经验看，现代社会的福利制度既有扶助贫困、缩小经济差距的功能，也有控制由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而引发犯罪的功能。改革开放30 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大增，适时适度地扩大社会福利的辐射力度和范围，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受益，会促进犯罪的预防工作，这比投入大量的人财物进行“严打”或建造更多的监狱更具有稳定社会的长远功效。

(六)构建新型的警民关系

2004 年9 月公安部发出通知，拟用3 年时间取消实施了40 9 年的“治安联防”制度。传统的“治安联防”将逐渐被保安公司提供的专职治安保卫所替代。随着社会治安管理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群众“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群众与警察、群众与治安管理机构的关系在疏远，群众参与犯罪治理和预防的积极性在降低。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群众对犯罪的举报率降低，并由此带来破案率的下降。

在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警察的力量不可忽视。但是，为了警民和谐和化解社会冲突，我们应当规范警察的行为，在官民的利益博弈中，在企业主和工人的利益博弈中应建立起谈判协商机制，慎用警力。我们探索21 世纪中国新型的警民关系，首先必须让群众更多地了解警察及其他执法人员的工作性质、工作流程。如果治安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变成了神秘化，变成了普通百姓无法接近的东西，我们的社会治安就会脱离群众，检举率无法提高，犯罪率难以控制，警民之间隔阂加大，无法达到综合治理的最佳效果。

(七)强化社区和家庭建设

社区是现代都市的重要载体，是缓解社会矛盾、促进家庭建设的基础平台。2010 年北京市大兴区、昌平区实施的“村庄全封闭管理”被誉为“破解城市管理难题的积极探索和尝试”。但是从犯罪学的角度看，以围墙、街门、岗亭为主要特色的“村庄全封闭管理”，对预防入室盗窃、缓解人们对入室盗窃的恐惧等具有一定效果。但对类似于2009 年发生在大兴社区的“杀亲灭门”等突发性暴力犯罪的预防效果甚微，也很难带来总体犯罪率的下降。

在社区预防犯罪，建围墙等是“堵”的办法，至多只是治标 10 之策，我们必须从治本的角度加强新型社区建设，通过社区服务、社区咨询、社区讲座、社区培训、社区庆典等多种方式改善社区的人文环境，凝聚社区居民，提高居民素质，鼓励社区组织积极参与社区管理，参与邻里和家庭冲突的调解，参与青少年教育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环境的改善。在激烈竞争的社会中，压力与犯罪、与社会冲突的关系紧密，需要建立社会“缓压阀”，以社区为中心建立起行为疏导、心理咨询系统，对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有效管理。

我们的社会必须强化家庭建设，使社会的细胞——家庭健康起来，要倡导中国传统的家庭美德，强调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珍惜生命、关爱他人，强调婚姻和家庭的社会责任，用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