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发展_发展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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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发展

摘要：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关键词：发展战略、政策、关系、原则

正文：在全面开放的当今世界，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要创立一种理论体系、树立一面精神旗帜、制定一种发展战略，都必然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和世界局势的制约，都必须从世界思想文化中汲取营养。中国和平发展的外交理论，不论其基本特征还是基本内容，都与时代潮流、国际局势、中国的国家利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既对抗又妥协，既争夺又勾结。为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从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侵越战争拖累，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苏联则在加紧同美国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军。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他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1983年初，中国提出了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意味着中国在继续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开始更多的把加强经济关系的重点转到开展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上来。过去中国的援助主要是无偿赠与、贴息或低息贷款，在当时情况下对促进中国与受援国关系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中国自身国力和受援国情况差异等原因的影响，这些援助不能够持续且实际效益并不明显。自四项原则提出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始展开多种形式的经济技术合作，如承包工程、提供劳务、技术服务、独资或合资经营、合作管理以及提供零配件等。新原则的提出有利于提高中国对外援助的效益，同时也使中国同非洲的经济关系有更坚实的基础。

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政策所经历的最重要的调整，是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指导思想的重要发展，也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征。在这次调整中，中国领导人强调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有了两层新的含义：一是不与美苏任何一方结盟，也不联合任何一方去反对另一方，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发展同它们的关系，同时坚决反对它们的霸权主义和军备竞赛政策；二是处理国家关系和国际问题时，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受一时一事所左右，而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在调整过程中，中国对怎样处理大国关系、怎样利用国际矛盾有了更成熟的思考。对美政策的调整是这次调整的关键环节，其核心是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改变与美国搞“共同制苏”战略关系的做法。通过调整，中国挫败了以里根上台为标志的亲台政治逆流，迫使美国政府放弃恢复美台官方关系的企图，在售台武器问题上作出“逐步减少、最终停止”的承诺，在对华技术转让方面放宽限制，并且多次地重申美国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对美政策调整的成功，使中国能够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调整对苏联的政策。对苏政策调整的核心是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但不重返“大家庭”。调整后短短几年，苏联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开始松动，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了访华的戈尔巴乔夫，中苏关系终于实现了完全正常化。不结盟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使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处于非常主动的地位，有可能与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关系，为中国的和平建设、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由此，中国外交打开了一个游刃有余、活跃主动的新局面，进入了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阶段。

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的两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借口“人权”等问题，以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很不安宁。面对新的形势，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一）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上，我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经济上，我国除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扩大同他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国与老挝签署了边界条约，与越南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我国同周边国家高层往来频繁。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我国领导人也都访问过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各国。这些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继1996年7月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国后，双方又于1997年2月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立包括五个平行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我国积极支持并推动东亚合作。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态度，向受打击最大的国家提供了援助，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普遍赞扬。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独特的建设性贡献。

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和东中欧国家的关系。对中东问题，我国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赢得了普遍赞赏。我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全面发展同本地区各类国家的关系的立场日益为各国所理解。我国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同该地区国家高层来往频繁。另一方面，也根据中东形势的变化，对阿以争端采取了均衡立场，推动政治解决，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承认相互的生存权。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对海湾问题，我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要求伊拉克撤军。海湾战争后，在对伊拉克制裁问题上，我一方面强调安理会有关决议应得到切实实施，同时也主张随着决议的实施，应逐步取消对伊制裁。对海湾战后安排问题，我主张海湾事务由该地区国家自己解决。1998年初，美国与伊拉克就武器该查问题发生危机，我国表示联合国有关决议应得到执行，希望伊政府同安理会合作，履行义务，主张在核查中，伊的尊严和主权及正当的安全关切也应得到尊重。我国明确反对利用武器核查问题对伊动武。十年来,我国同西亚北非地区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我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1996年5月，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6国，提出了我国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依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议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对跨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非洲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

我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拉美同我建交国家增到19个。一些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同我国发展关系。我国同本地区国家高层往来频繁。我国主要领导人先后访问拉美。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及机构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加强。1990年以来，中国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保持着外长级对话关系。

十年来，我国同中、东欧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我国同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政府本着尊重前苏联人民的选择的原则，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和国际上发生政治**，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对我国施加压力，并对我国实施联合“制裁”，使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本来比较平稳的关系出现波折。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国家在多边外交领域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

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