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蛙》论文_莫言蛙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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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蛙》主要写了新中国成立后将近60年的计划生育史,这是一段触及国人灵魂伤痛的历史,个人和时代的命运相互纠缠,造成了一个个难言的伤痛。本文主要分析作品中姑姑的悲剧形象。本论文分别从落后的社会生育观念,混乱的社会环境,女性低下的社会地位,姑姑个人盲从的性格等四个方面层层剖析姑姑悲剧命运的成因。
关键词:《蛙》
计划生育
悲剧
Abstract
“frog” is Mo Yan in 2009 completed a full-length nonfiction.This work won the eighth Mao Dun literature Chinese home on 2012, won the Mo Yan Nobel writer, also made an important and direct contribution.Mo Yan once said: the contemporary writers to write the soul of man, write the confeion, write the most painful soul place.As he said, “the frog” mainly to write a planned parenthood history nearly 60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ese, this is a touch of pain the soul of the nation history, age and individual fate entangled with each other, resulting in a tone of unutterable pain.Keywords: “frog” family planning aunt tragedy
前言
莫言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伟大的长篇小说,没有必要像宠物一样遍地打滚赢得那些准贵族的欢心,也没有必要像鬃狗一样欢群吠叫。它应该是鲸鱼,孤独地遨游着,响亮而沉重地呼吸”{1}。在浩瀚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我眼中的《蛙》就像是一只孤傲的鲸鱼,满怀深情,孤独地游着,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它有责任,有担当,默默地游着。小说《蛙》从头到尾就是一部悲剧小说,小说中的所有人物都是受害者。从头到尾看似轻松寻常的笔调却带给人们微笑之下压抑着泪水的难言之殇。作为作品中最重点描写也是十分成功的形象-----姑姑,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年轻时意气风发的“送子娘娘”到扼杀胎儿的“杀手”再到晚年神志不清的一番番“忏悔”。在书中近60年波澜壮阔的计划生育史中,姑姑也跌宕起伏地近乎走完了她的一生,由“天使”走向“恶魔”姑姑的一生充满了悲剧。下面,具体分析下小说中姑姑的悲剧形象。
传统道德
一、传统民间生育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中国作为拥有几千年传统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人口和土地的观念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目中{2}。“人口就是生产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儿孙满堂”这些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特别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这种观念便尤为突出。
高密东北乡作为中国乡村的典型代表,传统的生育观也深深扎根在人们的脑海中。因此,在鼓励生育的年代,整个村庄是一片和谐温馨的景象,人们尽情享受着“延续香火”的快感。作为医生的姑姑也顺应“民心”,尽情地迎每一个新生命。此时的姑姑是“救世主”、“活菩萨”,是全村人心目中的偶像。
二、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根本无法跟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果不进行计划生育的话,人们的温饱问题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就要面临危机。而在计划生育的高压下,作为“全乡仅有的两位妇科医生之一,东北乡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一名对党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姑姑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一切违背国家政策进行“偷生”“逃生”的行为作“斗争”,就连自己的侄媳妇也不放过,最终导致了以张拳之妻耿秀莲、蝌蚪之妻王仁美、陈鼻之妻王胆为代表的普通民众的死亡悲剧。此时的姑姑失去了原有的美好光环,被视为“杀人狂”、“刽子手”,成了全村同仇敌忾的恶魔。
姑姑扮演着先天使后魔鬼的角色。最终姑姑不仅背负了所有高密东北乡人的骂名,也承受了扼杀新生命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巨大心理压力。
姑姑是基层计划生育的一员当时的人们生育意识就是停留在了那个阶段,想让人们一下子改变根本就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更别说是在当时思想严重落后的农村地区了。所以强制执行的手段虽然人们都不愿意看到,但也是无可非议的。所以,是传统生育观念和严重社会现实激烈碰撞到了一起,而姑姑不仅深刻担忧社会现实状况,又怀有普通人都有的伦理道德观念。所以,在夹缝之中左右为难,难免会演变成为悲剧。
混乱社会环境
一、物质文明的飞速增长
随着时间的步伐,故事进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政策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的物质积累飞速增长,从小说中我们也能看出:小区的楼房建设速度很快,几乎是每天换一个模样;城市建设也是日新月异,虽然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出门,也有可能在这日渐“陌生”的城市里迷路。我成了剧作家,袁腮和表弟开办了牛蛙养殖中心,王肝在庙前推销起了“泥娃娃”,姑姑和郝大手、秦河等成了泥娃娃的生产者。每个人都成了市场经济的一份子,成为了飞速增长的物质文明下的贡献者。
故事进行到了晚年,姑姑每天每夜都在进行着忏悔,嫁给了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没日没夜生产泥娃娃,几乎也走向了迷信的手段,来为自己扼杀的生命赎罪。正如对幸福的寻求是自我欺骗一样,一味追求一颗善的良心只
二、精神文明的缺失
然而这些迅速增长起来的物质文明却与精神文明不相协调。一些“暴发户”成为了这个社会时期独特的一群人。金钱至上的观点,使人们漠视了传统的社会道德。有了金钱便可以“包二奶”可以无视计划生育,通过交罚款来超生,可以
会使我们失去发现它的机会,因为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变成了伪善的人。{1} 终于小狮子的“代孕”给了姑姑挽回当年亲手扼杀亲侄子的机会。可是此时 姑的救赎是建立在对陈眉肉体和精神摧残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不合情法的“代孕服务”的默许上的,失去了正义性。姑姑为了“赎罪”而不经意间陷入了道德伦理的质疑,成了当时社会环境下以袁腮为代表的“代孕机构”服务的帮凶。当陈眉声嘶力竭地想要回自己代孕的孩子时,周围的所有人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情和怜悯,姑姑当然也不例外,和小狮子并肩作战,共同对付陈眉,使她跌入了万劫不复的人间地狱。姑姑就像是一个急于赎掉自身罪过的罪人一样,可是不经意间自己又成了违法犯罪的制造人,仿佛这是命运给她的闹剧,永远无法赎清罪过,永远都陷入伦理道德的审判漩涡之中。
从这个方面来看,社会环境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蛙》中也毫不避讳地描写了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混乱的景象,“暴发户”“包二奶”“非法代孕”等等现象也显示了法制的不健全和物质飞速的积累带来人们精神文明的缺失。这是属于改革开放下中国社会当时的特点。姑姑作为当时社会混乱的受害人,也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三、重男轻女的姑姑虽然是作为新时代一个优秀的女性形象问世的,可是终究逃不过“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宿命。虽然姑姑的生活背景决定了她不可能是理论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但是她自发的女性主义立场还是显而易见的。在小说中,姑姑多次对重男轻女,把妇女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的传统观念表示抗议。有一次她为“我”家的一头难产的母牛接生,母牛生出来一头小母牛,“我父亲”十分兴奋,敏感的姑姑却借此机会表达了她对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的不满,她气哄哄地说: “真是奇怪,女人生了女孩,男人就耷拉脸;牛生了小母牛,男人就咧嘴乐!”可见姑姑对于女性之社会地位低下的状况有多么不满。姑姑应该算得上是高密东北乡中女性意识觉醒得最早的女性了,可是,先觉者觉醒以后却不一定有路可走,这也正是姑姑的悲剧。女性要在社会地位上与男性取得平等,首先要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参与到社会的事务中来。认识到这一点以后,我们对姑姑在工作时那股狂热的激情便不难理解了,工作是姑姑参与社会的唯一平台,只有工作干得出色了,她的社会地位才能得以确认,否则,她就只能退回家庭之中,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社会肯定如数交还了。在追捕王胆去做人流那会儿,姑姑感染了破伤风病毒,差点送了命,但她只住了半个月院,伤没好利索就从院里跑出来,因为“她有心事啊,她说不把王胆肚子里的孩子做掉她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姑姑的责任心之所以强到了这种程度,除了对党的忠诚,争取那从来不眷顾女性的社会地位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姑姑具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好身世。她父亲是八路军的医生,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再加上姑姑有着在幼年时期与日军司令斗智斗勇的传奇经历,自己又子承父业,做了救死扶伤的医生,后又成了党员,因此姑姑可谓根正苗红,有着良好的家庭出身,进而产生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极大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她失去了作为人的正常、普通心理,即使在 本应该浪漫美好的恋爱当中也过于革命、正派,像一个“红色木头”。后来,为了向党表示忠诚和感谢,姑姑在落实计划生育的工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她雷厉风行,手腕强硬,和逃避计划生育的村民斗智斗勇,心硬如铁,不徇私情,体现出一种“非人”的冷酷无情。正如王仁美的母亲所言,姑姑已经不复为人,而成为现代庞大冷酷的机器中一个冷酷、坚硬的革命螺丝钉。对党和国家强烈的使命感和忠诚度使姑姑在性格上盲从于自己的事业,忽视了公民私人财产,漠视了人的生命,违背了最基本、最起码的人性。我们从她身上完全看不到一个乡村医生应该有的对生命的怜悯,而是一个完全没有个人意志、没有个体自主性、没有反思意识的“‘一切听从党和国家的号召,党和国家要求我们做出牺牲,我们不假思索就会这么做’完全政治化、符号化的政策执行的工具化的人物。由于所作所为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姑姑似乎已经打破了中国女性几千年来没有社会地位的困境,成为了价值的创造者,成为了自身命运的主人。殊不知,社会的风向是会变的,所谓的“成为价值创造者”其实只是顺应潮流时一种假象,而潮流的主宰者从来就不是女人,姑姑再怎么努力也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与传播者而非主体。传播者传播的理念如果遭到颠覆,她的价值也就消失了,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也会随之出现,姑姑争取女性主体地位之路从一开始就满布荆棘与陷阱。当市场经济大潮冲淡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计划生育政策成了一纸空文。姑姑作为一个曾经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殚精竭虑的人,开始意识到原来自己坚信不疑的真理到头来毫无严肃性可言。当然,计划生育政策由于仍在实行,其功过得失难以妄下定论,姑姑只能将过错归咎于自身。姑姑的自我认同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她对自己在执行计划生育工作时的所作所为的合理性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她追求主体价值的梦想就此破灭了,她眼前只剩下一条路可选: 回归家庭。姑姑性格上的盲从既酿成了张拳老婆、王仁美和王胆三位产妇死亡的惨剧,也导致了自己年轻时盲目追随,晚年潜心忏悔的个人悲剧。
后记
姑姑既是天使也是魔鬼,她的双手不仅有芬芳也沾满了鲜血。命运的浮浮沉沉总会让人唏嘘不已,现实的真实残酷也会让人感慨万千。姑姑的悲剧不仅有自身的命运悲剧更与时代悲剧社会环境离不开关系。莫言已经做到了,他写到了人们心中最痛的地方。这不仅是那个时代人的痛,更是当今任何一个国人心中的痛。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停止反思,这正是作者的初衷。也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在写作之初,曾对这篇文章抱有疑惑,就像是有千言万语想说,却不知道从何说起一样。胡亭亭老师帮我理清了思路,让我能够顺利地把故事讲完。感谢导师的意见和指导!
注释:
1莫言“当代作家的担当”《中国青年报》2013
年5月1日
2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
参考文献
杨奎松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1日
夏曾佑,《中国现代史》 东方出版社 2012年3月
彭佩云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 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