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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山水和圣人致敬——余光中《山东甘旅》析评
作者：黄维樑
来源：名作欣赏
余光中说，他的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光凭这句话，他的民族感情已显得充沛洋溢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超现实主义于台湾兴起时，余光中写诗吊屈原；在六十年代艾略特的诗歌和诗论从西方东来时，他撰长文发扬李贺的诗艺。他在美国留学或讲学时，心系五陵少年和长安丽人；在大学小城的图书馆，故国神州远在千里万里之外，美利坚“虽信美而非吾土兮”，他向《纽约时报》的油墨狂嗅古典中国的芬芳。余光中留学美国，在大学里教授英美文学，用舶来的自由诗形式写诗，而他是民族感情浓烈的作家；他在七十年代写的《乡愁》一诗，传诵于海峡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各地，他成为“乡愁诗人”，也可说是民族诗人。
九十年代以来，余光中经常到中国大陆各地讲学、旅游。南京、厦门、四川等出生地、求学之地，他都去过。泪罗江畔的屈子祠，他馨香顶礼过。他的乡愁已消解了。二○○一年的春天，余光中有山东的壮游。登泰山，临黄河，在济南的文化长廊礼拜历代的圣人贤人，事后写成《山东甘旅》一文。他的民族精神书写，攀上了新的高度，巍巍然如泰山。
《山东甘旅》分为四章：《春到齐鲁》《泰山一宿》《青铜一梦》《黄河一掬》。《春》章写济南山东大学新校区的春色，他漫游众芳之园，但愿化为蜜蜂，把梨花、海棠、丁香的香泽都亲了。群艳之尤是丁香，七十二岁的诗翁，他的妙思（Muse）还非常年轻，“亲她，宠她，嗅她，逗她”，成为了花事、乐事。余光中写桃花，古雅浑成，“桃花天天，冶艳如点点绛唇”一句，而桃花之美尽在其中，《诗经》（“桃之天天”）、宋词（词牌《点绛唇》）之典尽在其中。
更古雅，而且朴厚的，是接下来的松柏之笔。“同为地灵所育，灼灼群芳只争妍一季，堂堂松柏却支撑着千古。”文章于是由柔丽进入苍劲，这古风可掬的对仗句是其过渡。余光中把松柏喻为金刚：“从济南的千佛山到灵岩寺，从岱庙到孔庙与孟庙，守护着圣贤典范、英雄侠骨的，正是这一排排一队队肃静而魁梧的金刚。”已自称且公认为诗翁了，而其想像力仍然喷涌如泉城（济南）之泉。松柏是金刚，是长老、华胄，余光中这样说。“朝代为古柏纹身，从蟠根到盖顶，顺着挺峻高昂的巨干……”而松柏的分别呢？“古来松柏并称，而体态不同。大致而言，柏树挺拔矗立，松树天矫回旋。譬之……”
看官，比喻大师的本色又显现了：“譬之书法，柏姿庄重如篆隶，松态奔放如草书。泰山上颇有一些奇松，透石穿罅，崩进而出，顽根宛如牙根，紧咬着岌岌的绝壁……”这里喻中有喻，我们得仔细阅读余氏文字的工笔，在这个一般人匆匆读字的“读图”甚至“图腾”时代：“翠针丛丛簇簇，密鳞与浓鬣蔽空，黛柯则槎桠轮困，能屈能伸，那淋漓恣肆的气象，简直是狂草了。”对篆隶、草书、狂草之喻，祖籍山东的文论家刘勰，我想一定拍案称快。柏如篆隶，松如草书吗？山东人王羲之若闻余光中之喻，会否也挥毫潇洒一番？余光中的山东之旅，至少观赏过上千株古柏，其风骨道貌，“那气象，岂是摄影机小气的格局所能包罗？”这里他崇中华的自然，抑现代的科技，无理而有趣，是其谐谑处。《山东甘旅》的《春》之章，我导游至此，跟着是《泰》之章了。
余光中有他的文学理论。其理沦不后现代，也不后殖民，更不解构；或者可说有点“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色彩吧：他论游记之美，认为作者下笔时，宜感性与知性并重。具感性，即有艺术；具知性，即有文化。《山东甘旅》是文化之旅，是“余道一以贯之”的作品。《春》章写丁香，除了其美色外，她的科属以至药用功能都写到了，仿佛一半出自李时珍的手笔。《泰》章写泰山，我们在此读到一堆地理和历史的资料。余光中堆资料、砌资料，把一堆石头切割打磨成为有光泽、有光彩的文学美玉。在《泰》章中，余光中列举了泰山周遭的山名后，说泰山立于平野，天地间“似乎有意腾出一整幅空旷，来陪衬这东岳的孤高，惟我独尊，像纸镇一样镇压着齐鲁”。好喻成双，紧接下去是：“又像是一块隆而且重的玉玺，隆重地盖在后土之上，为了印证她是所有帝王的版图：所有帝王，不仅是秦皇与汉武。”泰山是高、重、稳的象征，常见于成语。“占了地利，儒家的至圣与亚圣每当用喻，辄就近取材，你一句„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一句„挟泰山而超北海‟，就把自己的„家山‟愈炒愈热。”余光中和“后现代”的Johnny Kong（孔仲尼）先生开玩笑了，说他善于炒作。
这是游记的一种“闲笔”、趣笔而已，泰山当然是要严肃对待的。话说众人清早起床，准备观日出：“大家心里都在奢望，从茫茫的雨雾深处，从蓬莱仙岛的方向，徐福带六千童男女一去不返的烟波里，比一切传说更古老一切预测更新的，那太阳，照过秦皇与汉武汉光武，照过唐玄宗与清圣祖，还有……奢望它此刻能排开一重重传说一页页历史，用它火烫的赤金标枪射我们苦盼的眼瞳，给我们永生。”余光中期待着，然而日出终于没能看到。天下也看不见，连泰山也几乎看不见，余光中只能苦笑：“孔夫子的豪语变成了空头支票。”日出没看成，希望看到黄河。
《黄》章写余光中一行人从济南北上，奔向黄河。汽车经过鹊山，就是赵孟頫《鹊华秋色》画中的山。济南附近又有开山，徐志摩乘坐的济南号飞机撞的就是此山。余光中赴山东前，先做好功课。他嗜读地图，大山以及小山，大河以及小河，都在他的好奇心范围之内。登过了大山泰山，现在到了大河黄河了，余光中多少篇诗写过的黄河，李白的黄河，《黄河大合唱》的黄河，他自己《民歌》（“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的黄河……黄河，黄河，他来了，他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刹那问的兴奋，他激扬的感情流滚起这样的文字波涛——既是黄河式的，也是余光中式的：
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流到我手边你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触到你一息的脉搏。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就算如此吧，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绝对值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又如何？又如何呢，至少我指隙曾流过黄河。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黄河也终于亲认过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余光中墨水的上游是泪罗江，也是长江，是黄河。现在他拜过了黄河。四十年代离开后土时，他“风吹黑发”，九十年代回乡时“雪满白颜”。在黄河边，“乡愁诗人”的眼睛湿了。诗人的鞋底粘着黄河的湿泥，他就穿着泥鞋登机。《黄》章在上引文字的昂扬激越乐章之后，以夜曲般的舒缓调结束：“回到高雄，我才把干土刮尽，珍藏在一个名片盒里。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
青黄相接。《青》章写济南市中心泉城广场的文化长廊，广场在一九九九年建成，其文化长廊是余光中“在山东所见最有深意最为动人的现代建筑”：“三层楼高的空阔廊道上，每隔十米供着一尊山东圣贤的青铜塑像，连像座有二人之高。十二尊塑像由南而北，依年代的顺序排列。”这十二位圣贤是：大舜、管仲、孔丘、孙武、墨翟、孟轲、诸葛亮、王羲之、贾思勰、李清照、戚继光、蒲松龄。每尊铜像都有余光中数百字的描写、议论、抒怀。学识广博的余光中，在贾思勰像前，坦率承认：“真是惭愧，这名字我从未见过。”贾思勰是农业家、《齐民要术》的作者。
七十年代余光中游历伦敦，在西敏寺的诗人之隅（Poets'Corner）对着莎士比亚、米尔敦、拜伦的塑像和魂魄，大发思英国古人的幽情。诗歌不朽，云石的雕塑至少可矗立数十年数百年。诗是余家事，余光中和妙思，签了终生盟约，誓言白头偕老，他自然希望诗人生前身后都得到善待礼遇。他羡慕那些无韵体（blank verse）和十四行诗（sonnet）的作者，铿锵的节奏、丰盈的意象凝铸成生动的塑像。余光中当时联想翩翩，发而为文，文坛的敌人竟说他希望死后也被供奉于此。这自然是误读。余光中不是早写过，《当我死时》，白发盖着黑土，长卧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吗？如今他正在长江与黄河之间，在泰山不远处，在乡愁诗人民族文化之乡的中心，表达他对民族文化英雄的孺慕、景仰之情。
面对圣贤，余光中夹描夹叙夹议，把古代人杰的成就，作了若干现代论述（discourse）。管仲治齐，“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余光中说：用现代的话语，就是“发展经济，顺应民心”；其“仓廪实而后知礼节”等语，强调民生重于一切，实为今天大陆的“硬道理”。在王羲之铜像前，余光中神往于《兰亭集序》的情景，而且和书圣风趣起来：“眼前的铜像宽袂长带，临风飘然，是永和九年水上吹来的惠风吗？书圣举着右手，五指似握笔之状，头则向左微昂，不知是在仰观宇宙，还是想起了晚餐有肥鹅。其实雕塑家何不让饕餮客抱一只鹅呢？”这样的书写，使一千六百多岁的王羲之活起来了，书圣变为饕餮客，与肥鹅联在一起，圣者的形象被幽默地“颠覆”了。用较为传统的文论“话语”来说：余光中用了戏笔，于是辞章乃摇曳生姿。
余光中的多元思路和笔路，在戚继光像前又显露出来。他不再开玩笑，而是肃穆地称颂他——“可称最早的抗日英雄”。曾经抗战之苦的诗人，回顾民族的痛史，悲慨地说，“倭寇的后人屠杀了戚继光的子孙”。祖籍山东的刘勰千多年前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诚然，敏感善应的朝圣者（用语或太重了，改为朝贤者吧）余光中，其心潮就因为诸圣诸贤的时代风云和个人际遇而起起伏伏。在最后一尊铜像蒲松龄之前，他一眼就觉察到《聊斋志异》作者“面容清苦，额多皱纹”。这位穷书生一生“只教私塾，到七十一岁才举贡生”。
《青》章写蒲松龄，近千言，可独立成一篇文论小品，甚为佳妙。余光中从塑像的主体，写到铜像脚底的金狐狸。何以是金色的？他用悬疑笔法，先问后答。由狐狸到狐仙，《聊斋》的鬼故事来了。寒士在寒窗苦读，苦闷引生幻想，幻见绝色佳人，这不像西方歌德笔下“浮士德心动而魔鬼出现么”？余光中这几句话中西并观，大可铺陈成为一篇比较文学论文。余氏手握五彩璀璨之笔，用黑色笔来写文学批评。《浮士德》《聊斋》的比较之后，余氏概述《聊斋》内容与语言特色，说它在诸经典说部之外，“为中国小说探得新境，自成一家”。他又简要地把《聊斋》和《楚辞》、李贺诗相提并论，加以比较。这里没有二十世纪的各种“主义”（一isms）、“后学”（post一）文评的时髦术语，然而——评论家的功力具现无遗。接下去余夫子自道中学时耽读《聊斋》，故事曲折，语言雅洁，他“想入非非……难怪我就变成狐迷了”。有了比较文学的观照，以及文学史论的透视，到了这里，余光中的经验交代，是“读者反应”的范畴了。日间游览时闲聊《聊斋》，狐仙仿佛，当晚可有异事异象可志？余光中写道：“那天晚上，狐狸倒没有来找我，若非蒲翁喝止，便是因为我这书生太老了。”自言妙思仍然年轻的余翁，这里说自己太老了。自我调侃，读者乃能增加阅读情趣，而作者娱人亦娱己，应能延年益寿吧！
读了十二位圣贤豪杰、十二种成就和十二副笔墨，或庄或谐，读者乃知作者论述中的文化，在严肃的历史感之外，还有活泼的生命力。余光中礼拜“这些伟大的、睿智的、威武的、多情的魂魄”，且和他们对话，因为他是这些圣贤的子孙，血管中有这些中华民族彤彤的细胞。从大舜到蒲松龄，余光中说：“不仅山东人以他们为傲，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他们为荣。”登泰山，临黄河，朝拜山东省的也是全中国的十二位圣贤。“一山一水一圣人”？是，也不是。山东何止孔子一个圣贤者？余光中向一山一水众圣贤致敬，向中国的千山万水众圣贤致敬。向来恋国怀乡、往往尊洋而不忘崇华的余光中，到了山东，写了《山东甘旅》，他的民族文化深情、豪情，也登上高峰，涌现成大河。
余光中的《山东甘旅》，是余体散文的新近成品。余体散文总是知****性兼备，语言现代而又典雅，情理之外常见风趣；新颖比喻这最见想像力的文学表现，总不匮不乏。《山东甘旅》在余体散文的艺术性方面，并没有突破，不同寻常的是其民族文化感情的特别昂扬。多年前某某电影公司有宣传语句日：“某某出品，必属佳片。”余氏散文，不写则已，一写必属佳作，属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一流作品。他的优秀是有“质量保证”的。
笔者夹叙夹议《山东甘旅》，甘于做这篇游记的导游、导赏，提纲挈领地指出这篇散文的文采。余光中对中华民族的感情，包括对中文方块字表现能力的高度赞扬。中文十分美丽，他一生致力于发挥中文的高强性能，创造了无数诗文的杰作鸿篇，他用这个方式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评论余光中的作品，如果不顾及他的修辞艺术，就好像观看孔雀而不欣赏到它的彩屏。他的诗文在海峡两岸三地备受推崇，近年在神州大地的知音愈来愈多。中华文学自然应得中华民族的认同、赏识，不管是在宝岛台湾、福地香港，还是神州大陆。余光中向生他、育他、润他、扬他的大地致意，向其山水和圣人致敬，我们也应向这位无愧于中华民族的大作家致敬。这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体现。
[注释]：
中国人凡认同、关怀中华民族及其历史文化，不论爱之或责之，都可说是具备中华民族精神。本论文对中华民族精神不多作界定、阐释，对余光中及其作品，也不先作介绍，而是单刀直入，析评其散文作品《山东甘旅》。此文刊于台北《联合报》副刊2001年8月11、12、13、14、26、27、28日，局部刊于香港《明报月刊》。福州《台港文学选刊》2002年1月号转载全文。此文收人余著《新世纪散文：余光中精选集》（台北，九歌出版社，2002年），本沦文引述余氏作品，以及对余氏作品的若干评论，这里不一一注明。读者可参考余氏著述，以及黄维樑编著的《大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9年）与《璀璨的五彩笔：余光中作品评论集（1979—1993年）》（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此外，傅孟丽、徐学、王尧诸人所写所编的余光中传记，也可参考。陈幸蕙著《悦读余光中》（台北，尔雅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有专章论述余光中的中国情结，虽然举例的都是诗篇，也可参看。又：余氏本文的篇名，以及其中三章的名字，其用法似可供咀嚼。当代一位作品畅销的散文家，其书有《文化苦旅》《千年一叹》等；余光中以《山东甘旅》《青铜一梦》等为名，是要与该散文家呼应呢？表示欣赏他，甚至要“思齐”呢？还是要引起读者对二人作品的比较，而有斗丽争雄且称雄之意？当然，这可能是余光中的“偶然一笔”而已。
附：
山东甘旅（散文四章）
余光中
春到齐鲁
清明节前一星期，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济南的遥墙机场。邀请我去齐鲁访问的虽然是山东大学，真正远去郊外欢迎的，没有料到，却是整个春天。从机场进城，三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车辆稀少，但两侧的柳树绿阴不断，料峭的晴冷天气，千树新绿排成整齐的春之仪队，牵着连绵的青帐翠屏，那样盛况的阵仗，将我欢迎。那些显然都是耐干耐寒的旱柳，嗜光而且速长，而且绿得天真情怯，却都亭亭挺立，当风不让，只等春深气暖，就会高举华盖，欣欣向阳。
从城之东北进入山东大学的新校区，外事处的佟光武处长和刘永波副处长把我安顿在专家楼，就将我留给了济南的春天。一千年前，济南的才女李清照说：“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我在山东十天，尽管春寒风劲，欺定我这南人，却是一天暖过一天，睛得十分豪爽。愈到后来，益发明媚，虽然说不上春深似海，却几乎花香如潮了。不，如潮也还没有，至少可以说沦纹回漾。
专家楼外，有几树梨花，皓白似雪，却用淡绿的叶子衬托，分外显得素雅，那条巷子也就叫梨花路。偌大的山大校园虽然还只是初春，却已经众芳争妍，令惊艳的行人应接不暇了。桃花夭夭，冶艳如点点绛唇。樱花串串，富丽得不留余地给丛叶。海棠树高花繁，淡红的风姿端庄而健美，简直是硕人其颀。每次从邵逸夫科学馆前路过，我都左顾右盼，看得眼花，无法“不二色”。只恨被人簇拥来去，点指参观，身不由已，无法化为一只蜜蜂，周游众芳，去留连“一花一天国”。
但令我一见就倾心，叹为群艳之尤的，是丁香。首先，这名字太美了，美得清纯而又动听。然后是爱情的联想：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璟的名句谁读了能忘记呢？丁香与豆蔻同为桃金娘家的娇女，东印度群岛中的马鲁古群岛，即因盛产这两种名媛，而有“香料群岛”的美称。早在战国末期，中国的大臣上朝，就已用丁香解秽。干燥的花蕾可提炼丁香油做香料，也可以入药，有暖胃消胀之功。此花属聚伞花序，花开四瓣，辐射成长椭圆形，淡绿的叶子垂着心形，盛开时花多于叶，簇簇的繁花压低了细枝，便成串垂在梢头，简直要亲人，依人。你怎能不停下步来，去亲她，宠她，嗅她，逗她。
后来我写了《丁香》一诗，便有“叶掩芳心，花垂寂寞”之句，不但写实，也借以怀念李清照，中国最美丽的寂寞芳心。
初春的济南，到处盛开着丁香，简直要害人患上轻度的花魇、花癫，整天眼贪鼻馋，坐立不安。山大校园里的丁香就有乳白、浅绯、淡紫三种，好像春天是各色佳丽约好了一齐来开游园会，你不知该对谁笑才好。我心里暗暗挑选了紫衣的姹娃，也就是所谓“华北紫丁香”了。
同为地灵所育，灼灼群芳只争妍一季，堂堂松柏却支撑着千古。从济南的千佛山到灵岩寺，从岱庙到孔庙与孟庙，守护着圣贤典范、英雄侠骨的，正是这一排排一队队肃静而魁梧的金刚。阴翳的树影萧森，轻掩着屋脊斜倾的鳞鳞密瓦，或是勾心斗角的犄望屋檐，再往下去，覆盖在横匾与楹联上，或是土红粉白的墙头，或是字迹漶漫的石碑。若是树顶有鸦鹭之类来栖，则磔磔怪号声中更添寒禽古木的沧桑。
跨进寺庙高高的门槛，最先令我瞻仰出神的，往往不是香火或对联，而是这些木德可敬的古树。济南一带气候干燥，一年雨量不过六百七十二厘米，约为高雄的三分之一。我在山东十天，只觉寒风强劲，时起时歇，却一直无雨，松柏桧槐之类的“常绿乔木”，虽然经冬耐旱，不改其郁郁苍苍，却显得有点干瘦，绿得不够滋润。
鲁中寺庙里巍巍矗立的，多半是柏，本地人把它念成“北”。那十天我至少观叹过上千株古柏，其风骨道貌却令人引颈久仰，一仰难尽。那气象，岂是摄影机小气的格局所能包罗？从千佛山到灵岩寺，从孟庙到孔林，那成千上万的木中长老，柏中华胄，哪一树不是历经风霜，饱阅世变，沧桑的记忆那么露骨地深刻在糙皮上面？朝代为古柏纹身，从蟠根到盖顶，顺着挺峻高昂的巨干，一直削上天去，像是凿得太痛，苍老而坚毅的霜皮竞都按着反时钟的方向朝上面拧扭，回旋成趣。
岱庙里有五株汉柏，传说是当年汉武帝来泰山封禅，亲自手栽。耿耿汉魂，历劫犹健，但毕竟是两千多岁了，槎桠的枝柯早已炭化，霜皮大都剥落，只靠残余的片段向古根汲水，去喂顶上虬蟠的苍青。问他们建元的往事，问张骞和苏武几时才回国，古木穆穆，只鸦啼数声便支吾了过去。
古庙古宅里的匾联碑志，像历史的散简断编，但逐一读去又苦其卷帙浩繁，字迹难辨。读累了，我宁可仰观古树，或摩挲树身，从淡淡的木香里去仿佛古人的高标与清誉。屹然峭起的古柏，刚劲的巨干如柱，把虬蟠纵横的枝柯，和森森鳞集的细叶，挺举到空际去干预风云。这些矍铄自强的老柏、老伯，阅历之深岂是匆促的游客能望其项背？喋喋不休的导游小姐，只像是绕树追逐的麻雀罢了。那许多秦松汉柏，满腹的沧桑无法倾诉，只能把霜皮拧扭成脾气，有些按捺不住，竟然发作成木瘤满身，狞然如峥峥的怪兽，老态可惊。
岱庙的五株汉柏，相传是汉武帝封泰山时所植，果然，就应有两千多年了。泰山上的五大夫松，相传是因秦始皇在树下避雨而受爵，虽然更老，却不如汉柏长寿，早在明朝就被山洪冲走，要到康熙年间才加补植，现在也只剩下两株。
古来松柏并称，而体态不同。大致而言，柏树挺拔矗立，松树夭矫回旋。譬之书法，柏姿庄重如篆隶，松态奔放如草书。泰山上颇有一些奇松，透石穿罅，崩进而出，顽根宛如牙根，紧咬着岌岌的绝壁，翠针丛丛簇簇，密鳞与浓鬣蔽空，黛柯则槎桠轮困，能屈能伸，那淋漓恣肆的气象，简直是狂草了。
杜甫的《古柏行》说古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不过是修辞的夸张。就算加州海边的巨杉，俗称红木者，最高拔的也不过三百六七十英尺。加州海边的怪松，天长地久，被太平洋的烈风吹成蟠曲百折的体态，可称“风雕”，而以奇石累累为其供展的回廊，神奇也不下于泰山之松，只可惜奇石怪松独缺名士品题，总觉得有景无句，不免寂寞。所以山水再美，也需要人文来发挥，需要传说来画龙点睛，才算有情。
泰山一宿
四月二日我在山东大学对五百多位师生演讲，是这样开始的：“访问山东，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程文化甘旅。能站在黄河与泰山之间，对齐鲁的精英，广义上也是孔丘与孔明的后人，诉说我对于中文的孺慕与经营，真是莫大的荣幸。”
三天之后，正逢清明，我终于登上了泰山。
能登泰山，总是令人兴奋的，不是因为它海拔之高，而是因为它地位之高，也不是因为它磅礴之广，而是为了它名气之大。
东岳泰山，论体魄之魁梧，在五岳之中只能算第三，一千五百二十四米的海拔，不过略胜中岳与南岳。即使未列五岳的黄山，也高它三百多米。不过山能成名，除了身高之外，还要靠历史、神话、传说等等来引发想像、烘托气氛，才能赋风景以灵性，通地理于人文。所以刘禹锡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例如欧洲第一高峰，高加索山脉的厄尔布鲁士峰（Mt.E1bruz），高达五千六百四十二米；西欧的尖顶，白峰（M0nt Blanc），海拔也四千八百零七米；都比希腊的奥林匹斯山（Mt.0lympus，二千九百一十七米）高出许多，可是奥林匹斯，众神的家乡，宙斯的宫廷，却更加动人遐想。
所谓华北大平原，东面止于沧海，其他的三面从燕山到太行山，从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到天目山，众岳如屏，连成了千里的陆障，中间几乎全是平野，任凭远来的长江大河悠悠入海。几乎全是，除了泰山。似乎有意腾出一整幅空旷，来陪衬这东岳的孤高，惟我独尊，像纸镇一样镇压着齐鲁。又像是一块隆而且重的玉玺，隆重地盖在后土之上，为了印证她是所有帝王的版图：所有帝王，不仅是秦皇与汉武。
史记引管子的《封禅篇》，说古来上泰山封禅的帝王，有迹可见者凡七十二位，其后陆续封禅者，从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一直到康熙、乾隆，更相承不衰。封，是筑土以祭天，禅，是扫地以祭地。凡是自认“受命于天”的帝王，都觉得有必要郑重其事地来登这显赫的地标祭告天地，宣示他正统的权威。
泰山为五岳之尊，因为它是东岳。易经以震卦代表东方，《说卦》指出：“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东方是太阳所出，春天所由，自然是万物所生，功同造物。又指出：“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至于南方的离只得中女，西方的兑只得少女，北方的坎也只得中男，所以泰山成为众岳之长，峰顶刻立“五岳独尊”的石碑。
在中国哲学里泰山占了如此的优势，难怪历代帝王都要东巡来此，祭祀天地，所以泰山也成了政权继承的阳刚图腾。政教相辅，儒家和道家的宗教景观相互辉映，从山下的泰安城一路攀登到山顶。从平地的神府岱庙到山顶的碧霞祠、青帝宫、玉皇庙，多为道观，但中途的普照寺、斗母宫都是佛寺，而红门宫则释道合一，并祀弥勒佛与碧霞元君。至于儒家文化，则登山起步不久就有坊门巍巍，纪念孔子当年登临故事，到了玉皇顶前又有孔庙。
峨峨岱宗，中华历史、宗教、文化的一大载体，不愧为人文气象最恢弘的名山。而载体的本身，众山罗拜，群峰簇拥，阴阳一割，神秀独钟，更为人文的价值提供了宏观壮丽的场景。就像一座纪念堂，鬼斧神工，本身已经是美的一大存在，更无论它所珍藏的纪念品了。泰山正是如此：几千万年以前，伊神之力，把燕山一推，又把喜马拉雅山一挤，就捏出了皱成了这么一大堆的岱宗，至今历齐鲁四百里方圆，青犹未了。几千年前，伊人之功，把泰山之石切割成形，有的立坊，有的盖庙，有的铺路，有的造桥，更幸运的一些就刻成了历代的碑文，或篆或隶，或行或草，人怕忘记的，都交给顽石去深刻保存，风霜去恣意摧毁。
泰山地位如此崇高，经过历代名士题咏，名气更加响亮，甚至常见于成语，成了崇高、重大、安稳的象征。占了地利，儒家的至圣与亚圣每当用喻，辄就近取材，你一句“登泰山而小天下”，我一句“挟泰山而超北海”，就把自己的“家山”愈炒愈热。最有趣的是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对秦王如此进言：“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李斯是楚人，举高山为喻却推齐鲁的泰山。他当然不便推举楚山，但对秦王上书，却也不举华山，甚至境内更高的终南山或太白山。那时秦王尚未一统天下，东巡泰山，不过前代的帝王从伏羲、神农一直历尧舜而禹汤，传说都封过泰山，已成传统。李斯不说泰山高，而说其大，乃强调其“博大有容”。
古人要登泰山，是一件大事，不但费力，而且费时。若是天子登山封禅，那排场就大了。马第伯的《封禅仪记》述后汉光武帝于建武三十二年车驾东巡，正月二十八日从洛阳出发，二月九日才到曲阜。两天后抵泰安，派了一千五百人上山修路，再过三天，天子、诸王、诸侯及百官才斋戒。次晨正式登山，山道峻险，不时要牵马步行，上行二十里才到中途，更得留下马匹，辛苦攀登。陡径窄处，两边石壁相隔只五六尺。早餐后起步，下午五点多才抵天门。
这是公元五十六年的盛典。一千七百多年后。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是隆冬之际，姚鼐在泰安知府朱孝纯陪同下，由南麓登岱。事后他在《登泰山记》里说：“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这情况比汉代已方便不少，跟今日的条件接近了。
不过姚夫子走的是泰山西路，沿西溪即今黄西河的山径，过凤凰岭山脊到中天门，再左转登峰造极。今日的登山者多从岱宗坊起步，一路循着泰山中路，经红门宫、斗母宫、柏洞而达中天门，再与西路会合，经五松亭、十八盘而抵南天门，玉皇顶便在望了。
如果由中路徒步上山，岱庙到玉皇顶的垂直海拔虽为一千五百四十五米，实际爬坡的脚程却有九千米，即九公里。常人要步完全程，得跨六千六百六十级蹬道，约需六个小时。
我登泰山，既非踵武姚鼐之西路，也非效法国彬之正途，而是避重就轻，半途起步，简直愧对东岳之神。这恐怕要怪山东大学校方低估了我的“健步”，安排行程，到半下午才开始登山。四月五日，正是清明节当天，山大外事处的夏建辉先生与中文系的孙基林教授陪着我存、幼珊与我，上午参观过孟庙，便从邹城北上，中午在泰安接受了山东科技大学的午宴，餐后又去岱庙巡礼，一直到下午三点，才左盘右旋，沿着黄西河一路乘车上山，直达中天门。
中天门海拔逼近千米，坡道已过了五公里半，早已超越半途了。下得车来，凛冽的山风就撞了个满怀，寒意直袭两肘，像山神喝一声口令，警告你，东岳的地段到了。不由你不倒抽一口冷气，周身的汗毛警戒了起来。
再往上就没有车道了，背包和提袋必须随身携带。五个人就又背又拎地踏着黄土，向西侧的凤凰岭走去，不久就到了索道起站。索道建于一九八三年，连接中天门与南天门，全长二千零七十八米，垂直距离六百零三米，单程只需八分钟。由于运客是往复方式，车厢到站只是减缓，并不停定，乘客上车必须敏捷，所以会紧张失笑。
刚刚坐定，笑声还未停，车厢忽然凌空而起。五人齐发低抑的惊呼，有一起从悬崖跳水的幻觉。那么大一整座山岳，横岭侧峰，忽然从我们脚下给抽走，无依无凭，我们竞白日升天，乘在同一片云上，要飞到，咦，哪里去呢？透明的立方云阁外，由于琉璃的长窗紧闭，隐隐只传来天风呼啸，似乎大块在暗暗转轴，此外，群峰都寂寂，不像有什么异样。不过做八分钟的仙人罢了，本来值不得大惊小怪，于是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不觉得是飞着，倒像是在浮游嬉戏，带笑相看，都感到幸福非凡。可怕的秦始皇啊，蜂眼眈眈，当年远途跋涉来登山，如果能看到我们此刻的逍遥，又何苦去蓬莱求仙求药呢。这么想着，上面那翘首天外的月观峰，原来只让我们仰窥其下颔的，竞已朝我们转过脸来。那许多傲然的山头，大大小小，都转过了脸，低下了头来。索道到站了。
返仙为凡，再下车时，天风迎面掴来，高处果然寒不可胜，比刚才的中天门显然又低了几度，只有七八度的感觉。加上天阴风劲，东岳果然不可儿戏，大家纷纷加衣。我在厚袄外面更戴上呢帽、围巾，披上大衣，顶风前进，仍觉寒意袭脊，呼吸紧张。
淡赭带灰的城楼侧影，鸱尾隐隐，南天门近了。这里是中天门仰攀的目标，有名的十八盘天梯到了顶级，汗尽的山客到此才苦尽甘来，可以回头一笑了。比起十八盘严苛的折磨来，此去玉皇顶的登天坡道几乎像坦途了。我们的五人行，避重讨巧，以八分钟的逍遥游代替了八十分钟的鲁道难，似乎是聪明之举，但平白放过了机会，未能徒步登山，向东岳致敬，却不甘心。
过了南天门便是天街，游客便多了。靠山的一边是旅馆与商店，人气显得颇旺，不下于城里的闹街。但山壁下面却是众峰簇拥，涧谷深幽，地老天荒的一片沉寂，偶尔几声鸟叫，填不满万古的空山。向晚的阴翳已有些暮意，云正从谷间层层升起。两百多年前，姚鼐在游记里曾说，泰山土少而石多，石状少圆而多方，石色苍黑；又说树多为松，生于石罅，其顶皆平。今日的东岳仍然如此，南天门一带的花岗巨岩，层层相叠，灰褐之中透着锈赭，倒像是一位喜欢整齐的山神堆积木一般地理过。山东此行，在千佛山与灵岩寺所见也如此，灵岩寺后的石山高耸而方正，俨然像一座城堡，令人过目不忘。
但此刻令我们注目的，却不是山，而是人。踏在岱宗魁伟的肩上，俯瞰只见群山朝岳，磊磊错杂着嶙嶙的背后仍然是峥峥，郁郁苍苍，历齐鲁而未了，而收拾不了。不识法相，只缘身在佛头的颏下。登临到此，果真就能把世界看小吗？反倒是愈看愈多，愈多愈纷繁，脚下凭空多出一整盘山岳：我们算什么呢，竟敢僭用这么高的“看台”，这么博大的“立场”？
反倒是这天街上迎面走下坡来的人里，似乎有不少军人，一时只觉得满目苍苍，都是又长又厚的军用大衣，一片草绿的底色上闪耀着金色的排纽，披着深棕色的翻领，令人幻觉这高处像有个兵营。难道泰山顶上是什么边关要塞吗？
“哪来这许多解放军呢？”我转身向扁圆贝瑞黑帽下瑟缩的我存，带着些微惊疑说道。
“我也觉得奇怪。”她说。
“平地好暖，山上却这么冷！”紧裹在火红风衣里的幼珊，顶着削面的天风诉道。
在前面领路的建辉与基林，这时走了过来，把她们手上的提袋接去。
“没问题吧？”建辉笑笑打量热带远来的三个山客。他身材健硕，无畏风寒，甚至把大衣挂在臂上，备而不用，俨然余温可贾。他见基林没带大衣，便要借衣给基林。基林虽然脸给吹得通红，却表示没有必要。
“已经到了。”基林说着，一面为我们指点。“右手这一座是碧霞祠，上面，便是我们今晚住的神憩宾馆。”
从月观峰过南天门，再踏陡斜的磴道到玉皇顶，不过七百五十二级，可是地藏菩萨在下面扯后腿，凛凛天风在上面呼应，却也脚酸了，到后来，每提一步，就像要跨高高的门槛。回顾来路，已经半陷在暮霭里，并不觉得自己终于修成了神仙，却需要好好休息一夜了。
临睡前建辉提醒大家：要看日出，五点整就得起身。
入夜后气温更低，但十点一到，旅馆就把暖气关了，也没有热水可用。我存和幼珊母女平常就惯于早睡，这时也顾不了厚被褥有多阴湿，就专心一志上了床，去追求冷梦了。
我却有些不甘。夜宿泰山，竟然在这高贵的绝顶抛下了一整座空山的仙人与古人、传说与轶事、那许多飞瀑、奔溪、盘道、绝壁、绝壁上危攀不坠的蟠蟠孤松，抛下了满山满谷的顽石、灵石、石上刻画的成语、名句、隆重其词的纪铭，只为了早睡早起，去看一眼未必能睹的日出？
我戴帽披衣，推门而出，把自己交给泰山的春夜。呼喝的天风迫不及待把我接了过去，除此之外，四周的夜色一片岑寂。神憩宾馆前的旗杆上，只有长索在风中拍打着高杆，杆顶的天空飘着阴云，时疏时密，一轮未满的冷月出没其间，半明不昧的有一点诡魅。这才记起今夕何夕，竟是清明之夕。一念既动，又加风紧，徘徊了不久，就回去睡了。
但也睡不了多久，五点不到又再起床。对房的建辉与基林也起来了。大家都在衣橱里找到了那草绿色的军大衣，穿上了身。原来那是旅馆的标准配备，因为山顶比人间总是要低七八度，尤其是十二月到翌年三月，山上的气温恒在零下。现在虽已四月，山顶也只有六度，比下面的泰安市足足低了八度。
众人戎装相对，怪畀加上臃肿，互相指笑了一阵。连昨天逞勇的建辉与基林也都武装了起来，足见凌晨的酷寒不可儿戏。更糟的是建辉的苦笑，说外面已下雨了。
果然劲风策细雨而来，凌晨的寒湿里，早有人影走动。不久山脊上的拜日族愈聚愈多。人声呶呶起落，向东边的日观峰蜿蜒而行。天地间惟我们在蠕蠕爬行，只为及时去朝拜东海的日出。天色幽昧，像罩在半球暗紫的大蛋壳之内，苦待太阳的血胎娠满，啄壳而出。
清明节日出，应为五点三刻。才五点半，拱北石四周早攀满了人影，大半是成双或呼群而来，有些登上危岩向东窥望，有些踱来踱去，有些则镁光闪闪，照起相来。但大家心里都在奢望，从茫茫的雨雾深处，从蓬莱仙岛的方向，徐福带六千童男女一去不返的烟波里，比一切传说更古老一切预测更新的，那太阳，照过秦皇与汉武汉光武，照过唐玄宗与清圣祖，还有处处不放过题诗也算是一种不朽吧那乾隆，奢望它此刻能排开一重重传说一页页历史，用它火烫的赤金标枪射我们苦盼的眼瞳，给我们永生。因为人上人下，千古兴亡，此刻正轮到我们在岳项见证永恒，见证刹那的永恒。因为此刻该我们来小天下。
雨虽停了，天也晓了，却未破晓。暗紫色的诡秘天帷转成了灰蒙蒙的雨云，除了近处的玉皇庙瓦顶俨然还盘踞在天柱峰头，远山深壑都只有迷茫的轮廓，也不闻鸟声、泉声。登泰山而小天下乎？不但看不到日出，也看不见天下，连泰山也几乎看不见了。
“孔夫子的豪语变成了空头支票。”我只能苦笑。
“我以前来过，也没见日出。”基林说。
“我也没见到，”建辉以地主的口气安慰我们，“泰山山高雾重，看日出得碰运气。”
“泰山日出没看成，黄河总看得到吧？”我说。
“那当然，黄河跑不掉的。”建辉笑起来。“最后一天会带你们去看黄河。”
拜日族渐渐散了，我们的五人行也就走回旅馆，准备下山。
基林转头安慰我存与幼珊：“日出虽然没看成，山顶的题字刻石还是值得一看的，尤其是一千两百年前唐玄宗的《纪泰山铭》，不但碑高、文长，而且书法遒劲，是隶书的珍品。”
我们站在几近四层楼高的《纪泰山铭》下，仰瞻这盛唐盛世的宏文，直到气促颈酸，有点像蚂蚁读大字典般吃力。严整的成排金字在花岗绝壁上闪着辉煌，说的是开元十四年的事。那一年杜甫才十四岁，杨家的女儿还没有长成，《长恨歌》的作者还没有出生呢，谁料到渔阳的鼙鼓会动地而来？
我把这感想告诉基林与建辉。
“渔阳鼙鼓还早着呢，那时唐朝还稳如泰山！”建辉说得大家都笑了。
“这满山的碑文、对联、题字，多得像一本字典，简直读得人眼花缭乱——”我存叹道。
“可是乾隆皇帝还没题过瘾呢。”我说，“你要是看到有趣的，怕记不住，就拍下来呀。”
“刚才经过的一块大石头，刻了„丈人峰‟三个字，好像跟泰山有关系的。”幼珊说，“可是记不得了。”
“好像跟唐玄宗也有关系。”基林说。
“不错，是有关系。”我说着，取出袋里的一本泰山手册，翻了一下。“典出《酉阳杂俎》，说是开元十三年，也就是《纪泰山铭》的前一年，玄宗封禅泰山，把三品以下的官都升了一级。封禅使张说却把自己的女婿（郑镒）从九品径升到五品。玄宗见郑镒穿了大红官服，趾高气扬，怪而问之。郑镒答不出来。伶人黄幡绰在旁代答说：„此泰山之力也。‟其实伶人所指是郑的岳父张说。后人称岳父、岳母为泰山泰水，或即由此而来。至于岳父之称，也是由于泰山乃五岳之尊。当时这位封禅使张说能诗擅文，是中宗、睿宗、玄宗的三朝贤臣；玄宗封禅泰山，就是纳张说的倡议，事后更升他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又命他撰写《封禅坛颂》，刻于泰山，也就是我们头顶这篇《纪泰山铭》的宏文了。”
青铜一梦
济南的“济”不能读“祭”，要读“挤”，当地人都是这么读的。城在济水之南，故名济南。济水的“济”应读上声，和“济济多士”一样。城南有千佛山，古称历山，所以济南又称历城。或是历下。同时济南多泉，包括趵突泉、珍珠泉、黑虎泉等，共有七十二处，因此又号泉城。
也因此，一九九八年七月济南在市中心开辟了一个多元用途的大广场，就命名为泉城广场。而且施工神速，翌年十月就完工了。广场东西长七百八十米，南北宽二百三十米，占地二百五十亩，隔着泺源大街可以远眺背负南天的历山，气象恢弘；站在三十八米高的泉标之下，似乎可以感到山东的脉搏。那泉标的造型由两股清泉从地下喷薄而出，把一个滚圆的银球，若即若离，像一颗飞溅的水珠捧在掌中，其状隐隐含着古汉字“泉”的篆体变形。
广场的东端有不锈钢塑成的十二瓣巨型荷花，瓣尖翘起，妩媚中含有活力，灯亮时一片红艳，溅出音乐喷泉。荷池与泉标遥相呼应，印证了济南处处涌泉，满湖荷香，以泉育荷的生机活力。
以荷池为心画一个大圆，有实有虚，东边的一百五十度长弧就落实在庄严的文化长廊。这三十六根石柱擎举的气象，长一百五十米，宽十六米，坐东朝西，是我在山东所见最有深意最为动人的现代建筑。三层楼高的空阔廊道上，每隔十米供着一尊山东圣贤的青铜塑像，连像座有二人之高。十二尊塑像由南而北，依年代的顺序排列。
第一位是大舜。像座上刻的金字说明是：“（约前两千年前）龙山文化时代华夏之王虞舜，生于诸冯（诸城），耕于历山（济南），渔于雷泽（菏泽），经万民拥戴，尧禅予王位。”大舜的铜像袍带简朴，只有头上戴着无旒之冕，算是延冠吧。司马迁听人说舜目重瞳，项羽亦然。铜像太高，面影深褐，我无法逼近细看，不知道雕塑家有没有刻意加工。古代圣王之中，虽然尧舜并称，最动诗人遐想的还是舜，只因传说“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所以湖南的斑竹又名湘妃竹。这美丽的爱情感动了无数诗人，虽是传说，却宁信其有。前年我在湖南，李元洛、水运宪导游君山，曾见此竹，确有斑痕，但枝瘦叶少，并不怎么关，据说是多情游客，好事攀折的结果。尽管如此，一点点的传说总能激动一整个民族绵绵的诗情。也难怪杜甫在长安登塔，竟然向千里之外“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而李白在洞庭的船上要叹“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中国的千江万河，有哪条比潇湘更动人愁情呢？李群玉句“犹似含颦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说的正是舜葬之地。四千年前的淹远圣王，身后还长享如此的风流余韵，真是可羡。
下一位我以为是孔子了，却是管仲。应当如此，管仲是兴齐之能臣，桓公能成就春秋的霸业，全赖管仲，其人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以区区之齐，通货积财，与俗同好恶”：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发展经济，顺应民心”。《管子》一书的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强调的正是民生重于一切，应为今日大陆的“硬道理”吧。
像座上如此简介管仲：“（前五年卒）名夷吾，字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在齐国推行新政，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
第三位才是孔丘，像赞日：“（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字仲尼，鲁国（今曲阜）人，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的创始者，被尊为„至圣先师‟。”孔子比管仲晚生了一个多世纪，但说过一句名言，盛赞管仲：“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想起这句话，我不禁一瞥孔子，衣襟当然还是向右遮盖的。其实长廊上的十二尊人物，包括李清照，衣襟全都右衽。夫子绝未料到，两千多年后的子孙已经无所谓左衽或右衽，而是学了“西夷”，对襟中衽了。
仲尼对于仲父（桓公尊称管仲）的评价，有褒有贬。子路与子贡责备管仲未能为公子纠死节，孔子却为之辩护，说“管子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乃是大仁，原就不必像匹夫匹妇一般拘于小信。但另有一次孔子又指出管仲器识太小，不知节俭，也不知礼。等于说管仲造福人民，却疏于修身，立功有之，未见立德。
至于孔子的相貌，郑人曾对子贡如此形容：“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事见《史记》的《孔子世家》，实在有点不伦不类，而且隔了千年，谁又见过尧和皋陶呢？我在夫子像下仰瞻低回，想起他不但在世时不能推行仁政，即殁后两千多年，还要遭“*”批判。我来山东，已经距“*”三十年，但参观古迹，仍处处见到碑石残缺，甚至断而再接，浩劫的暴力，犹令人心悸。当时天下滔滔，造反有理，谁敢把中华文化的这尊泰山供在这广场上呢？
紧接孔子之后的是孙武，像赞是“（约前五○六年左右）字长卿，齐国人，春秋末期兵家，著有《孙子兵法》，为古代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影响于后代及全世界”。他与孔子同时，曾佐吴王阖闾破楚，所以有吴孙武之称。其实他和孙儿孙膑，另一位著名兵家，都是山东人。铜像目光冷峻，神情威严，似乎正在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幸好是千里之外，也许是隔江在遥窥楚阵吧，所以竞未察觉我这名间谍正在他脚下近窥，窥探他左腰佩着宝剑，而右手却握着一捆竹简，想必就是《孙子兵法》吧？铜像褐影深沉，兵书却金光闪亮，可见游客都和我一般摩挲，恨不得偷窥十三篇里的机密军情。
不同于孔丘与孙武，下一尊铜像塑的是赶路而来的墨翟，摩顶放踵，为了救一座危城，也许已赶了三天三夜的急路，还有漫漫的长途待赶。像座上是这么两行：“（约前四六八年至前三七六年）鲁国人，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者，有《墨子》传世。”
墨翟反对儒家的天命观念，乃倡非命；又反对儒家的礼乐教化与缙绅身份，乃倡非乐、节用、节葬；同时针对儒家的爱有亲疏、诸侯的杀戮无度，更强调兼爱与非攻。但是他太强调克制与苦修了，竟然要求从者对待音乐要不唱不听，而对待丧事不得衣衾入殓，庄子也说他不近人情。
不过墨翟这种淑世利人的大爱，还是很高贵的。且看像座上匆匆赶路的这辛苦老者，他不像管仲、孔丘那样长绅垂腰，也不像其他的铜像那样长袍覆履。看他，短褐紧裤，头上无冠，足下草鞋，左脚刚刚跨出，右脚就要跟进，背着布袋与斗笠，风尘仆仆，只为了赶去远方解围或助守。春秋乱世的野路上，席不暇暖的岂独是孔夫子呢。不久草鞋破了，脚底伤了，他就得撕衣裹足，再上征途。
墨翟后面紧接着孟轲，墨死之年孟已四岁，墨生之年，孔予才去世十一年。墨子一生正好介于至圣与亚圣之间，也可见他有多长寿。他辛苦了一辈子，竟然活到九十二岁，不知道是否因为多用体力而生活单纯，且又克制感情，不妄动怒？
孟子同样得享高龄，同样不畏劳苦与挫折，因为他怀抱了至高的使命感。他立足的像台上刻着：“（约前三七二年至前二八九年）名轲，字子舆，邹（今邹县）人，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尊为„亚圣‟，著有《孟子》。”亚圣之可贵，是在孔子的仁后再加上义，强调义无反顾，又强调个人的自信与自尊，认为“万物皆备于我”，“圣人与我同类”，“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真是儒之勇者，无怪下笔浩气淋漓，可惜这种气象，雕塑家实在难用青铜来展现。
孟子之后四百七十年而生诸葛亮，像台上是这么赞的：“（一八一年至二三四年）字孔明，琅邪阳都（今沂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是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美名昭昭辉映在青史，锦囊妙计的军师形象却神出鬼没于稗官野史。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可见有多么深入人心。不过在众人的印象里，他却是南阳人，也就是湖北襄阳人，迄今襄樊的南郊还保存了他隆中的故居。这印象是诸葛亮自己留下的，《出师表》里就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也难怪刘禹锡会在《陋室铭》里提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原本诸葛亮早孤，由叔父诸葛玄照顾，叔父在袁术手下做官，所以把他带去了南阳。
孔明隐居在隆中时，常自比于管仲、乐毅。他如果知道，有一天自己的铜像会和管仲的并列在这轩敞的名贤堂上，供齐鲁的子孙，供全世界的游客同来瞻仰，一定会十分快慰吧。
其实并列之荣，未必是孔明沾管仲的光。毋宁，我更爱的是孔明。首言立功，则管仲相齐，成就了桓公的霸业，孔明相蜀，不但北伐无功，甚至未能挽救亡国的命运。可是管仲命好，既有鲍叔力荐于前，又有桓公倚重于后，明君贤臣相得达四十年之久，而且君比臣寿，还晚死两年。反观孔明，虽然也有徐庶美言，刘备推心，君臣的缘分只得十六年，而先帝托付给他的是那么一个扶不起的阿孤！次言立德，则管仲虽然造福了国家，操守似乎还有争议。孔子就指责他不俭而又失礼，因为他有三个公馆，而屏风与酒台的设备也僭用了国君的排场。这当然都不是什么大过，但比起孔明的鞠躬尽瘁，累死军旅，且又一生清廉，随身衣食，悉仰于官，自谓死日内无余帛，外无赢财，比起这样高贵的人格来，还是不及。再言立言，《管子》一书自有其贡献，但内容庞杂，又疑伪托。《诸葛氏集》惜已失传，但是《出师表》前后两篇虽无意藻饰文采，而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对先帝的感念，对国家的忠忱，拳拳耿耿，自古至今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孔明在文末终于悲从中来，坦言“临表涕泣，不知所云”。普天下的读书人，读到此处，又有谁不是临表涕泣呢？而最可悲的却是：最该感动的一个人，当初受表的那位昏君，竟然没有真正感动，真正彻悟。
《三国演义》我只在读中学时念过一遍，但那些英雄豪杰我一直记得，非大江滔滔所能淘尽。而最难忘的就是孔明，在罗贯中的章回里我看见的是一位隐士、一位贤臣、一位智者，能舌战群儒，一位神机妙算的军师，能辅佐明主，指挥骁将，必要时更能设计木牛流马，甚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我小时，哪一个男孩不敬佩、敬爱这位神人呢？《三国志》里的诸葛亮则纯然是一个历史人物，过于简洁，只能远观正面。真正的诸葛亮，为了报答先生，复兴汉室，不惜食少事繁，肝脑涂地，以身相殉，这种宏美崇高的人格，只有在《出师表》里，用他自己真情实感的声音，才能呈现。每次我重读此文，都不禁“临表”泪下。也难怪陆游要赞叹：“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而杜甫更仰之弥高，奉为“万古云霄一羽毛”。
抬头再望那尊铜像，似乎有灵附体，正戴着青丝编织的纶巾，右手握着羽扇，果真是风神俊朗，指挥若定，只是左手深藏在袖里，恐怕是在掏锦囊妙计吧？
再下一位是王羲之。印象中他似乎是浙江人，因为他那篇《兰亭集序》太有名了，而那次盛会是在山阴，毕竟他是东晋南渡的人物。其实他也是孔明的同乡，像座上这么刻着：“（约三二一年至三七九年）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东晋书法家，其《兰亭序》《十七帖》等书迹刻本甚多，人称„书圣‟。”他写的这篇《兰亭集序》不但是散文小品的杰作，传诵至今，而且当时曲水流觞，微醺运笔，逸兴淋漓，若有神助，那书法更是道媚潇洒，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传阅至今。更神秘的是，初唐以来，就再也无人亲睹过真迹。原来唐太宗探悉原帖落在辨才和尚手里，就派萧翼骗取过来，复命赵模、冯承素等钩摹数本，分赐亲贵近臣。至于真迹呢，对不起，舍不得任它流落世间，据说就随太宗殉葬，入了昭陵。所以此帖还不能说是“传阅”至今，只能算是“传闻”罢了。真迹既随作者作古，渺不可即，自然更加名贵，“书圣”似乎变成了“书神”。
就这么，一千六百年前的一场盛会，任右军的右腕恣意运转，顷刻竞成了永恒。想当日在山阴，良辰美景，群彦成集，当真是四美齐具，二难并兼，正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敏感的王羲之，乐极生悲，却痛惜生命之短，“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而我们这些廊上过客，也正是王羲之序末所期待的“后之览者”，岂能无感于斯情、斯文？
眼前的铜像宽袂长带，临风飘然，是永和九年水上吹来的惠风吗？书圣举着右手，五指似握笔之状，头则向左微昂，不知是在仰观宇宙，还是想起了晚餐有肥鹅。其实雕塑家何不让饕餮客抱一只鹅呢？
十米之外，另一尊铜像倒没有空着手，而是右掌托穗，左手握秸，正捧着一把丰年的稻米。黑底金字的像座告诉我们： “贾思勰（约五四○年左右）益都（今寿光）人，农学家，著有《齐民要术》，而知名于后世。”
真是惭愧，这名字我从未见过，不过倒很配一位农业家，因为他一再把“田”放在心上，又再三在“田”边出“力”。我存和幼珊也走过来看他手里捧的是什么，又看像座上的说明。建辉和太太周晖倒是知道一些，你一句、我一句，就拼出一张简图来。
“他做过高阳郡的太守，当然是咱山东人。”建辉说。
“那《齐民要术》讲些什么呢？”我存问。
“主要是记载黄河流域的农作物啦、蔬菜啦、瓜果啦，该怎么栽培，家畜、家禽该怎么饲养之类。”周晖说。
“还有农作物如何轮栽，果树如何接枝，树苗如何繁殖。”建辉也不甘示弱。
“还有呢，”周晖笑起来。“家禽、家畜要怎么阉割，怎么养肥。”
大家都笑了。
在第十尊铜像前，大家不约而同都聚立下来。终于看到了有一尊没有髭须，非但无须，还绰约而高雅，眼神多么深婉啊，唇边还带些笑意。
“是李清照！”幼珊惊喜地低呼。
当然是她了，非她不可。山东的名人堂上，难道只会要供圣贤豪杰吗？胡子太多了吧？没有李清照，这一排青铜的硬汉也未免太寂寞了吧？尽管她自己，“独自怎生得黑”，却是古中国最寂寞的芳心，那些清词丽句，千载之下哪一个硬汉读了不伤心？
她的像塑得极好，头梳发髻，微微偏右，像凝神在想着什么，或听到了什么。立得如此地婷婷，正所谓硕人其颀，左手贴在腰后，右手却当胸用拇指和食指捻着一朵纤纤细花。铜色深沉，看不真切究竟是什么芳籍，却令人想起“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该是菊吧。其实，管它是什么花，都一样寂寞啊，你不曾听她说吗，“一枝折得，天上人间，没个人堪寄。”
我在像前流连很久，心底婉转低回的都是她美丽而哀愁的音韵。如此的锦心如此的绣笔，如此的身世如此的晚境。我在高雄的新居“左岸”，就在明诚路旁，不由得不时常想起她在《金石录后序》中所记，和赵明诚剪烛共读的幸福早年。
李清照之美是复合的，应该在她的婵娟上再加天赋与深情，融成一种整体的气质与风韵。北国女儿而有此江南的灵秀敏感，正如大明湖镜光里依依的垂柳迎风曳翠，撩人心魂也不输白堤、苏堤。也就难怪济南人要将自己的绝代才女封为藕神，供她于湖边的祠龛。而她在《漱玉诃》中，早年咏藕也常见佳句，就像“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又像“翠贴莲蓬小，金销藕叶稀”，都写藕有神。
李清照能供于眼前这文化长廊，而另一位宋词大家，同样是济南人，却因“名额有限”又要顾及“性别分配”，而不能入列，真令我为辛弃疾叫屈。《稼轩词》的成就绝对不下于《漱玉词》。辛弃疾要入廊，谁也不会反对。不过他对这位词坛前辈由衷佩服，所以叫幼安让给易安，也只得认了。
李清照的像赞是：“（一○八四年至一一五一年）号易安居士，济南人，南宋女词人，著有《漱玉词》，传播中外。”其实末四字并无必要，李清照非常中国，也非常女性，外国人尤其是西方人，怎么能深切体会“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或是“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呢？
下一位山东人杰同样令我心血来潮，不能自已。但他和李清照刚柔互异，身份完全不同：李清照去南方是做避乱的难民，他去南方却是做平乱的将军。他，正是民族英雄戚继光。铜像目带威棱，似乎仍在巡边，戴盔披甲，右手扶腰，左手按剑，在十二人中是惟一戎装的武将，但加上孙武与诸葛亮，就有了三大兵家，因为戚继光有中国儒将之风，除了战功赫赫，还遗下论兵的著作。他脚下的座石这样为他定位：“（一五二八年至一五八七年）字元敬，登州（今蓬莱）人，明抗倭名将，军事家，经多年奋战，解除东南倭患，著有《纪效新书》。”
登州就在山东半岛的北端，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戚继光生在海边，又是将门之后，对倭患的切身感受，正如抗倭前辈、也是出生在沿海的晋江人俞大猷。明朝两大抗倭名将都来自倭寇肆虐的沿海，绝非偶然。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中叶，倭寇侵犯中国海岸，北起辽东半岛的金州，南迄广东，范围很广，戚继光的家乡也曾波及。最猖獗的几年是在一五五三年前后，军民遭害达数十万人。幸有戚继光在义乌招募农民、矿工，编练成军，并与谭纶、俞大猷合力清剿，才渐将倭患平定。
小时我在上海，吃过一种“光饼”，圆形有孔，味道甜津津的。母亲说是戚继光行军的干粮，中间的洞孔可以穿线，挂在身上，方便随时进食，后人怀念他的功劳，就叫它做“光饼”。所以戚继光的名字，从小就深印吾心，母亲这句话，也牢记到老。一个民族往往在正史之外，借一些风俗习惯或市井传闻来感念他们的英雄，就算传闻不实，那份深情总是真的。例如端午之于屈原，不管龙舟和粽子是否为了救他，总是对他悲剧的同情，人格的向往。历史的遗憾只好用诗来补偿。
我抬头再看戚继光，心底喊一声：“将军您辛苦了！”四百年后再回顾，抗倭的他可称最早的抗日英雄。他怎么会料到，四百年后敌人又来了，这一次不是倭寇了，换了正规的关东军，也不再满足于沿海掠劫，而是深入内陆，意在占领，军靴、马蹄、履带，践踏的正是戚继光、俞大猷的故乡。一次大战期间，他们公然夺去了胶济铁路。一九二八年，太阳旗遮暗了济南，五三惨案，遭害的济南人多以千计，广义说来，岂非倭寇的后人屠杀了戚继光的子孙，也正是从大舜到蒲松龄，廊上十二尊铜像的子孙？
这还不包括后来的八年抗战，死难的华嗣夏裔更百倍于晚明。浩劫迄今，早过了半个世纪，东洋小学生的教科书里，毁尸灭迹，仍然找不到一点血印，嗅不到半星灰烬，谎话传了好几代人。四百年后，戚将军啊，我们更深长地怀念着您！
终于走到最后的铜像前了。像是个三家村的塾师，面容清苦，额多皱纹，神色却闲适而带着笑意，像是又想到一个好故事了，嗯，不妨一写，于是以指捻须，仔细琢磨起来。再一看时，咦，脚底还蜷伏着一头金狐狸。那还有谁。不就是蒲松龄吗？踏脚的像座上说：“（一○年至一七一五年）字留仙，号柳泉居士，淄川（今淄博）人，文学家，其《聊斋志异》为杰出的短篇小说集。”
这才发现，他脚旁匍偎的不是金狐狸，而是因为它娇巧可怜，游客们不断爱抚，铜锈磨光了的结果。管它是狐仙还是女鬼呢，多半不会害人的。假如你是夜深苦读的单身寒士，烛光昏沉，忽然有一位绝色佳人赫现在你疲倦的眼前，粲然一笑，解尽你长年的寂寞，从此得妻、生子、科场顺利——还有什么比这无中生有的艳遇更省事更理想的么？书中自有俏女鬼，开卷忽来狐关人。可怜的儒生寒士，半生读圣贤书，苦闷不得纾解，礼教的社会又不容你放肆，孤寒之夜，难免不一念入绮。这就是《聊斋》的潜意识出口，西方不也有浮士德心动而魔鬼出现么？
《聊斋》的故事题材十分广阔，展现的众生相颇富民俗趣味，而生动的想象又深入狐鬼仙魅，能以同情赋幽冥的异物以人性，乃能在《三国》《水浒》甚至《红楼》之外为中国小说探得新境，自成一家。中国文学自《楚辞》以来就有这超现实的一支传统，我觉得蒲松龄颇似李贺的隔代遗传，没有长吉的贵族气与精致雕琢，比较世俗、流畅。
蒲松龄一生贫苦，只教私塾，到七十一岁才举贡生。著述虽有《聊斋诗集》《聊斋文集》多种，却不如《聊斋志异》一书风行传后，声名响亮，盖过了所有的进士，甚至也高过赏识他的施润章、王士祯。我读《聊斋志异》是在中学时代，因为二舅舅藏书甚多，有整部插图的线装本，任我翻阅。那曲折的故事，雅洁的文言，加上引人想入非非的工笔插图，在没有电视也难见电影的蜀山之中，该是一个男孩最有趣的读物，难怪我就变成狐迷了。
幼珊也走过来，和我一人握一只狐狸耳朵，由我存照了一张相。周晖、基林看得有趣，在一旁笑起来，也一同入了照片。那天晚上，狐狸倒没有来找我，若非因蒲翁喝止，便是因我这书生太老了。
一百五十米的长廊弧形供着这十二尊铜像，顽铜何幸，这些伟大的、睿智的、威武的、多情的魂魄竟然来附身，而令这一簇灿亮的美名化成了栩栩然俨然的形象来默化我们，引我们见贤思齐，取法乎上。于是这神圣的长廊无限伸展，与四千载的历史悠悠的华夏光阴等长。青铜不语，而我却领悟了很多。
十二位人杰里，至少有一位圣君、三位哲人、三位兵家、五位政治家、两位教育家、两位作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农业家。加起来不止十二位，因为有好几位具多重身份，含各色光谱。这些人合起来可成就一个泱泱大国而绰绰有余。山东人自豪于“一山一水一圣人”，这壮语，金底黑字就赫然烙在山东大学赠我的纪念立牌上。山是泰山，水是黄河，而圣人又何止出了一位？
十二人里，好几位的事功都不是一山一水能限量。孔子的文范、孙武的武典，全世界都受启迪。大舜南巡而葬于苍梧，孙武仕吴，诸葛相蜀，王羲之挥毫于山阴，李清照苦吟于江南，戚继光更南靖倭患，北镇蓟州。不仅山东人以他们为傲，所有的中国人都以他们为荣。
我希望各省都能建自已的文化厅堂。
黄河一掬
厢型车终于在大坝上停定，大家陆续跳下车来。还未及看清河水的流势，脸上忽感微微刺麻，风沙早已刷过来了。没遮没拦的长风挟着细沙，像一阵小规模的沙尘暴，在华北大平原上卷地刮来，不冷，但是挺欺负人，使胸臆发紧。我存和幼珊都把自己裹得密密实实，火红的风衣牵动了荒旷的河景。我也戴着扁呢帽，把绒袄的拉链直拉到喉核。一行八九个人，跟着永波、建辉、周晖，向大坝下面的河岸走去。
这是临别济南的前一天上午，山东大学安排带我们来看黄河。车沿着二环东路一直驶来，做主人的见我神情热切，问题不绝，不愿扫客人的兴，也不想纵容我期待太奢，只平实地回答，最后补了一句：“水色有点浑，水势倒还不小。不过去年断流了一百多天，不会太壮观。”
这些话我也听说过，心里已有准备。现在当场便见分晓，再提警告，就像孩子回家，已到门口，却听邻人说，这些年你妈妈病了，瘦了，几乎要认不得了，总还是难受的。
天高地迥，河景完全敞开，触目空廓而寂寥，几乎什么也没有。河面不算很阔，最多五百米吧，可是两岸的沙地都很宽坦，平面就延伸得倍加复远，似乎再也勾不到边。昊天和洪水的接缝处，一线苍苍像是麦田，后面像是新造的白杨树林。此外，除了漠漠的天穹，下面是无边无际无可奈何的低调土黄，河水是土黄里带一点赭，调得不很匀称，沙地是稻草黄带一点灰，泥多则暗，沙多则浅，上面是浅黄或发白的枯草。
“河面怎么不很规则？”我转问建辉。
“黄河从西边来，”建辉说，“到这里朝北一个大转弯。”
这才看出，黄浪滔滔，远来的这条浑龙一扭腰身，转出了一个大锐角，对岸变成了一个半岛，岛尖正对着我们。回头再望此岸的堤坝，已经落在远处，像瓦灰色的一长段堡墙。更远处，在对岸的一线青意后面，隆起一脉山影，状如压扁了的英文大写字母M，又像半浮在水面的象背。那形状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无须向陪我的主人求证。我指给我存看。
“你确定是鹊山吗？”我存将信将疑。
“当然是的，”我笑道。“正是赵孟頫的名画《鹊华秋色》里，左边的那座鹊山。曾繁仁校长带我们去淄博，出济南不久，高速公路右边先出现华山，尖得像一座翠绿的金字塔，接着再出现的就是鹊山。一刚一柔，无端端在平地耸起，令人难忘。从淄博回来，又出现在左边。可惜不能停下来细看。”
周晖走过来，证实了我的指认。
“徐志摩那年空难，”我又说，“飞机叫济南号，果然在济南附近出事，太巧合了。不过撞的不是泰山，是开山，在党家庄。你们知道在哪里吗？”
“我倒不清楚。”建辉说。
我指着远处的鹊山说：“就在鹊山的背后。”又回头对建辉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
于是永波和建辉领路，沿着一大片麦苗田，带着众人在泥泞的窄埂上，一脚高一脚低，向最低的近水处走去。终于够低了，也够近了。但沙泥也更湿软，我虚踩在浮土和枯草上。就探身要去摸水，大家在背后叫小心。岌岌加上翼翼，我的手终于半伸进黄河。
一刹那，我的热血触到了黄河的体温，凉凉的，令人兴奋。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流到我手边你已经奔波了几亿年了，那么长的生命我不过触到你一息的脉搏。无论我握得有多紧你都会从我的拳里挣脱。就算如此吧这一瞬我已经等了七十几年了绝对值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又如何？又如何呢，至少我指隙曾流过黄河。
至少我已经拜过了黄河，黄河也终于亲认过我。在诗里文里我高呼低唤它不知多少遍，在山大演讲时我朗诵那首《民歌》，等到第二遍五百听众就齐声来和我：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我高呼一声“风”，五百张口的肺活量忽然爆发，合力应一声“也听见”。我再呼“沙”。五百管喉再合应一声“也听见”。全场就在热血的呼应中结束。
华夏子孙对黄河的感情，正如胎记一般地不可磨灭。流沙河写信告诉我，他坐火车过黄河读我的《黄河》一诗，十分感动，奇怪我没见过黄河怎么写得出来。其实这是胎里带来的，从《诗经》到刘鹗，哪一句不是黄河奶出来的？黄河断流，就等于中国断奶。山大副校长徐显明在席间痛陈国情，说他每次过黄河大桥都不禁要流泪。这话简直有《世说新语》的慷慨，我完全懂得。龚自珍《已亥杂诗》不也说过么：
亦是今生未曾有
满襟清泪渡黄河
他的情人灵箫怕龚自珍耽于儿女情长，甚至用黄河来激励须眉：
为恐刘郎英气尽
卷帘梳洗望黄河
想到这里，我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对着滚滚东去的黄河低头默祷了一阵，右手一扬，雪白的名片一番飘舞，就被起伏的浪头接去了。大家齐望着我，似乎不觉得这僭妄的一投有何不妥，反而纵容地赞许笑呼。我存和幼珊也相继来水边探求黄河的浸礼。看到女儿认真地伸手入河，想起她那么大了做爸爸的才有机会带她来认河，想当年做爸爸的告别这一片后土只有她今日一半的年纪，我的眼睛就湿了。
回到车上，大家忙着拭去鞋底的湿泥。我默默。只觉得不忍。翌晨山大的友人去机场送别，我就穿着泥鞋登机。回到高雄，我才把千土刮尽，珍藏在一只名片盒里。从此每到深夜，书房里就传出隐隐的水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