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常上访”仍是访民与政府间的博弈？_非正常上访

“非正常上访”仍是访民与政府间的博弈？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非正常上访”。

“非正常上访”仍是访民与政府间的博弈？

原题为《信访求变》 习近平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强风险研判，加强源头治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小问题拖成大问题，避免一般性问题演变成信访突出问题。

自2013年颇具争议的信访排名制度取消之后，替代性政策陆续出台，其中包括“点对点”通报，以及不再受理涉法涉诉及未依法逐级走访的信访事项。新政策旨在化解首都的信访压力，从基层解决民间矛盾，通过司法手段等了结信访事项。信访政绩观难断 2005年5月1日，修订后的《信访条例》付诸施行。《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

这一通报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演变为“以排名的形式通报”。即每个月，国家信访部门都会对各省“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排名。相应的，各省信访部门会对本省的“非正常上访”人次数进行分流之后，对下辖的各地市进行通报排名，直至县市及乡镇政府。

由于信访案件多发于基层，辖区内访民进京上访次数与当地党政领导的政绩直接挂钩，严厉的考核指标对基层干部造成了巨大压力。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曾经对乡镇政府信访考核实行“百分制”，其中“减少越级上访量”一项就占50分。在中央大型会议等“特别防护期”，如发生进京非正常上访，要扣分。由此导致的后果便是基层政府对信访十分抵触。制度陷困境 余诚（化名）在南方某省信访局已工作近20年。在他的记忆中，2000年之后，信访数量逐渐上升，“2004年的时候达到一个高峰期，也就是‘信访洪峰’。” 余诚分析，“信访洪峰”由多个因素共同造成。“群众的维权意识在觉醒，同时我们的经济在2000年左右快速发展，城市化改革以后，城市的建设步伐加快，很多房屋拆迁，农村土地征用，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这是两大块，就爆发出来。还有一块比较多的是，在90年代末的时候，全国都进行企业改革，把一些经济效益不好的改掉了，有一些企业改制引发职工不满……职工认为企业存在资产流失、职工待遇低等一系列问题，主要以这三个问题为主。”

随着《物权法》的出台，民众产权意识提高，近年来的征地拆迁相对规范，与之相关的信访案例也相对减少。余诚表示，目前许多信访案例主要与环保和劳动保障相关。同时金融领域的案例近年来层出不穷，“P2P之类的，泛亚、易租宝，这是大的，还有好多小的……这就涉及到群众切身利益，影响较大，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定时炸弹。资金都已经没了，这些钱基本找不回来，很难处理。” 根据《信访条例》规定，对信访事项的处理实行“三级终结制”，即同一信访事项经过三级行政机关进行办理、复查、复核做出决定后，信访人仍然以同一事实和理由提出投诉请求的，各级人民政府信访工作机构和其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

“个体反复上访的，合理性很低。什么时候合理性高呢——集体上访。因为那么多群众共同反映这个问题，说明有合理的地方。但是对于个体反复反映问题的，如果合理的话基本就解决掉了。有些人要求过高，没办法解决。解决了你还有其他人呢，还有公益性呢。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拆迁的，评估为300万，他到北京去就要三千万，这个没办法解决，不然其他老百姓呢？一般来说到北京上访的合理性不高，也许可能有一些上访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我二十年工作经验来看，总体合理性不高。”余诚说。

在实践之中，信访人由于其利益诉求未能得到满足，即便已经过三级机构处理，仍然坚持上访的情况并不少见。而信访排名对基层政府的压力，使得信访成为了访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博弈。

余诚承认，“很多非正常上访者的事情都很难处理，或者有些已经处理过，他今天去、明天去、后天继续去，就因为一个人占了一个县的全部指标……他一个人就去七八次。他一个人反复越级上访，给你施加压力。”

在重大会议期间进京上访，也由此成为许多访民的选择，“他就是要通过这种场合、这个时间点，给地方党委政府施加压力，因为你紧张啊，紧张我就去。你不让我去，你就满足我的要求。”余诚说。

由于担心信访人进京“非正常上访”，除了采取暴力截访措施外，地方政府在维稳的压力下，有时也会采取妥协方式处理。

2012年，湖南某市的一位驻京办工作人员，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称，劝返接人是硬任务，虽然也一再强调禁止暴力，但实际上是禁止发生恶性事件，暴力无法完全避免，否则没有办法把人顺利接回。

截访过程中的暴力、恶性行为，使得信访问题愈加复杂化。“本来只讲一个问题，后来变成腐败问题，后来又变成受到打击迫害的问题，一步步往上走。” 即便到了北京，国家信访部门也难以解决全国各地访民的诸多诉求。

信访制度新变 信访排名的取消，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彻底摆脱了信访压力。“虽然不排名了，但是现在有非正常上访的人去，名单还是会给你这个省，作为一种公共管理（信息），会反馈给你。”余诚说。

“不排名了，事情还是要处理的。虽然不通报，但是不代表上面不知道数据。假设某省特别多，那就会通报省委省政府，叫省领导到北京来谈话，这就叫‘点对点通报’。但其他省的情况不告诉你。”

这就是取代信访排名的“点对点”通报制度，通过信访约谈制度对地方工作进行监督。

长期积压的信访问题并非朝夕之间能解决，信访排名取消之后，部分地方政府积极截访的思维却仍未转变。据东北某市的一位信访干部透露，今年巡视组进驻该市，所有公检法系统全部抽调人手，在市里截访。人盯人，坚决不能让上访者接触到巡视组。法院系统也从下属各县市抽调人手，统一住在宾馆。由于老上访户已经被全部盯住，所以事情并不多，但仍然必须坚守。

至两会前夕，该市的截访任务更重了，各单位再次抽调人手奔赴北京。提出的目标是，坚决不让任何一个访民在最高院信访中心、国家信访局等地登记上。

两会结束后，大部分截访干部都立即回去工作，但仍分配部分人员留京，继续长期盯防。

除“点对点通报”外，另一个制度变化也为信访工作带来了不少改观，2014年5月，《国家信访局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受理办理程序引导来访人依法逐级走访的办法》实施，不再受理涉法涉诉及未依法逐级走访的信访事项。

为保证“逐级访”能真正解决问题，国家信访局重点督查了各地未落实的“逐级访”情况。

2015年3月，国家信访局会同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等部门组成督查组，分别到河北、吉林、黑龙江、江西、湖北和贵州等6省对80件信访事项进行了实地督查，并邀请媒体记者全程参加。

据《新京报》报道，督查组在督查35件诉求类信访事项的同时，首次增选了45件依法逐级走访事项，重点督查信访事项受理、办理、送达、录入等工作程序的执行情况，进一步规范信访事项办理工作。

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此前曾表示，今后实地督查要成为一种常态，引导各地各部门把精力放在落实改革措施、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上来。

2016年3月，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组成督查组，两年多来第十次对信访事项进行实地督查。此行中，督察组还首次对前期已实地督查的信访事项进行回访，检查具体落实情况，确保督查事项“案结事了”。

督查组组长张仁光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如果有信访人以越级走访施压的话，中央督查组会引导其逐级走访，以免除奔波之苦。只有在地方有了处理答复意见、信访人不满、我们发现确有疑点时，才可能列入督查事项。如果信访人不走正当程序，不找地方有权处理部门，直接找中央反映，只会延长受理处理过程。”

（实习生杨翔宇对本文亦有贡献）

记者/吴如加

编辑/段文

美编/黄静新媒体编辑/丰泽 马茹均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22期，总第587期。《两瓶茅台一条中华：陨落书记最懂“潜规则”》 《新规执行，“官太太俱乐部”或成历史？》 《北京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