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_苏联亡党亡国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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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

冯精志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第二十八章

文学：“我们害怕解冻可能”

1926年《新世界》杂志上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小说以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当局认为是影射斯大林，《新世界》杂志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多次检讨，30年代被处决。

马雅可夫斯基一直对革命包含热情，他的讽刺剧《臭虫》和《澡堂》得罪了当局。他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爱情遇挫，1930年4月拔枪自尽。

高尔基，1906年写成长篇小说《母亲》和剧本《敌人》，标志着创作达到新高峰。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还是自传体长篇小说三部曲《童年》、《人间》和《我的大学》。高尔基特立独行，文学创作与苏维埃没什么关系，很难让他歌功颂德。西方关注高尔基对苏联现状的评论，作为相对 客观的一把尺子。

1921年，高尔基出国。关于出走原因，苏联当局解释为养病。1928年，高尔基回国，带着种种疑惑，眯缝着不大的眼睛，审视着祖国现状，看了一圈又跑到意大利了。1931年，高尔基回国。苏联当局称，打动了高尔基的是俄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是苏联的工业化成就。这种说法实在文不对题。

苏联作家协会不仅掌握作者的创作命运还有生杀予夺之权。《文学报》一篇文章可以让作家永远沉默，作协总书记一个条子便 可把作家送进劳改营。苏联作协不是一个创作群体，而是执行斯大林等人指令的衙门。

30年代后期，党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 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肖洛霍夫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新自去莫斯科进行辩明，才得解脱。他在回忆录中说：”恐惧和压抑是弥漫着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共有心理。

左琴科，十月革命后为了挣稿费糊口，写过几篇关于列宁的故事。有一篇把列宁描写为温厚、仁慈的人。作为对比，加入党内一个粗鲁的官员。左琴科说：“我犯了一个职业作家不可饶恕的错误。我在《列宁与哨兵》中先写了一个‘留山羊胡子的人’。但从他举止上能看出捷尔任斯基来。可我并不想指具体的人，便 随手把山羊胡子改成小胡子。我写的留小胡子的人如何不知分寸，蛮横粗暴，列宁像训斥小孩那样训斥他。斯大林认为我写的是他，或别人提醒了他，因此不肯宽恕我。”„„从20年代后期起，他就受到猛烈抨击。他受到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家协会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

肖斯塔科维奇说：“这是鸡的心理。鸡在琢食时，只看到眼前的谷粒，别的什么也看不到。就这样，它吃了一粒又一粒，直到农夫扭断它的脖子。斯大林比谁都懂得这种鸡的心理，他知道怎样对付小鸡，它们都在他手上得食。”

列宁时代杀掉了诗人古米廖夫，在斯大林时代，悲剧并没有终结。

从30年代到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涛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二十大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左右。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1957年春夏天，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

帕斯 捷尔纳克1-0年埋头写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8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苏共主席 团指示《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

第32章

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最后的知识分子

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太大变化，奉行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时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痫发作般地间歇性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去斯大林化（1956），去毛泽东化（1978）——22年 回归左，勃列日涅夫（1970），？——

（见33章：在苏斯洛夫的倡仪下，“菲斯大林化”退居幕后，“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后来成为“苏共智囊人物”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说：这次反复“不是用一个正式的法令、一项专门的决定去推行的，它是渐渐地、一步步地把社会生活笼罩起来的，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巩固起来的。那些想要回到斯大林主义的人，则是有意识地加以推动”。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精神教父”的雅科夫列夫说：在苏联社会“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局面。只要最高领导一停止施加压力，使社会实现非斯大林主义化的种种努力、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设制几乎无须下达新的补充指示就会自动恢复原状，就像被按倒的不倒翁一样，只要手一松开，它马上便 直立起来，或者像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不再用脚蹬，它就向一侧倒下去。”

„„赫鲁晓夫给苏联社会注入的活水已蒸发殆尽，烦琐理论研究成风，僵化的教条主义盛行，有创造性的思想被排除出社会科学领域，克格勃活跃起来，鼓励告密，检查私人信件，偷听电话，人与人之间重新相互戒备。“苏共中央的高级负责人，甚至中央书记，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尖锐话话题时，也常常看看电话机，作出一种明显的手势——把手指发按在嘴上，并转到另一个话题。”

70年代中期，新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已无声无息，新经济体制被旧经济体制吞噬了。只是这会儿毕竟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也不能像斯大林那样行事。于是，新经济体制被施行勃列日涅夫式的“安乐死”。（1960年代开始新经济体制立竿见影。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 销售额比全行业平均高出3个百分点，利润率高出一倍。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八五计划”（1966-1970）好于以往的五年计划。）

有必要提及，当年尖锐批判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在苏联解体后并没有雀跃，而是发生了根本转变。

梅德维捷夫说：“判断历史的主要的标准只有一个：他接管国家时的状态和离开时的状态。我一向反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所作所为，但他1924年接管国家时，国家处于可怕的状态之中，而在他离开时，国家成了超级大国，国际威望大增。”

流落德国的小说家季诺维也夫大为感慨：“我写了30本分析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书，30本反对 共产主义的书。要是我早知道所有这一切会有如此的结果，我永远不会去写这些书。”

被西方人赞为反共斗士的马克西莫夫居住在巴黎，面对如今的祖国现状，这样说道：假如知道自己过去写的书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就不会写那些书；假如知道苏联这只大船会沉没，他就不会去摇撼这船。

很奇怪吧？这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当初他们极力反对 的极权制度一旦坍塌后，他们对它产生了深切向往；他们曾经深切憎恶的斯大林主义一旦成了垃圾，他们却在垃圾堆旁唏嘘。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昨日的愤怒只是怒苏共不争；他们昨日的谴责只是希图俄罗斯 富强。这种知识分子以前有过，以后不会再有了。按照19世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来套，他们是俄罗斯最后的知识分子。

33章 “新经济体制”无果而终，分利集团脱颖而出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出现利益集团，而当时领导干部不能超过三届，加之干部队伍流动性较大，制约了利益集团的持续性发展。勃列日涅夫执政后，由于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实际上形成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导干部没有了后顾之忧。勃列日涅夫曾经公开说：“靠工资谁也活不了”，似乎默认了谋私不可避免，导致以权谋私成风。勃列日涅夫带头大搞裙带之风，使得利益集团在数量，规模和谋私程度 上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分利化是指社会中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各自拥有的可供交换的资源的不同（包括知识、能力、劳动技能、权力、地位、影响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等）以及市场对其资源的需求程度的不同，从而在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多少与获取利益的机会、条件方面出现收入上的越来越大的差异，其结果就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层，并在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同的分利集团。

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领导权；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 ；马列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淡出；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据估计，在80年代初，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子经济”的收入达到数十亿卢布。

由于利益集团抵制或扼杀每一个改革举措，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积累，小疾拖成大病。

苏联出现了不思变化的上层，希望沿着既有道路 走下去。„„根据奥尔森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微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