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产业垄断背后的委托代理关系_烟草产业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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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产业垄断背后的委托代理关系

烟草专卖局（公司）在烟草专卖制度中，事实上是分别与国家和烟农之间建立了各自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国家与烟草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家在考虑制定烟草领域的政策时，会倾向于其代理人烟草公司；而烟农和烟草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着不平等的交易关系。而这两组委托代理关系，给烟草专卖局（公司）所带来的烟草产业链中的获益优势，正是其极力维持烟草专卖制度的关键。

国家与烟草专卖局（公司）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国内的烟草公司属于国有企业，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处于委托人地位；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则作为国家的代理人，管理整个烟草行业，作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中国烟草总公司则负责经营该产业。这样关系的背后，隐含着一个契约条件，其逻辑是：国家赋予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司）拥有对烟草行业政策性垄断经营权，与此同时，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司）则要为国家实现税利最大化的目标。事实上，“国家利益至上”的表述确实出现在国家烟草专卖局所提出的全行业价值观中。

从经济利益即国家财税收入角度，国家在考虑制定烟草产业政策时，优先考虑的必然是收入的最大化，之后才会考虑到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国家烟草专卖局（公司）作为代理人，其通过国家政策赋予的、特有的行政垄断权力，为国家谋取了超额利益。在这样的逻辑关系之下，在烟农和从事烟叶原料收购的烟草公司两者的利益权衡上，国家政策必然会更偏重于烟草专卖局（公司）。于是，在现有的制度下烟叶产销流程中，财税收入的受益者国家及地方政府，对烟草专卖局（公司）的业绩考核，则会是以产量完成情况、烟叶质量、实现的税利总额等指标来衡量评价。

烟农与烟草专卖局（公司）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在烟叶原料购销交易过程中，烟农作为烟叶的原始所有者和售卖者，其属于委托方；地市级烟草专卖局（公司）作为烟叶原料在一级市场中的购买方，属于代理方。两者背后所隐含的契约条件：烟农按烟草专卖局（公司）的计划指标种植生产烟叶原料，在收割和初烤后交由烟草公司负责销售；烟草专卖局（公司）则按照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烟叶等级标准，以公司内部相关专业人士（而非第三方机构）自身的判断对烟叶进行分级，并按照当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制定的不同等级的梯度价格，收购烟农的烟叶。

在这样的交易过程中，基于两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会出现不平等的博弈关系。首先，烟草专卖局（公司）作为代理方，处于优势地位，其掌握几乎完备的市场相关信息，比如烟叶原料调拨价格（跟卷烟工业企业间的交易价格）及卷烟工业企业的市场需求情况，以及产销过程中的各种成本和费用等。相对而言，作为委托方的烟农则处于弱势地位，一则由于烟农分散，单户个体经营规模小；二则烟农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即使在整体的农业人口中，烟农也多处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理区域，这就造成烟农总体市场意识极为薄弱，谈判及议价能力完全处于劣势，尤其是在烟叶分级环节。

由于分散性，单体的种烟农户几乎没有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利益集合体，与烟草专卖局（公司）进行博弈，更谈不上对其监督。再加之该人群，素质较低，信息不对等，对相关产业政策，尤其是烟草专卖局（公司）在烟叶购销过程中的获利程度等关键信息，无法判断自身所得利益是否合理。

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对代理人没有选择权，亦无监督权，作为代理人的烟草专卖局（公司）就会在这样的购销活动中，更倾向于压缩作为委托人――烟农的利益空间。在此情形之下，作为委托人的烟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维持这样的不平等委托代理关系，要么通过放弃种植烟叶而选择结束这一委托代理关系。

事实上，作为烟草产业的最高直接管理机构，国家烟草专卖局，试图通过一种“补偿机制”来尽量防止这一委托代理关系的瓦解，即所谓的补贴政策，在烟草业内也被称之为“工业反哺农业”。由国家烟草专卖局从烟草产业的总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投入到烟叶种植产区的农业基础建设或其他一些相关性的补贴。但这样的补偿机制，且不论其“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本质，单其程度和效果，也仅仅够勉强维持烟农种植烟叶的积极性而已，甚至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