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_当前中国对外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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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研讨会
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主办，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暨“国际经济新变化与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理论研讨会于2011年9月17-18日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隆重举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主持开幕式。辽宁大学常务副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会长余永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科研局局长晋保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张东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佟志武分别致辞。
晋保平副秘书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是我院主管的107个全国性学会中办得非常优秀的一个学会。一个优秀的学术团体，应该学术领先，始终引领本学科的发展和创新，并且代表本学科最高的研究水平，赢得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尊重；应该团结凝聚全国的学术同行，并定期地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使大家有条件能够深入地进行学术交流，能够推出既有理论贡献又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应该尊重对年轻人的培养，为年轻一代提供最好的学术环境和展示平台，使我们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张东刚副司长在致辞中正式地发布：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已被教育部列为中国高校部级的优秀成果奖，这种认定首先是对浦山先生的怀念和敬仰，同时也对我们中国的广大研究工作者的尊重和鼓励。他说，世经学会是国内有着非常重要地位的学会，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影响力和美誉度不断提升。他期待学者们能在以学术的贡献为党和政府的服务发挥更强大的理论支撑和技术贡献，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不断概括出理论，形成有说服力、影响力、感召力，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向世界发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声音，不断提高中国学术的国际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会主题发言中，围绕“世界格局的演变与前景”、“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欧洲债务危机的下一步演进和对中国的影响”、“当前国际背景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日本灾后经济与中日经济互动的新内涵”、“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等主题，9名国内杰出学者和业界精英做了报告，在评论和讨论中碰撞出极富冲击力和启发性的思想和观点。
一、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与前景 1.“格局性变化”与“静悄悄的革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格局进入了一个转型变化期，通过观察历史可以看到，真正的革命都是静悄悄的发生的。正如工业革命一样，深处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所处的时代就是影响人类生活、影响人类进程的革命时期，而当今的世界正进入一个非常关键的转型时期，处于“静悄悄的革命”进程中。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研究员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基础性问题，也是指标问题，这场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和影响了世界经济格局。在全球化和各国的发展中，虽然没有炮火和硝烟，但世界格局在二战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内在的革命就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全球过去的几场危机和这种变化是有关的，“静悄悄的革命”的提法值得深思。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稻葵教授认为“静悄悄的革命”不仅是对客观的、正在进行中的、到目前为止的国际形势演变的一个描述，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主观愿望。同时他认为，尽管主观上讲中国人不希望有剧烈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且从应对革命的准备上，我们在人才储备、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等方面是不足的，但是，客观现实可能会背离我们的主观愿望，世界的格局可能会以某种比较激烈的方式在未来演变。
2.世界经济格局的确定取决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
张宇燕认为世界经济格局中，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各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及其背后蕴藏的利益关系。世界格局的主要体现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国之间在面临利益和博弈时达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表现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我们关注国际或国际制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体系或制度是非中性的。一个国家对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影响力主要由经济实力、货币的力量和价值理论（软实力）三方面因素决定。各国博弈，讨价还价的焦点主要就在于未来国际规则的确定。未来十年对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至关重要。中国和许多新兴经济体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应发挥应有的作用。
3.不确定因素对世界格局及其变化的影响
张幼文认为认识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关键是理清四个不确定因素：第一，导致这场危机的世界经济不平衡走向何方；第二个，美国经济地位下降后，什么国家可以引导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世界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第四，世界从产品合作体系到要素合作体系这样一种转型会走到什么地步，会怎样进行发展。
4.世界经济格局是否会出现大变动？
与会的很多专家认为当前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严峻，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顾问杜厚文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无论是军事方面、经济方面、金融方面、科技方面看，美国在未来二十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基本格局不会变化，欧洲的情况也没有大家所想的那样严重。杜厚文对美国和欧洲依然充满信心，他认为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就谈到了美国经济衰落的问题，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都不会垮下去。
二、欧洲债务危机的发展、演进与前景 1.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首要原因是信贷的扩张、房地产泡沫及由此产生的银行风险控制问题。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危机之前都存在信贷扩张状况。信贷扩张可能与欧元区的成立有一定的关联，加入欧元区后，处于边缘国家的风险溢价大幅下跌，其借贷成本降低，由此助涨了信贷的扩张，在爱尔兰、西班牙、英国都出现了房地产泡沫第二个原因是财政政策缺乏监督。欧元区成立后，很多国家的财政赤字率超过了马约要求的3%以下的规定。希腊、葡萄牙赤字率长期高度超过规定，但是市场却忽视了这一点，仍然以低利率向其提供任资金。第三，金融危机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导火索，金融危机使欧洲央行损失惨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银行坏账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出现的大量的坏账转嫁到银行，最后银行又转嫁到政府，政府为金融危机买单。但是同时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税收收入下降，支出方面却存在刚性。此外，欧元区自身的缺陷也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欧元区是一个货币联盟，但它并不是一个财政联盟，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经济政策的协调，各国财政界都比较松散，而危机爆发后，这种制度缺陷使得各国缺乏统一的政策来应对。
2.欧洲债务危机下一步的演进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认为欧债危机还要继续恶化，甚至严重恶化。欧洲的危机已经从开始的第一阶段演进到现在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债务本身的问题，私人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比如希腊的债务会违约，推高其收益率，这些国家政府要支付的利息会增加，导致在财政支出的比重大幅上升，原来是一个可持续的财政状况，也会被市场推成一个不可持续的情况，这是财政或者债务危机的第一个阶段。现在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银行开始出现问题，最近的数据表明银行间的违约风险比正常情况下提高了八倍。因为银行持有这些大量危机国家的债券，银行的减持会导致企业的资产违约风险增加，银行与银行之间开始出现非常不信任的状态，银行的流动性的出现紧缩。随着危机的深化，大国或者相对健康的国家救助弱国的意愿在下降，债务危机本身也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过程，和以前相比扩大了十倍，救助的人均成本大幅度提高，导致救助的可行性下降。一些比较乐观的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国肯定要救小国，当时就说希腊不会违约因为许多大国持有希腊的债券，如果他一旦违约的话，大国的银行都不行了，为保护自己一定要保护他，这个观点在五六个月以前还基本成立，因为当时要救的只有
一、两个国家，救助成本的上升导致救助可行性的下降。
3.欧元区是否会瓦解？
汪涛认为，不论是弱国还是强国，离开欧元区的代价很大。弱国如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代价是巨大的，首先是主权债务是违约，退出以后其本币就会贬值，而希腊的债务又是以欧元计价的，其债务成本是非常高的，只能违约，违约后，没有欧元区的保障，希腊没办法再借到钱，国家违约后企业要违约，银行体系会崩溃，国际贸易会崩溃，而本币贬值对希腊没有太大的好处，预计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话那么它第一年的成本就会达到GDP的40%到50%，之后还会有每年巨大的成本。德国这样一个强国，如果退出欧元区，可能有些企业也会出现违约，其银行体系可能需要注资，如果德国退出的话，今年的成本大概相当于GDP的20%到25%，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德国把希腊、爱尔兰等国全部拯救下来，成本要比前面的20%到25%小，这只是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是更难以计算的。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软实力要下降的，历史上每一个现代法定货币的瓦解带来某种军政、独裁或内乱，所以欧元区虽然出现诸多问题，但往后走的风险可能更大一些，成本会更加巨大。
4.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认为，欧洲是否能解决当前问题？简单来说只要看四个指标：经济增长速度、基本赤字增长速度、利息的支付问题、通货膨胀率。欧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欧洲很难降低财政赤字，因为这会引发政治问题，利息支付取决于外国人是否能买欧洲的债券或欧洲央行能不能把利率降下来。欧洲债务危机的解决只有两个途径，一个是通过国内各阶级博弈解决财富问题，减少赤字，第二个是还有很多傻瓜去买欧洲的债券，如果大家不买欧洲就会有问题。
李稻葵认为欧洲短期内很难避免个别国家的违约，从目前来看，尽管欧洲各国的结构性的基本财政赤字并不太严重，但是国际社会，投资界，金融界，资本市场对欧洲是非常担忧的，资本市场从长期看是非理性，资本市场对欧洲的分析本质上是错的，较高的风险溢水，使希腊等国举债成本很高，短期内这些国家进一步财政紧缩是非常困难的，唯一的可能就是违约，违约之后把大量溢水包袱给甩掉，同时通过违约将这些国家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将欧洲国家的财政进一步缩减，财政支出中55%是用于福利开支，其削减的空间非常大，所以欧洲个别国家如希腊可能出现违约，违约之后，那么这些国家不得不进行内部的改革，削减福利开支，通过削减福利开支的方法降低实际工资，降低单位劳动成本，跟上德国人的步伐。违约之后，德法的金融机构会马上出现问题，会带来新的一轮金融动荡。汪涛认为欧洲目前的阶段要通过一揽子计划稳住市场信心，包括欧洲央行扩大购买主权债务的数量，要容许弱国债务有序的重组，欧洲实现某种程度的一体化，弱国要在宪法或财政的可持续性逐步减少赤字，而强国应有一定的财政转移，当然弱国要出让一部分财政主权，赢得改革的时间，为长期解决欧债问题打下基础。
三、欧洲与美国的经济问题：孰重孰轻？
一方面是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欧洲债务危机，一方面是对全球经济增长有重大影响的美国经济问题，两者的轻重缓急及发展趋势的比较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这一问题首先由李稻葵教授的发言引出。李稻葵认为当前世界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危机是在欧洲，但是未来世界重大的危机可能来自于美国。欧债危机调整相对较快，可以在三、五年之内能够解决，但是美国问题却是很难在几年内解决。原因有三个方面：第一，从基本面上来看，欧洲的情况比美国要好很多。第二，从问题的表现看，欧洲的问题已经充分暴露，而美国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充分暴露。第三，从政治经济协调角度看，欧洲的改革要比美国更容易。因此美国的情况可能更难解决。欧洲危机和美国问题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力不同。欧洲危机不一定是一个格局性的变化，欧洲欧元的设计本身就有矛盾，会反复出现，这本身是一个调整的过程，而美国出现的二元经济问题对世界格局有重要影响。
马骏、汪涛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海洲等则认为欧洲债务危机比美国的危机更严重。
马骏认为，由于欧元区的体制中没有解决债务问题的功能，出现短板效应，几个最差国家的表现即决定整个欧元区的表现。汪涛认为美国下一轮危机要在五、六年以后，时间上看比较久远，欧债危机则是迫在眉睫的危机，可能更值得关注。黄海洲认为美国未来五年没有李稻葵讲得那么悲观。美国的债务问题的关键点是人们对美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实际上美国国债问题由来已久，其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要靠增长，然后再靠通货膨胀，增长是治本，通胀是治标。这里的通胀是广义上的通胀，第一是物价的增长，第二是资产价格的通胀，还有货币贬值等。如果欧洲出问题，可以买美国的国债，欧洲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很严重，仅是轻度衰退，反而会对美国经济有好处。美国的金融、政府与居民部门出现了问题，但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问题。在未来四五年之内美国经济会有问题，但起伏有多大取决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五年或六年后美国经济会恢复到3%经济增长率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五年以后美国经济可能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余永定认为前面两种观点没有本质的区别，欧洲和美国的问题区别在于长期与短期，快与慢的问题。从长期来看，美国问题是更大的问题，美国和欧洲都有债务问题，美国不仅有非常大的内债，而且有非常大的外债，欧洲则基本没有外债，所以欧洲基本是内部老大老二老三的斗争问题。从短期看，欧洲的问题更迫在眉睫。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向阳认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问题上，美国比欧洲有更多的政策工具。美国作为全球霸主有特殊地位，既可能投放货币，也可能通过货币贬值。而南欧国家完全做不到这一点。
四、日本、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日本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认为日本地震后经济复苏较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日本经济能较快复苏的原因是，第一，企业的国际化对促进日本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国的救市政策，新兴市场国家的强劲需求给日本带来了机遇；第二，日本不是政府的中央治理机制，而是日本的精英治理机构使执行部门不受政权迭的影响而延续其原来的发展模式；第三，日本这场危机中形成了全民摆脱危机的共识，日本各界对日本经济复苏充满信心。
孙立坚认为日本供给方面的比较优势是日本经济长期发展的支撑力量。解决日本经济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增长和出口，给国民创造可持续的收入，支持国内的结构调整，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增强日本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徐康宁教授认为，日本经济是“远虑大于近忧”。日本在灾后很快走出来，日本今天面临的经济环境与和三十年前相比完全不同。如果日本当初能够很快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发挥了其的比较优势，创造了亚洲的雁形模式。近年来，随着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兴起，日本制造业的优势今天依然还存在，但是已经不太充分，如果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更多的是靠其的经济实力，日本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会下降。
2.中日经济合作的空间及面临的挑战
孙立坚认为中日经济合作方面存在几方面的矛盾，包括日本市场的开拓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间的矛盾、日本从美的政治体制和亲中的企业体制之间的矛盾。危机之后，日本倾向亚洲一体化，寻求亚元存在的可能空间。日本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希望人民币国际化业务方面的合作，寻求增长的源泉。
五、俄罗斯的经济现状与前景
1．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及评估
辽宁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程伟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独立的二十年,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叶利钦时期，被西方称之为产量下降的一代，经济各项指标急剧恶化；第二阶段普京时期可以称为较快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梅普组合以后，现在经济进入了遭受重创时期。虽然国内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非常糟糕，但是在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指标还可以，是因为俄罗斯政府在反危机过程中，把反通胀和控制失业作为首要目标。总体看，俄罗斯反危机的经济现状，经济上是严峻的，但政府是可以控制的，老百姓是可以理解的。
2．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程伟认为，俄罗斯现代化的有利因素，第一，俄罗斯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要提高技术产品和新经济产品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第二，俄罗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很好，对经济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第三，俄罗斯建立了２４个特区，包括远东、西伯利亚开发问题也纳入日程，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不利因素方面，第一，过去俄罗斯主要依靠内需和外贸来拉动经济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占20%,在未来外贸和内需作用下降的情况下，投资是否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二，俄罗斯的通胀率虽然有所降低，但仍处于7%的较高水平，由此带来的较高的贷款利率是振兴企业的不利条件。
3．后危机时代俄罗斯的前景及在国际上的地位
程伟指出，俄罗斯第二个十年规划是采取两步走战略，2011年到2015年重点为实现创新经济或现代化打基础，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打基础。第二个五年保五争六，2016年到2020年在创新经济基础上实现5%到6%的增长速度。2020年总的目标：进入世界五大强国行列，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对未来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当中，俄罗斯是不容忽视的力量，大趋势上看还有可能是提升的态势。杜厚文认为，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美国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一定是军事力量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那些小国是不能成为强国的。
六、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及中国的角色 1.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再认识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乔依德研究员认为，认识对象的变化和认识主体所处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认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全球信用，全球管理。这一目标在短期内可能难以实行，可采取过渡方法，即建立有管理的多元储备体系。实行自愿货币合作。改革中应加强FDI的作用，改善IMF的治理结构。
乔依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丁一凡研究员指出开放资本账户、人民币自由兑换并不是人民币进入SDR的必要条件。IMF没有要求一个货币进入SDR时必须是可自由兑换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时候还存在资本管制，凯恩斯和怀特都认为资本管制对促进国际贸易包括投资是有利的，而非有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元和马克进入SDR的时候，日本和德国都是实行资本管制的，实行汇率挂钩，中国完全有理由对现在国际上的要求提出反对。
2.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的中国角色
上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潘英丽教授认为，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已经具有核心的地位，但是我们对此的认识还没有到位。现在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重大的缺陷是，对美元的过渡依赖的同时又无法约束美元，美元很可能陷入一个慢性危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很可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因此中国应该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最大的推动力量。从目前的政治的格局来看，中国是无可替代的核心的推动力。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的方案，归结起来有三个：一个是世界美元本位制，第二个方案就是SDR走向全球单一货币，第三个方案是建立多元储备货币体系。现行体系虽对美国具有吸引力，但长期是对美国经济存在威胁。从长期来看，美国应与中国合作，创建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环境。中美合作方式是，中国维持美元稳定，美国支持中国主导亚洲，中国开放金融和服务业，美国开放实业，中国加快转型，美国进行技术援助。
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策选择
（一）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1.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余永定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世界经济的复苏处于停顿状态、美国和欧洲的债务危机严重、商品价格上升、发展中国家面临一种新的危机，即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危机。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必将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造成影响，中国出口依存度较高，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要有高度的警惕。美元贬值及美国国债风险度的提高，都会使中国外汇储备面临遭受严重损失的威胁，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而且是新的挑战。2011年中国的主要的任务是反对通货膨胀。从下半年来看，通货膨胀形势有所好转，希望明年也会有所好转，但是前提条件是外部经济环境应该较好。如果美国采取一种极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果通货膨胀主要表现在商品价格的通货膨胀，如果这种价格的上涨非常严重，那么会对中国有非常大的危险。中国未来的通货膨胀会是一种长期化的趋势，因为工资在上涨，收入在上涨，而这种变化趋势本身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中国抑制通货膨胀的任务是长期的和严峻的。中国的长期的挑战，一方面是中国的不平衡，双顺差。第二个就是中国缺少技术创新、技术革命的能力。
2.中国的双顺差问题
余永定着重强调了双顺差的原因及解决思路。中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顺差及资本项目顺差。多年来，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主要来源并不是经常项目顺差而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这一点来看，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比经常项目顺差所造成的损害更大。中国双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FDI的挤出效应。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回报率是高达20%以上，而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为1%-2%。为什么是在中国是22%，33%投资机会，中国又是高储蓄的国家，中国不在本国投资而要到美国投资？原因在于中国存在大量的所谓的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各个省竞相通过提供极为优惠的条件来吸引外资。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被外资占有，中国具有大量的资源需要利用，中国有一部分在国内的占有的项目是比较低端的，剩下的资源只能是先出口，出口后把赚来的外汇买美国的国库券，所以中国FDI政策在早期是有它的合理因素的，在现在是有非常大的问题，是造成中国目前有大量顺差的重要原因。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纠正缓慢，现在经常项目顺差的增长速度缓和了一点，但是还是在增长。金融危机前中国的资本项目顺差大量的增加，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增速下降后，现在又在上升，未来一段时间内，逃离美元资产、欧元资产、日元资产的资金将可能流入中国，这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
3.价值重估效应
余永定认为，在中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对中国资产的价值的冲击是非常大，存在价值重估效应。美国在2002年—2007年之间，有一个所谓的“两万亿美元没了”的问题，美国贸易逆差的不断增加，美国所谓的国际收支头寸并没有大幅度的下跌，它本来应该亏几万亿美元，但实际上少亏了几万亿美元。原因是美国在海外的投资的75%左右都是用外币计算的，而外国人在美国的投资是用美元计算的。如果美元贬值，中国在美国持有的资产按美元计算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是以人民币计算的，如果美国人想把他们在中国的投资收益换回美元，美元的下跌会对中国造成冲击。中国在政策选择方面将处于两难选择，人民币升值可能产生价格重估问题，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将继续积累，未来将面临损失。
（二）中国在经济危机的机会与政策选择 1.中国是否应该救助欧洲国家？
余永定、李稻葵、杜厚文等学者均认为目前中国不应救助欧洲国家。杜厚文指出，各界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存在高估，在危机的救助方面，中国应该首先解决国内的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等诸多问题，而不是先救助其他国家。马骏认为一方面由于危机处于恶化状态，中国购买欧洲的债券要非常谨慎，另一个是有所准备，准备购买私有化的便宜的资产，欧洲银行体系的重新组合，银行会倒闭被并购，同时一些银行需要新的注资，不光是政府注资，还有其他包括中国的投资，中国也要做相应的预案和准备，要及时把握一些可能是稍纵即逝的机会。李稻葵认为欧洲的债务问题还不明朗，债务的价格还会下降，目前应先按兵不动，如果投资应尽量投资于实体经济。
2.中国未来的政策选择
李稻葵认为，中国如果有第二轮刺激政策的话，应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金融政策，同时，财政领域的经济刺激计划要与财政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重新整顿国家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应对这次金融危机。马骏也认为，未来如果全球出现深度衰退，中国不得不进行经济刺激时，一定要把握好政策的力度，上一轮的刺激计划名义上是4万亿，实际是9.3万亿，虽然在短期内把GDP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这导致了通胀和资产泡沫，下一步如何中国还将面临类似的经济形势。中国应把握好政策力度，下一轮刺激要更多注重财政政策，防止过度使用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最容易导致通胀。
大会期间，中青年论坛、全球问题与治理论坛、国际金融论坛、国际投资论坛、国际贸易论坛五个分论坛同时举行，吸引了辽宁大学广大师生参与讨论。
大会期间，举行了学会主要刊物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相关刊物的读者、作者、编者座谈会。《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张斌、《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中国与世界经济》(英文刊)编辑部主任冯晓明、《当代亚太》编辑部主任高程、《世界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段锡平与学者及辽宁大学师生进行了内容丰富的交流。
作为换届大会的重要议程，学会代表通过了余永定辞去会长的请求，对余永定会长为学会的发展、为浦山世界经济优秀论文奖的建设、为提升学会的学术水平等作出的杰出贡献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与会代表讨论通过了邵滨鸿秘书长关于九届学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选举通过了第十届学会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理事候选人名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当选为第十届、第五任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经济发展研究所丁一凡副所长等23位专家学者当选为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经济评论》执行主编邵滨鸿当选为秘书长。
本次大会，汇聚了来自全国经济学界、各高校资深学者、从事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领域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及研究生共计600余人，研讨了世界经济重大问题及中国对外政策等问题。几乎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交口称赞会议研讨的题目引导学术前沿，关注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演讲嘉宾的水平高，既有学术界的学术领军人物，又有业界的资深研究者，会议的规格高、规模大；五大分论坛充分展示了世界经济领域学术专家的学术成就；新一届学会主要成员遍及全国重点的世界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体现了中国世界经济学界的最高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