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坛领导人排名规则中国的公务员职务体系[材料]_中国领导班子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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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坛领导人排名规则中国的公务员职务体系

中国政坛领导人排名规则

在讲究秩序的中国政坛，领导人的排名并不是一件小事。

无论是在职和退休的领导人，在出席活动时的排名先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政治信息。

到上世纪80年代，不少老一辈领导人仍在一线领导岗位。

由于威望和资历，一些人尽管没有担任正职领导人，但排名却在正职领导人前面。

这些或长或短的领导人名单通过新闻报道出现在公众视野。

“中央媒体都有一张由中央下发的名单，依照名单对出席活动的现任和卸任领导人进行排序。”

2013年1月21日，在新华社播发的《杨白冰同志遗体在京火化》新闻中，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名字出现在第12位，位列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4名已卸任常委、但仍担任国家级正职的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之后。

此前在新闻报道中，江泽民的名字排在总书记之后、其他常委之前。

2013年1月22日，新华社发布消息，解释了排名变化的原委：十八大后，江泽民向中央请求，今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礼宾排名顺序中，将自己同其他老同志排在一起。新华社报道说，“这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宽广胸怀”。

行政职务不是唯一依据

2012年12月6日，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到会祝贺。他系了一条红领带、身着白衬衫，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词。

除了俞正声外，当天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也有领导到场致贺，现场座次以及新闻报道中的排名依次是：俞正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国务委员梁光烈、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

这样的排名并非随意。依惯例，对在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顺序，一般先是党的领导人，依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是全国人大和“一府两院”的领导。具体来说，依次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两高”负责人；再往后，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的排名，主要依据行政职务，不在于是否中共党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不少党外人士如蒋树声、周铁农等，他们的排名总在身为中共党员的国务委员戴秉国、梁光烈之前。

但行政职务并不是排名的唯一依据。

十八大换届前，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的名字，经常会排在一些副委员长、副总理之前。这显然不是工作疏漏，而涉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规则——王刚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身兼多职”的领导人。对于身兼多职的领导人，排名时以他担任的最高职务为准，对王刚来说，政治局委员是他当时的最高职务，排名就以政治局委员为准。

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王刚因此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排名第一。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副总理回良玉，按照姓氏笔画排在王刚后面。

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排名不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并不依据姓氏笔画，而与常委的分工和他们的党内资历有关。

1987年十三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最少的一届，只有5名常委。

当时的排名次序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中纪委书记、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当时党的总书记没有同时担任国家主席。1988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杨尚昆当选为国家主席。

他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名字同时出现时，杨尚昆排名在总书记之后、总理之前。

这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先念在政协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他们同样也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作为国家级正职领导人，两人的名字排在总理李鹏之后、中纪委书记乔石之前。

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

从这一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和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一直由政治局常委担任。

总书记、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这四位国家级正职领导人的排名模式开始固定，但委员长一直排名在总理之后。不过到1998年，原国务院总理李鹏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此后委员长的排名一直在总理之前。

在担任国家级正职的政治局常委之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也并不固定。

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排名在副总理李岚清之前；但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黄菊排名在中纪委书记吴官正之前；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中，副总理李克强的排名也在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之前。

“老一辈”领导人地位高

到上世纪80年代，由于“*”后出现干部断层，不少老一辈领导人仍在一线领导岗位。

由于威望和资历，一些人尽管没有担任正职领导人，但排名却在正职领导人前面。

邓小平的地位最特殊，但他又没有担任过党的最高领导人。

当他和党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出现时，如何排名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1989年11月，85岁的邓小平彻底交班，全身而退。

不再担任任何职务的邓小平，在新闻报道中排在时任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之后、其他领导人之前。

当时除了邓小平，还有一些已离开一线的老一辈领导人如陈云、彭真、邓颖超等，排名仍在不少在任政治局常委之前。

1989年10月1日晚上，首都各界群众纪念40周年国庆，新老领导人悉数参加。

《人民日报》报道中的排名是：“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鹏、陈云、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城楼，与首都群众同庆佳节。”

这个名单上已退出一线的领导人中，邓小平、彭真、邓颖超都担任过国家级正职领导。

陈云虽没有担任过国家级正职领导人，但当时还是中顾委主任，且在党内地位很高。十六大以来，历届全国党代会开幕会上都要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随着岁月流逝，到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时，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大部分人物已经去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退任老常委们，排名方式有了新变化。出席活动的中央领导人名单中，先是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是政治局委员，之后依次是李鹏、朱镕基、李瑞环、宋平、尉健行、李岚清、曾庆红、吴官正、罗干等老常委们，排名顺序与在任时一致——这些老常委们没有像当年“老一辈”领导人那样，退休后还与在任常委一起排名。

十八大闭幕后，胡锦涛与江泽民握手

“和”字隔开现任和退休领导人

新老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中出现的场合，往往是一些纪念大会、仪式性场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大会、中共十八大开幕式等。在任领导人排名在先，之后才是原任（政治局常委除外）领导人的名单。

在新闻报道中，关键词在于一个“和”字——名单中，“和”字之前是现任领导人，“和”之后是原任领导人。

在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领导人名单中，在最后一个现任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的名字后，“和”字出现了，后面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丁关根，然后是其他的原政治局委员、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国务委员、原“两高”负责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等，排序与在职时一致。

已退休的领导人中，也有一些党内资深的老人。他们虽然没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会排名在原政治局委员之前。

200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和”字之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和”字之后是原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之后才是原政治局委员杨白冰。2001年，出席建党80周年大会的领导人名字中，“和”字之前的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和”字之后是原国务委员张劲夫、黄华，再后面才是原任政治局委员杨白冰等人。张劲夫、郑天翔、黄华这些老领导人虽没担任过政治局委员，但都是党内资深老人，都担任过中顾委委员，张劲夫、黄华曾是中顾委常委。

一般来说，所有现任、原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排完之后，现任和原任的中央军委委员开始登场。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单结束时，会出现一个“，”号，然后是军委委员的名字。

201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举行春节团拜会，“，”号之前最后一个名字是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李蒙，之后就是“军委委员陈炳德、李继耐、廖锡龙、常万全、靖志远、吴胜利、许其亮，”这些都是现任的军委委员。

已退休的原军委委员王克也参加了团拜会，对王克的提及方式是“以及”王克，而不加“原军委委员”的解释。

历年团拜会以及建党90周年纪念大会的报道中，对原军委委员的提及方式都是“以及”。

“排名约定俗成”

尽管领导人排名富含重要的政治信息，但无成文的制度规范。

中国人民大学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杨德山教授说，这种排名有约定俗成的规律，没有正式文件规定。

这些或长或短的名单进入公众视野的方式，一般是在重大活动、庆典，或党内重要干部去世的新闻报道中。

“在这些报道中，中央媒体都有一张由中央下发的名单，依照名单对出席活动的现任和卸任领导人进行排序。”

一位曾担任《人民日报》头版编辑的媒体人说。

由于中国政治的特殊性，外界往往将中国领导人的排名视为观察政治变动的一个窗口。这一窗口在“*”前后曾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始时，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由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这成为他之后被开除出党、迫害致死的先兆；而“*”结束后，老干部平反和复出，也往往以名字重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为标志。

改革开放后，政治秩序得以恢复，排名变动也大大减少，今日已形成大致固定的模式。

“当退休的领导人越来越多，排名会变得越来越难。”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教授说。中国的公务员职务体系中纪委日前通报了对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和原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的处理结果，张田欣降到副处级，且是非领导职务；赵智勇则降为科员。张田欣被降级，主要因为两方面：“失职渎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赵智勇被降级，也是因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众多网友拍案惊奇，连人民日报微博也在7月16日深夜提醒：“非同寻常的‘跳崖式’降级，向所有官员敲响警钟。” 两个副部级干部的处理被媒体解读为断崖式降级：赵智勇被连降七级；张田欣连降四级。

这种解读对吗？中国的公务员职务体系是什么样的？两人被降级并且都是非领导职务，到底该怎样解释？中国公务员目前共分为27级 公务员级别

共27级 领导分10层

依据《公务员法》第十六条，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领导职务分为十层：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另据《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管理规定》，公务员职务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级别由低至高依次为27级至1级。前副省级干部赵智勇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

据有关规定，即使降级为科员，也可能是主任级科员，对应的最高级别为16级，最低为22级。而他原来的职务是副省级，并且2002年就已经达到这一职务。省部级副职对应的级别是6级至10级，12年来，赵智勇的原级别至少应该是8级公务员。

他的降级处理并未全面公开，也可能直接降到科员级别（18级到26级）。

如果这样的话，他的级别至少降了10级，最多可以连降18级。而此前媒体解读的“连降七级”应该是从领导职务第四层次———省部级副职直接贬为“科员”，解除了领导职务，贬到领导最低第十层乡科级副职以外。晋升时间

从科员到“正厅”大约25年 据2008年施行的《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升降规定（试行）》，晋升乡科级正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副乡科级职务两年以上；晋升乡科级副职领导职务的，应当担任科员级职务三年以上。而晋升科员职务，应当任办事员三年以上。也就是说，从办事员到“正科”，正常需要8年时间。北京市委党校2008年针对北京市优秀官员成长规律进行研究，调查了200名北京优秀局、处级官员样本。

这些优秀官员，都是用了大约11年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级。什么是“干部”？

在县级干部序列中，提拔为副科级后，干部档案就会从人劳局移到组织部，成为组织部管理的正式领导干部。县乡体系里的干部有四级：副科级、正科级、副处级、正处级，这个四层金字塔的顶端只有四五个岗位。

据中国社科院博士冯军旗博士论文《中县干部》，如果到了45岁还没有被提拔为县处级领导，仕途基本要终止了。这期间，从副处到正处是最关键的阶段，在正科级之后，要保证在4年左右升到副处，不然就会被落下。

之后，如果能在三四年晋升为正处，那么再升为正副局的空间就较大。理想状态，可能会在35岁左右升至正处。外交部部长王毅1982年大学毕业，到了1989年，7年实现科员到处长的跨越。

在全国60余万县处级公务员中，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

一般来说，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如果成为公务员时22岁，官至厅级就已经47岁了。

之后的升迁需要借助于“交叉锻炼”。在全国4万个厅局级干部中选出1000人作为省部级后备干部。

跨入省部行列，需要更快更年轻。2009年一份对时任31个省份党委书记履历的分析表明，他们初任地级市市委书记（或相当职务）的平均年龄为41岁，这要求他们在每一个层级都领先于同僚5~10年，才能保证在大概53岁时升至正省部级。

总体来说，全国科级干部有90万人，想成为只有4万个的县处级干部后备人选，几率小于4.4%。

而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

据国家公务员局信息，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公务员总数已达到708.9万人。

超过90%属于科员及科员以下职务，有60%是在县级以下政府机关。

我国行政级别的历次调整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施行的是人事干部管理体系，直到1988年政府提出建立公务员制度。

1993年8月国务院正式签发《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开启公务员制度。

2006年年初，正式施行《公务员法》。新中国成立初期5类

据《中国人事管理工作实用手册》记载：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人施行供给制。职务分为五类，一类职务包括国家正副主席，正副总理等，高的月收入折合人民币89.7元，低的55.31元；二类为正副司局长、正副处长，标准为32.2元；三类为正副科长，标准为24.68元；四类为科员和办事员，标准为16.99元，五类为工人和勤杂人员，标准为16.53元。1950年25级

1950年，政务院试行从国家主席到勤杂工的25级工资制，以小米为计算基础。

最高折合人民币358.70元，最低为12.66元，相差28.33倍。1955年30级

1955年，全部人员统一实行工资制，改为30级。

北京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20.88元，最高标准为649.06元，相差31.1倍。1993年15级

这个30级的体系到了1993年秋施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后，公务员级别变成了15级。2006年27级 施行《公务员法》，级别变为27级，干部职位变成了10个层次。晋升年龄

科级一般45岁遇“天花板”

近年，官员升迁要划出年龄杠杠：副处一般35岁以下，副局一般45岁以下，副部一般55岁以下。

“*”后，中国开始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大批老干部重返领导职位，干部群体出现年龄结构老化现象。

“现在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要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

邓小平在1979年7月指出。“年轻化”以及后来的“专业化”成为选任干部的主导方向。

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国家机关部长、副部长，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书记、省政府省长、副省长，以及省、市、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法院、检察院主要负责的干部，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担任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一般不超过60岁。”

《1998~2003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强调干部年龄梯次配置。“中央、国家机关部委领导班子：由60岁左右、55岁左右、45岁左右的干部组成。领导班子中45岁左右的干部至少要有1名。部委正职中50岁左右的应该有一定数量。”

《2009~2013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提出，“乡镇党政班子以40岁左右干部为主体，每个班子中至少有一名30岁以下干部，党政正职中30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县级部门领导班子以45岁左右干部为主体，正职中35岁左右的有一定数量。”

1978年我国正省部级以上精英的平均年龄为63.81岁。到了2003年，正省部级以上领导精英的平均年龄降到59.40岁。

据山东省委党校党建部副教授张书林的研究：

目前我国科级职务以下的公务员占92%，只有8%的公务员是副处级以上职务。“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需求的无限性与党政机关领导职务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阻碍了公务员个人的发展空间，导致‘天花板’现象不断出现。” 由于一些地方在执行干部队伍年轻化方针过程中，硬性规定干部超过40岁不能提拔为科级干部、50岁不能提拔为县处级干部、55岁不能提拔为厅局级干部、科级和处级干部50岁都要退居二线等，这就大大提前了干部遭遇“天花板”的年龄关。

在当下，通常情况下乡科级干部遭遇“天花板”的年龄一般是45岁、县处级50岁、厅局级55岁。

值得一提的是，被降级处分的赵智勇和张田欣，均已经在副省级岗位上任职多年，今年都是59岁。晋升路径

双通道变成“单行线”

1982年大学毕业的昆明前市委书记张田欣，用了24年多升到副省级领导职位，已经是火箭速度。

副省级干部做了近8年，被降为副处级———这是他25年前就已达到的级别。

以目前的公开信息看，张田欣和赵智勇的降级处理，已经了结。依据《公务员法》等法律规定，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6种。在两年内，张田欣、赵智勇不能晋升，也不能涨工资。

因为二人只是违纪，没有达到违法，所以处理也只是党内处分，没有移送司法机关。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张田欣、赵智勇被连降数级，堵住了“官复原职”的漏洞。

据管理学彼得原理：在金字塔等级制度中，每个职工趋向于上升到他所不能胜任的地位。

张田欣、赵智勇的升职及快速坠落，再度说明这一理论。

在我国，晋升意味着级别或职位的提升，待遇的增加和更大的成就感与责任感。这种公务员晋升制度通过以职务和级别为核心的体系，形成了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双通道。

但这两条“跑道”在现实中的重心还是职务。

对于非领导职务——巡视员、调研员等，已经成为大龄干部或者领导实职转任或者晋升，变成解决待遇的“虚职”。相比数量众多的公务员，领导职位稀缺，使得大多数公务员缺乏晋升机会，从而产生各种矛盾。而直至目前，《公务员法》也仅针对综合管理类公务员职务进行了明确划分，并未对行政执法类公务员职务划分作出明确规定，因此职业发展渠道比较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