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汪洋_汪洋个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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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汪洋
关于汪洋
实践经验丰富的汪洋，以其“工作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工作敢抓敢管，有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事业心、责任感强，工作求真务实；公道正派，处事稳重，待人诚恳，对自己要求严格”等特点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
26岁当副县(处)级官员，27岁县(处)级，28岁副地(厅)级，33岁地(厅)级，38岁副省(部)级……，与第一副总理李克强同岁、目前是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在40岁前的晋升速度之快，令人出乎意料。
汪洋17岁进入安徽省宿县地区一家食品厂当工人，20岁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并加入中共。1976年，汪洋被调到宿县地区“五七”干校做教员。1981年10月，26岁的汪洋出任共青团宿县地委副书记，之后再升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长、副书记等职。
1988年11月，33岁的汪洋出任安徽铜陵市代市长（后任市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之一，民间曾称他为“娃娃市长”。在任期间，《铜陵日报》曾于1991年11月14日发表署名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湃。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汪洋也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
这场在铜陵的思想解放运动，引起全省和全国的重视，当时各大报纸给予旋风式的报道，并获得了邓小平的赞许。据说，在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巡视察安徽期间，特地接见了这位“娃娃市长”。铜陵老百姓也评价汪洋：想的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
1992年，汪洋升任安徽省计委主任，一年后，他再被提拔为安徽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1999年，汪洋进京任国家计委副主任；2003年，已是中央候补委员的汪洋被提拔为正部级的国务院副秘书长。
2005 年年末，50岁的汪洋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就任两年来，颇得好评。比如，他为民营企业做主的故事：汪洋到任后，发现有些政府部门对于重庆产业发展极其重要的民营企业处处为难，一些私营企业称政府部门是 “J、Q、K”，后来仔细了解，是对“钩、诓、卡”的戏称。一些政府部门在对待私营企业上，先引你上“钩”，如果不行，就用各种方式“诓”企业，一旦企业投资，便施“卡”招。为此，他要求各级政府对民营企业要关爱倍加，坚持先发展后规范，保护创业激情，激发创造活力。在这种理念指引下，重庆的民营经济一步步壮大起来。
再比如，他的下乡“三生气”的故事。2006 年8月16日，他到巴南区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有位卖菜人坐着回答提问，有工作人员上前提醒站起来，汪洋很不高兴地用手势制止了工作人员。随后他来到一群正在纳凉的妇女身边，细心地询问家里有没有空调，开不开电扇。这时又有人提醒群众要站起来，汪洋立即生气了，说：“就坐着说，就坐着说！”
还有一次，汪洋到三峡库区某县，早晨起来到县城的广场走走，看到几个警察正在驱逐休闲锻炼的群众，他非常生气，批评了这种做法，说：“这样我们和封建军阀有什么区别？”另一次则是到区县考察，他下车时发现烈日下另一个路口被拦住了一长串车，他气愤地讲：“让群众先走，不要把我们摆在群众的对立面。”
“三生气”后，汪洋总结道，为什么要群众站起来和我们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现在有些人在尽职尽责地帮“倒忙”。不是说这些人能力有问题，而是在思想上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看到群众聚集、提意见，就觉得他们是在捣乱找茬，现在这样的思想必须端正过来，群众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存在问题。
汪洋到重庆任职不足两年，却分别经历了百年不遇的高温旱灾及特大水灾的考验。这期间，汪洋几乎一直在抗灾第一线。
就在十七大前夕，各地官员忙于“粉饰太平”之际，汪洋也没有封锁“十一”黄金周期间重庆发生客车爆炸、导致27人死亡的消息；加上早前引发中外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拆迁问题，最终通过谈判方式得以妥善解决等等，都令他在民众和媒体的心目中加分，无疑增加了其在政坛的筹码。
在十七大上，面对媒体，他在谈到自己在重庆的工作时，表示“又满意又不满意，有些工作值得满意，有些工作觉得不满意。”
至于哪些方面满意，哪些方面不满意？他对在场的记者说，“你们应该去问问重庆的老百姓，对我有什么满意，什么不满意，比我自己说更有说服力。”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掌声。
汪洋在地方打滚过，也在中央历练过，既有鲜明的“团派”色彩，又是难得的财经好手。挟其资历、能力与年龄优势，新晋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书记汪洋前途自是无可限量，未来或还有想象空间。天道酬勤
1955年3月，汪洋出生在“皖北大门”安徽宿县。少时父亲早逝，家境贫寒。作为家中的长子，他17岁高中未毕业就不得不替母亲分担压力养家，退学去了当地食品厂做工。在那里他一干4年，由于工作任劳任怨，很快从一个基层工人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并入党。
难能可贵的是，在那个“知识无用论”盛行的年代，汪洋坚持学习，关心政治。天道酬勤，他的付出也终于有了回报。1976年，汪洋被调到“五七干校”做教员，这成了他人生中最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在“五七干校”3年间，他的聪明好学得到充分发挥，并赢得老干部们的好感。1979年春节后，汪洋进入中央党校理论宣传干部班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为他日后从政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80年，从党校学成归来的汪洋到宿县地委党校担任教员，一年以后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宿县地委副书记，从此开始了仕途上的一路升迁：1982年，成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宣传部部长；次年，任共青团安徽省委副记；
1984年，任安徽省体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3年后，年仅32岁的汪洋，出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跻身正厅局级干部行列。
从一名普通教员到厅局级干部，汪洋仅仅用时7年，仕途蹿升之快如同坐火箭，亦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场所罕见。
一位认识汪洋的熟人如此评价：升迁之快，与他本人严以律己、积极进取的做人风格密不可分。据称，在汪洋担任安徽省体委主任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到合肥办事，想和他叙叙旧，汪当时已有自己的专车，却骑着自行车到火车站接他。
不过，这远远不是汪洋性格的全部，工作中的汪洋表现出的超前思维和果敢作风，在他出任安徽省铜陵市长，真正开始主政一方时展现得淋漓尽致。铜陵实验
汪洋于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铜陵是个较小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4年，他“雷厉风行，有很多现代的观念和理念，改革和创新的意识很强”，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不仅吸引了国内媒体，还引来境外媒体的关注。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汪洋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这与此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著名的南巡讲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层，尤其是邓的关注。
汪洋还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
彼时，上述举措招致许多老干部的反对，但据称中央高层放话：可以先试点。此后，《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社论：《醒来，不仅仅是铜陵！》。对那次改革，汪洋自己说：拟定方案，难得出奇；启动实施，顺得意外。而铜陵百姓也对他这个“娃娃市长”的做法从怀疑到逐渐认可，并评价他：聪明能干、思维超前、魄力很强、做事果敢。
铜陵实验的成功“大大改善了城市面貌，也激发了铜陵人积极向上的精神”。中国青铜文化节就是从1992年开始的，汪洋当时的主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直至今日，铜陵人依旧会不由自主地把后来的铜陵市长与汪洋作对比。进入邓小平视野
铜陵实验让汪洋获得了邓小平的赏识。“1992年邓小平南巡来到安徽合肥，接见安徽有关领导，时任铜陵市长的汪洋也被点名要求参加。会见后，邓对汪洋印象深刻，认为其是个人才。”
当时像汪洋这样级别的干部能够进入邓小平的视野实属不易，而其此后平步青云也与邓的提携不无关系。
此后不久，汪洋即调离铜陵，担任安徽省省长助理兼省计委主任。1993年，38岁的他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并继而成为省委常委。
在安徽工作期间，汪洋鲜明的施政风格，给当地官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称，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一项改革，连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都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不过，由于当时安徽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思想过于保守，客观上也限制了汪洋。
1999年，44岁的汪洋上调中央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成为该委最年轻的副主任。他还担任过两个不为外界注意的职务：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保先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显示他在业务上和政治上都过硬。
在温家宝出任总理职务后，2003年，汪洋跃升为国务院副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办公厅常务工作，正部长级）、机关党组副书记，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无论胡锦涛、温家宝还是副总理曾培炎的出访，汪洋多有陪同。空降重庆
国家在1999年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致力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但收效不明显。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的核心城市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结合重点，急需一个年富力强、有魄力、有能力、有眼光、能把握大局的当家人来规划和协调大的区域经济整合，汪洋正是合适人选。
2005年底，汪洋重回地方，奉调重庆市委书记。据信，这一人事任命是考量其曾在国家计委工作，熟悉经济课题，并参与制订“十一五”规划，对中国经济未来5年的发展脉络非常清楚，可助力这座中国最大直辖市新阶段的发展。
此外，中央曾为解决三峡库区百万大移民等因素而决定重庆直辖。8年间，重庆主城区获得了发展，但三峡库区却困难重重。而在处理库区矛盾方面，汪洋富有经验。2004年，四川大渡河兴建瀑布沟水电站，汉源县约10万人将被迫迁移。由于居民不满政府的土地征收赔偿方案而引发抗议，并与警方发生冲突。当时，就是汪洋带着胡温的四点重要指示前往汉源平息。在此事中，外界对汪洋的手腕、能力评价颇高。
当地官员称，汪洋对中央三峡库区的政策了解透彻，也因做过宣传工作，他知道如何利用宣传，让全国知道重庆在三峡工程中做出的牺牲，从而争取到中央和其他省市对三峡的投入。
重庆已迁移三峡库区移民102.4万人，完成了113.8万人任务的90％。汪洋说，“对于三峡百万移民这个世界级难题，我们已是胜券在握了。”
与此同时，在重庆的近两年时间，汪洋从发动重庆人文精神的讨论，到纠正会风整顿吏治，从聘请全球500强企业老总做政府顾问团，到为重庆发展在网上向全球问计……重庆社科院企业所王秀模所长说，汪洋对重庆的贡献有三点：一是库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城乡统筹发展；三是“一圈两翼”战略。从民企“原罪”到“最牛钉子户”
在部分海外媒体看来，汪洋在重庆的言与行最具轰动效应和最为人称道的，当属对所谓民企“原罪”展现的宽容，以及对“最牛钉子户”事件的妥当处理。
汪洋在第六届重庆民营企业家年会上致辞，公开表示民营经济创业初期的“不规范”既是其与生俱来的“胎记”，也是其生机勃勃的活力所在，有关部门要给民营经济“最大程度的宽容和理解”。
其时，正值包括国美电器的黄光裕兄弟在内的国内多家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深陷丑闻与质疑声中，民企“原罪”的讨论甚嚣尘上。汪洋的说法在内地政界、商界引起了高度关注，在赢得民营企业家的掌声与支持的同时，也招致颇多争议。
香港星岛环球网报道说，此讨论实际上牵涉到对改革方向的重新界定。面对如此敏感的政治议题，多数省部级官员在观望中沉默不语。而汪洋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在这一层级的官员中相当罕见，体现了其敢说敢干的政治个性。撇开争议，仅此一点，就足见其勇气了。最后，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代表中共官方表态，主张不争论民企“原罪”，“还是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
海内外高度关注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其实则是对汪洋执政能力的考试。事件中，计划改造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鹤兴路的发展商与该处一座二层商业楼业户吴苹夫妇，未能就拆迁赔偿问题达成共识。在房子被挖成停水断电的孤岛时，当地法院裁定，要求房主限期搬迁，否则强制拆除。吴苹丈夫杨武抢在此前住进已空置两年的房子，称誓与之共存亡，被一些传媒形容为“最牛钉子户”。又因此事件系《物权法》通过后的第一起指标性事件，遂成全国关注的焦点。
最终结果是汪洋通过“考试”并获高分，事件以各方协商方式和平落幕，孤岛亦在4月3日被推平。香港《亚洲时报》说，“最牛钉子户”结局皆大欢喜，汪洋成为事件的最大赢家，为胡温强力冲关通过的《物权法》、为大陆私权保护，写下了一个理想的注脚，城乡统筹“一圈两翼”
毋庸置疑，汪洋之于重庆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城乡统筹和“一圈两翼”战略的成型与付诸实施。
在经过步步摸索层层考证，重庆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概念，在得到胡锦涛的赞同及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重庆有了新的特殊
历史使命——探索城乡统筹发展新路，为西部地区作出示范。
重庆向中央送交了“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改革方案”。全国“两会”期间，胡锦涛表态，重庆要加快建成“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6月9日，就在重庆直辖10周年之前，其与成都双双入围。能在全国10余个省市的激烈竞逐中脱颖而出，重庆固然有中央对其的战略考量，但汪洋在中央丰厚的政治资源亦应功不可没。
专家认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概念是，首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重庆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二元结构突出。城市比较发达，农村特别落后。全市3100万人口，2/3在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在重庆特别具有代表性。同时，重庆位于长江上游，加上三峡工程，生态保护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试验区后，城乡公共财务制度统一，实现财政分配公平，能让政府将更多资金投入农村，改善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卫生医疗体系。
试验区内将拥有政策资金扶持，成为中国“新特区”，其意义堪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90年代的上海浦东、现时的天津渤海新区相媲美，对重庆未来发展作用不言而喻。
基于“小马难拉大车”，重庆还明确了“一圈两翼”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核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包括周边14个区县在内的“1小时经济圈”，并建设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地区和以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地区库区“两翼”。
预计该市未来5年内，将有大约200万人口被转移到“1小时经济圈”内，而未来10～15年则将转移400万人，这是重庆承担的三峡移民总数的4倍。届时，“一圈”将形成包括一个特大城市在内的城市体系，聚集超过2000万城镇人口，GDP总量占全市比重从目前的70％提高至80％。从而成为“打造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的核心区域、构建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的主要载体”。
美国《纽约时报》形容，重庆将是中国未来的“梦想城市”；而广州《新周刊》重庆专题加在重庆的名头是“第N城”——“最有想象空间”和“最有无限可能性的城市”。
伤肃吏治与党报“变脸”
当地民众谈及汪洋到任后，重庆的一个重大变化首先是，干部的工作作风和面貌改变了。过往，重庆市的干部比较官僚、浮躁，去年，汪洋下工夫伤肃吏治，令官员放下架子，主动为企业、为百姓服务。
据《联合早报》报道，对官员，汪洋要求很严格。他说：“必须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定不移地反腐败。重庆市查办职务犯罪人员654人，县处级以上干部125人，其中厅级干部4人。汪洋大力提倡干部读书并指定一些书目，“少一些浮躁喧嚣、多一些笔墨书香；少一些吃喝玩乐、多一些知识文化”。
一个耐心寻味的细节是，在重庆遭遇特大旱灾时，汪洋到农贸市场视察，菜农坐在地上回答他的问题，随行人员态度傲慢地两次叫菜农站起回话。汪洋突然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从菜农箩筐里抓起一个大青椒，转身砸向该工作人员。事后他表示：“今天我对有些工作人员不客气，干什么要群众站起来说话？我们是人民的公仆，站着的当然应该是我们！”
就在“最牛钉子户”事件被炒得火热之际，《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根据汪洋提出的“领导同志的活动除有特殊要求外，一律放到二版以后”的批示，重庆发文要求整顿党报版面，“要腾出大量头条的版面和时段用于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报道”。这在中国首开先例。
香港《亚洲时报》分析指，整顿党报头版的举措显示了汪洋的个人政治智慧。重庆提出的“传媒改革”，早于2003年汪洋刚成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后不久，中央已有提出类似的意见，只是地方没有跟从。
腾笼换鸟
广东一向被标榜为开风气之先、敢想敢干的地方。2007年12月，刚赴广东上任的汪洋就意识到，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向价值链上层的攀升和转型，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于是，汪洋制定了“双转移”与产业升级的战略——“双转移”即将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侧和广东北部山区转移；东西两侧和粤北山区的劳动力，向当地的二三级产业转移，其中一些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当时，这一发展战略饱受争议，许多专家学者对此持悲观态度，有些专家甚至予以严厉抨击。
“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汪洋顶住来自各方的诟病，坚定地推行这一新战略。面对各方质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解释掷地有声：“如果不解决好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的问题，就会带来比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时更突出的问题，就很难做到发展的过程使人快乐、发展的结果使人幸福。”
4年过去了，“双转移”的效果显而易见：2011年1月～10月，广东全省35个产业转移工业园共引进项目3118个，投资额7386.3亿元，累计创造工业产值已经超过4500亿元，税收约250亿元，总规模已堪比一座新的工业城市。幸福广东
汪洋强调，广东省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将常态化，转型升级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旋律。但“转型升级是手段，幸福广东是目的”。
“幸福广东是共建共享的过程，每个人都要为幸福广东尽职履责。”汪洋曾拟写了3副主题词为“幸福”的对联：“加快转型升级政府是关键，建设幸福广东匹夫也有责”“人人是创造幸福的主体，个个是享受幸福的对象”“我为别人的幸福努力工作，别人为我的幸福创造条件”。三副对联的横批均是“共建共享”。
2011年10月11日，中国第一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在广东出台，用42个指标将抽象的幸福具体化。幸福广东指标体系由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两部分构成。客观指标体系将全省21个市按珠三角和粤东西北分为两类地区，并分别设置类别指标和差别权重；主观指标体系则主要反映群众对幸福广东建设实现程度的感受。
2012年1月3日，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提出“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大力推进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新一年发展方针。调低GDP增速和出台幸福指标，不但没有影响广东各个城市对经济发展的热情，转型升级政策带来的种种机遇反而大大提振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信心。
河源市长彭建文兴奋地说，今年省政府提出要集中资源优先扶持产业转移重点区域、重点园区和重点产业建设，要实施反哺工程，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对于河源来说，不是机遇是什么？这为河源走生态协调发展道路吃了一颗定心丸”！
政府的这一决策同样获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广东网民们纷纷在网上留言，“大气！和数字政绩说拜拜了”“幸福广东，中国转型样本”……
汪洋曾在一次会议上，用一部电视剧的剧名《幸福像花儿一样》来诠释幸福。“幸福在老百姓那儿像花儿一样，党委、政府要创造幸福这朵花儿成长的环境条件，比如提供阳光、空气、土壤等。土壤不要有重金属，空气要有纯净度，阳光日照要充足。同时，群众也要为建设幸福广东出力，大家一起来除草、浇水、松土和打虫子，每一个人都要为幸福广东去尽职履责。”
2012年，广东新的发展模式能否浇灌出幸福之花，我们拭目以待。
汪洋出身共青团，与十七大上分别晋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的“团派”精英李克强、李源潮一道，早已被外界视为中共政坛的“明日之星”。
他是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安徽老乡，历任安徽省副省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重庆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在地方打滚过，也在中央历练过，既有鲜明的“团派”色彩，又是难得的财经好手。挟其资历、能力与年龄优势，前途自是无可限量，未来或还有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