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坪血案发言_水会所城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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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我就觉得挺可悲的，这个问题我们居然还需要讨论。但这是现实，我都不忍心摘录过来，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去看网民回复，关于最近发生的几起校园惨案。
也许有人会说网上言论未必反映了真实想法，但如果是我，如果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视为一生的耻辱——我居然懦弱如此，居然会因为生活困苦，连不伤害的孩子的底线都守不住。这种人人生最失败的地方，不在于赚不到钱，不在于默默无闻，不在于找不到伴侣，不在于得不到尊重，......而是居然要通过伤害孩子来证明自己的“强大”。
同样，只有懦夫才会为懦夫辩护，因为他们的内心同样羸弱。又想起韩寒说的：“我希望我的杂志能让这些人即使住500块租来的房子，内心也能有无比坚定的安全感。”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做得到吗？
也有网友说：“我认为现在最可怕的倒不是那些人冲进学校砍学生，而是这里没有多少人同情被砍的学生！！”
当然，总是有人会问社会原因，但正如梁文道所说，“社会”这个字眼很危险。
就你想想看这些人，他大概受过一些冤屈，他可能是受过一些领导或者上司受了气，但你看这个气不直接往领导、上司身上发，为什么呢？是因为他除了被领导欺压之外，他大概觉得身边很多人，让他觉得气结、气闷，而他把所有的人，这些事情总结为一个概念，叫做这个社会不行了，这个社会在欺压我了，这个社会对我不好了，为什么？你刚问有信仰吗，我就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我们避免任何的过于空泛的概念，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要认清楚，这个老板对我不好，我们应该分析，他这么对我不好，我该怎么处理，那个人对我不好，都是个别的事。
梁文道的话也许有点绕，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的说法：“我不反对研究社会缺陷，但应该针对群体利益与事件，如搬迁冲突，城管与摊贩冲突，农民工的工钱，而不是极个别案件的个别人。”
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后一定会给人们一个理由，“如果我们把这个‘理由’当回事，去研究透，那‘结论’一定就全错了！”李玫瑾认为，这样的研究起点就是错的，因为犯罪嫌疑人的归因心理也符合人的归因规律:好事一定是自己努力的结果，坏事一定是外部影响造就！——这就是著名的归因理论。
就好象自己家孩子干了坏事，父母总是喜欢说是别人的孩子带坏了一样。我们小时候一定很反感父母这么说吧？觉得自己的朋友被冤枉了。但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也需要找一个推卸责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找到“社会”。
如果你是评中评的老读者，一定知道我们一直鼓励大家去改变社会，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公平，我们的一直以来的思路是：首先要律己，因为这最容易做到，社会都是我们这些人组成的；然后我们要去改变社会，我曾经写过一篇《做公民不靠砖头靠什么》，里面举了彭定鼎、张恒和我自己作为例子，涉及警车违章、手机无信号、数字公交站牌虚设三件事，最后我的结论是“做得最好的是彭定鼎，其次是张恒，而我则最差。”为什么？因为做这些琐碎的事情很麻烦，比去幼儿园伤害孩子麻烦多了，很细碎，成效也不明显，也不会有人关注你，但社会就是这样进步的。社会形势越严峻，越需要成年人负起责任，用最大的耐心去做最艰难的事情。
我想问那些把伤害儿童归结为社会不公的网民，你为改变社会不公做过什么事情？你做过吗？你为社会变得更糟糕做过什么事情？你做过吗？
2008年的年末，我们曾写到怎样重建美丽新世界，这里再说一遍：一只眼睛盯着丑恶，不因此绝望；一只眼睛看见善良，且身体力行。以此与诸君共勉。
1应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补偿制度，全国仅一两个试点是不够的，应在全国迅速推开。”郝劲松呼吁，政府有义务向受害人提供经济补偿，各地政府都应该合力把这个做好。
据了解，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国家都相继建立了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韩国和日本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了该项制度，而中国还在探索中。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实际获得赔偿的不足20%，有的地方甚至不足10%。近年来发生的马加爵案、邱兴华案、张君案、黄勇案等，被害人家属基本上没有得到赔偿。
南平惨案再次把这项制度建立提到了“眼前”。万鄂湘说，现在可考虑设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基金，纳入各级财政预算。
2.校园安全敲响警钟 呼唤中国版“校园安全计划”.南平凶杀案中，有这样两个细节
一是杀人者自言：“我要自杀，我一个人死不行，要拖几个人一起死。”并认为“成年人不好杀”，从而把目光锁定在孩子身上。可是，为什么凶犯会判断出，在光天化日的校门口，孩子会“好杀”呢？对于缺乏自卫能力的孩子，相关的保护机制在哪里？
二是制止住凶手的，是一名教师与一名晨练者及一名司机与学校门卫。公民见义勇为固然可敬，可由于没有专业能力和装备，他们所冒的风险实在巨大，设想一下，如果歹徒不只是一人，或更加老练凶残，甚至持有枪械、爆炸物时，几名手无寸铁的平民能对付得了吗？ 3.心理健康值得关注 呼唤公立“心理危机干预”
就案件本身而言，13名孩子，都是无辜的生命。犯罪嫌疑人以无辜的生命作为发泄不满、报复社会的出口，罪不可赦。从报道中可知，经初步调查，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原为马站社区诊所医生，因疑似患有精神疾病，作案动机为周边的人看不起他，婚姻不顺，辞职之后，另谋新职不成，觉得活着没意思。
一个本该“救死扶伤”的社区诊所医生，蜕变成一个杀人恶魔，其间的个人际遇和心路历程，我们无从得知。而可以想见的是，如果他能够在平时的生活中，多得到一些被体贴、被关爱的温情，破坏性心理能被及时疏导；如果他不会遭遇婚姻的不顺，有一个幸福的或者说是稳定的家庭；如果他在辞职之后，能够顺利地再谋职业，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悲剧，或许原本不会发生。
但是，案件既已发生，便不存在“如果”与“假设”。换句话说就是，如果像郑民生一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有着类似经历的人，在遭遇了家庭不幸、工作不在、世态炎凉等等际遇后，依然得不到制度的关爱与温暖，依然不能被及时心理疏导、忧惧得不到排遣的话，必然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破坏性心理。套用心理学的逻辑：这种破坏性心理指向自身时，达到极端就会出现自杀；指向外界时，达到极端就会报复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