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学看小月月事件_小月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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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悦悦事件

1090400008 刘婧怡

两岁的广东女童小悦悦于10月13日在佛山被两辆汽车碾过，18名经过的路人对此视若无睹，最后由第19名路人抱起的事件，经由传统与网络媒体的传播后广为人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广泛的道德反思热潮。很多人都认为在现在社会里，道德已丧失，社会冷漠的现象已成为无法改变的现实。

我认为我们应该先判断这件事情是否说明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道德水平极其缺乏的社会，即我们能否单凭此孤立事件就认为整体社会道德水平已经严重滑坡？

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道德感还没有下降到那个水平。其实中国社会也不乏乐于助人也勇于助人的好人好事，但是相对于诸如“小悦悦事件”的负面新闻，并不能在大众传播上吸引眼球而获得轰动效应，因此较不为人知。不过，那18名路人的冷漠态度，也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当人们从“小悦悦事件”联系到自身经历过的类似事件，遂不免认为社会道德已经出现了危机。也就是说，此事虽然未必有普遍意义，但却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以下，我将从三方面阐述一下发生小悦悦事件的原因。

第一，社会道德感缺失，导致18人不伸出援助之手。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社会道德感确实每况愈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中国人是又劣根的，有着个人主义大于集体主义的根深蒂固的理念。“小悦悦事件”再次引发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一些有识之士对一个世纪来无法屏蔽的国民性格之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随着社会的高速进步，经济型社会的金钱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人们将金钱与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越来越忽视道德的重要性。

虽然很多人想要改善这个道德缺失的社会，但是这却并非容易。一些人主张立法奖励见义勇为者、惩罚见死不救者，持此观点者包括一些著名律师和学者。专家建议的要建立“见死不救”惩罚条款，有人认为，“与其惩戒见死不救，不如奖励见义勇为”，如果对于见义勇为中出现的争执，法律和制度能及时介入、证明清白、公开奖励，确保每一个做好事者不受冤屈，并且受到社会的尊敬，又岂会出现“不敢扶”的社会性心理？既然能够在道德框架下解决道德问题，又何必用冰冷的法律破坏道德的柔情？虽然表扬见义勇为者可以理解，毕竟这是善举，但是一旦与金钱挂钩，恐怕会引起更大的社会道德问题。

第二，法律的不健全必然是导致这种社会冷漠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比如令讹诈救助者、诬陷好人者得逞，对本来令人不齿的行为罩上法律的外衣加以保护，这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一旦见义勇为成了高成本的事情，令公众心有余悸，就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环境出问题了。因此，加强法律建设是全社会的当务之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扬善惩恶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

第三，小悦悦的事件还有潜藏在道德后的原因。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认为“小悦悦”事件源于一种旁观者效应。并引用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Kitty案”，即当只有一个旁观者时，他会意识到他负有100%的救济责任，这种心理责任感会促使他立刻采取相应的行动，至少会去报警。但是，当有100个旁观者时，他所负的责任就只有1%，其所承担的心理救济责任就大大减少，心理学家约翰·达利把这称之为“责任扩散”。学者建议，对旁观者“不作为”应予以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社会公众的“见死不救”行为，不要轻易挥动“处罚的大棒”。

综上所言，我们可知小悦悦现象并不能证明社会道德已经完全缺失。为了改变舆论，改变所有百姓对社会道德缺失信念，政府应该有所行动---有效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建立正确社会舆论导向，不能片面的把舆论监督作为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手段，应有大局意识，把媒体在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高到先进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舆论导向的高度来认识。在享有新闻自由权利的同时，真正担负起媒体的社会责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去反映社会现象。如果我们一直都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导向，如果雷锋的名字，一直就活在我们中间，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的伸出援手，救还是不救，也不会再是一个问题。

同时，政府还应该提高全民道德素质。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道德终究还是要以个人道德修养为基础。全社会道德修养的提高，其根源就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要实现仁德，须要从自己做起，而不应要求别人去做”的话，这是非常深刻的，只有批判、没有自我批评，终究会落入“手电筒思维”的陷阱——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道德可以因为个人、团体的自律而实现，但道德的自律需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个人、团体要有道德的自觉。自觉遵守道德准则。

小悦悦的事件是惨痛的，我们要从这个事件有所醒悟---我们需要重构道德价值体系，建立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借此惩恶扬善，在全社会恢复民众人际间的信任感。这其中有媒体的引导责任，更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全社会多元努力。经济的发展的和一个健全的良好道德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