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访谈录_朱苏力做客新人文讲座

朱苏力访谈录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朱苏力做客新人文讲座”。

朱苏力访谈录：生活在此处

冬日的早晨，我来到了朱先生的办公室。我没有看到喜爱诗歌、创作诗歌的朱先生办公室门上的月亮诗，吸引我的是从窗口挤入的一缕阳光和朱先生亲切的笑容。话题从近年来朱先生每年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幽默、风趣、质朴，完全没有“官味”的致辞开始。

关于教师的语言艺术

张瑞芳：网上您的学生留言“院长大人每一次都把毕业欢送会TRANSFORM TO 多愁善感会，弄得一些人热泪滚滚，弄得你我都如流水般稀里哗啦。但是仍然很期待下一次毕业欢送会，期待院长流水一般真切、朴素的感情。”您的真切与朴素来源于哪里？

朱苏力：我当院长以后，连续三年都这样发言。之所以让学生感动，我觉得很简单，我对学生是有感情的，生活中有很多让人感动的地方，你只要把这些让人感动的地方都说出来，就很容易感动人。

我的发言是想让学生感到北大不一样。这很重要，培养精英，怎样培养？就是让他感觉到他与别人不一样。我讲的精英，是这样一种意义，他不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但要求他的智力上、情感上、对社会的关注上，与别人不同。这种精英会对自己有许多要求和约束。人有时恰恰因为没有精英意识，因此不自重。

中国目前为什么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呢，包括学界，就是因为没有精英意识。精英首先要自我意识很强，有些自恋，用王朔的话说，自恋并不好，但总比媚外好。自恋是探究自己的心理世界的，是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心理感受、经验感受作总结的。

我还要让学生感到，学者讲话和其他人讲话不一样。学术的话语和官场的话语、和普通的话语不一样，都是讲“你们要走好，要保重，要有理想、要脚踏实地、要作出大事”，如果总是讲“今天你以北大为骄傲，明天北大以你为骄傲”等，没有意义。每年要讲同样意思的话，但又不同，这个过程，是一次创造。有创新，学生就会欢迎。

张：其实不光是北大，任何一所学校都需要这样的讲话。

朱：这是一个挑战。在美国，学生入学和毕业的时候都会请人来讲话，都讲得很好。中国这么多学者、这么多校长都很有才华。为什么不能给学生讲呢？一年不过两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你讲的道理其实每个人都懂，在这个意义上，不需要你讲。但它是一个仪式，你要做的是怎样给这个仪式增加色彩，给人一种怀念；尽管学生也未必会记住你的话，但他记住了那种感觉，那种氛围。这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

同时，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挑战。我每年都讲，不能讲来讲去就是那么几句话。你如果对生活没有仔细观察，对学生没有仔细的体谅，对情感没有认真把握，就会出现没得讲的情形。遣词造句不是天然的，需要用心。

张：我看到您每年抓的都是热点，例如，2003 年就是被媒体大肆炒作的“北大仁”、“北大改革”。

朱：有很多东西，道理很简单，你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出来，怎么样用生活实际将它联系起来却很重要。比如“脚踏实地”，我们讲陆步轩，讲“北大”可能变成你的负担。不管你怎么做，别人都会用北大人来衡量你，会说你“还是北大的呢”，或者是“哦，人家是北大的呀”。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东西；要感觉到语言背后的力量。

张：我想您的致辞如此地受欢迎，和您的文采非常有关，毕竟您写过诗。所以您能带给我们更多的诗意。

朱：我觉着不光是一个修辞的东西。你一定要有感受，我对学生说“要安分守己，不要太有理想”，别人批评我不求上进，其实这些话是有点余味的。在这个时代“安分”不容易，“守己”更不容易。“守己”，必须是有理想的人才能“守己”。一个人勤勤恳恳，心里一定得有理想。现在大部分人随波逐流，随波逐流并不是理想，大家都在努力出国，你的理想就是出国？大家都要当律师，你的理想就是当律师？那当大家都是贪污腐败的时候，你就觉得贪污腐败没什么的了。“守己”一定是有人格的，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追求的。我必须把这些重新提出来，而且要针对年轻人。

张：您似乎很了解学生，在您的致辞中您不仅提到了学生喜欢的电影、游戏，甚至还借用了《大话西游》中一句经典的台词（“我爱你们。如果一定要给这份承诺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万年”）。

朱：我相信每个老师都会从学生那里听到这些东西的，关键是老师是不是真的关心学生，是不是认真体会学生，而且是不是有童心，如果老师都去争名逐利去了，当然不会注意这些了。

张：您总是将人生的哲理悄悄的融合于幽默中，而这种幽默中有很多感动。面对现在学生自身具有的新鲜文化，您觉得幽默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教师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朱：一个聪明的老师应当能够做到幽默。幽默是智力上优越的一个表现，幽默必须是对生活的发现，这是老师综合素质的体现。一个老师要对学生有各个方面的刺激，能够自嘲，能够摆出自己的弱点，这也可以算一种人格魅力。有人说“山高水长、先生之风”是人格魅力，但我觉得这不是，恰恰是缺少魅力，因为别人是把你当作距离之外的。我觉得真正的人格魅力，是像周恩来、毛泽东那样的人，走到哪里，都让人感觉到他的亲和。

张：可为什么有很多老师觉得将课上的活泼一点很难呢？

朱：这主要取决于对生活有没有发现，能不能用日常的生活的语言讲课。我们现在缺少个性化的语言。如果说在过去的时代讲话可能要比较严肃，但今天你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讲话。所以我比较感谢王朔，他重新把生活的语言带进了文字，让我们感到文字是生活的。用生活化的语言可以表达一个成长的问题，一个生活的哲理，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感动。

关于兴趣与爱好

张： 您的兴趣与爱好很广泛，您怎样看待兴趣与爱好呢？

朱：真正优秀的学者，他对生活世界一定要感兴趣。好的学者并不是“刻苦”读书的，学者不可能只是对书感兴趣，即使对书感兴趣，也是因为他对生活感兴趣。他需要书中的内容来帮助他来理解生活。教师应当教会学生怎样感受生活，理解生活，有自己的发现，所以要尊重学生的兴趣。

现在的家长不让孩子看电视，怕考不上一个好大学，但是孩子可能苦一辈子。从我自己的经历看，我小时候爱看小说，父母亲不让看，甚至把书都烧掉过。因为看书太专心了，干了很多坏事（笑）。比如，写诗，我曾经想放弃它们，后来我发现所有喜欢过的东西都还会回来，包括那些学习过的语言、表达方式、情感。这些对我都是有很多帮助的。所以对于学生的兴趣、爱好，我是鼓励他们去做的。

我觉得许多学生进了大学还不知道自己爱好什么，实际上很多选择是父母代为选择的，是社会代为选择的，没有学生自己的意见，只是看起来好像是自己选择的。

张：我们不能否认，父母为孩子、教师为学生选择，是出于他们对孩子、对学生的真爱。

朱：有许多人会用庸人的东西来爱你的，他不知道你的内心，他认为你将来这样生活才幸福。事实如此吗？要慢慢地让学生去发现自己的热爱，所有的老师都要有这种心态！一个人只有做他最喜欢做的、最能做的，这时候对他来说，对社会来说，才是最好的。

张： 与强调学生的兴趣相比，现在好像更多的是在强调学生的刻苦学习。

朱：适当的鼓励刻苦是必需的，对这个社会是有好处的。但是刻苦是一个对行为的描述，不是对心理感受的描述，刻苦是别人说的，但是你的心里一定要感受到幸福、快乐。这是很重要的，这才是“刻苦”比较全面的意义。如果说是战争年代，革命年代，我们没有太多选择，但是现在的时代已经有很大变化了；确实社会还需要一些人去献身，但是如果社会不需要的话，为什么不让我们的孩子更自由、更快乐？

关于中小学教育

张：作为一名积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高校教师，您对我国的中小学教育有何评价？

朱：说到中小学教育，我觉得是很不好的。像我们这代人，尽管在自然科学上有损失，但是在社会科学上未必损失了很多。我们的阅读是自由的，比现在的学生自由。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老师来指导，自己去阅读、自己去讨论。而现在的学生总是被老师要求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那个时候书比较少，所以我们就更加珍惜读书，现在书多了，却少有人珍惜。

我想我现在的很多文章，让中小学老师看是不合格的，不合语法规范的。其实有时候，我追求的就是这个，不规则的语言，给人造成强烈的艺术感觉。我不是追求语言符不符合规范，而是追求思想能不能有效传达，我是从功能上来理解语言的，而不是从规范上理解语言的。看一篇文章，我不会找中心思想是什么，而是说整体上它给人一种什么感受，哪些话打动了我，哪些论证打动了我。而在中小学，老师教学生修辞，是讲个别字，是用“推”，还是用“敲”。我觉得要讲的是谋篇布局、气韵生动，跌荡起伏，这种东西你怎么来教？必须要让学生大量地阅读，学生会自然而然地理解。

中小学教育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许多人认为是问题的，我自己我认为不是问题的，所谓的“考试制度”。什么考试制度都不能考出天才，考试都是对付一般人的。有时，我认为现在的考试改革是一种利益争夺，就是把你的取消，我又确定新的规范，出新教材，确立新的权威。

中国的学生都说基础好，到了国外就不行了，可见这个考试体制有可能把那些真正创新性的人才筛选掉了。北大法学院2003年的新生三分之二是女同学，研究生免试推荐的时候，前十名，甚至前十五名都是女同学。这是因为考试制度中有太多的死记硬背。我不是说女同学不聪明，也不是歧视女同学，只是女同学由于市场竞争更激烈，她力求用高学历来弥补自己市场竞争的难度，她会比男生更加的努力。但这种努力是有机会成本的，因为她们可能不注意其他知识了。如果这个社会都是这样的话，对女性、对男性都是不利的。

张：那还是会有一种考试制度考试更合理吧。

朱：任何一种考试，勤奋的人和聪明的人会考得好一点，所以我们不要把考试看得太重。我们要看到变革是有坏处的，霍姆斯说，大致是，我们不要把想象的收益同现在的弊端来比较，而是要把变革之后可能带来的损失与现在的弊端来比较。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们总是讲教改，但是没有想到改革可能带来的其他的问题。

制度是一个大的制度框架，但每个人、每个学者也都是很重要的，应当用自己的能力来弥补制度的缺陷，比如，书面考试中适当的配合以面试的方式。我们过分强调设计一种最好的制度，这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中小学考试要改，就应当减少考试，而不是用一种考试的形式代替了另外一种形式。

还有一点我想表达的是，中小学中过分的强调写作“神童”，所谓的少年作家，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文学在一定意义上不是训练的，文学寻求自己独特的观察、体会和表达。我们说骆宾王的“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好，其实这只是善于观察，然后用语言表达了出来，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技能，不代表智力，不代表想象力。爱因斯坦想象，如果人像光速一样行走，宇宙会是什么样的？这样的想象力就不是普通人能想到的。这里面的逻辑思维能力，抽象能力、演绎能力太了得了；这才是真正的想象力，我们一定要发现这样的才华。

当然，存在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知识类型还没有一个根本转变，如果不完成知识转型，我们的社会会非常可悲。我们会认为这些“写作神童”是天才，而不认为提出爱因斯坦这样问题的人是天才，有时候还认为他神经不正常，这是不对的。我们太多看重人文知识，背几首古诗之类的，但是不注重科学能力的训练。

关于人文、知识分子

张：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说我们缺少人文呢？

朱：我们缺少人文的东西，却不一定缺少人文知识。可能社会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识：有了人文，人就不爱财了，有了人文，道德就好了。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社会正在变革，有些问题并不是有人文知识就可以解决的。婚外恋与人文知识有关吗？过去的苏东坡、白居易不是都有“婚外恋”吗？培根也贪污。而许多人文化低，缺少人文知识的训练，比如彭德怀，但是他的道德非常高尚。相反很多贪污腐败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我的意思是说，你学了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一定就想追求这个东西。

一个真正人文的人，并不是说他是一个学过人文知识的人。人文，是一种气质。

张：一流的大学需要人文气质，而不是人文知识！

朱：中国要建设一流大学，最主要的是知识的类型要转变。文史哲，是没办法讲世界一流的。搞东巴文化，你肯定是世界一流的，因为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人搞。现在讲世界一流，很大程度上，得是一些可比的，而这个社会需要的自然科学知识越来越多。我们的学科要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有所取舍，这样学校才具有可比性。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得罪人，但事实上，社会是朝这个方向发展的。

张：其实应该说一些得罪人的话呀，社会上对于知识分子还是很信任的，知识分子的言论还是很有导向性的。

朱：是的，知识分子有话语霸权。但是从王朔以后，中国诗人、作家的神话就被打破了。王朔说：作家只不过是码字吃饭的人。现在知识分子神话的观念也在被打破，对学者应当有新的理解。因为现在文化下移，普遍化了。但是整个社会还是大致按照传统知识分子的观念来理解知识分子的，还是唯有读书高。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在读书，至少在城市，4 0 岁还在读硕士、博士不足为奇。因此没有必要将知识分子看得太神话，他只是专门从事这一行业的。虽说仍然有可尊敬的知识分子，但如今知识已经不是垄断在某几个知识分子手上了。我们现在有那么多书、电视、网络，每个人只要用心，都是在学习。所以知识分子应当逐步地非神话，这样才能使社会比较健全；不然的话，一旦有垄断，就会有人利用这种身份进行“欺诈”，一种合法的诈骗。

张：知识分子应当关注现实社会，在这个社会知识分子是不是应当有更多的责任感呢？

朱：责任感当然需要，对社会有好处，但是也有坏处。我觉得不应当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这个社会许多人都有责任感，过多地谈论某些人特别有责任感，有时候会变成欺世盗名的东西。

责任感不是一种修饰，不必天天放在嘴上。如果我们不努力，过几十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了，人家会问当年学者都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真的学者？我觉得人还是要面对一个永恒的东西，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觉得人的悲剧是，他永远都不可能知道，自己对世界做了什么。我有时候想让自己死亡，然后躲在一个角落里，看看别人怎么评价自己（笑）。这是很悲剧的、很宿命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宿命的感受，其实不好，真正的一个学者，应当有点宿命和自恋，这样他会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但这也有不好的一面，*的话，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笑）。

张：您有很多想法都是与众不同的。朱：我想许多事情，你不要觉得马上就会改变，而是潜移默化，制度建立是需要时间的。我想让大家感到，美是在我们生活周围的，你要改变这个环境，使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的活跃，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学生已经在变。

张：我想您会看到很多优秀的学生，会写出很美的文章，会有很美的演讲与您相媲美的。

朱：我相信。但是，我说过，我们是不会缴械投降的，我们会负隅顽抗。你们必须用战斗来打败我们，而不是等你们来接班。毛泽东说：“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跑掉的”（笑），是要一场战斗的，不是时间的问题。我常和学生讲：“不要以为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你们就可以做到我这个位置了”，要激发他们去超越自己。会有超过我们的人，希望很多，但未必非常多。（笑）

朱苏力自介：祖籍江苏，1955 年愚人节（因此很不聪明）出生于安徽合肥（但一直很瘦）。1970 年入伍搞炮兵测绘（最高军职为班长），1976 年退伍后当测绘工人，游山玩水8 年，喜好写点新诗，一度想当诗人。1978年因高考成绩不佳，不幸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注：当时录取分数最高的是文史哲）。1982 年获得法学学士，并考研成功；但似乎又别有所思，赴广东海关分署从政。两年后二度考研，再次混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年后，赴美自费公派留学。实验生活多年，几度见异思迁，专业换了不少，飘流各地，似乎才觉悟自己别无所能，只能读书、教书。1992 年归国，任教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任北大法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