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欧债危机的思考_中国的反思之欧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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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欧债危机的思考 2011年1月27日，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研究了数千份文件后，公布调查结果报告。报告阐述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政府、银行在危机中承担的角色，以及华尔街一些金融机构和“冒险家” 的贪婪和失职，从而制造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然而，调查委员会成员却对报告有着不同的意见。委员会中有六名民主党成员可预见，但另外四名共和党成员却签署了反对意见报告。危机调查委员会成员之一凯斯‘汉尼赛将他们的分歧归结为对下面这句话的不同看法：“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是造成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政府财政赤字不应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而在危机形成与爆发初期的2007～2009年，政府赤字数额急剧增加。2009年，希腊外债占GDP比例已高达115%，这个习惯于透支未来的国家已经逐渐失去了继续借贷的资本。这些问题普遍存在。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的日渐深入，以希腊、葡萄牙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在工资、社会福利、失业救济等方面逐渐向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看齐，支出水平超出国内产出的部分越来越大。由于工资及各种社会福利在上涨之后难以向下调整，即存在所谓的“粘性”，导致政府与私人部门的负债比率节节攀升。

此时，已经背负巨额债务的政府，其进一步借贷的能力已大不如前，政府信用已经不能令投资者安心充当债权人的角色。当巨额的政府预算赤字不能用新发债务的方式进行弥补时，债务危机就会不可避免地爆发。

金融危机本可以避免吗? 2007年到2010年的经济大衰退有很多原因，庞大的国外借款，过宽的货币政策，轻率的贷款程序，松懈的管理等，都是此次金融危机的促成因素，而这些因素对危机的影响孰轻孰重，还有待讨论。尽管彼此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危机前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险迹象，这点是无可争议的。而且大家也认同，如果事先采取更恰当的经济政策，便可降低此次危机的影响，甚至可以完全避免危机的发生。

PIIGS五国经历如此严重的危机，动作迟缓、不作为或乱开“药方”的五国政府难辞其咎。虽然五国政府在危机前与危机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失职行为是危机的重要助推因素。首先，为了追逐短期利益，在大选与民意调查中取悦民众，政府采用“愚民政策”，采取了“饮鸩止渴”的行为。例如，希腊政府在2009年之前隐瞒了大量的财政亏空。其次，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各种途径逃避欧盟委员会与欧洲央行的监管处罚。德国、法国等经济发展“龙头”曾是这方面的负面典型，而其他国家也随之纷纷效仿。再次，以爱尔兰、西班牙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政府放任国内经济泡沫膨胀，一旦泡沫破灭，又动用大量的纳税人财富去救助虚拟经济，导致经济结构人为扭曲。

最后，政府首脑过于畏首畏尾，不敢采取果断措施将危机扼杀于“萌芽状态”。例如，意大利政府在2009年赤字达到5.3%时没有采取果断行动，而是一味拖延，导致了目前危机升级的局面。

欧债危机持续一年多来，欧洲各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经济社会矛盾全面爆发。近来，欧洲各主要城市不断爆发各种游行示威活动，抗议政府以财政紧缩措施应对欧债危机。专家指出，欧洲多国长期低增长、高支出，改革当前作为公共财政支出主要项目之一的高福利制度才是解决债务危机、恢复经济活力的长远之计。但高福利社会制度已然积重难返，公众舆论阻力极大，绝大多数改革将止步于小修小补，大的变革必定举步维艰。数十年来，欧洲一直以“生活方式上的超级大国”自居，高福利也一直是欧洲社会的显要标志。然而，随着近年来欧洲经济增长明显放缓、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加之人口老龄化日益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欧洲高福利社会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极大质疑。

二战结束后，很多欧洲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军费支出大幅下降，社会福利制度日益发展。基本福利主要包括免费医疗保健、长期失业救济、高额养老金、悠长假期等。高福利也逐渐成为政党竞争上台的筹码。随着国民福利待遇日渐水涨船高，一些国家开始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

新世纪以来，欧洲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重公共福利支出的负担，某些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占公共支出的70%，是政府财政赤字的首要因素。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欧洲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6.5%，远远超出7%的老龄化社会警戒线；1950年欧洲平均每8个人抚养1个老人，2010年平均每4个人抚养1个老人，2050年预计平均每2个人就要抚养1个老人。

另一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经济增长放缓，政府债务问题开始暴露，失业率也长期居高不下。2010年，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0%，葡萄牙、希腊、爱尔兰失业率均超过12%。随着债务危机迅速蔓延，欧洲各国被迫紧缩财政与改革社会福利制度。

英国智库“开放欧洲”研究所驻布鲁塞尔首席研究员克莱伯说，即便是目前经济发展依然强劲的德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要面临高福利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

事实上，欧洲多国政府已经有所动作，特别是退休金制度几乎在所有欧盟国家都遭遇了变革。但大多数变革没有触及根本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公众持续抗议，政府改革阻力很大。

布鲁塞尔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祖勒格强调，当前欧盟推动的各种救助机制和财政紧缩政策大多只能缓解或拖延危机，难以标本兼治。长远来看，欧洲各国必须进行体制性改革，特别是社会福利制度和鼓励经济增长的公共政策改革。

欧洲各国发展存在差异，彼此联系甚为密切，资源、资金积聚在经济发展好、安全性高的地区，欧洲各国由此形成了二元结构。过去20年，欧洲的良好发展使得欧洲各国过度自信，过度消费，高消费的格局必须由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来维持，国家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都用于转移支付，维持社会福利制度。

欧债危机爆发，要求别国参与救助的前提是欧洲必须先自救。从长期来看，一个财政稳健的欧洲，一个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能与美元抗衡的欧元符合中国的利益。打破美国和美元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有利于世界的多极化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很多问题，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关注的焦点，所以现在中国的金融监管基调是稳重求进，金融国有资产的改革尽管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不会大张旗鼓宣扬。

现在金融系统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呢？首先是平台风险问题，我们都知道，现在地方平台贷的余额高达10万亿元，在宏观调控的大背景，地方平台的资金链紧张已成现实，超过银行资产体系10%的平台贷成为最不确定的风险敞口，所以，地方平台的重组已经到了关口。单一依靠银行融资的模式不能进行下去了，否则银行体系危险。

10万亿元的资金一旦出现问题，银行的流动性势必受到掣肘，更为关键的是，银行跟20万亿的债券市场连在一起，债券主要是银行相互持有，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风险聚集太集中，所以一旦平台出现问题，势必引发连锁反应。目前，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占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的50%以上，所以平台重组跟国有金融改革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话题。市政债、地方债的推出成为必然。

人民币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内问题，而是国际问题，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人民币国际化的三化问题尽管在周小川的新年致辞中隐含其中，但市场还是期待金融工作会议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如同证券市场的改革一样，希望新股发行真正的市场化，尽管的透明化。不过，这一切都是猜想跟期待，美国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欧洲人的问题还一团浆糊，所以，后危机时代的方向才是现在中国需要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