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构想的机遇和挑战_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关于新时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构想的机遇和挑战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新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关于新时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构想的机遇和挑战

新时期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发展

“八项主张”

1995年1月，江泽民同志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

“八项主张”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政策；丰富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思想，发展了和平谈判的思想，赋予了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新的时代含义，深化了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思想，表达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希望早日完成祖国统一的共同心愿，是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八项主张”作为中央对台工作大政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对台工作中，必将继续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四个原则”

2005年3月，胡锦涛同志提出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四个原则”。“四个原则”着眼大局，面向未来，审时度势，理性务实。它针对当前两岸关系的突出问题、重点问题，宣示了一系列新主张、新论述，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台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丰富了对台工作指导原则的内涵，展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它对于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是我们做好新形势下对台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

2008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首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确立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各项政策，是新形势下指导对台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根本指针。这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完成祖国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充分体现了维护和发展全民族利益的高度责任感；全面阐述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总揽全局的战略思考；擘画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宏伟蓝图，充分体现了奋力开拓两岸关系前进道路的政治智慧和务实思路；突出强调了两岸同胞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

2014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台湾和平统一团体联合参访团。习近平指出，当前两岸关系虽然面临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但和平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两岸复归统一，是结束政治对立，不是领土和主权再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是能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的安排。

新时期实现全国统一构想，挑战与机遇并存

1995年5、6月间，台湾当局领导人赴美公开发表“台独”言论，声称“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台湾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未获国际社会应有的外交承认”等。与此相配合，台湾方面连续举行针对祖国大陆的“军事演习”，在两岸之间制造紧张气氛。中央决定对台湾当局、对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政治和外交斗争，包括在台湾海峡及周围海域组织军事演习。这期间，美国派出两个航母编队进入台湾附近海域，对我国施压。

2005年，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以及新党主席郁慕明相继率团访问大陆。胡锦涛总书记分别同他们会见、会谈，共同发表公报，达成了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谋求台海和平稳定、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等多项共识。通过两岸政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打开了遏制“台独”分裂活动，台湾当局“法理独立”、“新宪公投”、“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等“台独”活动，一次次被挫败。

2008年3月，台湾举行大选，国民党重新取得执政地位，两岸关系出现了有利于和平发展的新变化。从2006年4月开始到2011年5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有关方面先后举办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议题的研讨和有关两岸同胞切身利益议题的磋商，邀请各界人士参加，组织商讨密切两岸交流的措施等。这已成为两党定期沟通的平台。多年来，大陆方面推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惠及台湾同胞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受到台湾人民的欢迎。

洪仲丘命案: 台陆军542旅下士洪仲丘原应在7月6日退伍，6月28日收假回营因携带有照相功能手机被关禁闭7天，7月3日疑因过度操练造成多重器官衰竭不治身亡，引起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并促成1985公民行动，要求军队社会化。岛内人士坦言台湾极有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由于某项题目引爆真正大型的群众不满运动，那时候就是“台湾之春”的开始。

2014年3月的台湾“太阳花学运”，即“太阳花学运”（反服贸）vs“康乃馨运动”（挺服贸）

2014年3月17日，台湾地区“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等8个委员会联席初审《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张庆忠在混乱中宣布服贸审查超过3个月，依法视为已审查，送立法院院会存查，引发部分人士不满。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18日晚间突破立法院警力，占领立法院议场。19日晚间，针对台湾部分团体和学生聚集台“立法院”抗议《两岸服贸协议》，23日晚，继占领台湾“立法院”后，有逾千名学运分子突破警方防线，冲入台湾“行政院”。

2014年3月29日下午，以反服贸为主调的台湾学运陷入僵局，岛内陆续出现其他声音。

2014年4月10日，3·18台湾部分团体和学生“反服贸抗争”事件结束。虽然以“反服贸”为主题，但却是“反马”、“恐中”甚至“反中”等情绪的大爆发。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以“和平发展”为主轴，既务实又稳健，台湾绿营和学运其实找不到什么具体借口来直接“反中”。一些“反中”声音之所以出现，实际上与激进的“台独”势力紧密牵连，这是台湾政治的老问题，暂且不表。近年来台湾经济社会变迁引发的新问题：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外部经济动荡和内部经济停滞的影响，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出一整套社会动员力极强的阶级政治话语体系，为新时期的台湾社会运动和选举政治提供精神养料。

这套话语体系运用于批判马英九政府，就为“反马”提供了论述依据，运用于质疑两岸关系，就成为“恐中”的思潮基础。

4月14日香港《亚洲周刊》报导称，美方向民进党施压而使得台湾“反服贸运动”顺利退场。很多人把这篇报导放大来看，将美方的施压视为运动结束的唯一标准答案。事实上，在港媒报导出炉之前，台北政坛早就流传着各式各样关于美方对这次学运态度的说法。4月初台湾媒体便称美方政学界对于民进党的表现极为失望，认为民进党利用这次的学运来收割政治上的利益。

两岸关系不只是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而已，更是太平洋两岸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台湾的角色便显得更为诡谲。

因此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实现祖国统一，目的是维护和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追求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幸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我们一定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这有利于两岸同胞加强交流合作、融洽感情，有利于两岸积累互信、解决争议，有利于两岸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

直面香港问题

项飙

“占中”是香港部分学界、法律界和宗教界人士在2013年初发起的有关2017年选举改革的运动。他们计划，如果上述努力不能实现他们提议的政改方案，将占领作为香港金融中心的中环，堵塞香港的经济命脉，向政府施压。

“占钟”则是9月26日深夜，部分学生因为爬入香港特区政府前的公民广场被警察逮捕后而形成的全港性运动。27日，大约5万市民前往金钟，声援学生。28日游行人数继续增加，傍晚警察在9个不同位置发射87枚催泪弹。震惊香港。事态骤然升级。29日，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由香港八所主要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会组成的学生组织，简称学联)宣布无限期罢课。部分群众在旺角和尖沙咀──香港两个典型的高密度商业市井生活地段──设置路障、搭撑帐篷，进行“占领”。29日晚至30日间，估计近20万人上街 “占领”。为防御警察的胡椒喷雾，人手雨伞一柄，遂成“雨伞运动”。香港社会生活受到明显干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10月20日香港高级法院下禁制令，占领者必需立即离开仍被占领的金钟和旺角。21日学生代表和港府代表进行了两个小时、电视直播的对话。至11月初，各方面没有统一意见，但是同意通过和平对话寻求解决方案。

香港的问题，之所以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中央分权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香港是一个“次主权”、具有一般地方政府不具有的法律地位，而且也是因为大陆的地方-中央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党的行政化来协调的。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经济利益和行政权力的博弈，归根到底是靠党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人事任命来决定。党和地方社会的有机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被党本身的行政化、党和政府的同构化而削弱。换句话说，党对国家机器的整合，取代了她对社会生活的整合。在香港，党既不能以行政化的上下级手段管治，也没有发挥其传统意识形态、和地方社会发生有机联系。而和港商形成默契、进行半公开的、以利益连带为基础的委托式管治，则正是目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所以用“分权”以及“主权-治权”关系的框架分析香港问题，只能揭示问题的一部分。中共在近期不可能参与香港的竞选，从而推进一般意义上的政党政治。而且，以多党间对立性竞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香港对大陆也不一定合适。但是香港的困局，确实提出了中共应该如何争取对国家的领导权的问题。在提出一国两制的时候，中共的领导权是和其长期的武装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对“*”的检讨上分不开的。同时，香港在当时没有政党力量，不存在政治理念和话语的竞争。香港今天的运动揭示了新的挑战，即历史上的多次革命无法再成为合法性的自然源泉，同时政治诉求的多样化明显上升。这一历史挑战，在大陆同样存在。所以，香港的问题不是她和大陆太不一样，而是她以独特的方式指出了中国政治整体的深层矛盾。如果直面香港的这次运动，找到问题的症结及其可能的积极因素，或许可以成为中国探索政治格局创新的重要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