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作业_中国城市史作业

中国史作业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中国城市史作业”。

抗战日期重庆教育的若干特色

摘要：抗战日期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大批教育机构和学校也执行国民政府内迁的命令，本属教育落后地区的西南地区如云南，四川（包含重庆）和贵州等省，一时高校云集，中小学教育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作为陪都的重庆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优势，本文主要就此时期重庆教育发展的几个特色进行初步分析。

关键词：抗战 新教育思想 难童保育 职业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便正式开始了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国民政府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求和政策，导致东北全境丧失，华北成日寇铁蹄的肆虐地，随后日本又制定灭亡中国的计划，狂妄的提出要三月灭亡支那，随着日军发动侵略上海的淞沪战争，接着攻克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重庆最终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陪都。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此时面临一个日军狂轰乱炸的困境，但是又得到了很多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工业和教育方面，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笔者对此时期的重庆教育总结出几点特色，进行初步的分析探究。

一，教育新思想的迸发和新式学校设立。这主要是随着抗战期间一批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来渝和他们在重庆期间开展的教育实践活动而逐渐形成的。对当时的学校西迁，国内国外其实有过激烈的争论，但是意见最终还是统一了，国外有人问韦卓民说：“何以这些学生不去从军或是参加其他战时工作以保卫国家，反而将他们迁入内地接受教育？难道政府不需要大学教授在战时提供技术的知识吗？”韦卓民解释说：“我们的军械多自国外输入，大学教授不能立刻变为工厂的专家，然而许多教授都参加了战时工作，而且成千成万的学生也参加了陆军和空军。有一件事中国不虞匮乏，那就是人力。政府认为将所有的学生派赴前线，其代价终究是太高了；试想把他们培育到大学程度需要十几年的时间，而且全国的人口中，大学生仅占万分之一。他们若都在战场上被屠杀，那么战后国家的精神生活中势将出现严重的缺口。„„我们当前的口号是‘抗战建国’，假使我们的抗战忽略了复兴，那不啻自毁立场。”这成为当时的真知灼见。1937年的9月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沿海各公私学校内迁，一时间沿海地区的大批中小学校特别是高校和职业院校大举西迁，有的迁往武汉有的迁往湖南江西，但是大部分为了躲避随时席卷而来的战祸而直接迁到了西南地区。1937年11月形成第一批大规模学校内迁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随着战火波及长沙，又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成为当时最为瞩目的内迁学校。同时，北洋工学院，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等33所高校分别迁往四川，江西，云南和贵州等地。到了1939年又有39所高校西迁。伴随着大批高校的西迁，是高校之间的合并重组以节省教育资源，共同度过艰难时光。1941年的上半年，大后方在上述西迁高校的基础上调整成20所，四川，云南，贵州，西北和湘西成为高校集中地，其中四川的成渝两地尤其明显，高校数量达到19所，加上1942年的大规模迁移，重庆作为陪都迁往陪都重庆析高等院校主要有:交通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三江大学分校,上海医学院、北平朝阳学院、江苏省医政学院、上海沪江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后改名重庆商船专科学校)、东吴大学法学院、武昌中华大学、湘雅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政治学校(属国民党中央)、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南京戏剧学校、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武汉医药技士专门学校、文华图书馆专科及南开中学等22 所。总计这一时期,内迁高校共约75 所,占1938 年底,我国高校总数97 所的77 % ,占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总数的124 所的60 % ,这次高校内迁是抗战时期三次大迁移中规模最大、任务最繁重、工作最艰辛、损失也最严重的一次,有些师生甚至为此付出了鲜血和生命。随着这些学校到重庆的是大批的教授学者，他们具有渊博的学识和新式的思维，离开原来的地方后，看到祖国江上凋落，日寇肆虐，认识到我国教育落后是造成国家遭受侵略的重要原因，为了使国家强大起来就必须搞好教育。加上他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摆脱了原来环境的束缚，有了一些实践他们教育思想的条件，所以他们就积极的开展了许多的教育探索。其中比较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有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和晏阳初等。

陶行知在四川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做出的成绩非常突出，创设了大量的教育理论，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陶行知与1918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受美国现代著名教育思想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影响，实践“教育即生活”这一观念。陶行知提出“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的口号，主张发展职业教育，消闲教育，社交教育和天然教育，重视生活教育，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理念。之后他在大后方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和实验，创办育才学校，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最终形成了“抗战教育理论”。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合川的草街乡创办了育才学校。育才学校以抗战以来沦陷区与家庭离散的难童和英烈子女为主，与其他学校相比具有鲜明的特色。育才学校制定了完善的教育规程：《育才学校教育纲要草案》和《育才学校公约草案》。这些正规的制度为学校的正常运行提供了制度保障。育才学校坚持一下几个教育原则：一，从生活中教，从生活中学。这一点是坚持了杜威实用主义的原则，也就是任何教育都是源于生活的。二，将学生分组，先考核学生的基本素质和文化知识，分成若干不同水平的班级，针对有的学生偏科严重的情况，还进行了错班教学，混合了一些水平不同的学生综合教育。三，师生过集体生活，采取民主和谐的管理体制。《育才学校公约草案》总则有这样的规定：育才学校的教育基础是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相师共学，力求进步，探求真理，服务社会。四，重视社会生活，强调社会生活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到社会中去做调查和学习。陶行知还提出了全面发展的思想，包括道德教育，文化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生产劳动教育，军事教育，创造教育和审美教育。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使育才学校的创办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陶行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与国民党重庆当局形成冲突，如育才学校不设训育处，不采用国民政府审定的教材等，违背了国民党法西斯式的教育既定方针，遭到国民党的封锁和压制。为此育才学校甚至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以抵制国民党特务的破坏。

这一时期同样在重庆开展教育的梁漱溟，晏阳初等，他们是二三十年代就开始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抗战的爆发使他们失去了原来开展乡村建设的基地，他们把目光投入到了重庆。因此此时期重庆就成为了新乡村建设的新的热土。关于梁漱溟和晏阳初的教育活动在此就不赘述了。

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一直面临一个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我国长久以来的儒家文化占正统的观念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职业教育培养的只是一些体力劳动者，上不得台面，另一方面是社会一直对职业教育不太重视，使职业教育长期遇冷。现在国家越来越提倡职业教育，这是个很好的发展时机。抗战时期的重庆，职业教育也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机遇。这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抗战的爆发，使人们更真切的认识到先进科学技术和产品的重要性，培养从事军工产品和相关产品生产的工人技师的职业教育顿时收到举国重视，国民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加大了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其中1937年职业学校为494校，学生56，822人，1944年为424校，学生76，010人。从绝对数量看，有所下降，但若虑及抗战期间战区日益扩大，职业学校发展空间大为减缩。，主要在四川、贵州、广西、陕西、湖南、湖北、甘肃、宁夏等省，则应感受到其数量减少背后职业教育者的辛劳付出和切实的业绩，以及国民政府的大力资助。国民政府于抗战之初即制定若干政策，大力扩充职业教育，“于最短时间内，大量养成工农业人才，以应改进生产事业的急需。”“以充实战时的国力，以奠定建地的基础。” 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建教合作委员会，由教育经济财政内政，交通军政及各种委员会与机关联合组织，以教育部主持其事。技术人员、技术事业的合作与调整，进行沟通联络。1939年，通令各省凡已具有基础设备的职业学校，成立生产组织，如工厂、农场、银行、商店、缝纫、针织、饮食店等，公立学校由政府筹拨生产基金，私立学校由校董会筹措，一面请政府酌予补助或贷金。鉴于抗战以来国防军事及运输上机械、土木、电讯、驾驶等职工人员之缺乏，1937年令规模较备之工科职业学校13所，视其设备人才，办理测量、公路、汽车 驾驶、机械、电讯等训练班。1938年，指定国立中央工校、重庆高工、大公中华职校办理车工、钳工、模工、铸工、锻工、汽车驾驶及修理、电讯等短期训练班。为解决战时西南西北各省文化发展之增加纸张产量，改进印刷技术，1939年教育部决定在川省设立国产四川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以造就相当技术人才。聘请专门人员负责筹备，校址设于巴县。至1942年，国立四川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各项设备已初具规模。1943年，四川省政府发布，再次强调“奖助筹设或将中学改办职业学校”，规定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除照中等学校区或设施方案之规定设置外，今后设校增班应以下列比例为目标，渐次推进：(1)初级中等学校，初中、简师、初职三类学校班级总数之比应为6：3：2。(2)高级中等学校，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班级总数之比应为3：1：1”。经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厅的督导与资助，更受益于沦陷区众多大专院校、中等学校和企业内迁，以及人渝教育家的有力倡导，抗战时期，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四川省职业教育在量方面有相当扩 充，在质方面亦日益提升。

三，带有难童保育和救济的特点。据调查，自1938年起，输送来重庆的战时难童六千多人，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生。严峻关头，宋美龄、邓颖超联合各界妇女，发出“欲救中国，必先救儿童”的呼喊，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营救难童行动，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它是1938年3月10日在武汉成立的，同年10月迁到重庆。”据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重庆保育生联谊会秘书长裴钟介绍，总会推举了宋美龄为理事长，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为副理事长，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郭沫若等都曾为此出谋划策，不少共产党人加入保育院的工作。“当时，保育会又被称作‘烽火摇篮’和‘小黄埔’”。据重庆档案馆的资料显示，8年抗战中，保育会共抢救、保育了3万余名战争遗孤，仅重庆地区保育会就收养难童两千多名，加上从外地转移来的，多达六千余名。“1938年，随着战争形势的恶化，一座又一座城市失守，湖北、湖南等地的保育院接到通知，向重庆等大西南腹地转移。”中国战时难童保育会秘书长裴钟介绍，“1938年10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迁至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并指挥各地将61所保育院的3万余名儿童向大后方的保育院转移，重庆被作为重点安置区。” 重庆最早的一所保育院建在歌乐山，也就是今天的胸科医院所在地，“听老保育生们说，当时的歌乐山保育院是示范性的，教室、食堂、儿童活动室都是全新的。”裴钟说，宿舍分八幢，分别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命名，院里还有纵横的道路、整齐的花圃，“还有一座礼堂，是宋蔼龄捐资修建，又称蔼龄堂。”据了解，当时来该院参观的国际国内知名人士很多，包括印度总理尼赫鲁、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如今歌乐山镇的“保育路”也因此得名。由于经费紧张，这种条件的保育院只是极少数。据调查，当时的保育院大多选址靠近工矿企业的祠堂或庙宇，今年80岁的保育生裴金全告诉记者，“我们住的是座庙子，很大，大庙堂是我们的教室，小庙堂是寝室，塑神像的殿堂当食堂，庙外的空地就是操场„„那时保育院的生活很不错，觉得保育院里的人都很幸福，但后来才知道，其实‘妈妈’们任务很重，要做饭，要保障我们的安全，还要四处找人募捐，解决我们的吃穿。当时我们太小，不懂事，给‘妈妈’们添了不少麻烦。” 当然，“妈妈”们的烦重任务并非只是“照顾孩子”，更多的是经济的拮据。除了重庆的21所保育院外，全国其他保育院也都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主要依靠国内各界及国际社会的捐助，“保育会刚成立时，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就带头捐款，并承担起了特定儿童常年的生活费。”据裴钟介绍，在她们慷慨义举的带动之下，各界人士也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宗旨，支持赞助保育院。此外，美英等国政府及民间援华组织、南洋爱国侨胞组织和香港爱国人士，也不断给予援助，成为保育院经费主要支柱。即便如此，有的保育院还得开办一些小型生产经营项目，引导孩子们“手脑并用”的同时，维持生计。其中著名的难童保育院有1939年3月成立的重庆北泉慈幼院。北泉慈幼院是在原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时为战时儿童保育会名誉理事的世界红十字会总会长的王正廷关注下由世界红十字总会建设的。北泉慈幼院共有教职工17名，都是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收养4至15岁得难童，在成立后总共接收工1000余名难童。除了重视难童的日常生活外，慈幼院还非常注重难童的教育工作。这些成绩使当时的北泉慈幼院得到了社会和国民政府的肯定。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一个特殊的重庆，它集合了许许多多的机关和社会精英，汇集了繁杂庞大的各种思想意识，同时又面对抗战的严峻情况，正是在这样的复杂局势下，重庆的教育孕育出了自己的特色，有一些保存至今，并为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很多借鉴的地方。

参考资料：《教育史研究》2005年1期，3期 《民国档案》2007年第3期105～111页

《云梦学刊》2002年9月刊 唐正芒

《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10刊 范蕾蕾

《重庆档案》民国部分

《成都大学学报》2006年1期 王媛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11期张晓玲 李再强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 年1 月王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