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_论传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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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

中华古国曾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际，周公就制礼作乐。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简要概括成以周初形成的重德、重人文、重民本的“礼乐文化”为起源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的文化传统从周初初步形成到最终确立历经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成体系的文化始于周代，武王灭纣后，天下大治，君仁民忠，父慈子孝，崇文尚礼，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周礼》详细记述了当时的礼乐文明。后来周室衰微，诸侯并起，礼崩乐坏，战乱不断。这极大的激发了士子们的政治热情，提出各种主张，著述层出不穷，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诞生了老子、孔子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其中以主张“礼”的儒家和主张“道法自然”的道家影响最为广泛。之后，通过变法而崛起的秦国吞并六国，建立大一统政权，并开始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统一。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良，使儒家文化适应了统治者的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政治与思想两个方面确立了儒家文化今后在中国文化中的正统地位。中国传统文化在之后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曾经历两次大的危机，并由此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转型。

第一次危机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创制与佛教的传入。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而佛教以人生为苦，把追求人生的解脱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注重对自我心灵的发展。唐朝时佛教盛行，对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冲击。

宋初，许多文人为应对佛教的冲击，开始以唐代的韩愈为标杆对传统文化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周敦颐提出“圣人可学，读书人成圣”，成为道学的开端。世称“二程”的程颢、程颐兄弟以“经所以载道”和以义理解经为基本纲领，并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天理论哲学，完成了伦理型儒学向哲理型儒学的转化，为北宋理学奠基。之后的朱熹则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兴起，该学说后来成为南宋以后600余年的统治思想。理学是一种僵化的思想，遏制人性，教人听天由命，制约了人的创新思维。

明清两代的文化，一方面是文化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与社会形势的变化相适应，又出现了多少具有市民反叛意识的早期启蒙思潮。王阳明、陆九渊提出“即心求理”。他们批判“理学”对人们的束缚，认为人们可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提倡解放人性，尊重人的内在机制。此外，倡导修养践履，倾心自然科技，关心国计民生的实学兴起。代表人物有黄宗羲、顾炎武等。清朝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盛行，当权者禁止读书人议政，终止了读书人对文化的进一步探索与调整。

第二次危机源于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传入。19世纪中叶前夕，伴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对清帝国的入侵，中华文化也开始面临西方文化的直接挑战，传统文化在矛盾冲突中做着自我调整和重构。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的激情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反叛。但其破坏有余、创建不足的弊病也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1)，因此，重构中华文化以实现其现代化仍是时人的一项迫切任务。

于是，五四后，各种文化改造论粉墨登场。虽然其派别不一说法各异，但从其实质来看主要有三种：其一，以资产阶级文化改造甚至替代传统文化，即“疑古”。胡适便是的代表人物。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念，领导“疑古”学派，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即“全盘西化论”；其二，因时制宜，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阐释、修补，即“释古”。梁漱溟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他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以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农业引导工业的民族复兴”。；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共产党提出了创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文化虽经历曲折，却呈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底蕴，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并不断发展。怎样理解韩愈的古文运动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从北京推向全国的一场划时代的文体改革运动。它提倡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或语体。白话文运动先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发动，进而在思想革命中发展，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运动的提倡者主要是胡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他们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北京大学进步师生为主力，同形形色色的文言维护者开展论战，赢得了白话文的胜利

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反对马克思主义，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梁漱溟 文化的三种路向

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旨在分析什么是文化以及中西印的文化走向。他认为文化是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是没尽的意欲,所以文化之不同是由于意欲走向的不同。

从不同的欲出发,就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及解决方法,即“生活的样法”这就是中西印三大文化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第一路向，是西方人解决问题的思维，也就是在遇见困难时，西方人会从改造局面出发，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去解决问题，以不断前进的态度来支撑自己，以直觉运用理智；而第二路向的代表就是中国文化，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中包含着深深的儒家思想，使得中国人在物欲方面强调顺其自然，强调和谐，随遇而安是中国人的处事风格，以理智运用直觉；第三路向的代表是印度，印度文化的典型特点 是不要求向外发展，而是向内禁欲，做到无欲无求，理智运用现量。这三种文化虽然运用方式不同，但是在地域方面并未有差别，因方向不同，努力不同，结果自然不同，三者虽然在同一领域中发展，但是因发展方向与发展方式的大相径庭，国家的发达程度自然也不相同，虽然中国与印度文化在直观上看似比不上西方文化，其实是因为他们各自的追求不同，即物穷理与即心穷理的区别

致知格物是在即物穷理。通过格物的认识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即由物返归到理。那么如何格物呢?他主张“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自然贯通。要使自己获得知识,必须根据事物来弄清它的道理。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⑥由此,构成了他客观唯心主义的认。在“心孙为构成宇宙万物本源的基础上,陆九渊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他说“心,一理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又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这就是说万事万物都存在于我的心中,只要把我心中固有的道理发挥出来,那么充塞宇宙的无非就是我心中的道理,人世间所有泰物的道理,无非是我心中的理的体现一。合与理一致,即“道外无事,心外无道。哑宇宙的万化万理皆存于我心,那就不用在客观事物中寻求知识,也不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因此得出“致知不假外求”的结论。朱熹认为理是客观存在,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理,认识的途径从“即物穷理”到“豁然贯通”。即要“即物穷理”除格物外就要读书,这就叫做“道间学”。陆九渊认为理是主观的心,因而认识的目的就是“明本心”,认识途径是“切己自反’,。“先立乎其大者”。,体认内心,不假外求,这就叫做“尊德性”。怎样理解疑古、信古、释古

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全盘接受传统文化，排斥西方文化。`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主张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学习西方文化，疑古一派的人,以胡适为代表所作的功夫即是审查史料，认为中国所有古代的经典故事都需要用科学的方法检验。胡适说“那证据来”`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释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功夫,即是将史料融会贯通，并解释古籍的来源。冯友兰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