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3_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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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教学辅导

（三）2003年10月24日

第十三章 丁晏《曹集诠评》 第一节 曹植及其作品

曹植(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毫州)人，是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曹操的儿子。曹植富于才学，早年深受曹操宠爱，曹操甚至——度想立他做太子。根据史书记载，曹植任性而行，不白雕砺，饮酒无节，其兄曹丕则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所以曹植渐渐失宠，而曹丕最终继承了父业。曹丕、曹散相继即位，其间曹植屡次求用而不得，反而备受猜忌和抑压，事实跟被囚禁没有多少差别，所以常郁郁寡欢，当四十一岁之盛年发病而死。由于曹植最后徙封陈王，谥为思，因此每每被称为陈思王。

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不幸的遭遇成就了曹植这位杰出的文学家。他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在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非常高的评价。《宋书·谢灵运传论》说：“子建、仲宣(按即王粲)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习。”钟嵘《诗晶》说：“魏陈思王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风，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辉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斡(按即刘帧)升堂，思王人室，景阳潘陆(按即张协、潘岳、陆机)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诗品》甚至把曹植列于上品，把曹丕列于中品，把曹操列于下品。宋无名氏《释常谈》卷中引谢灵运的话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张戒《岁寒堂诗话》则说：“韩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诗，后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在诗、赋、文方面都有杰作，但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最为特出。他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意义深远的转变，也是文学史上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学家。他的诗现存九十余首，当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诗。第二节 《曹集诠评》之诠释、正误、补脱和集佚

在曹魏王朝中叶，曹植集的原本出现了两种：一种由曹植自己编次。另一种则是景初中叶魏明帝曹颧下令编辑的本子。《三国志·魏书》曹植本传记载景初中诏曰：“撰录植前后所著赋颂诗铭杂论凡百余篇，副藏内外。”很明显，后者极不完备，从曹植自己编辑的《前录》仅赋一项就有七十八篇可以推断，其各体作品应远远超过百余篇。

曹植原集早巳散佚，宋人重新辑有《曹子建集》，但是相当疏略。朱绪曾《曹集撰异》、丁晏《曹集诠评》多据旧本和类书检校，矜慎详密，被称为善本。

丁晏(1794—1876，或谓1875)，字俭卿，号柘堂，一作柘唐、淮亭，晚号石亭居士，室名颐志斋、六艺堂，尊号颐志老人，清江苏山阳(今淮安)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咸丰年间因为在籍办团练，由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丁晏是著名的经学家，治经宗尚汉儒传注，但不废宋儒之说，一生著述极多，除了《曹集诠评》以外，有《毛郑诗释》、《三礼释注》、《周易述传》、《颐志斋文集》等四十七种，已刊者汇刻为《颐志斋丛书》。

《曹集诠评》按文体类别，将曹植作品汇辑为十卷。卷一至卷三为赋，卷四为诗，卷五为乐府，卷六为颂、碑、赞、铭，卷七为章、表，卷八为令、文、七、咏、序、书，卷九为论、说，卷十为诔和哀辞。它是用休阳程氏刻本作底本，用张溥本以及《文选》注等典籍进行校订的。

总的说来，《诠评》以正误、补脱、辑佚见长，在这一方面收获最多，也最值得关注。丁晏在《自序》中主要就陈说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

实际上，除了序中所提各项外，丁晏考证《洛神赋》为寄心君王之作，跟“感甄”一事无关等，也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曹植作品佚失、残损严重，《诠评》将搜集到的有题名的佚文或补充到正文之中，或附录于各篇之后。所有这些，都为有志深入研究曹植作品的学人提供了巨大的便利。

刘寿曾《跋》评析《诠评》考辨异同、存逸、正误、补脱的义例和价值，说：“先生初校是集，系据休阳程氏本，嗣得娄东张氏本参校。凡集中诗占文辞，程、张两收者，题下皆不注；程无而张有者，则注程缺；张无而程有者，则注张缺。新增诗文为程、张所失收者，另编为逸文，附全集后、，其正误之例，凡程、张字句与群书异而义得通者，皆仍而不革，但注群书异文；其显然讹舛者，乃校改之，并注所据书名于字句下，、其补脱之例，凡程、张所脱字句见于群书征引者，必涉及上下文，乃据以补人，注曰依某书补；其单辞断句，虽审知其脱佚之处，以无证验，概不补人，另于本篇后亚一格录之，注曰某书引某篇，以示区别。又以程、张误脱字句，既据群书补正，其误脱必当标明。故凡程、张均误者，则注程、张作某；程、张均脱者，则注以上若干字若干句程、张脱。或程误而张与群书同者，但注程作某；或程无此篇及张与程违而不审出何书者，但注张作某。补脱亦然。其义例可谓矜慎详密矣。„„其据程、张两本，意若深有歉者，然所据校多唐宋以前之书，正误补脱，实远出程、张两本上。其致力之勤，视校宋刻之难，尤倍蓰也。”

丁晏《诠评》在编排体例上比程本、张本明显要精严。

不必讳言，《诠评》有当注不注甚至考释错误的地方。第三节 《曹集诠评》之评论

《诠评》一书虽然不是篇篇都有评论，但可以参考的东西依然不少。比如卷一评《九愁赋》云：“《离骚》之遗，风人之旨。托体楚骚，而同姓见疏，其志同，其怨亦同也。文辞凄咽深婉，何减灵均(按指屈原)!”卷二评《感婚赋》、《出妇赋》云：“《感婚》、《出妇》二赋，借男女之辞，托君臣之谊，一则云欢媾不成，一则云无愆见弃，可以悲其志矣。”卷三评《鹦鹉赋》云：46／比戚之词，较之正平弥觉使惋(按正平指祢衡，衡亦有《鹦鹉赋》之作)。”同卷评《离缴雁赋》云：“纯是自喻，故言之悲惋乃尔。”卷四评《杂诗》其二(“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云：“结语换韵，如变徵声。”卷五评乐府《妾薄命》二首云：“二诗皆六言精丽。”评乐府《白马篇》云：“为国捐躯是自命语。”评乐府《怨歌行》云：“词旨切直。陈思而外，惟老杜有此忠悃。此为诗之正宗，非余子可及。”评乐府《吁嗟篇》云：“痛心之言。伤同根而见灭也。”评乐府《飞龙篇》云：“此讽求仙之作。末语不说破，最妙，当于言外得之。”评乐府《圣皇篇》云：“忠诚之诗，一字一泪。”这些评论言语不多，却很能触及作品的本质。

丁晏所作的评论不仅涉及作品的情感内涵，而且也涉及作品的语言形式。《诠评》卷五评析乐府《当事君行》云：“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评乐府《当车以驾行》则说：“上四句四言，下四句五言，又一变格。”可见他对作品的形式相当关注。

丁晏对曹植的诗歌有非常高的评价。《诠评》附录由丁晏所作的《陈思王诗钞原序》说：“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其接武子建，杰然为诗家大宗，若陶之真挚，李之壤逸，杜之忠悃，而其原皆出子建。陶、李、杜三家诗，后世盛行，而子建传之者少，非数典而忘其祖乎?”丁晏认为，曹植诗源自《风》、《雅》，所以可观。《诠评》卷四开篇就说：“钟嵘《诗品》渭陈思于其诗源出于《国风》，千古卓识。要之诗人正宗，如唐之李、杜大家，皆自三百篇得来。此外模山范水，弄月嘲风，皆自《桧》以下，不足观也。”卷四评《赠王粲》，说：“忧思深远，其《小弁》之怨乎。《风》、《雅》而后，此其嗣音矣。”评《赠白马王彪》，则说：“恋主爱亲，缠绵真挚。李善、吕元济谓愤而成诗，是也。愈悲惋，亦愈深厚，‘《小雅》怨悱而不乱’，子建其近之矣。七章实则一章，长歌当哭，其声动心。”丁晏对曹植的乐府诗也有非常高的评价。他在卷五开篇说：“陈王乐府，如和壁随珠，希世之宝，异采陆离，令读者爱玩不忍释手。昭明选《箜篌》、《美女》、《白马》、《名都》四篇，未尽其长。”又说：“华缛中有忠爱至性，所以可贵。建安风骨高骞，非后来浮靡所及。”

丁晏评论曹植诗文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把评文跟评人结合为一体。《诠评》卷四评《送应氏》，说：“孙月峰谓诗伤汉室，此言得之。时董卓迁献帝于西京，洛阳焚烧，故言之沈痛若此，《黍离》、《麦秀》之感，恻然伤怀。其后为汉帝发丧悲哭，其志可哀+其人深可敬矣。”评《杂诗》“高台多悲风，朝阳照北林”云：“忠君爱国，恻恻动人。读此方知诗教之重。”评《赠丁翼》“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云：“贫贱之交不可忘，出之王公贵人，尤为难得。爱士悯农，自从肺腑流出，有贤如此，可敬可佩。丁敬礼(按即丁翼)谓临茁侯仁孝之性发于自然，信不虚也。”评仰曾丁翼王粲》“皇佐扬天惠，四海无交兵”一语，云：“皇佐二字指太祖，一佐字恪守臣节，大义凛然。„„《七启》称太祖为圣宰，亦与皇佐意同。”这些例子，都明显可以见出丁晏评文与评人的密切关系。

毫无疑问，丁晏最注重发扬的是曹植的忠孝大节。他在卷四开篇部分说：“陈思忠孝之性，溢于楮墨，为古今诗人之冠。钟记室(按即钟嵘)以周、孔譬之，可云知言。”他的《东阿怀古》诗则说：“不忠之父子不孝，天以逆子彰父报。不忠之父子若忠，天以贤子显父凶。新莽有女不附篡，孟德有子不忘汉。天遣血嗣全孤忠，自发奸邪一家判。异时典午受魏禅，宗室纯臣泪如霰。人心忠义果不死，万古纲常存一线。„„邺宫草没铜台荒，千秋遗恨东阿王。”由此诗可以看出丁晏评析曹植诗文的主旨。所以《诠评》吴棠序说：“诗自汉魏以来，卓然大家，卜追《骚》、《雅》，为古今诗人之冠，陈思王其首出也。隋、唐《志》集皆著录，久佚不传。其传者皆掇拾丛残，廑存其略。明张溥《集》本讹脱颇夥。自来未有注家，亦无善本。山阳丁俭卿先生年逾七旬，耄而好学，撰《诠评》十卷，于是思王集始可读矣。„„后之读思工集者，得此为先路之导，如出隘巷而适康庄，胜于旧刻多多矣。片之称陈思王者，大抵目为才人。陈寿称其文才富艳，鱼豢称其华采思若有神。惟先生此书发明忠孝大节，独具精鉴，度越前贤，匪独曹集之功臣，抑亦思王之知己也。”丁晏关注曹植诗文、人品中的忠孝大古，或者失于陈腐，但并没有违背知人论世的宗旨，对把握曹植和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助益。

考释、评析占籍的著作常常失于浩繁枝蔓，丁晏《诠评》则简严、精切，是研读曹植著作的重要参考书。惜乎此书于民国二十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似乎还没有符合当代普通读者阅读习惯的整理本，对初学者颇有不便。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赵幼文先生的《曹植集校注》，此书以金陵书局本《曹集诠评》作底本。鉴于丁氏未见宋本，赵幼文先生即以瞿氏藏宋本汇聚各本，参伍勘正，又取宋、明刊刻的类书覆校，再取严可均《全三国文》、丁福保《全三国诗》覆对；若发现错误，也不径改原文，只附校语于下；若宋刊已经讹误，类书未录，而且前人校订未及，则依清儒校勘通例以发疑正误。赵先生还把曹植大部分作品归拢到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所有这些，都可补《曹集诠评》之不足。第十四章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 第一节 陶渊明及其诗歌创作

东晋至南朝宋年间的著名诗人陶渊明(365?-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白号五柳先生。他死后，朋友们给他一个谥号“靖节先生”，由于他曾经任过彭泽县令，所以后人又叫他“陶彭泽”。

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晋朝的大司马，但是祖父和父亲的官职已经越来越低，所以他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陶渊明年轻的时候有远大的政治抱负，29岁那年曾经做过江州祭酒，但是没有多久就辞职了。后来他又担任过几任幕府里的幕僚，最后改任彭泽县令，又只在任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了。在此之后，他再也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一直隐居在乡里，耕田自足，直到老死。他既有儒家心怀天下的精神，重视坚守自身道德节操，又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然天真。虽然他的生活非常贫苦，甚至有的时候不得不依靠乞讨来过日子，但是他却依然安贫乐道，并不后悔，正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所表达的那样：“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陶渊明就是这样一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之士。他的这种精神，给了后世许多贫穷的、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以很大的精神力量。

陶渊明热爱田园生活，在他的诗歌中，以田园诗最为重要。他是中国田园诗的开创者。除诗歌外，陶渊明的散文和辞赋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五柳先生传》是一篇简短的自传，《归去来辞》写他离开仕途，归隐田园，回归自然的喜悦心情，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向往。《桃花源记》则描写了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人靠劳动而自给自足的真淳、宁静的理想社会。这二篇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在重视华美辞采的南北朝时代，陶渊明的诗风被目为“质直”，并不被人们特别看重。钟嵘《诗品》仅仅将他列为中品，而将写山水诗的谢灵运列入上品。萧统编的《文选》对他的诗文收录也不多。直到唐代，开始摒弃六朝浮华文风，推崇自然朴素之美，陶渊明的地位才大大提高。从那以来，陶渊明一直是历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偶像，对他的文学创作及志行品节的学习与研究，也一直延续了下来。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并不甚广。在他死后，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把他的作品作了收集和整理，编成《陶渊明集》。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臼。”其后有北齐阳休之十卷本。这个本子后来经过许多变化，逐渐与原貌有了不同。从北宋开始，《陶渊明集》有了刻本。比较重要的，是宋仁宗年间宋庠十卷本和宋英宗治平年间僧思悦的十卷本。这两个本子今天都看不见了。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几种南宋的本子，它们互相之间又都有些不同。

《陶渊明集》的注本也有不少。比较早的有南宋汤汉《陶靖节诗注》四卷。这个本子主要只注诗，文则只有附在后面的《桃花源记》和《归去来辞》。汤汉字伯纪，饶州安仁人。他的这个注本非常简略，不注重字义训诂，只注重阐发陶渊明在诗歌中寄托的对晋宋之际时世变化的感怀。由于汤汉过于强调陶诗的这种寄托，把这一点到处套用，所以也就难免穿凿附会。汤汉的注本，其南宋原刻本今天还有，保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本子在清代还多次被重刻。

元代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十卷》。关于这本书的作者，还有许多疑问。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公焕并不是作者，而只是把宋人的笺注辑录到一起了而已。这个本子最大的特点，就是集录了宋代各家的评论，而很少有自己的见解，也很少有对字词的解释。书中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如苏轼、黄庭坚、李格非、朱熹、杨万里、韩子苍等人对陶渊明作品的许多评语，都靠它保存了下来。这本书在后世版本很多，最好的是《四部丛刊》影印本。

在李公焕本问世后，又出现了几十种注本，其中保存到今的有十几种，如明代何孟春《陶渊明集注》十卷、黄文焕《陶诗析义》四卷、清代邱嘉穗《东LLJ草堂陶集笺注》五卷、张子烈《评注陶渊明诗集》六卷、蒋薰《评阅陶渊明集》四卷、吴瞻泰《陶诗汇注》四卷、马璞《陶诗本义》四卷、温汝能《陶诗汇评》四卷等。这些注本虽然也都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整体水平还是不太高。真正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准的，是陶澍的《靖节先生集注》。第二节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特色

清代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十卷，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靖节先生集注》。陶澍(1779—1839)，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官至两江总督，是嘉、道年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

《靖节先生集注》用李公焕本为底本，另外搜集了许多资料作为附录。比如卷首除了目录和例言外，还附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诸本叙录、象磺、陶渊明墓山图、颜延之诔、《宋书·陶渊明传》、萧统《陶渊明传》、《南史·陶潜传》、《莲社高贤传》及其他各种关于陶渊明的逸事的资料二十三则。卷末还有李公焕、何孟春、毛晋、吴瞻泰及其他数家的评陶汇集；又把吴仁杰、王质两家的陶渊明年谱，逐年排比，然后加上自己的按语进行考辨，为“年谱考异”。另外，陶澍在正集的十卷内各篇诗文之后，还附录了前人对该篇作品的评价和考证。

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他生前并没有刊行。在他死后的次年，即道光二十年(1840)，他的女婿周诒朴在南京将之刊行。

后来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都影印了这个版本。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了戚焕埙校勘的排印本，线装两册，但是这个本子今天已经很难找了。从上面对体例的介绍中，我们就可以知道陶澍《靖节先生集注》在资料的收集上是很下功夫的。除了上面说到的各种附录外，他在具体每一篇作品的注中，也是先列各家成说，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按语，裁夺是非，有的时候也发表自己的独特见解。这也正符合“集注”的体例。就整体风格来说，这部书要言不烦，简练精致。虽然篇幅并不大，但是内容却很丰富扎实。陶澍自己在《例言》中说：

诗无达诂，古今善说诗者，无过孟子，《小弁》、《凯风》、《北风》、《云汉》，不过片言，砉然以解。宋元以来，诗话兴而诗道晦，连篇累幅，强聒不休，其实旨趣无关，徒废纸墨而已。

陶澍所欣赏的解诗方法，是像孟子那样言简意赅的方法。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的集注，往往在不长的篇幅中表现出了深厚的学养和独到的见识。如《归园田居》之一的头几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邱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澍的集注如下：

何注：刘履曰：“三”当作“瑜”，或在“十”字下。按《靖节年谱》，太元十八年起为州祭酒，时年二十九，正合《饮酒诗》“投未去学仕，是时向立年”之句。以此推之，至彭泽退归才十三年。此云“三十年”，误矣。澍按：吴仁杰以此诗为义熙二年彭泽归后所作，自初仕为州祭酒至去彭泽而归才岁星一周，不应云“三十年”，当作“一去十三年”，刘说所本也。又按“三”当作“已”，不作“瑜”。“三豕渡河”，“已”之误“三”，旧矣。

何孟春的注本中引用了刘履的话，认为“一去三十年”应该是“一去腧十年”，或者“一去十三年”。陶澍在按语中指出了两点：第一，刘履的观点来自吴仁杰，并非其首创。第二，陶澍自己并不同意吴仁杰、刘履的意见。他认为“三当作已”，诗句应该是“一去已十年”。他还举了古书中著名的讹误例子——“己亥渡河”讹为“三豕渡河”，指出既然“己”讹为“三”，古已有之，那么“已”、“己”形近，“已”讹为“三”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对于争论已久的“一去三十年”的公案，陶澍结合对诗意的理解，运用校勘学的知识，给出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陶澍的《集注》，兼顾评、注两方面，而且在这两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上面一个例子是关于“注”的，现在来看一个“评”的例子。在《咏三良》一诗后，陶澍发表了自己的评论：

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曹子建《咏三良》曰：“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慨魏文之凉薄，而欲效秦公子上书愿葬骊山之足者也。渊明云：“厚恩固难忘，投义忘攸希。”此悼张讳之不忍进毒而自饮先死也。况《二疏》明进退之节，《荆轲》寓报雠之志，皆是咏怀，无关论古。而诸家纷纷论三良之当死不当死，去诗意何啻千里!

陶澍在这段话中，表明了自己对《咏三良》一诗主旨的意见，认为它是有寄托的，是陶渊明借写三良来悼念忠义之士张伟的。这一点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或许还可以讨论，但是陶澍的意见，起码是足以备为一说的。除此之外，陶澍更总结了一条规律：“古人咏史，皆是咏怀，未有泛作史论者。”这是一个很通脱的观点，比许多泥古不化的评论家要高明许多。

综上所述，陶澍《靖节先生集注》的优点很多。当然，它也有一些失误之处，如有的注解不准确，《年谱考异》也还有疏漏的地方。但是，在清代以前的所有注本中，它是最出色的一本。要读陶渊明集的古注，我们首先推荐这一部。第十五章 倪璠《庾子山集注》 第一节 庾信的文学创作

庾信(52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他本来是南朝梁的臣子。他的父亲庾肩吾是梁朝著名诗人，“辞采甚美”(《南史》本传)。庾信少年成名，与当时的另一位诗人徐陵齐名。他们都很受梁朝皇室的器重，文风也很相似，都是绮丽艳美。

554年，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料不久西魏军队就攻陷江陵，杀死了梁元帝，梁朝灭亡。庾信也就被迫留在北方。他又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所以后人又叫他“庾开府”。

庾信的由南人北，是他人生的重大转折点。虽然北朝统治者非常爱惜他的才华，给他高官厚禄，但是他的内心却发生了极大变化。他眼见梁朝灭亡，百姓罹难，自己又屈身出仕北朝，心中非常悲苦和屈辱。这导致了他的文风的大改变。他作品的风格，由前期的绮艳流丽变为劲健苍凉；其主要内容也由前期的奉和应制、吟花弄月、美人艳情；转而变为身世之感、亡国之痛、乡关之思。比较著名的作品有《哀江南赋》、《拟咏怀》二十七首等。

他的文学创作，融合了南方齐梁文学辞采、声律、对偶等方面的优长和北方文学浑厚刚劲的风格，并有自己的创新。唐代大诗人杜甫非常推崇庾信的艺术成就。他在《戏为六绝句》中赞道：“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在《咏怀古迹》中写道：“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骈偶之文，则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自古迄今，屹然为四六宗匠。”“至信北迁以后，阅历既久，学问弥深，所作皆华实相扶，情文兼至，抽黄对白之中，灏气舒卷，变化自如，则非陵之所能及矣。”沈德潜在《古诗源》例言中也说：“北朝词人，时流清响。庾子山才华富有，悲感之篇，常见风骨，所长不专在造句也。徐、庾并名，恐孝穆华词瞠乎其后。”可见庾信的文学成就远远超过与他齐名的徐陵，这是为后人所公认的。庾信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和总结者，并为唐代诗风的新变起到了开启的作用。明代杨慎《升庵诗话》卷三说：“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庾子山《燕歌行》开初唐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总之，庾信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第二节 从宇文迪到倪璠 现在我们来看看庾信文集的编集情况。

北周滕王宇文迪于北周大象元年(579)曾经编定过一部二十卷的《庾信集》，当时庾信六十七岁。宇文迪在为该集作的序中说到，庾信在梁朝的时候曾经有过两个集子，但是都毁于战火，所以宇文迪编的二十卷文集，收录的都是庾信在北朝魏、周的作品。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本子，是明代人重辑的，已经更加不完整了。明代人辑录庾信诗，多是从《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中抄来，而且有一些舛误之处。其中有几种只是诗集，不包括文。因而以下两种诗文合集就很可宝贵了，它们就是万历年间屠隆评点的《徐庾合集》本《庾子山集》十六卷，和天启元年(1621)张燮《七十二家集》本十六卷。这两个本子内容大体相同，只有细微差异。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本子还是明代人辑录的十六卷本。

清代有两个人为庾集作注。康熙年间，吴江人吴兆宜作《庾开府全集笺注》十卷。但是这个本子比较简略，很多重要的地方都没有出注，另外错漏之处也不少。比较好的注本是倪璠的《庾子山集注》。这个本子出来后，吴兆宜的注本就渐渐不流行了。

倪璠字鲁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他的《庾子山集注》用屠隆本为底本，其篇目大致与屠隆本相同。其中的区别是，屠隆本有一首《从军行》，归人乐府类，而倪瑶注本作《同卢记室参军》，归人诗类；各卷之间的分合也有一些不同，如屠隆本的赋十五篇为一卷，而倪本则分为两卷。

倪璠的《庾子山集注》初刊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钱塘崇岫堂刻本。后来又有道光十九年(1839)同文堂刻本和光绪二十年(1894)的儒雅堂刻本。后来的《四部备要》就是用崇岫堂刻本加以校勘而排印的。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许逸民校点的《庾子山集注》，也是以康熙二十六年崇岫堂的原刊本为底本，参校诸本而成。书前有简明扼要的“校点说明”，其中指出了对原本最大的变动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原书十六卷后面的《总释》部分，今分别附于各篇之末，保留《总释》的序跋，以存旧本原貌。”在书的末尾，还附有校点者许逸民新辑的逸文十几条。这是《庾子山集注》迄今校对最精审的版本，也是现在最容易找到的本子，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第三节 《庾子山集注》的成就

倪璠于《庾子山集注》一书，用力颇勤。他在这部书中并不满足于简单地只为庾集作注，而是同时还通过《注释庾集题辞》和《庾子山年谱》、《庾氏世系图》等部分，一起构成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庾信研究体系。

倪璠在《注释庾集题辞》中，仔细分析了庾信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不少独到的创见。

对于庾信的文学创作，历来就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隋唐以后比较早的全面肯定庾信的人，是杜甫。而隋代的王通、唐代的令狐德菜、李延寿、金代的王若虚、明代的胡应麟等学者，都曾经批评庾信的文学创作，认为他的文风夸诞浮靡，不足观。同样，也有不少人，如明代的杨慎、张溥等，继承杜甫的观点，肯定庾信的艺术成就。两种观点此消彼长，难有定论。到了倪瑶，在《注释庾集题辞》中，反驳了前人对庾信的批评意见，高度评价了庾信的艺术成就。

同样，庾信屈身出仕北朝，也一直为不少人所诟病。其中最激烈的批评，是全祖望在《鲒崎亭外编》卷三十三的《题哀江南赋后》中所说的几句话：“甚矣，庾信之无耻也，失身宇文，而犹指鹑首赐秦为天醉，信则已先天而醉矣，何以怨天?后世有裂冠毁冕之余，蒙面而谈，不难于斥新朝颂故国以自文者，皆本之天醉之说也。”全祖望作为明朝遗民，看重气节，这样批评庾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来说，庾信有他作为一个文人的懦弱的缺点，确实算不上是有气节之士。但是他生活历程中的这个巨大转变，却使他的文学创作有了转变的契机。倪瑶《注释庾集题辞》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 倪璠并没有为庾信的屈身仕北作过多的回护，也不就此问题作过多纠缠，他只是着重于强调这一事件对庾信创作的影响。他指出，庾信身遭巨变，他的创作内容也和在南朝时的轻艳绮靡完全不同了：“《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子山人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

倪璠的《注释庾集题辞》实际上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对于庾信其人其文都作出了比较中肯的评价，其观点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倪璠在为庾信集作注解的时候，体例也非常严谨。他采用了详注的方法，不但解释单个字义，而且还串讲大意，使读者更加容易读懂作品。

倪璠重视名物典故的训释。因为庾信学识渊博，喜欢用典，不详细注释其作品中所用的典故，就很难把作品的意思说明白。好在倪蹯也是博学通览的人，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出色。

倪璠对于作品文句的串讲，比较注意联系庾信的生平事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来探求作品的本意。

倪璠的《集注》虽然征引繁富，但是有的时候没有把握好限度，反而显得冗杂，缺乏必要的剪裁。有的注解，也有疏漏错误之处。《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对于《庾子山集注》的缺点和优点都作了归纳总结。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倪璠《庾子山集注》仍然不失为一部优秀的著作，是庾信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到今天，庾信研究者们都从此书中获益良多。由于它的盛行，也由于一直还没有一部更加优秀的庾信集注本出现，《庾子山集注》是我们今天最可依赖的读本。第十六章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第一节 王维和他的诗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太原祁州(今山西祁县)，从父亲起搬家到蒲(今山西永济)。唐玄宗开元九年(721)擢进士第，任大乐丞，因伶人舞黄狮子获罪，被贬官为济州司仓参军。此后他亦官亦隐，曾经担任过右拾遗、监察御史等职务，亦曾先后隐居于淇上、嵩山、终南等名山大川。而且，他在陕西蓝田以南的辋川购碍初唐宋之问的蓝田别墅，优游其中。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安史乱军攻陷长安，王维身为给事中而来不及扈驾，被叛军俘获。他虽然服药装哑，仍然被迫接受了伪职。次年洛阳、长安收复后，他以陷贼官被判罪下狱，但是不久就得到赦免，官复原职，并且逐步升迁，最后至尚书右丞，所以有王右丞之称。王维信奉禅理，晚年在退朝后更常常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的作品主要是诗歌，现存不到四百首。其中，有一部分诗作歌颂从军、边塞或者豪侠，精神积极，意气昂扬。不过，像上述诗歌这样比较切近现实的高亢的歌吟，主要是出自王维生命的前期，数量并不太多。

后期的王维因遭受打击，进取的意志以及对广大现实的关怀趋向淡漠。他更多地寄情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大量山水田园诗。这些诗成就最为卓著，也最受世人称道。《山中》：“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这些诗几乎是无人不知。王维的确是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杰出代表诗人，他使南朝刘宋日寸代谢灵运开创的1山水诗达到了艺术的高峰；山水田园诗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师的地位。

宋代杰出文学家苏轼有一段话描述王维诗的艺术特点，向来为人们称道，所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清代学者符曾有一段类似的话，说：“昔人称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二者罕能并臻其妙。右丞擅诗名于开元、天宝间，得唐音之盛，绘事独绝千占，所谓无声之诗、有声之画，右丞盖兼而有之。”这两段话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并且相辅相成。赵殿成在《王右丞集笺注》的序文中更深入揭示了王维诗歌的基本精神。他说：“右丞崛起开元、天宝之间，才华炳焕，笼罩一时，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举人事之升沉得失，不以胶滞其中。故其为诗，真趣洋溢，脱弃凡近，丽而不失之浮，乐而不流于荡，即(按根据文意似当为既)有送人远适之篇，怀古悲歌之作，亦复浑厚大雅，怨而不露，苟非实有得于古者诗教之旨，焉能至是乎!”

王维的诗在当时就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推崇，赢得了“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文”的美誉。从唐代宗对他的评价中可以见出世人的一般看法，所谓：“卿之伯氏(按卿指王维的弟弟王缙)，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长揖楚辞，调六气于终篇，正五音于逸韵，泉飞藻思，云散襟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诵于人口，久郁文房„„”而当朝著名诗人杜甫、诗选家殷瑶、诗评家司空图等对他的诗都有很高的评价，诗人刘长卿、大历十才子、姚合、贾岛等则从不同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清代诗人王士稹标举神韵，其实也是以他的诗为宗尚。前人甚或赞誉他为“诗佛”，跟“诗圣”杜甫、“诗仙”李白相提并论。第二节 王集诸本与赵氏《笺注》的出现

史书记载，王维的弟弟王缙(字夏卿)曾经把自己整理的王维诗文集上呈给唐代宗，该集共有十卷。王缙当时说：右丞开元年间诗百于余篇，天宝事后百不存一，自己跟中外亲故相与编缀，总共才得四日余篇。由此可以看出，王维著作在当世已经严重散失。到了南宋时期，上缙整理的这个十卷本出现了建昌本、蜀本两种不同版本，编次有相当的差异，但这两种本子均已不复存在。后世尚存的王维诗文集宋本有两种：一是南宋麻沙本《王右丞文集》，一是现存国家图书馆的《土摩诘集》。元初刘辰翁《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所载仅三百七十一篇，除校正部分文字以外，间或有一些圈点和评语。这很明显已经不是王缙本的原状。然而刘本对后代影响极为深远。明代顾可久《王右丞诗注说》六卷就是直接以该本为基础进行注释的，而顾起经《类笺唐王右丞集》十四卷，包括十卷诗(有注)、四卷文(无注)，其诗歌部分也用了刘辰翁的评语，撰著《王右丞集笺注》的赵殿成也称刘本“最善”。

赵殿成字松谷，清代仁和(今浙江仁和)人，以孝行见称于世。赵氏虽有不少著述，但对《笺注》用力最深，几乎花费了一生的精力。松谷《笺注》大量吸收了前人的相关成果。该书正文二十八卷，由于松谷所见此前的著作以刘辰翁本为最善，所以十四卷以前的诗，“皆须溪(按为刘辰翁的号)本所有者，虽颇亦间杂他人之作，然概不敢损益”，别本所增及他籍互见的诗歌，则另辑为外编一卷，这就是第十五卷。王缙上代宗的右丞诗文集原有十卷，刘辰翁本诗有六卷，武陵顾起经本文有四卷，二者相加正合十卷之数。因此，松谷《笺注》白十六卷《白鹦鹉赋》起，至二十七卷《祭鄯国夫人文》以前，皆依武陵顾起经本所录，惟《送晁监还日本国序》拔置《送秘书晁监还口本国》诗前，使连属为一，而连珠词则缀于祭文之后，《文苑英华》所录判一首亦采附于篇末。松谷的目的在于使右丞诗文成为完集，使后之读者无遗珠之叹。

从上述《笺注》成书的情况来看，它成为集大成著作就是情理中的事了。第三节 赵氏《笺注》考异文、解名物典实以及纠谬说的成绩

松谷《王右丞集笺注》共二十八卷，前十四卷是诗，分古诗六卷、近体诗八卷，凡四百三十二首(其中他人赠和同咏五十八首)；卷十五是外编，收录四十七首诗歌；卷十六至卷二十七是赋、表、状、文、书、记、序、文赞、碑、碑铭、志铭、哀辞、祭文、连珠、判，凡有六十九篇；卷二十八是画论三篇。《笺注》首先一个用力的地方，在于标示文本的异文。赵松谷所用底本，诗歌部分是刘辰翁本，散文部分是顾起经本。他用来参校的本子还有顾可久本、凌初成本，此外又有《文苑英华》、《唐诗品汇》、《唐诗正音》、《河岳英灵集》、《万首唐人绝句》、《乐府诗集》、《瀛奎律髓》、《唐文粹》等相关典籍。他所标注的异文，是深入研究王维作品不应忽视的重要材料。

有时，赵松谷还对版本错误以及由此导致的错误看法做出比较详细的考辨。《笺注》其次一个用力的地方在于名物训诂。举凡官职、律制、建筑、地理、天象、人物、时节、礼俗、故实等，大都有或简或繁、比较明确得当的解释(其中只有个别语汇仅标明出处而未加进一步解说)。王维因为崇奉佛教，在诗歌中运用了很多佛典。这类佛典大概是一般读者在阅读王维诗歌时遇到的最大困难，《笺注》在这一方面的诠释得力于王琦，功莫大焉。它所征引的佛教典籍有《维摩诘经》及其注、《华严经》、《法华经》、《涅架经》、《楞伽经》、《法苑珠林》、《大般若经》、《遗教经》、《瑜珈论》、《智度论》、《释氏要览》等，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赵松谷在注释方面纠正了前人大量误解。这样的考辨言之成理，给读者以启发。

第四节 赵氏《笺注》解读诗歌的理念以及它的主要问题

从文学方面看，松谷《王右丞集笺注》有一点值得关注，这就是他所秉持的解读诗歌的态度和观念。《笺注》以平实谨严为主要特色，无疑跟这种理念有关。

从直接的具体材料来看，赵松谷对王维诗歌在艺术方面的抉发固然不多，但偶然一见的一些例子确能凸显他不好钩深索隐，不为空谬之谈、深文之说，惟求诗人本旨的风格。

最后必须指出，松谷所撰《笺注》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征引典故时不能得其本源。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它往往捃拾类书，不能深究出典。至于当注而不注的例子也并不少见。王维诗歌称呼人物，常常以姓氏加上官职，松谷注每每只解释官职而不解释人物，这样仍然不便于阅读，此类错误或不足的地方，都说明《笺注》有待完善和提高。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叶葱奇先生校点的《王右丞集笺注》，1984年上海占籍出版社又出了新版，这是该书现在最好也最容易找到的本子。第十七章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 第一节 李白其人其诗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学术界一般认为，由于李白先人在隋代因罪迁到西域，他的实际出生地是安四都护府巴尔喀什湖南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境内)。大约五岁时，父亲李客携带他迁居到蜀中绵州吕隆县(今四川江油)。他大概生长于一个颇为殷富的商人家庭。从大的社会背景看，李白经历了唐朝的开元盛世，那时政治比较清明，国家富强，但也经历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即长达七年的安史之乱。直到他去世的后一年，这场巨大而持久的社会*才宣告被平定。从个人经历看，李白有人仕的强烈期求，但最终遭受失败。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多次游历名山大川。这些因素对他的人品、个性以及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白是盛唐伟大诗人之一，也是屈原以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跟“诗圣”杜甫并提。从诗歌体式方面看，李白大量拟作古乐府，“将自己的浪漫气质带进乐府，从而使古题乐府获得了新的生命，把乐府诗创作推向了无与伦比的高峰”。李白的五七言绝句被誉为“字字神境，篇篇神物”，这些诗有浩歌也有低唱，有动荡也有静谧，有直泻也有含蓄，有奔放也有婉曲，往往藉一时兴会表现出鲜明有力的感觉和情怀。总之，李白的诗歌是中国历史上弥足珍贵的特异存在。第二节 历代李白集、李白集注本与王注《全集》的出现

李白的诗文在唐代至少有三种集子：其一是魏颢(一名魏万)所编。其二是李白临终时请从叔李阳冰作序的《草堂集》。该集由李阳冰编成。其三是范传正《唐右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所说到的文集二—十卷。宋代以后，李白诗文集形成了两个系统：一者以乐史所编的《李翰林集》为其本源，一者以宋敏求编、曾巩重编的《李太白文集》为其本源；前者包括诗二十卷、文十卷(其后来刻本经他人补充，并非原貌)，后者包括序碑志一卷、诗二十三卷、文六卷。除此之外的其他本子由此演化而来，虽万变而不离其宗。

李白诗文集的注本，传世者有南宋杨齐贤注的《李翰林集》二十五卷。这是太白诗的第一个注本。元代萧士赞认为杨注博而不能约，遂删削之，择其善者而存之，又对注所未尽或未曾注释者进行补充，撰成了《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一书，也是二十五卷。后来萧补本常行，而杨注本的单行本则变得极为罕见。杨注、萧补本只注赋、诗，而没有文。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刻本补人原来未注的杂文五卷，全书于是成了三十卷。只是郭氏对杨注、萧补又进行了删削，并且有不少地方删削过分。在杨注本、萧注本以外，李白诗文集的注本还有明代胡震亨的《李诗通》二十一卷。其《李诗通》对太白诗(尤其是对太白乐府诗)有不少发明，对旧注的纰缪也有不少驳正，最称精善。遗憾的是该书仅有驳斥或补充杨注、萧注的内容，而不是全注。除此以外，明张含《李诗选》、清应氏《李诗纬》等，都不过是选本而已。

清高宗乾隆年间问世的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是李白诗文辑注的集大成著作。王琦之注，引文稍显繁冗，但它融会三家之优长，修正三家之谬误，补充三家之疏漏，是太白诗文集比较完备和理想的注本。

王琦(1723年前后在世)，字琢崖，号载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著名学者。他除了以十年功夫专心致志注释了李白诗文外，还撰有《李长吉歌诗汇解》五卷，此外曾帮助朋友赵殿成注释了《王右丞集》中的大量佛教典故。这三种注释当时都享有盛名。

王注《李太白全集》白二十五卷以前略依萧士赞本，杂文四卷略依郭云鹏本，而以姑苏缪曰芑氏仿昆山传是楼藏宋刊本所重刻的本子参订其间；郭本杂文原有五卷，王琦本依照缪本，将其中序文两卷合为一卷，复别采萧本所逸而缪本所有者得诗歌九首，并他书所录集外诸作爪：集为拾遗一卷，所以总数仍然是三十卷。此外王琦还搜辑序；占碑传、丛说、年谱等参考资料，编成六卷附录于后，因此《全集》一书总共有三十六卷。其中，卷一是古赋八首，卷二是古诗五十九首，卷二至卷六共有乐府一百四十九首，卷七至卷二十五共有古近体诗七日七十九首，卷二十六至卷二十九共有杂文五十八篇，卷三十有诗文拾遗五十七首：凡有诗文一千一百一十篇。卷三十一至三十六的相关资料，则有序志碑传一卷、诗文两卷、丛说一卷、年谱一卷以及外汇一卷。第三节 王注《全集》在载录异文、集佚、训诂方面的成就和特点

总的说来，王注《李太白全集》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李白作品各个方面的详尽材料。

王琦在这部著作中载录了李白诗文的大量异文或版本差异。比如卷二《古风》其七：“客有鹤上仙，飞飞凌太清。扬言碧云里，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去影忽不见，回风送天声。举首远望之，飘然若流星。顾冶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全集》载其异文曰：“五鹤西北来，飞飞凌太清。仙人绿云上，自道安期名。两两白玉童，双吹紫鸾笙。飘然下倒影，倏忽无留行。遗我金光草，服之四体轻。将随赤松去，对博坐蓬瀛。”还记录了该诗另外一些文本，即“举首远望之”作“我欲一‘问之”，又或作“举手远望之”。同卷注《古风》其八说：“此首缪本编人二十二卷，题作《感寓》，与诸本不同。”该诗前四句：“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绿帻谁家子，卖珠轻薄儿。”《全集》载其异文曰：“咸阳二三月，百鸟鸣花枝。玉剑谁家子，西秦豪侠儿。”这些文本方面的差异，对深入研究李白的作品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王琦的集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全集》卷三十诗文拾遗部分搜集厂五十七首作品，譬如从姑苏缪本辑得《杂言用投丹阳知己兼奉宣慰判官》等诗歌九首，从唐《本事诗》辑得诗歌《戏赠杜甫》一首，从《才调集》辑得诗歌《寒女吟》、《会别离》两首等。在这些作品中不乏伪作，但王琦不仅没有轻易把它们阑人太白作品中，而且没有轻易将它们弃绝。他审慎地汇集别载之，以供后学研讨。在《全集》跋语中，他曾这样说明自己的考虑：“友人诘予，尝非宋氏本阑人他人所作，今拾遗所蔸缉，确知其伪，概收录之而不忍弃，何耶?予曰：是不相妨也。昔人编韩、柳集者，咸有外集附于后。钱牧斋作杜诗笺注，亦附录逸诗四十八篇，皆有伪作在其间。夫不慊于宋者，为其混之而至于不可别也。若先别之而使其无可混，正足以资后学之考核，而甄别其体裁矣，夫又何尤。”这样处理显然极为允当。

从训释方面看，王琦所作的工作主要有：

(一)训释一般词语。

(二)解释地理、名物。王琦注在这一方面的特点，是务求完备、精确和深入。

所谓务求完备，是指当存在多种都能说通的看法吼不偏信偏从，而并载众说。

所谓务求精确，是指在存有疑惑时，必揭明或审辨之。

所谓务求深入，是指解释不满足于知其然，而常常结合诗文意境，抉发对象的特点。

综合的看，王琦在注解地理、名物时显示出相当深厚的功力。

(三)考索诗文本事。这些对读者准确、深入地把握诗歌意旨大有帮助。

(四)揭明典故出处。王注引用诗文主要是为了说明典故出处，所以往往不加进一步的解释，这对初学者理解诗歌文本来说仍有不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注中所引的诗文跟李白作品在意境方面互相生发，倒有助于让读者对太白作品的意境产生更厚实、更开阔的理解。第四节 王注《全集》中的评议

王琦《李太白全集》对李白诗文在艺术精神、艺术表现方面的特质颇为注意。

总的说来，王注《李太白全集》中的评论多取自前人成说，亦间或白出机杼，往往出言中的，不旁骛，不枝蔓，不离开文本做过多的发挥。

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贬抑李白而拔高杜甫。唐代文学家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曾说，“[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按即杜甫)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就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后代沿袭这种看法的人几乎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更进一步把这种看法张扬到极端，而反对这种看法的学者又每每矫枉过正，不切实际地拔高李白而贬抑杜甫。王琦对如何评判李白人品和诗文有自己的思考，这一点从学术史的角度看颇值得注意。

王琦不仅反对过分贬抑李白，而且也反对过分褒扬李白。王琦考虑了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源流，考虑了诗人、诗作产生的时代因素，考虑了诗人的性情和际遇，持论平实、公允，视野则不局限于李、杜，而以二人与屈原、陶渊明等著名诗人通观，论断相当具体和切当，所概括的内容亦相当深广，从中当不止可见王琦在辑注《李太白全集》时所秉持的理念。第五节 王注《全集》总评

正由于历史上抑李扬杜者占十之八九，注释杜甫的学者自有宋一朝到清代乾隆时期已有千家，“搜括无遗蕴矣”。而注释李白诗文集的学者，经五百年始有萧、杨二家，又经五百年始有海盐胡氏孝辕；孝辕亡去到乾隆时期且百余年，文士林立，然而不曾有学者起而补前面数人之阙。从这一背景上说，王琦穷半生精力辑注《李太白全集》，意义就特别深远了。他的辑注甚至赢得了“一注可以敌千家”的美誉。

自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了瞿蜕园、朱金城先生的《李白集校注》。该书以王注本为底本，增辑了十几首诗歌，吸收了大量清代至现代的研究成果，补充了很多资料，纠正了不少错误，体例也略有变化，研读王琦注时可以参阅。第十八章 仇兆鳌《杜诗详注》 第一节 杜诗与杜诗学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自中唐韩愈在《调张籍》中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至20世纪 60年代，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郭沫若在纪念大会开幕词中把杜甫与李白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二千年来，随着中国人民的历史进程，随着中国文学的兴衰变革，杜甫和他的诗歌艺术，始终受到人们的关注，从中汲取丰厚的营养和借鉴，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的遗产。对杜诗的搜集、整理、笺注、评点，并形成专门的学问，是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以至有人用“千家注杜”来形容宋代辑注杜诗的盛况。由于时代久远，宋代编辑、注释的杜诗已不多见，有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又名《杜工部诗集注》)，收入《四库全书》。不著编者姓氏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大约成书于南宋宁宗(1195—1224)年间，该书集注前附“集注姓氏”，共开列了一百五十个人的姓名，虽有商家“炒作”之嫌，但也看出了宋人对杜诗的关注，该书有《四部丛刊》影宋本，可以借助二书，了解宋代辑注杜诗的特点。金元时期，由于宋代对杜诗的大力搜集、整理，杜集已基本定型，而由于诗歌创作崇杜之风继续，对杜诗的训释、注解呈现日渐发达的趋势，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第一次提出“杜诗学”的概念，正是这一趋势的标志。明清两代是杜诗研究全面繁荣的时代，成果十分丰富，其中对杜诗的笺注、评释著作尤为引人注意，除本章介绍的《杜诗详注》外，王嗣爽著《杜臆》、钱谦益著《钱注杜诗》、浦起龙注《读杜心解》、杨伦著《杜诗镜诠》都是极具学术个性的著作，凡想对杜诗作深入研究的人是不能把它们忽略的。

第二节 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

仇兆鳌(1638—1717)，字沧柱，自号章溪老叟，鄞县(今属浙江省)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康熙三十三年(1693)，以呈进所撰《杜诗详注》而受知康熙，升授翰林院检讨，以后历任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翰林学士等职。《杜诗详注》是仇兆鳌以二十多年的时间编著成的书，是一部具有集注集评性质的鸿篇巨制。

仇兆鳌在康熙三十三年进呈《杜诗详注》时，其书尚未有刻本，今上海图书馆藏一抄本，有人以为此即为仇氏之进呈前所录副本。进呈至刻本印行又经历多年，随时都有增补，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刊本印行时，分别于1704、1711、1713年各写有一条附记，可看出其增补和刻本刊行情况。仇氏身后，其初刻本、重刻本都有多次重印刊行，另乾隆修《四库全书》时，《杜诗详注》被收入，为缮写本，其与刊本不同处是将仇氏所引钱谦益语删除，或删占其姓名。193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始用铅字排印，收入《国学基本丛书简编》和《万有文库》。1955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据《万有文库》本纸型重印。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排印本，列入《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是今天读者最为方便易得、最为完善的本子。

《杜诗详注》中华书局标点本据康熙五十三年重刻本加以整理标点，并把原来连排注文，加以注码，移至每诗或每段之末，每码另起行，醒目易检。又把《逸诗附录》置于二十三卷之末，把《杜诗补注》连同诗后、卷后增加的注文，一总移至每首诗相应的位置，以免读者前后翻检。它的《出版说明》，简明扼要，亦可帮助读者理解杜诗及仇注特点。第三节 《杜诗详注》的特点

《杜诗详注》据仇氏所拟《杜诗凡例》，他对每首诗的注释、考评分成“编年”、“内注”、“外注”、“根据”四个部分，以体现其“详注”之“详”的特点。

杜诗编年。仇兆鳌在《凡例》中指出为诗作编年的重要性。

内注解意。所渭“解意”，指的是对诗的结构、章句、立意、内容的分析和串讲。内注注于诗末或章末。在“内注”中，除了征引诸家，特别是当时尚未有流传的《杜臆》的评说外，主要是仇兆鳌自己的见解，很能体现他具有的艺术欣赏能力和分析能力。

外注引古。所谓“引古”就是征引古书，解释典故名物。《杜诗详注》之“详”在这部分有集中反映。首先是注释条目多，其次是每条内征引繁富。

杜诗根据。在注文之后，仇兆鳌引了许多前人的论述，对每首诗进行分析、评论、发挥，他把这部分称为“杜诗根据”，实际上是前人对杜诗思想、艺术评论的资料汇编。每条都引用多人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对每首诗增加了一些评论分析的参考资料，而是想通过这些对杜诗的评析，使读者对诗歌体裁的特点、对诗歌的创作和欣赏有进一步的理解。而对前人对每首诗的具体评论的系统引用，也会扩大读者的视野，有助于深人把握杜诗的特点。

《杜诗详注》，除了仇兆鳌由于时代及个人的局限，在评介杜诗的思想和艺术时，时有穿凿附会和陈腐无聊之处外，在注释征引亦有一些缺点，主要有：第一，虽征引繁富，但有时有泛释无当、不着边际的毛病，甚至不注意注中所引文句的这一词与诗句的这一词有无关系。第二，征引前人之说，时有贪多而缺乏裁断，使读者无所适从。第三，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所引书常有错误，“如注‘忘机对茅草’句，引《高士传》‘叶干忘机’，今《高士传》无此文，即《太平御览》所载嵇康《高士传》几盈二卷，亦无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