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_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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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思想史
一、名词解释
1.天命不常
谓天命即是上天受命之意。天命不常意思是上天所授予的大命不是固定的，并不是永远地保佑某一个人或某一个王朝。周公在执掌周王室政权期间，详细阐明。周灭商，并不是决定于周人自己，而是决定于天命，解释了夏商周的更替是天命不常的表现。天命不常思想是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第一次对于朝代更替的社会事实所做的解释。在理论上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认识天命，通过天命去解释社会历史的变革，试图把以往发生的社会历史的变革归结于某种规律性的东西。这一思想放映了商周之际人们认识水平的进步，对于强化周王朝的政治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2.性善论
是孟子对人性问题的看法。孟子认为人性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种不忍之心，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的总和。不忍之心决定了人善的本性。这种善的本性又经常支配人的行为。性善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全部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关于人性善的根源，孟子认为不是来自人的后天习得，而是产生于先验的无差别的良知良能。性善的基本内容就是理和义，表现为敬长和爱亲。孟子的人性论揭开了人性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是对于人性的认识从根本上是片面的，它忽视了社会实践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孟子所说的人性是抽象的人性。
3.性恶说
荀子认为人性恶，并认为人的本性是先天造就的，与后天习得没有关系，否定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影响。荀子从人的感官欲望、权势欲望，说明了是人的生物本能产生了人的利欲之心。人性恶、人本性好利。所以，荀子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使人的欲望得到满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要时时刻刻抑制人恶的本性，同时，他主张在社会实践中矫正人的本性，化性起伪，最后达到善的境界。
4.明分使群
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荀子的观点。他对于社会的基本看法是人群聚而组成社区，认为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能群”，即人有组成社会集团的能力。维系人群的力量有二：一是君主，二是礼。君和礼是合群的主要力量，但合群之道在于分。有分然后才能有群，但是分不是无条件的，首先必须由君主来分，其次，要分之以义。荀子所说的分的含义包括了社会分工、财产定分、等级贵贱之分。这是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荀子“明分使群”的社会观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认识水平的原因，荀子把维系人类社会的因素仅仅归结于道义的原则，缺忽略了人的共同经济生活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明分使群”的社会观具有片面性。
5.天谴说
董仲舒认为君主个人权力过于强大，君主随心所欲运用权力有时会造成政治混乱，甚至政权倾覆，这是有违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董仲舒利用甜的权威给君主一定的约束。君主治理天下必须遵循天的法则，假如君主滥用权力，有悖天道，天就会给予责罚，此所谓“天谴”说。董仲舒以天作为批判君主的工具，利用天的权威给君主以一定的制约，在当时是一种明智之举。但天谴说至多能对君主形成某种心理震慑，不能改变或组织君主独断专行的事实。天谴说成了统治阶级自我政治调节的理论之一。
6.《白虎通议》
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建初四年（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著名的博士、儒生在白虎观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后由班固等人整理编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白虎通德论》。该书以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为基础，解释自然、社会、伦理、人生和日常生活的种种现象；其所列门目，对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伦理原则等作了基本规定，实际是一部以今文经义为依据的国家法规。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7.名教出于自然
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派，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王弼的政治观是以“贵无”论为基础的。他认为“无”是自然、社会、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的本源。从“贵无”本体论出发，王弼明确提出“名教出于自然”。在“名教”与“自然”之间，“自然”为本，“名教”为末，“自然”为母，“名教”为子，“名教”出于“自然”，本于“自然”。王弼竭力证明，提倡名教与崇尚自然并不相悖，而是互为表里的，维护君主政治等级秩序的“名教”之治，确实出于无为的“自然之道”。王弼的“名教”本于“自然”说，为“名教”的政治合法性与正当性提供了新的政治哲学论证。
8.道统论
韩愈的道统论是基于其排佛倡儒的需要而提出来的。它的中心思想是儒家一向倡导的仁义道德。韩愈进一步提出，儒家之道与释老之道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儒家之道不仅仅止于道德自觉的层面，不仅仅是一种内心的境界，而是要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所谓仁存乎内，义见乎行，心和行的统一才是道的全部。儒家之道是道德与政治一体化的最高原则。韩愈在反对释老之道的同时，极大地强化了以儒家作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9.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认识论学说，朱熹提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始见于《礼记 大学》。”把“格”训为“至、穷、尽”之义,表明“格”的活动是一个在范围上不断拓展，在程度上不断深化的过程，其最终的目标便是对所有事物获得一种彻底贯通的领悟。“格”的对象是“物”。物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不仅指客观的物质，而且还指人们的社会活动乃至人的精神思维。“致知”就是推及本心固有的知识，使其无所不知，这是因为人心是有灵的，但由于有万物的屏障，从而使心体昏暗未明，从而要通过“格物”使心体光明，从而达到“致知”。
10.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说的“存天理”，存的是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是人性中善的部分。“灭人欲”是要灭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的恶，是人性中恶的部分。“存天理，灭人欲”属于心性修炼。“天理”是公，是大善，是人的仁爱之心。“人欲”是私，是小恶，是人的自私之情。“存天理，灭人欲”是二程和朱熹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认为“天理”和“人欲”是对立的。主张恢复和保持天理的公心，去掉利欲的私心，即循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11.致良知
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思想，是其伦理学说的基本宗旨和核心思想。“致”即恢复，达到；“良知”即与生俱来的天赋道德观念。“致良知”即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格除物欲的昏蔽正其邪恶之心，而使之达到极至的道德。修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即是要加强内心修养，使善念得到扩充，克服恶念，恢复内心固有的道德观念。王守仁认为，人若能完全致良知，即为圣人。致良知把封建纲常伦理主观化，让人们自觉主动去行，其实质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
12.童心说
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一篇文章。“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提出了他的文学进化论观点。他高度评价小说戏曲的价值地位。李贽的这些思想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二、简答题
1.西汉经学诞生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背景： 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孔子晚年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的文献，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六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汉初的几个皇帝虽然采取了一些扶植儒学的措施，但在政治思想上主要还是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儒学和儒生的地位并不高。直到武帝，国力强盛，要求加强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儒学才真正受到重视。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使得经学日益兴盛和发展起来。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兴太学，置五经博士，各以家法传授儒学。所传授的都是今文经学。从此，儒学终于从先秦时期的一家之言上升到官方正统哲学的独尊地位。【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
1、在完成中国政治上的大一统的时候，开始对思想进行控制，达到思想上的大一统。在汉朝到汉武帝时期，黄老学说，法家学说，阴阳学说等都存在，对统治者的思想控制是不利的，所以进行思想控制，加强中央集权，就要控制思想。
2、儒术和其他学说的不同：作为中央政权，在完成了国家疆域、政治体制统一的基本任务之后，接下来，就应该轮到在意识形态的建构方面做好文章了。如何在百家思想中选择与确立出帝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便有效地统一、重整人群民众的精神世界，似乎已成为当务之急。鉴于前朝秦亡的惨痛教训，刑名法家肯定已不可用，至少也不能作为旗帜来标榜；主张无为而治的黄老道学，在思想本质上是极端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帝国中央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领域实施统一治理的路向相抵触、相悖逆，根本不利于社会伦常秩序的建立。
3、汉武帝的个人喜好也是关键的。儒家学说能成为统治思想，重要的关键也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和爱好。汉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认为自己是无上的，对确立自己权威的事情，他肯定是会接受的。
4、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实际操作者。在独尊儒术之前，很多政治家都已经开始将儒术的有为而治开始进行和实施，如卫绾、窦婴、田蚡、公孙弘、赵绾，等等。】 内容：
1.两汉经学是以先秦儒家思想为经典发展起来的经院哲学体系，它以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特色，其代表人物是董仲舒。
2.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3.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戴、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4.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意义：
两汉经学是中国文化在先秦学术大发展的基础上以儒家为主所进行的第一次综合，天人感应论使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罩上了神学的色彩，而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一方面是对先秦儒家崇尚仁义，注重个人修养思想的继承；另一方面，则是从社会制度的角度，以明显的自觉意识，从社会控制的角度，对先秦儒家修养论的理论性发展。阳德阴刑、独尊儒术的主张，则反映了儒家学说与封建专制王权相结合、为专制王权服务的自觉性，这表明，儒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2.白虎观会议的内容和影响
内容：
自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朝君主的统治思想支柱。但是由于当时各家儒学学派传承不同，对于儒家经典的版本、内容多有争议。汉宣帝时曾召开“石渠阁会议”加以统一，但是经历王莽新朝的战乱之后，各家的歧异再次抬头。汉光武帝刘秀于中元元年（公元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确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了巩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儒学与谶纬之学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各地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这次会议由章帝亲自主持，参加者有魏应、淳于恭、贾逵、班固、杨终等。会议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皇帝旨意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作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此后，班固将讨论结果纂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作为官方钦定的经典刊布于世。影响：
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把谶纬学说和今文经学混合在一起，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作为解释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的依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3.魏晋玄学的背景
在汉代儒学衰落的基础上，为弥补儒学之不足而产生的；是由汉代道家思想、黄老之学演变发展而来的；是汉末魏初的清谈直接演化的产物。
两汉时期，经学独尊，为朝廷入仕干禄之门，今文经学谶纬之说流行，天人、阴阳、符应等观念大盛，依附政治，而日渐荒诞，深受王充、仲长统、荀悦等人批判；而古文经学则偏重章句训诂，流于繁琐支离。东汉所标举的士人气节，多已陷于虚矫。至汉末魏晋时，儒家经学虽仍为官方学术主流，然玄学风气则随名士清谈逐渐流行，以《老子》、《庄子》、《易经》为讨论张本，喜好讨论有无、本末等玄理，论辨深具理致。
汉末，由于天下大乱，刘表于荆州，招致士人，当地局势大体安定，文士、学者多前往归附，日渐形成特殊学风，后人研究有称为荆州学派者。荆州学风，逐渐舍弃象数、吉凶等说法，而改以义理内容为主。
汉代时，气化思想、宇宙生成论盛行，演述阴阳、天人等论题。而魏晋时期，此类讨论渐往形而上学形式发展，以王弼、郭象为其代表。而汉代对人性的讨论，逐步发展成为魏晋时「才性」与「人物鉴赏」等论题，其中以刘劭《人物志》为其代表。当时政治势力更替，局势混乱，原有价值体系面临挑战，「名教与自然」、「圣人论」亦随之而起。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4.宋明理学对人性的阐发
周子认为性源于太极，其中除了人之性，还包括天下万物各自的性。
宋明理学对于人性问题的理论，往往是通过对于先秦儒家尤其孔孟人性论的诠释而提出的。在整个宋明理学的传统中，不同学者对于人之“性”的理解自然有所差异，但作为大部分学者基本接受的“大端”，关于“气质之性”与“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义理之性”）的理论，则是宋明理学传统在人性论方面最具特色的理论贡献。其中，张载、程颐发其端，而以朱熹的总结最为周密。
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一样，都源于“太虚即气”。他将性一分为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天地之性是“太虚”的本性，是永远存在的。气质之性是天下万物各自具体的性。天地之性是至善至美的圣人之性，气质之性受人们禀气条件的限制，又包含自然本性，故而有善恶。
二程提出“天命之性”“生之谓性”的概念。天命之性“乃极本穷源”之性，至善无恶。生之谓性是人们“受生之后谓之性尔”，经由气的运行而形成，又称为“才”，“才禀于气，气有清浊”，故才有善恶。
朱熹进一步发展二程的学说。朱熹认为，人性不同于物性，只有人能够“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人有仁义道德，物则只能得气之偏。朱熹对气质之性的解释也与前人不同。
北宋理学认为，气质之性是阴阳二气及形质本身的属性。朱熹认为，人物的性是禀受天地之理得来的，人物未生时，天地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理禀受到一定形气之后才成为性。但理一旦进入形气体质就不可避免受污染。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是同一的，二者的关系好比是理与气的关系。
5.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致良知是中国明代王守仁的心学主旨。语出《孟子·尽心上》。《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 ”，“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目的是存理灭欲。实现存理灭欲的途径为克己。克己有四种境界：一是静坐息虑。一是省察克治，一是防于未萌之先，一是勘破生死念头。致良知的政治意义在于打消农民心中蕴藏的反抗的念头，此之谓“心中贼”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守仁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1、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根据知行合一，王守仁要求人们严格把握自我动机。“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
2、以知为行，知决定行。人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封建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封建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封建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对于下层民众而言，“知行合一”意味着人们处处遵守封建道德规范，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和严整的社会秩序。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贱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深化了道德意识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的关系，克服了朱熹提出的知先后行的弊病，但是同时也抹去了朱熹知行说中的知识论成分。王守仁的观点虽然有利于道德修养，但忽略了客观知识的学习，这就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
三、论述题
1.孔子仁与礼的关系及其政治意义
仁与礼是孔子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孔子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大体上，春秋前期人们把亲敬尊长、爱抚众庶、忠于君主等行为都看作是仁的表现。孔子对于仁的理解，基本上继承了春秋前期思想家的这些认识，并且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了系统的仁学。
从孔子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孔子所说的仁主要有几个方面：
第一种含义是爱人为仁。孔子认为，爱人是仁的基本内容，社会的各个等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特别是对于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孙子试图以仁爱为根本，建立起各等级之间充满人情味的伦理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从伦理学的层面上理解社会政治生活。
第二个含义是“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这句话，重点在于克己，即严格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个人的行为完全符合礼的规范。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是指一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一个人能否具有优良的道德品质，主要决定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不是决定于他人的影响。
孔子认为，优良的道德品质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资格，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把仁作为最高的信念。仁是最高的道德品质，每个人都要时时刻刻约束自己的行为，努力做到无时无刻不仁，即“无终食之间违仁”。
礼的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出现。从春秋初年开始，人们已经十分重视礼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礼是指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广义上的礼，包括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原则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个方面的文化规范，孔子对于礼的理解也大体上在这一范围之内。
孔子认为礼是约束人的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间，都应该以礼为基本准则。礼是每一个人的立身之基，“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约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礼可以规范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礼对于国家的政治事务很重要统治者应该遵循礼的规范治理国家。
孔子所说的礼，主要是指周代的社会制度而言，因此，孔子在很多时候主张恢复周代的礼制，强调对于周礼的继承，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周礼的规范下，春秋时期的社会才能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事实上，孔子恢复周礼的思想主张并不符合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孔子的思想学说中，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则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人的社会行动方面的表现，所以，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孔子把仁作为一种道德境界，而礼则是实现这一境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离得节制下，才能使“天下归仁焉”。在孔子看来，道德的良善才是政治的目的，这决定了孔子以仁礼这两个概念建立起来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2.宋明理学以理易礼的时代背景
北宋时期，儒学的主流仍然是汉唐主流儒学思想的延续，强调用礼乐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秩序。比如范仲淹提倡按照周礼改革官制，民间学者李觏甚至草拟了依周礼治国的全面的政治改革方案——《周礼致太平论》。
北宋前中期，以礼治国是主流，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把以礼治国的思想付诸了政治实践。王安石认为学术与政治是一回事，经术正可以综世务，因此他编纂《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为了正确理解经文，王安石还创造了一部《字说》。王安石的变法很快失败，但是王氏新学的统治地位，却一直延续到了宋宁宗时期。但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对儒学的发展仍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标志着儒学治国原则面临着重要转变，人们已经不相信仅仅通过制度层面的礼乐教化，就可以达到天下太平的目的。
宋朝从建国以来，一直积贫积弱，先败于辽，后灭于金，和金朝对峙的南宋，又是屡战屡败，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彰显着君臣们无能，也彰显着当时儒学的无效。宋太宗时统治政策的转向，由外转向内。“国家若无外患，必有内忧。外患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忧，深可惧也。”
理学又称性理之学，主要谈论性与天道。性与天道的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提出，但是往往被用于阐明社会政治问题的论证手段，还没有在本体思维方面进行深入探究。“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汉唐儒学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源的认识基本囿于宇宙发生论的范畴，这种证明方式虽然比较直观，但是人们难以形成对宇宙本体或万物本源的高层次认识。魏晋之际的玄学思潮一度把人们引向本体讨论，但是，玄学家们的认识基本未能超出“本未有无”。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重新勾画了一个宇宙生成图式。张载的“太虚说”。到二程正式使用“理”作为宇宙的本原。周敦颐的太极说既说明了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同时也解释了人性和道德的产生。“天了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传统认为，仁义之德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是人的本质体现，道德与人性是同一回事。张载从“太虚即气”出发，比较明确地阐述了“理一分殊”的思想。二程和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表述十分明确。
理一分殊是理学思潮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合理性。首先，他们将道德伦常上升到本体的地位，天理与道德是同一事物。其次，他们提出天理先于事物而存在，道德从而具有了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的绝对权威。再次，理一分殊成功地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合理。
二程和朱熹将天理纳入本体系统，对理欲问题作了详尽的发挥。首先，他们进一步辨析了理、欲的内涵。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以有天理也。”人欲指的是人们的种种欲求。两者的区别在于：凡超出维持人之生命所必须的欲求即是人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凡超出礼义规范的行为也是人欲。“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天理之不存，则与人欲何异矣。
程朱的灭人欲之方是克己和持敬。程朱的克己与孔子的有所不同，“天理人欲相为消长，故克己者乃所以复礼，而非克己之外别有复礼之功也。”持敬则更注重人的内心，“常常存个敬字在这里，则人欲自然来不得。”不论克己或持敬，都必须随时注意自己有言行举止，“有纤毫私欲，便能识破他。自来点检惯了，譬有贼来，便识得，便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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