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_一句话闻一多阅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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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理论批评贡献

龙泉明先生在界定新诗的奠基期概念时指出：初期白话诗作者无法克服自身创作的基本缺陷，也无力防止‘非诗化’风气的恶性发展”“开创白话新诗的先 驱者还不可能拥有发展新诗艺术的必备眼光，因此不能为白话新诗不断增加新的元素和新的元素组合，以强化它的生命力。所以，当先驱者们徘徊不前时，新一 代诗人便只能以‘内发的叛乱’来进行突破，为中国新诗的艺术革新开出不断建构的道路。于是新诗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奠基期（即指 1921 年至 1925年这一时期）”。在我看来，新诗的进一步健康发展固然要靠诗人们在创作中不断增加新的元素和新的元素组合，也需要一批具备全新眼光的诗评家的批评实践来引导，因为“越求创作发达，越要扼重批评”，批评家对创作家来说所“起的磨刀石的作用，能使钢刀锋利”。长的中国新诗正是起了这种磨刀石的作用，其新诗批评实践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力避新诗“非诗化”、引领新 诗的艺术化，纠正新诗的欧化倾向、承续诗歌的民族化特色，摒弃新诗批评的门户化，推进新诗多样化风格的形成。

一 力避新诗的非诗化引领新诗的艺术化

在新诗的初创期，诗人们打破“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的冲动，在“诗体大解放”的响亮口号引导下，迅速演变为一场诗的异化运动。由于新诗人大多只注重诗歌语言工具的更新，模糊了诗和文的界限，较少考虑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使得新诗创作偏离了诗歌的艺术轨道，使新诗愈来愈趋向散文和大白话，一些诗人误把白话作诗当作“空口说白话”，造成了不讲究诗歌语言、词汇极度贫乏，大白话终成遮掩诗情的蔽障，以致酿成严重的“非诗化”病灶。周作人曾这样说他的《小河》：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答不出„„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是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都和我的本意无关”。

作为一个有自觉担当意识的诗人、批评家，闻一多认为，作诗是严肃的一件事，还在清华读书时他便在《评本学年 里的新诗》一文中告诫人们“你不是诗家，便不当做诗。诗不是为消遣的。做诗不能讲德谟克拉西。诗是诗家做的，犹之机器是工程师管的，病是医生诊的。”1922 年，面对《冬夜》、草儿》、湖畔》、《雪朝》、将来之花园》、蕙的风》等多本新诗集相继出版的热闹诗坛，闻一多表现出一个批评家特有的敏感、责任心和冷静，以一篇长文《 评论》来集中探讨当时的新诗创作问题。文章开篇即指出“我很怀疑诗神所踏入的不是一条迷途，所以不忍不厉颜正色，唤他赶早回头。”

闻一多认为，诗首先应该是诗，是诗就应该具备诗的艺术特性，比如诗的音节“一切的艺术应该以自然作原料，而参以人工，一以修饰自然的粗率相，二以渗渍人性，使之更接近于吾人，然后易于把捉而契合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闻一多在强调诗的音节时批评了当时影响甚巨的胡适所谓的“自由诗”的音节观，提出“所谓‘自然音节’最多不过是散文的音节，散文的音节当然没有诗的音节那样完美”。他认为，为了诗的艺术性，提炼加工就是天经地义的，盖因“诗是诗人的，犹之乎铁是打铁的打的，轿是抬轿的抬的。”所以“作诗永远 是一个创造庄严底动作，诗本来是个抬高的东西。”文章肯定《冬夜》创作成绩的同时，旗帜鲜明的批评了其艺术的种种缺陷，并对新诗创作中过于追求“民 众化”凡俗化 提出质疑。

文章拿《冬夜》中《别后底初夜》和梁实秋《梦后》作比较，认为诗应当追求“雅”的品质。闻一多还在文章中激动地说道“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到替你解放„„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起打破了呢？不论有意无意，他们总是罪大恶极啊!”

闻一多对《冬夜》艺术缺陷的批评，既有理论的阐释，又有细致入微的具体分析，体现了真正诗评家的客观严谨，这样的批评对警醒作者、引导读者，对纠正新诗艺术上的不足，促进新诗的艺术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批评，虽然有个别语句难免过激，但从中也可看出闻一多对新诗艺术追求的强烈程度。

二 纠正新诗的欧化倾向，承续新诗的民族化特色

闻一多是一个深受民族传统文化浸染又兼具世界视野的诗人和批评家。在第一代新诗人中的大多数忽视继承中国诗歌传统时，他提出创见，认为新诗的生命力在于中西诗歌艺术的完美结合。在《 之地方色彩》一文中首先就对新诗发展中那种过于追求诗艺的西化“欧化底狂癖”提出尖锐批评，并进一步申明“我总认为新诗径直是‘新’的，不但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他不要做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他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要尽量地吸收外洋诗底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我以为诗同一切的艺术应是时代底经线，同地方底纬线所编织成的一段锦”。

闻先生站在新诗产生发展 必须走中西结合之路的高度，全面而深刻阐述了新诗之“新”所在。在文学革命背景下产生的新诗，是在除旧布新前提下得来的，自然要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旧诗，但又不能因除旧而失去中国本地的色彩，那便失去了中国新诗的特色。他慨叹，新诗中“我们的中国在那里？我们四千年的华胄在那里？那里是我们的大江，黄河，昆仑，泰山、洞庭，西子？又那里是我们的《三百篇》，楚辞》，李，杜，苏，陆？”同时，欧风美雨滋润下破土而出的中国新诗可以学习借鉴西方诗歌的优点，但它决不能走完全西化之路，因而他批评《女神》过于西化的倾向“一味地时髦是骛，似乎又把‘此地’两字忘到踪影不见了，现在的新诗中有的是‘德谟西拉克’，有的是泰果尔，亚波罗，有的是‘心弦’洗礼’等洋名词”“《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 《女神》 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他批评郭沫若创作《女神》时身处一个欧化为是的日本，自然深受其影响，因此他奉劝“若我处在郭君的地位，我定要用一种非常的态度去应付，节制这种非常的情况，那便是我要时时刻刻想着我是个中国人，我要做新诗，但是中国的新诗，我并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我的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

闻一多在文章中坚持了一个真正批评家的过人胆识和独立品格，一针见血地指出《女神》之所以缺乏中国之地方色彩，根底在于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他对于东方的恬静底美当然不大能领略。”《女神》底作者，这样看来，定不是对于我国文化真能了解，深表同情者。”他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我个人同女神底作者底不同之处是在：我爱中国固因他是我的祖国，而尤因它是有他那种可敬的文化的国家；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他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他，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

由对《女神》缺乏民族特色的批评，引发了闻一多对世界文学建设的思考，他认为：世界文学的繁荣发展，有赖于各民族文学民族特色的保持和发扬。因为“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是绘画底一样要素。将各种文学并成一种，便等于 将各种颜色合成一种黑色画出一张 sketch 来。”所以，“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10]他的这些深刻的洞见，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持文化的民族性特色，完成民族文化的再造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三 摒弃新诗批评的门户化，推进新诗风格的多样化 在新诗的奠基期，不同背景的诗人和批评家围绕新诗的建设问题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即如胡适先生所说“在那个文学革命的稍后一个时期，新文学的各个方面（诗，小说，戏剧，散文）都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引起讨论最多的当然第一是诗。”后来作新诗的人多了，有些是受中国旧诗和词曲的影响比较多的，有些是受了德国法国日本的思想影响比较多的，有些是受了英美民族的文学的影响比较多的，于是新诗的理论也就比较多了。”这些坚持不同诗歌理论的诗人和批评家互相交流碰撞，犹如铁锤敲打燧石，在撞击的过程中，不时迸发出真理的火花。这种不同流派之间的论争往往表现为：论争的一方能指出对方的实质性的错误，而另一方也能指出对方的某些偏颇和缺陷，最终形成了互相制衡、互相依存的张力，推动新诗在健康的轨道上不断前行。

在论争中，有的人试图以廉价的眼泪赚取批评的价值；有的人则挥舞批评的板斧，以打一场《诗之保卫战》的名誉，把不属于自己流派的诗人诗作一扫而光。而真正的批评家则主张“他人之议论，不能强同以尽于我也，我之主张，恐亦未必全是也。故他人议论之或不当也，尽可据理以析之。且彼与我持异议者，未必全无学问，全无见解，全无道德也。即彼所论或有未当，亦无庸非笑之、谩骂之，不遗余力也。”针对当时新文学论争的状况，提出真正的批评家应该遵守“批评家之道德” 博学”以中之态度，为平情议论” 具历史之眼位真正的批评家。

闻一多自觉跳出小团体的藩篱，对既不属于清华文学会团体又非留学欧美背景的诗人诗作给予了恰当的评价。比如对创造社郭沫若的《女神》，既对其中所缺乏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继承方面的不足予以批评，又通过《 之时代精神》一文，盛赞《女神》想象和情感的真挚，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闻一多打破门户偏见，敢于对在中国深受具有欧美背景的诗人推崇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歌提出不同流俗的意见。他在 1923 年 12 月 3 日《时事新报·文学》第 99 期发表的《泰果尔批评》一文就坚称“泰果尔底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哲学，论他的艺术实在平庸得很。”他告诫中国诗坛，我们要的是明察的鉴赏，正确，但他这种不受门户偏见所左右的批评态度体现了真正批评家的独到眼光。

在公开的文章里闻一多表现出一个真正批评家的卓越见识，在朋友之间的私下通信中，闻一多也祛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对和自己并非“志同道合”的诗人诗作给予好评，表现出一个诗评家的坦荡胸怀和对新诗多样化风格的热切期盼。他在 1923 年间致闻家驷、致闻家骥、致梁实秋等亲朋好友的信中，多次表达了对郭沫若、田汉、冰心、徐志摩等诗人的赞美之意。

1923 年 3 月 25 日，闻一多在《致闻家驷》的信中还对文学研究会诗人徐玉诺称赞有加，实秋不喜他，我却说他颇有些佳点。徐君是个有个性的作家，我说他是文学研究会里的第一个诗人。”在此之前的1922 年 12 月 26 日他在《致梁实秋》中，他就全面叙述了他对徐玉诺出版于 1922 年 8 月的诗集 《将来之花园》看法：《未来之花园》 应为“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与《繁星》并肩。我并不看轻它。《记忆》、海鸥》、杂诗》 五三页）、故乡》 是上等的作品，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同叶圣陶所赏的‘这一个树叶拍着那一个的声响’可谓两个声响的绝唱！只冰心才有这种句子！实秋，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可，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也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徐玉诺是个诗人。”[18]在 1923 年 9 月 24 日《致闻家驷》的信中，他还对对梁实秋加入当时帮派情绪较浓的创造社表示了鲜明的批评态度，因为“我意此时我辈不宜加入何派以自示偏狭也。沫若等天才与精神固多可佩服，然其攻击文学研究会至于体无完肤，殊蹈文人相轻之恶习，此我所最不满意于彼辈者也。”

总之，我以为闻一多在新诗奠基期的新诗批评和关于新诗建设的独到见解，他的新诗批评态度和坦荡的批评作风，不特为成长中的新诗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成为中国新诗理论中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继承发扬，尤其是当今文坛“金钱的文艺批评”、圈子的文艺批评”盛行，包装炒作”、友情出演”式的批评愈演愈烈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闻一多那样的真正的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