赈灾闹权争 盛宣怀初露锋芒_盛宣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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赈灾闹权争 盛宣怀初露锋芒

2013年05月02日14:40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雪珥

李鸿章、盛宣怀并不关心小小的赵志和是否要被定罪，几个刺儿头被抓到天津之后，杀鸡儆猴的效用就显露出来了。李鸿章手持大棒，而盛宣怀则趁热打铁，从当地“铁公鸡”身上，硬生生地拔下了带血的毛，总算勉强筹集了景州的赈灾款。

1878年6月，刚到直隶河间府（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指挥赈灾的直隶筹赈局厅局级干部（“候补道”）盛宣怀，卷入了一场风暴。

这场风暴的源头在北京。

中央纪检干部（“御史”）李桂林突然发难，弹劾河间府下属的景州（今河北景县）在抗旱救灾中有中饱贪污、强行摊派等行为。

根据李“纪检”的弹劾状指控，上一年（1877）年初，省里下发给景州赈粮6000石，但州政府门卫（“门丁”）马汝霖竟敢“勾串朦蔽，自九月迟至腊月，始行放给，尚存千余石，遽行停止。该处饥民恳求施放，而该门丁百端阻挠恐吓，以至酿成巨案。”政府大院的一个门卫就能控制赈灾粮，显然，这背后是有“长胡子”的人在教唆。

李“纪检”同时指控，景州的“劣绅”刘经枌（刘景汾）、高贻方等，不仅以赈灾为名，提出“不论贫富，概行勒派”，而且当“需索不遂”时，居然勾通官府，动用警力“直至刑押，以至民不堪命。”

虽然这一弹劾中，涉及的都是小人物，但如果坐实，直隶赈灾的功绩将因此一扫而空。此时，抗旱救灾已经成为大清国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灾区缺粮少吃，但绝对不缺少汹汹的民意，一旦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大清官方本已艰难的维稳工作，将完全失控。

李鸿章收到了中央转来的弹劾状，吓了一跳：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在这种遍地干柴烈火的严峻时期，如果真地出现举报中所说的问题，自己也得被“问责”了。他立即下令景州市长（“知州”）恩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却更是吓了李鸿章一跳：堂堂的中央纪检干部的弹劾状，居然是看在银子面上的“有偿举报”，而出钱收买御史李桂林的，是景州的士绅赵志和、孟昭麟、张丕振等。

原来，为了弥补官方赈灾资金的缺乏，担任赈灾总指挥的李鸿章，下令各受灾地区动员当地家财殷实的富户和士绅们“义捐”。而在景州，被举报的那位“劣绅”刘景汾不仅是当地“义捐”的倡导人，而且在劝募他人募捐方面也很卖力，得罪了不少人。买通御史的赵志和，是当地富户，“有地三十余顷，并开设钱铺”，按照当地士绅合议的劝捐计划，赵志和应捐1000两。赵志和曾经在安徽担任过知县，其子赵撝谦也捐了个通判的职务，平时也是横行惯了的。父子俩只愿意认捐900两，而到了盖缴款时，却依然一毛不拔，“抗不完缴，且首倡浮言，煽惑众户”。至于进京收买御史，恩廉的调查则说仅是风闻，没有实据。

被纪检部门这么一搅和，景州当地的“义捐”几乎被毁灭。所有士绅们都停下来观望风向，此前已经认捐的2万余两，只收到了一半，拖欠的“义捐”还有8000多两。而采购赈灾粮的款子还差着很大一截。

实际上，这种“义捐”的确是硬性摊派，只不过在表面上由当地士绅们“民主协商”其分摊的数额。景州在当年（1878）设立了两个专门机构，一是“劝捐局”，负责民间募捐，另一个是“助赈平粜公局”，负责用政府公款及募捐所得善款购置粮食，平粜给当地尚有财力的民众，一则平抑粮价，二则尚有财力者可先得粮，三则资金能更集中于为赤贫者提供无偿救济，等于是挖掘了当地尚存的财力，加大赈灾的可持续性。

根据景州“劝捐局”的规定，各家富户的捐款数，是由大家公议的，各方签字认可后，“助赈平粜公局”即公告于众，并根据这些认捐金额进行粮食采购，而捐款则由“助赈平粜公局”派人催收。“劝捐局”只负责动员、签字，“助赈平粜公局”负责后续的落实。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迟误买粮”，捐款一旦确认签字，就等于协议成立，为防止出现口头许诺的虚假捐献，《景州筹办助赈平粜公局章程》规定，如不按约缴纳已经认捐的款项，则可动用公权力进行追讨，“即行票传，倘有违抗，解府办理”。

毫无疑问，这当然是强行摊派，也是在势禁形格下的无奈之举，当地士绅心里不爽极为正常。赵志和可能主要还是对刘景汾主管“劝捐局”不服，便挑头动员其他士绅，认而不缴，景州赈灾粮的购置计划因此完全被打乱了。

对于恩廉的调查，李鸿章仍不放心，立即命令盛宣怀与李金镛、吴大澂等，“不动声色，就近驰往景州，按照所参各节，严密逐细查访，据实详确禀复核办。”查案之外，李鸿章明确表态：“劝富济贫，事关地方大局，未便任其阻误。”

盛宣怀经过调查，认为赵志和收买御史、试图抗捐的事实是成立的，收买御史的费用是3000两。对于赵志和等这种敢于在此非常时刻公然挑战政府的人，盛宣怀认为绝不能手软，否则“将来地方公事必多掣肘，不独赈务一端，刁风断不可长。”

李鸿章一见盛宣怀的报告，立即派兵，将赵志和等以“抗不缴捐，诪张为幻”、“阻挠赈务”的罪名，全数逮捕后押赴天津。但赵志和等人在狱中坚决否认收买御史的指控，控方也缺乏过硬的证据，案件的审理陷入僵局。

其实，李鸿章、盛宣怀并不关心小小的赵志和是否要被定罪，几个刺儿头被抓到天津之后，杀鸡儆猴的效用就显露出来了。盛宣怀与李金镛乘虚而入，“传集各该捐户，当面剀切劝谕”，并采取两手措施，一是“将实系无力者，核准免缴，其有力而未逮者，分别核减”，二是对“实在殷实之户，仍照原数不减”。在盛宣怀的软硬兼施下，“该捐户等尚明大义，陆续遵缴。”

这是盛宣怀配合李鸿章演出的一台好戏：李鸿章手持大棒，而盛宣怀则趁热打铁，从当地“铁公鸡”身上，硬生生地拔下了带血的毛，总算勉强筹集了景州的赈灾款。

围绕着赈灾展开的不择手段的权争，也给第一次担任地方实际工作的盛宣怀，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

之前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官方出面对灾区劳动力进行“政府采购”，兴建水利、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既赈灾，又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埋单的仍是财政。而盛宣怀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商为赈”，财政只用少量的“种子资金”引路，帮助灾区建立产销链，随后，这一产销链就能自己运作、自己生存。从“政府赈灾”演变成了“市场赈灾”的尝试。

1878年5月（农历三月），34岁的盛宣怀奉命赶回天津。

盛宣怀的老领导、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饥荒赈灾总指挥李鸿章给他安排了一个新任务：作为新成立的直隶筹赈局的干部，立即前往重灾区直隶河间府（相当于现河北保定地区），负责当地的赈灾工作。

从1876-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遭遇了200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1000万，震撼整个世界。

此时的天津，因为能喝上稀粥，在遍地饥荒和饿殍的华北，俨然就是天堂，盛宣怀日后回忆道：“天津遍设粥厂，途为之塞。”

虽然身为第二梯队的厅局级干部（“候补道”），盛宣怀却一直只在机关和企业里任职。先是给李鸿章当幕僚，而后参与了轮船招商局、湖北大冶煤铁矿等大型企业的创办，从未在任何地方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

而近些年来，他似乎一直在走背运。无论招商局还是湖北矿务，都是问题不断，一团乱麻，盛宣怀的能力遭到了普遍的质疑。3月下旬，当接到前往河间府赈灾的调令时，他正在上海，亲自督促中外技术人员，冶炼湖北大冶的铁矿石。安排好企业的工作交接后，盛宣怀立即从天津转赴灾区。

他很清楚：在自己的个人事业中，此次下派赈灾，是很关键的锻炼和考验，既能令他从乱麻一般的企业中得以暂时抽身喘气，更能填补他在地方行政经验上的空白，为今后的仕途铺平道路。而他所没想到的是，这次挂职锻炼居然长达8个月，并且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一进入河间府的府治所在地献县，受灾之惨况，令盛宣怀震撼了：“入献县境，即见饿民扶老携幼，乞食于道，风吹即倒。”在这场史称“丁戊奇荒”、死亡人数超过千万的大灾荒中，各地都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河间府作为直隶的重灾区，其惨况可想而知。

盛宣怀虽非名门出身，但自小生长在锦绣江南、鱼米之乡，事业上也一直顺风顺水，何尝见过如此人间惨剧。之前，他在曾1870年参与过直隶的抗洪救灾，负责在苏州、上海、扬州、镇江等江南膏腴之地筹集赈灾善款及粮食、棉衣等实物，“实力劝导，集捐甚巨”（李鸿章奏折），并在上海安排轮船，“妥速运解”，表现了相当干练的募捐能力和组织能力，深得李鸿章赞赏，特别为他请旨褒奖。但是，与那些慷慨解囊的江南士绅和百姓们一样，他也从未身临灾区。这次到河间府的特殊“挂职锻炼”，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对地狱般的灾区。

此时，这场大灾荒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灾区现场早已是“疫病相染”，但盛宣怀为了防止“官赈”惯常出现的贪腐，坚持“挨户详查”。当陪同他的当地“绅董”都不肯进入民户家中，担心“秽气所蒸，疫易传染”，他却总是“以身先入”。更令同行者震惊的是，为了体验灾民的生活，他甚至亲尝灾民家的所谓“饭食”。

有一次，盛宣怀前往巡视东光县某乡，“竟至露宿终夜，归而咳逆，上气大作”（《盛宣怀行述》），加上总在大风中步行，导致了“毕生喘疾”。

盛宣怀深入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现场办理赈灾救济，不仅简化了赈济环节，而且提高了赈济的针对性，他告诉李鸿章：“职道自问尚能惠及极贫，毫无浮冒等弊。”

授人以鱼、莫如授人以渔。与别的赈灾官员不同，在商海中摸爬滚打了数年的盛宣怀，试图为赈灾建立一套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盛宣怀发现，献县“男妇向皆能织”，如能收购当地人的纺织品，就可以“稍济其生机”。他立即宰献县创办了一家“纺织局”，并且在当地少年中选些了稳重的人，为他们购置纺织机，教他们织布技术。收购上来的布匹，盛宣怀考虑可以带到东北，去换取粮食，或者可由军方收购作为军用，“彼此获益”。

献县设立纺织局，这是大清国赈灾思路的一次重大改革,大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以工代赈”。之前的“以工代赈”，实际上就是官方出面对灾区劳动力进行“政府采购”，兴建水利、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既赈灾，又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埋单的仍是财政。而盛宣怀的措施，实际上是“以商为赈”，财政只用少量的“种子资金”引路——盛宣怀动用了2000多两赈灾款购置织机，帮助灾区建立产销链，随后，这一产销链就能自己运作、自己生存。显然，这是从“政府赈灾”演变成了“市场赈灾”的尝试，按照李鸿章的说法，就是“养民不若令民自养”。《申报》对此大加赞赏：“若得各灾省皆仿此行之，则民悉力于耕作，又安见不可补当前之缺憾而冀此后之丰亨欤！”

更为可贵的是，盛宣怀又为灾区捐出“所积集金巨万”，其夫人也“典鬻珍物，尽出己蓄”。

在河间灾区挂职锻炼的8个月，盛宣怀的行政专长得以展现，终于走出了办企业所带来的巨大阴影。李鸿章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既肯定了他在赈灾中“出力出资，不辞劳怨”的苦劳，也肯定了他“历办招商开矿要件，久著劳绩”的功劳，提出“其才能洵堪任使”。

第二年，盛宣怀升任天津河间兵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