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与南沙自贸区_一带一路与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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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与南沙自贸区
摘要：“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一带一路”自提出以来，由最初的战略构想逐步迈入实施阶段，即将成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同时也是实现我国从区域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转变的重要路径。同时，南沙自贸区也将紧密对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强化广州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主力军作用。本文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贸易格局以及战略意义及挑战进行阐述，并对南沙自贸区的发展战略进行探讨。关键词：一带一路；经济全球化；贸易格局；南沙自贸区引言
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1]（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这标志着对中国发展将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一带一路”战略进入全面推进建设阶段。如果说改革开放前30多年中国以积极“引进来”的方式深入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那么共建“一带一路”则标志着以中国“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这表明，中国期望在符合当前世界发展机制和趋势的前提下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并在引领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但是，“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而且强调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总体上，“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核心理念”(和平、合作、发展、共赢)、“五个合作重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来表达。“一带一路”战略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一带一路”的科学内涵与贸易格局分析
2.1 文化内涵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都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词汇。但是，“一带一路”并不是要重建历史时期的国际贸易路线。显然，“一带一路”使用的是“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即和平、友谊、交往、繁荣；这就是《愿景与行动》倡导的核心理念[2]。“一带一路”的提出基于两个：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
（1）历史背景
丝绸之路是张骞（约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亚洲 中、西部地区开辟的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起点，经关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锡尔河与乌浒河之间的中亚河中地区、大伊朗，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当然，贸易产品并非丝绸一种，不同历史时期主导贸易产品不同。例如，宋、元、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产品以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为主。另外，“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古代贸易的代名词，而且也是历史上中国与欧亚大陆各国文化交流的“符号”。伴随商品贸易和人员交流，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相互借鉴，产生了灿烂的文明。
（2）时代背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产业结构进入了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达国家增长乏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回落；世界工业生产收缩，制造业处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的工业化国家普遍出现了结构性失衡，新兴经济体加剧了全球工业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资本流动减速，金融资产增长缓慢，发达经济体对外投资一蹶不振，原先专注于资本输出的国家开始将目光转向国内，使全球资本跨境流动大幅下挫，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资本市场动荡加剧，投资回报率普遍下降；经济增长的疲软严重拖累世界贸易的增长，世界贸易持续低迷，出口形势急剧恶化，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的出口正在经历深度调整。在此情形下，我国对外开放长期以来以西方发达经济体国家为主的格局，需要调整、转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国周边的东盟、中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亟需通过合作激活发展动力。
当今国际原油市场深受国际政治的影响，使原油进口国的原油供应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原油进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我国原油进口过度依赖中东地区和马六甲海峡，在中东局势动荡、美国插手南海的情况下，我国的能源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潜在威胁加剧。开辟新的原油供应国或地区，开通新的安全输送管道，实现原油进口的多元化，已经是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把这些新思想理念和对话合作机制落到实处又能统领全局的，恰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新丝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丝路具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政策出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现实需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因此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内涵。
2.2 空间内涵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一个绝对的边界。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在地图上准确表达其空间范围。“一带一路”从根本上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网络，愿意参与的国家均可参加，即它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平台。尽管此前外交部曾经提到“一带一路”沿线有60多个国家和40多亿人口，但是《愿景与行动》并没有给出具体范围和国家清单，而是指出“一带一路”贯穿欧亚非大陆。主要涉及到的国家如表1所示。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
板块
主要国别中亚5国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蒙俄 东南亚11国
蒙古、俄罗斯
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缅甸、东帝汶
南亚8国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中东欧19国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黑山、马其顿、波黑、阿尔巴尼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
西亚、中东19国 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门、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埃及
《愿景与行动》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的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也提到了“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以及推进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建设。在这些具有明确空间指向的通道和走廊上，将会有比较多的基础设施共建工作。
对于中国国内而言，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将充分发挥国内各地区比较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根据这份文件，已经重点圈定了18个省区，新疆和福建成为核心区。图1简要列出了各个区域的功能定位。
图1 “一带一路”各省份定位
尽管《愿景与行动》提到了一些省份和城市，例如将新疆和福建分别建设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以及重庆、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强上海、天津、宁波、广州、深圳等城市建设，但是这不意味着这些省份和城市具有排他性的地位。实际上，所有地区都可以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2.3贸易格局分析
2001年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增长迅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步入快速发展时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84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120亿美元，其中与东南亚11国达到480.3亿美元（图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比例从2001年的16.5%增长到2014年的26.0%。其中出口比例从2001年的14.5%增长到2014年的27.2%，几乎增长了一倍[3]。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密。
图2 2001-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贸易总额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区域来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联系最紧密。主要是由于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国家关系总体良好，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此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更是极大地增强了东南亚11国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实施，拓展了我国外贸增长的空间，也加强了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促进互利共赢。
对于国内各省份来说，要充分发挥各省(市、区)的区位、产业和文化等优势，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对中亚5国，出口重点在新疆；而对蒙俄出口重点是黑龙江；对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国家的贸易合作，浙江、广东、江苏、上海、福建等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达省(市、区)为重点区域，四川、重庆则是新兴区域。“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及挑战
3.1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带一路”建设战略给古老的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规划了美好蓝图，为亚欧区域合作注入了新活力，为世界发展繁荣提供了新路径。
（1）“一带一路”战略是对历史的传承
数千年来，各国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教徒沿着丝绸之路四处活动、川流不息，沿线民众互通有无、互学互鉴，逐渐形成了沟通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希腊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古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走出来的。各国人民排除艰难险阻、跨越万水千山，以极大的毅力和勇气开辟了这条道路。古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新时代背景下，亚欧国家都面临着转变发展模式、增强发展动力的共同使命和挑战，需要沿线各国共同建设“一带一路”，使这条曾经创造无数财富、凝聚各国人民友谊的传奇之路重现辉煌，成为惠及沿线各国人民的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共赢之路。
（2）“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积极实施赶超战略，发展步伐明显加快，但受 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因素影响，与东部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一带一路’将构筑新一轮对外开放的‘一体两翼’，在提升向东开放水平的同时加快向西开放步伐，助推内陆沿边地区由对外开放的边缘迈向前沿。”[4]“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西部地区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横贯东中西、联结南北方的对外经济走廊，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和创新创造活力。
（3）“一带一路”战略是促进欧亚国家共同繁荣的必然选择
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逐步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更好地推动沿线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促进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好处。“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5]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把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各国的发展对接起来，把中国梦与沿线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梦想对接起来，让周边国家从中国的发展中获益。
3.2“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挑战
“一带一路”战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践行区域合作共赢与全球协商共治的宏伟战略，其愿景蓝图非常美好，已经赢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但是，“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前无古人，其推进实施必然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风险和挑战。
一是沿线国家的制度体制差异大，政局动荡不稳。“一带一路”所涉国家大多是处于政治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体制上存在巨大差异，既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实行西方式政党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实行君主政体的阿拉伯国家等，特别是在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地区，许多国家国内政治形势复杂，政局变化频繁，政策变动性大，甚至内战冲突不断。近年来，中国在利比亚、伊拉克、乌克兰、叙利亚等国家遭遇的投资困境和风险损失值得高度重视。
二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市场开放难度大。“一带一路”联通亚欧非三大陆，连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极为不同。有些国家法律法规比较健全，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经济环境相对稳定，为企业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也有一些国家市场封闭，进入难度大，增加了企业投资评估的复杂性，制约了建设成果的合作共享。尽管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优势，以优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线有关项目建设，但中国单方面毕竟实力资源有限，也面临着摊子大、后劲不足等风险。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复杂，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带一路”涵盖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大多数国家民族众多，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间的历史纷争复杂，增加了沿线各国合作的难度。这些非传统不安全因素的凸显，既恶化了当地投资环境，威胁企业人员和设备安全，也可能借“一带一路”建设开放之机扩散和渗透到中国国内，甚至与国内不法分子内外勾连、相互借重，破坏中国安定的国内社会环 境，对“一带一路”战略及沿线工程建设构成严峻挑战。
四是文化繁杂多样，存在因认知偏差误判中国战略意图的可能。由于地理、历史、宗教、民族的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文明丰富多元，既有中国、印度等东方传统国家，也有西方传统国家，既有俄罗斯、土耳其等“欧亚国家”，还有新加坡等东西文化交融的国家。沿线国家特别是大国从精英到民众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理解不尽相同，对中国战略意图的不信任与猜忌将成为“一带一路”战略长期推进面临的重要风险。
五是战略规划设计有待完善和细化，中国主导实施国际宏大战略还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虽然中国政府颁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但“一带一路”战略的长远规划还有待完善和细化，特别是有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谈判协商还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与相关国家的实质性对接与具体合作还没有全面展开。南沙自贸区的发展战略
4.1 “一带一路”战略对广州的定位
《愿景与行动》三次直接提到广州：“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上海、广州等国际枢纽机场功能。”
《愿景与行动》多次间接提及广州。强调：以扩大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机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形成参与和引领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
《愿景与行动》之所以将广州定位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是因为广州已经具备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排头兵的条件和优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历史传统优势。广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自秦汉至明清2000多年间，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广州是新中国首屈一指的对外贸易通道，成立于1957年的“广交会”，被称为“中国第一展”。区域位置优势。广州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南大门，地处东太平洋沿岸，紧邻世界海上通道与国际航空主干网络，南靠新兴崛起的南亚与东南亚国家，东临日本，周边有数个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和地区，处于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最前沿，在“全球版图”中占据优良的区位条件。
目前国内各地正在寻求对接“一带一路”的战略突破口，自贸区成为其中的热点和着力点。比如，相关部门就“一带一路”建设征求意见时，新疆提出建设中国中亚自由贸易区，宁夏提出建设中国-海合会自贸区先行区。江苏连云港拟申报建设中哈连云港自由贸易区和连云港自由贸易港区，在此基础上申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自由贸易区。
4.2 对接“一带一路”战略-自贸区
自贸区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自贸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通过签署协定，分阶段取消绝大部分货物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改善服务业市场准入条件，实现商品、服务和资本、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另一种是狭义的自贸区，1973年国际海关理事会签订的《京都公约》将其定义如下：“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入的任何货物就进口关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即是狭义的自贸区。
自贸区建设是我国政府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对于有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优化经济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自贸区可以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成为国内贸易出口和技术进口的重要平台。国际上投资贸易领域遵循适度自由的原则，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均可自由实行，而我国之前投资贸易领域采取的是行政审批和许可制。通过自贸区，不仅能加快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提高贸易投资的效能管理，还可让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强大起来，进入自贸区的企业可以先行一步，与国际高标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对接，推动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广东自贸区包括广州南沙新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以及珠海横琴新区三大板块，总面积116.2平方公里。在区域功能上，广东自贸区强调了粤港澳概念，明确提出依托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促进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融合，深入推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强化粤港澳国际贸易功能集成，探索构建粤港澳金融合作新体制等。广东自贸区在前海、横琴、南沙三个新区的部分区域建设，已有国务院批复的相关规划和政策，而在政策叠加后，广东自贸区的重要任务就是探索更开放、更便利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则。
4.3南沙自贸区战略定位与发展建议
4.3.1 战略定位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下文简称南沙自贸区）目前作为广东省面积最大、地理位置最优越、最被外界看好的自贸区，能否在未来成为继上海之后另一个首屈一指的自贸区域经济体，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南沙自贸区的总体目标是：力争经过三至五年的改革试验，构建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框架，建立起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建成符合国际高标准的法制环境规范、投资贸易便利、辐射带动功能突出、监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全面推动珠江三角洲转型发展、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发挥更大作用[6]。
南沙自贸区的战略定位是：重点发展航运物流、特色金融、国际商贸、高端制造等产业，建设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构建引领广州乃至广东产业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打造广东省对外开放重大平台。已经全面铺开建设的七大板块将各司其职，海港区块重点建设打造国际航运发展合作区，明珠湾起步区区块重点建设金融商务发展试验区，南沙枢纽区块重点建设粤港澳融合发展试验区，庆盛枢纽区块重点建设现代服务业国际合作区，南沙湾区块重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区，蕉门河中心区区块重点建设境外投资综合服务区，万顷沙保税港加工制造业区块重点建设国际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服务区。4.3.2 发展的政策建议
基于南沙自贸区发展的功能定位，提出以下政策建议[7]：（1）完善金融体制机制建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经济有效运行的血脉。因此，推进南沙自贸区的建设，首先应该要完善南沙自贸区的金融体制机制建设。依据“金改15条”政策内容，及时制定自贸区金融制度及实施细则，优化相关配套服务，尽快出台扶持政策，加速集聚境内外各类金融机构，打破制约南沙自贸区金融发展的体制机制。鼓励境内外金融机构将法人机构注册地或国际性、全国性管理总部、业务运营总部落户南沙自贸区；支持省内各金融机构在南沙自贸区设立分行，加快网点建设，积极发展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和典当行。
（2）简化货物贸易手续
推广复制上海自贸区海关监管14+5创新事项和检验检疫8项措施的成功经验，推行“一线彻底放开、二线高效管住、区内自由流动”的管理模式。“一线”（港区进出境口岸）允许货物自由进出境，检验检疫实行无纸化通关，加快通关速度；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的管理模式，实行预申报制度，探索简化进出境备案清单，简化国际中转、集拼和分拨等业务进出境手续。“二线”（港区与境内其他地区）货物在保证管住的前提下，探索更加便捷的管理程序和方式，推行区内流转免检、第三方检验结果采信、产品溯源管理。积极探索货物分类管理模式，建立起良好的监管秩序。进行跨境电商试点业务，探索发展直销、物联网电子商务模式。
（3）完善投资管理体制
一是认真实施“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深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使负面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做到与内资一视同仁。二是实行跨境投资项目备案制管理。开发投资管理备案系统，制定操作流程，将项目核准、企业合同和章程审批全部改为备案制。把蕉门河区块建设成为国内企业和个人“走出去”的窗口和综合服务平台，实行以备案制为主的境外投资管理方式，支持企业以多种形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三是探索建立适应自贸区特点的信用制度和规范。建立自贸区社会信用服务体系，建设企业信息公示平台，实施企业年度报告和经营异常名录管理等制度，实现投资管理由注重前期审批转为注重事中、事后监管。
（4）探索人才交流合作新机制
一是简化出入境办理手续。探索区内人员办理出国和出境的便捷手续，采用预约办理、一证办理、电子签证等新方式，进一步缩短办理时间，允许区内内地人员办理往来港澳地区通行一年有效多次签注；简化区内外籍员工就业许可审批手续，尽量延长签证和居留许可证时限，积极推行境外游客免签入境、华裔人才免签进入南沙自贸区工作等政策。二是加快推进中央人才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批准的“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建设。一方面，设立专项资金，对南沙开发建设的特殊人才予以补贴，抓紧推进“千人计划”专家楼和南沙人才公寓建设；另一方面，与港澳特区政府部门建立人才交流和培训机制，逐步实现学历、专业技术资格、职业资格互认，推进与港澳的医疗、养老社会保障衔接，为在南沙新区稳定生活工作的港澳人士提供与户籍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提升自贸区的人才吸引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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