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经验与启示_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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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经验与
启示
摘要:核心价值观虽然具有社会制度本质性，但其建设方法和路径具有可借鉴性。新加坡长期以来致力于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本文在探讨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背景、演变过程、内容特点以及建设路径的基础上认为: 在传承中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精华，在借鉴中汲取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整合中实现自我创新与升华，在践行中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成了一定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一般规律，而执政党统领、政府主导、社会认同、公民践行的有效路径，是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成功经验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核心价值观乃兴国之魂，任何社会都高度重视并形成了适应自身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并积累了宝贵的建设经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其经济发展、政治变迁和新文化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共同价值观”建设所发挥的巨大精神动力作用。探讨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成功经验，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新加坡培育其“共同价值观”的背景与过程
“考察国外核心价值观，生产方式及由其决定的制度、发展战略、社会现实与发展诉求以及文化影响等因素是其形成的基本依据。”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一）“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背景
1.长期的外来殖民侵略历史。15世纪初的新加坡还是马六甲帝国的一部分，16世纪葡萄牙人在这里建立了霸权，17世纪被荷兰殖民者占领，1824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将新加坡岛割让给英国东印度公司。二战期间，新加坡沦为日本殖民地，战后英国又恢复了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1年新加坡建市，1959年实行自治，1963年并入马来西亚，1965年又脱离马来西亚独立。长期的殖民统治给新加坡民众的身心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不同的宗主国给新加坡国民带来的是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价值观念。这种不幸的历史造成新加坡国民缺乏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价值观念混乱，国家意识淡漠。”建国后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下，如何打造自己的共同价值观以消除长期以来的殖民侵略的影响，已成为其执政的当务之急。
2.多元复杂的种族宗教社会。新加坡有十几个种族，每个民族内部还包括不同的族群，其中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是最最大的三个。种族的多样性，势必会造成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语言方面，“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以及英语这四种官方语言并用，加上多元方言，使新加坡成为语言结构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在宗教方面，除了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外，还有兴都教、耆那教、锡克教、犹太教、火教、天理教以及华族创造的‘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儒、道、释、耶、回’五教合一的宗教”，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的大观园。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语种和不同的宗教系统，由此造成的价值观念、政见和经济利益的分歧也特别大，有不易调和的特点”，这极容易造成新加坡社会的分裂。如何将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从价值归属上融为一个新加坡国家共同体，是摆在其人民行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难题。
3.缺乏国家认同感的移民心理。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其移民的大多数来自东亚、南亚、欧洲及东南亚各地区，素有“小亚洲”之称。但是，新加坡移民社会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欧洲人“在移民的同时还进行着政治制度的移植和民族国家的创建”;而东方人移民新加坡则没有政治动因，它基本上是由经济因素即现代文明传播到新加坡后，为东方人提供了新的谋生机会引起的。他们大多数并不打算终生留在新加坡，很难对新加坡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缺少国家凝聚力。这种移民心理不加以改变，就难以形成全民统一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因此，“必须通过构建共同价值观来促使移民及其后裔淡化对移出国的原始情结，放弃临时观念，强化对新加坡的认同，树立‘我是新加坡人’的意识。”
4.制约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国情。新加坡位于马来西亚半岛南端，是东南亚的中心地带，扼马六甲海峡出入口，为亚、欧、澳的桥梁，地理位置优越，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但是，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只有600 多平方公里，300 多万人口，是个典型的“袖珍型小国”，自然资源贫乏，粮食不能自给，矿产资源少得可怜，许多生活资料都必须靠进口，经济发展以转口贸易为主，对外依赖程度比较高。尽管新加坡在20 世纪60 ～ 70 年代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骄人成绩，挤入亚洲“四小龙”行列，但这种“小国寡民”的特征，使新加坡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我们的局限性和脆弱性并没有改变”，“它们也使我们的生存永远是一种挑战。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将灭亡”。因此，要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必须强化国家忧患意识，打造奋发图强的国民精神。
5．现代化进程中严重的西化倾向。新加坡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社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曾经起到支撑新加坡社会发展的传统价值观越来越受到西化倾向的严峻挑战。对此，新加坡总统黄金辉指出:“传统亚洲价值观里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观念，在过去曾经支撑并引导我们的人民。现在，这种传统亚洲价值观已经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化、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西化倾向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如: 三代同堂家庭被核心家庭所取代、老人无人照料看管、离婚家庭增加、犯罪率居高不下、吸毒问题日益严重、无视社会和国家利益、不愿意接受严格纪律的约束等。工业化进程中越来越严重的西化倾向，“使新加坡失去社会凝聚力和经济起飞与繁荣的原动力，丧失生存和竞争能力。”因此，新加坡领导人认识到，必须加强以东方价值观为主体的共同价值观建设，以化解社会危机，增强国民凝聚力。(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形成，经历了殖民统治时期多元种族宗教文化价值观并存，到建国后工业化时期由西化倾向向东方价值观回归，到最后以国家意识为实际内容的“共同价值观”确立的历史演进过程。
1.多元种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的并存。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是新加坡在殖民统治下的移民时期，也是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的形成时期。不同的种族移民到新加坡之后，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一个罕见多元社会，一个宗教的大观园。在移民过程中，各种族都保留着他们各自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并从中寻找自己的精神支柱，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这种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社会，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冲突和碰撞，使人们缺乏一种国家认同。因此，1959年新加坡实行自治以来，执政的人民行动党试图通过对其他外来文化的整合引导人们建立一种崭新的国家意识，倡导以儒家传统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价值观。
2.西化倾向向东方价值观的回归。20世纪60－70年代，是新加坡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在短短20年时间，新加坡从一个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变为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富足社会。但是，另一个层面，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人们的道德观念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具体表现在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危机加深，社会中原有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判断受到冲击，西化倾向进一步加深。对此，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一再强调，新加坡的工业化决不是西化。为了避免过度西化和保住自己的根。新加坡政府强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道德教育，使新加坡人回到基本的亚洲价值观上。早在1959年，新加坡在全国中小学推行伦理教育。1966年12月，教育部就开始拟订道德教育和社会训诫计划。到1967 年，推行公民教育，增加了爱国、效忠和公民意识教育。从1972年起，政府提倡学母语，把加强母语教育提到保留与弘扬亚洲价值观上来。1974 年，新加坡政府在中小学推行“生存教育”和“公民课”，培养学生节俭、孝悌和忠心的亚洲道德价值观。1982年8月，新加坡拟定了中学“儒家伦理”教材，对仁、智、勇、义、礼和信等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道德科目作了解释。紧接着，李光耀总理“号召新加坡华人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儒家传统道德，提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种美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新加坡全体国民应该遵守和弘扬的”。182 此外，新加坡政府还在1983 年专门斥资设立了研究传统儒学思想的专业化机构——东亚哲学研究所，强调以儒学为基点，建构融合多种文化元素的新型文化。新加坡把传统的儒家思想与新加坡的国情和时代要求相结合，既以东方价值观为本，注重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又崇尚西方先进文明，为形成了其“共同价值观”奠定了基础。
3.以培育国家意识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确立。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面对客观存在的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如果过于强调某一种族的价值观念，这样会引起其他种族的反感，不利于新加坡多元社会的和谐稳定。“虽然经历过历史的整合彼此能相融共生，但作为一个国家，尤其是迅速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念之间必然会发生碰撞和冲突，乃至于使人们长期缺乏归属感，缺乏一种国家意识。”因此，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必须建立一套能够让各种族、各阶层都认同和接受的“共同价值观”。1988年副总理吴作栋提出“儒家基本价值观应上升为国家意识”，并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共同价值观问题的讨论，政府还成立了以李显龙为主席负责拟订国家意识的专门委员会。1989年1月，李显龙提出四个核心价值观，即“社会优先于个人;以家庭为社会的基本细胞;通过共识而不是争议解决问题;强调种族与宗教的宽容与和谐。”在此基础上，总统黄金辉进一步阐发为:(1)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求同存异，协商共识;(4)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四条，成为新加坡国家意识的基本框架。经广泛讨论，1991年1月，吴作栋总理以政府名义颁布《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表述为:“(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3)关怀扶持，同舟共济;(4)求同存异，协商共识;(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后来，国会议员孟建南提议将“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改为“社会关怀，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改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可见，“共同价值观”正是在吸取新加坡各种族各文化价值观念中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
二、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颁布，标志着其核心价值观的最终确立，这是新加坡历史发展与现实社会诉求使然。
(一)“共同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1.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国家至上，即国家利益高于社会和个人利益，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将国家利益摆在首位，社会和个人要服从国家利益，因为国家就是社会的总代表。社会为先，即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要服从社会利益，因为个人是社会的人，无法独立于社会之外而存在，社会为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没有社会，个人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是共同价值观的核心。这一价值观的确立，充分体现了东方价值观的优势。面对新加坡在工业化过程中价值观急速转变和对政府传统权威挑战的形势，“新加坡政府要想对新的价值观做出应战，可资利用的武器只能是传统价值观。”强调“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可以有效防止新加坡工业化过程中过度西化，防止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这是新加坡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2.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家庭是“构成社会之砖”，是社会最基础的构建单位，也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形式，所以每个人都离不开家庭。家庭和社会相比，一个是“根”，一个是“本”，根壮才能固“本”，所以社会对家庭也有重要意义。因此，应该把家庭视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单位，有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将会更牢固，同时也为下一代提供安心的养育环境，并且能为老者提供必要的照顾。这一“共同价值观”是针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而言的。在许多西方国家中，普遍存在着家庭日趋解体，家庭的传统功能日益衰微，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加，子女独居，老人无人照顾的现象。新加坡正受到这些负面现象的影响，有必要重新恢复人们传统的家庭观念，维护三代同堂，倡导东方式的家庭制度，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诚如李光耀所说:“家庭把社会价值观念潜移默化，而不是正式讲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如果我国社会要在不失去它的文化冲劲、同情心和智慧的情底下自力更生，我们就必须保存这种珍贵的家庭结构。”
3.社会关怀，尊重个人。这是指注重个人的利益，强调个人价值。白皮书强调“国家至上，社会为先”，但并不忽略、排斥、否定个人权利和利益，而是在保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尊重个人利益，把个人的发展视为国家发展的最终目标。具体来说，就是权衡社会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在注重社会利益的同时，并不忽视个人权益，而是关心个人，帮助弱者，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同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社会群体以及不同的社区之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发展状况各不相同，这就要求社会要具有关怀扶持和同舟共济的精神。正如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所言:“新加坡是一个国家，如果一个人掉队，我们不会不管他。我们会想办法帮助他，使他重新建立起生活的信心。我们很幸运新加坡就好像一个大家庭，向来我们社会很重视同舟共济的优良美德。”
4.协商共识，避免冲突。在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种族宗教文化社会中，各种矛盾和利益相互交织，再加上人们的思想观念不甚相同，这就要求新加坡社会必须本着互让、互敬、互助的原则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求同存异。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强调: 新加坡是一个根底不深的脆弱的社会，“一定要认真处理各种矛盾，要善待不同意见，求大同，存小异，提倡宽容和谅解精神，每一项社会政策的出台和实施都要尽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有不同意见或分歧产生的时候，要采取协商的办法达成共识，不能为了某方面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如果出现矛盾和分歧，或者在社会实践中有了矛盾，要审时度势，要快刀斩乱麻，把矛盾和分歧解决于萌芽状态，不能犹豫不定，更不能久拖不决。否则，就会使得矛盾激化，破坏社会团结，危及国家稳定。
5.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是针对本国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特点而提出的价值观。提倡种族和谐，就是既不搞民族沙文主义也不要狭隘民族主义，而是要求各民族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和谐相处，消除偏见和隔阂，形成和谐融合的氛围。宗教宽容，就是要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了解，相安无事，和谐共存。在新加坡社会中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世界主要的三大宗教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再加上新加坡绝大多数人都是教徒，但新加坡又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这种特殊国情，使得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宗教事件时一直小心翼翼，倡导宗教宽容，并制定了许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这五大共同价值观，继承和吸取了儒家价值观中许多有益的成分，同时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又对儒家价值观中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东西加以修改。这五大价值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核心是培育国家意识，灵魂是弘扬儒家文化，理想是建立和谐社会，其基本精神“就是通过家庭、宗教之间的和谐来维系和巩固国家的安定团结和和谐发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这套价值观被新加坡各种族和各种宗教信仰的人民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人们和睦相处以及社会的进一步稳定、繁荣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二)“共同价值观”的特点
“共同价值观”概括了新加坡人的异中求同，是根植于新加坡社会又为时代升华而成的国家意识，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普遍性。因此，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在其形成过程中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
1.共同价值观不等于儒家价值观。共同价值观是根据各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制定出来的，因此不能笼统地归结为某一家的思想，也不可能包容新加坡的所有意识。儒家思想、现行的政治思想和各种宗教意识虽然对新加坡社会有着重要影响，但新加坡领导人并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个作为国家意识，而是兼收并蓄，扬弃其中个性化和倾向性明显的内容，吸收能为不同种族所接受的内容作为价值观的基本准则。总之，共同价值观吸取了各种族文化和各宗教中的合理部分，但它又不同于任何一种宗教。
2.共同价值观并不包含政治价值观。由于共同价值观主要是以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个人与社区的关系为基础制定的，它并没有涉及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没有把人们的观念引入政治框架，所以政治价值观念不包括在内。如果把政治观念也包含在共同价值观内，将使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延伸到选民与政府的关系，会转移原有的目标，这也是新加坡政府的明智选择。
3.共同价值观不包含任何宗教价值观念。新加坡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没有统一的宗教，任何一个宗教或文化的要义都不能作为建立新加坡人认同的基础，而又由于各宗教的教义都包含了世代相传的价值理念，因此新加坡领导人在提出共同价值观时，比较注重吸取各大宗教的教诲以及各种族的文化传统，所以任何与共同价值观念相冲突的宗教教义或教诲，不可能被普遍接受和采纳。再加上新加坡政府一直在宗教事务上保持中立的立场，这也使得《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成为一份世俗文件，不包含宗教价值观。
4.共同价值观不是约束个人行为法规，而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共同价值观虽然由国家制定和颁布，但是它并不像法律条文那样以强制力为后盾，不遵守就会受到惩罚，它完全是一套培养全民共同意识的指南，要靠个人自发自觉去体会、实践。李光耀曾说过:“这五大价值观，并不等于是一套完整的人生哲学。华人还必须依靠儒家思想、道家学说和中国民间传统价值观来相辅相成。马来人和印度人也必须分别依靠马来风俗习惯和回教，以及印度习惯和兴都教来弥补。”
三、新加坡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有效路径
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形成了由人民行动党领导、政府发起、全国人民参与，通过学校、家庭、社区组织、新闻媒体和法制建设等多种途径推进的社会化路径。
(一)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强势领导和推动
从新加坡在1959年成为自治邦开始，人民行动党就始终处于执政地位。这种稳定有利的政治领导层，不仅对新加坡经济起飞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也是其共同价值观建设的强有力领导者、策划者和推动者。首先，新加坡历届领导人皆十分重视并坚持致力于共同价值观的建设。如:1982年春，总理李光耀首次以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治国之纲”。1988年10月，副总理吴作栋强调“要把东方的价值观提升为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成立专门负责拟订国家意识的委员会，政府每年还开展一次“国民意识周”活动，培育“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1989年1月，总统黄金辉首次在国会演讲中提出“共同价值观”，强调要“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才不使我们迷失方向。”1996年吴作栋总理在发表国庆献词时，提出“我们现在必须完成比发展经济和创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建立国家的特质。”其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和政府还通过制定各种方针、政策，如语言政策、教育政策、文化政策等，为共同价值观建设指明方向。“各种策划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导层必须由精英人物组成，从而保证策划的可行性、预见性和指导性。”第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政府还通过牢牢控制各种社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等社会机构来加强对价值观的指导。最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官员还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新加坡领导人要求人民做的，他们首先身体力行，比如带头参加礼貌运动，带头廉洁奉公，带头守法等。
(二)打造学校、家庭、社区相结合的“共同价值观”教育平台
学校是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教育的主战场。新加坡领导人认为，“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道德，防止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蚀，弘扬东方价值观，必须从学校抓起，而且要常抓不懈，才能见效。” 新加坡一方面把英语作为各族人民学习的共同语言，另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学好自己的母语，以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了让学生知晓新加坡文化价值观的背景，也为了更好地践行国家的道德规范，学校专门开设了两门课程——道德教育和宗教课程。例如，新加坡开设的德育课程中，小学学习《好公民》，中学一、二年级学习《生活与成长》，三、四年级则学习《新公民学》，从注重学生个人道德品质上升为公民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培养。新加坡还充分发挥各科教学的“载道作用”和“渗透作用”，比如语文教材中就反映了华族的节日、礼仪、风俗、家庭观念以及孝道、礼让、睦邻、公德等价值观。学校还把道德教育和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生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如参加升降国旗仪式、文明礼貌月活动，还有参观监狱、禁毒屋，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做到知行合一。
家庭是传授共同价值观的第一课堂。新加坡领导人极为重视家庭的价值和功能，认为“家庭是新加坡社会的砖块”，倡导家庭为根的理念。要抵制西方价值观对于新加坡社会的腐蚀，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就必须以家庭为着力点。李光耀在回答“如何才能使新加坡不成为‘伪西方社会’”时，强调要树立两个基本的价值观，“一是社会要高于个人，二是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吴作栋在1994 年国庆群众大会上讲到，“我们通要过家庭来传授价值观、培育年轻人、建立自信以及相互支持。”新加坡之所以如此重视家庭价值观，是因为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通过家庭世世代代延续与发扬光大的，家庭的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为了维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例如，通过立法来规定子女必须照顾或供养年长的父母;对于三代同堂的家庭，在政府组屋进行再分配时，实行价格优惠与优先安置的政策;国家对父母遗留下的房屋给予遗产税上的减免优待，但前提是其中一个子女愿意和自己丧偶的父亲或母亲共同居住等。建立和完善社区组织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推手。新加坡社区组织以选区为单位相继建立起来，主要有人民协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民众联络会与居民委员会等。建立人民协会，是为了使整个社会与社区单元能够超越诸如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等一切阻隔而真正的团结在一起，其主要任务是“在社会、文化、教育、职业、娱乐与体育方面，促进与组织集体活动;在新加坡各族人民之间，促进合作、和睦和互相了解;训练具有国家意识，并愿意为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服务和献身的社区领袖。”公民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联系，一是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二是向国民灌输公民意识。民众联络会是在人民协会管辖下的一种社区组织，其扮演的角色是:主办文娱及社会活动;联络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感情;加快区域性建设步伐;改善人民福利水平。居民委员会是新加坡城市重建和政府组屋发展的产物，是一种支援型的群众组织，基本目标是通过举办各种体育、社交、文化和其他活动增进居民之间的睦邻关系、和谐相处及凝聚力。新加坡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社区组织把各族人民组织起来，克服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疏离感，成为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保留亚洲价值观、形成国家意识的重要途径。
(三)强化新闻媒体、法制等多种手段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促进作用
新加坡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舆论工具广泛宣传共同价值观，尤其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方面，注重大局和群体利益，讲究以和为贵，以增强国家凝聚力。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同时禁止和严惩一切不利于共同价值观建设的言论报道。在宣传方法上，新加坡综合运用讲解、讨论、写歌曲、头脑风暴漫画等方法传播共同价值观，避免一味的说教。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培养媒体工作人员的社会责任感，新加坡政府加强了对媒体的监督与管理。所以，新加坡媒体才有了“世界上最干净的媒体之一”的美誉。在对待西方传播媒介方面，新加坡政府对国外报纸在国内的发行量实行严格控制，对进口电影、录像带也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为此，新加坡还专门成立了电影审查局，对外国影片实行检查，凡黄色电影、电视片、录像带一律不准进口。新加坡十分重视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发挥对共同价值观建设的保障作用。由于共同价值观并不是法律，不具有强制性，只是为了使人养成讲道德讲文明的社会风气提供了潜在的意识和自觉，因此新加坡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和保障共同价值观的法律法规，如《父母赡养法》等。新加坡的法律大约有500 多种，条文多而细，从政府权力、商业往来、交通规则直至公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等公民生活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新加坡制定了严格的制度体系，力求做到以法律之强制执行来维护国家的整体稳定。正如李光耀所说，“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与其说是工作不力或工作失误，不如说是孳生在国家和社会中的最大祸害，它会使人民丧失信心，国家失去稳定和发展的能力。”如，马路上随便扔垃圾，处以1000新元的罚款;随地乱吐痰，最高可处1000新元的罚款;上厕所不冲刷，可处以高达1000新元的罚款;公共场所吸烟，处以500新元的最高罚款;过马路闯红灯，罚款20新元等等。可见，法律的权威性与强制性，执法的严肃性与严格性，对于整治社会风气，弘扬与践行共同价值观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四)广泛开展各种社会运动促进共同价值观建设
动员全社会一切力量，组织多样化的社会运动，是共同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形式。1976年以来，新加坡经常开展全国性的“劳动周”活动，弘扬劳动光荣、吃苦耐劳的美德。自1979年以来，历年的六月份，新加坡都会组织一场全国性的“礼貌运动”，专门成立的礼貌运动委员会对运动的成功开展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新加坡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礼貌运动，旨在“借助这个运动重新塑造新加坡人，把新加坡建成一个人人都谈吐优雅、举止彬彬有礼、态度温和谦逊的礼仪之邦。”另外，新加坡每年筹划的类似于礼貌运动的活动还有讲华语运动，防止犯罪运动，忠诚周，敬老周，睦邻周，华族文化月，印度族文化月等，累积起来高达20多项。凭借上述运动，新加坡民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社会凝聚力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彻底改变了新加坡社会文化的风貌。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共同价值观已渗透到新加坡人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形成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对于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与多元宗教的社会稳定与发展起到了重要凝聚和推动作用。
四、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的启示
新加坡在培育和践行其“共同价值观”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给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带来了一定的启示。
(一)要在传承挖掘、借鉴吸收、整合创新中培育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国家在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都应该坚持历史的连续性，都要致力于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优秀的现代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新加坡进行共同价值观建设以儒家文化作为其灵魂，对于儒家思想的吸收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充分挖掘儒家学说中的精华以适应新加坡现代化的需要。“儒家所倡导的以整体利益为重的集体主义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修养模式，以及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成了共同价值观的核心精神。”新加坡正是结合其现代化要求，对儒家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做了新的解释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使之成为新加坡各族人民共同接受的价值观。众所周知，中华民族创造了五千多年光辉灿烂文明史，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性，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我们既不能搞文化复古主义，也不能搞历史虚无主义，而应该在传承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弘扬时代精神。例如，儒家所倡导的纪律、节俭、诚实、守信等美德，作为社会道德准则的“仁义礼智信”的五常之道，都是应该积极吸收的合理价值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修身为本”的道德情怀，“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等，都是经历了实践检验而为后人所接受和不断传承的传统美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在传统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还要善于吸收借鉴一切反映人类社会进步的优秀文明成果，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博爱等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体现了世界文明的主流意识,要结合自身发展需要加以整合提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当代中国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起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长城’，那么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今要体现批判继承性，中西要尽量表征现代性。”
(二)要在政党统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有机结合中推进核心价值观建设
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离不开执政党的领导与推动，他们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新加坡进行共同价值观建设时，人民行动党及其政府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领导权，不仅仅在思想上重视，而且还要同人们一起参与各种运动，将共同价值观建设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它是党的主张、国家意志与人民意愿相互博弈、相互统一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一定要加强党的核心领导，特别是要在强化意识形态主旋律、占领主阵地上发挥领导作用。在现代政治中，政府和政党往往是一体的，政府作为国家政权机构中的行政机关，是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管理者，理应本着国家的指导思想，引导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潮流向着积极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新加坡政府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从培育国家意识的高度不断，广泛动员全社会组织力量，着力推进共同价值观建设，这点给我们重要启示。在当代中国，“如果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的作用就更加重要;无论市场化进行到何种程度，公民社会多么成熟，政府都要起主导作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政府要在出台政策、强化制度、搭建平台、营造环境等方面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各种民间组织不断涌现，党和政府要正确引导，使之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三)要把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始终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之中
价值观教育是一个以多种形式进行长期熏陶的终生过程。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的实践表明，不管是家庭、学校还是社会教育，都对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和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都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三者有机结合的教育模式使新加坡共同价值观家喻户晓，公民终生受益。而我国在这方面，还“没有扭转德育工作队伍孤军奋战，社会和家庭教育难以与学校道德教育形成合力”的状况。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结合起来，相互促进、相互配合。要突出家庭教育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基础作用，通过提高家长自身的道德素质，做到言传身教，弘扬良好的家风，加强对孩子的道德熏陶和情感培养，将社会主义以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相关内容添加到教材中，加强道德教育，创新教育方式，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培育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教育活动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宣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要充分发挥法治、舆论等多种手段对核心价值观建设的促进作用
当今世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法治观念的增强，法治和媒体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新加坡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建立了一个有严格纪律与健全法制的国家，加强法治建设为新加坡培育和践行共同价值观保驾护航，公民的道德素质得以提升，社会风气加以改善，良好的社会氛围得以形成。新加坡还在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正能量的同时，又加大了对其负面的监管、查处力度，新加坡媒体获得“世界上最干净的媒体之一”的美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要将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诸多内容制度化、法治化，必须构建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建立一支素质精良的执法队伍。在注重法治的同时，一方面还要注重舆论媒体的宣传，将传统的传播手段与现代化的传播工具统一起来，扩大媒体的宣传功效，发挥主流媒体的主力军作用，加大对那些具有积极意义与乐观主义精神的传统文化、先进人物、道德模范等的报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发展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力度，对涉黄、涉暴、涉恐等媒体及相关人员予以坚决打击，加强对媒体人自身社会责任感与道德意识的培养。（《前言》2014年10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苏玉超，黄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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