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的生存与发展_中国智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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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生存与发展

中国智库现状如何？外交部原副部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2013年7月6日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作出了“中国智库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判断；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麦甘教授在2013年初发布的《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也认为，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正明显增强，国内分析人士甚至据此得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堪称“亚洲第一脑”的结论。的确，今天中国在经济领域面临着更为细致与复杂的挑战，决策者对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报告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刻都强劲；而在政府改革方面，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浅水区或较容易突破的改革已经结束，进入深度改革的前景，更使决策者倚重于独立智库等外脑的智慧支持。“智库大发展机遇期”的判断，是相当中肯的。

中国智库的现状

不过，细究麦甘的历次报告，中国智库的“入眼率”虽有较大幅度增长，如2009年报告中列入考察的中国智库数量从原来的74个上升到425个，数量可谓“全球第二”，但“上榜率”低微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改善，仅有20个在分类排名中上榜，“入眼”到“上榜”的转化率仅为0.47%，这一指标甚至不及非洲小国加纳。

即便把有“亚洲第一脑”之名的中国社科院算上，也会有很多“硬伤”：中国社科院成为“亚洲第一”，是把其属下各子智库罗列成一家，靠众多的子智库数量博取了这般“称号”，若然拆开独立核算，“亚洲第一脑”只怕要拱手让人。而若把高校大大小小的“研究中心”“研究所”算上，把各类企业自办的“研究院”“基金会”算上，把各级政府部门创办的或附属于它们的官方、半官方的各类“中心”“研究机构”算上，中国的智库数量已增长到仅次于美国的水平，成了“智库数量”的超级大国。然而智库的“拳头产品”或“品牌智库”却几乎没有，至今尚无如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样“报告一出惊天下”的智库。

中国智库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和创新，主要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把握智库的发展规律。

中国当代智库的发展几乎是从一种模式下走出来的：从官办起步，做到规模庞大，另一些官方智库则在一定程度上与官方剥离，但人还在“山里”。官办智库的弱点在于其思想产品缺乏独立性，研究报告不接“地气”，前瞻性及战略性眼光受限，更多地体现和支持了“长官意志”。

另一方面，政府鼓励高校创办研究中心等智库，智库在高校“遍地开花”。笔者身在高校，每每穿行于办公楼台，看到门牌上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总不禁会心一笑：它们要么长期关门，要么几乎无定期报告，更无自己的刊物。一个标准的智库，应有稳定的经费或筹资渠道，应有研究区域，应有稳定的、有相当知名度的研究人员，应按月或按季定期出版研究成果，应保持在各类研讨会上的活跃度。若以标准化来考核我们的高校智库，恐几无合格者。另外，高校往往远离“庙堂”，出台的研究报告偏重学术性，或以“旧问题”为主导进行学术探索，在决策中鲜有用处。

各级政府与大型国企也热衷于创办智库，甚至喜欢“上档次”“高规格”，偏好中外联办。然而这样的智库，多数成了政府与企业官员“公费出国考察”的绿色通道，或每年“轰轰烈烈”开一次年会之外，几乎不能推出有影响力的智力产品，或直接通过出资向外国智库“购买”报告，有糊弄公众和造假之嫌。这类智库还有一个弊端，就是有的成为“名人+退休官员”俱乐部，甚至成为利益输送中介和枢纽，而智库真正需要的顶尖智囊人物却不在其中――这是异化的“智库”。

政策推动智库

2003年，国家发改委将“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这一做法一度引发了地方上的效仿。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指出：“要使哲学社会科学界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1993年是民间智库开始创办之年，过了10年的2003年，决策者正式向包括民间智库在内的智库公开采购思想产品，这一举动意义非凡，被观察家称为“中国智库的春天来临”。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发展智库的重要性”论述，代表智库建设已进入最高决策层的议程。

党的十八大报告也申明了“思想库”的重要性。十八大把“思想库”放在“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体系”项下，凸显了“思想”和“智慧”也需要碰撞与监督的重要性。

毫无疑义，政府对智库的重视逐年上升，目前需要的是凝炼成具体的政策，和政策下细化的法律与实施管理办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管理和规范智库的法规。鉴于民间智库属于“民间社团法人”，而官方智库属于“事业单位”，应出台针对两类智库的不同管理办法。目前对于民间智库，登记及注册需到所在街道所属民政部门登记，级别低下，还得找到挂靠或主管部门；而“事业单位”性质的官方智库，有官方体系的行政级别，又无登记或被注销之忧，民间智库处于政策性劣势，显然有悖于国家对智库建设的期待。

民间智库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与美国民间智库的“一统天下”相比，中国目前的智库格局是官方智库数量众多，非官方智库则艰难求生。近年来，中国非官方智库中除了多年前创建的天则、九鼎继续保持影响力之外，公共外交专业领域的察哈尔学会也崭露头角，并把视野向更多领域拓展。然而，与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智库的数量相比，中国非官方智库还任重道远。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半官方智库”，这类智库的特点是经费由政府提供，只是不提供人事编制。在民间智库无强劲政策支撑的情况下，走“第三条道路”的半官方智库可能比较合乎中国国情。这类智库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在“社团生存安全”上有政府的庇护，另一方面又不同于官方智库，可以适当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作出独立和客观的战略研判。

然而，从“思想产品”的市场经济化角度看，市场主体的地位不同，显然不利于形成一个“竞争市场”，没有“竞争市场”，也就难有品牌性产品。官方智库在政府采购思想产品的市场份额中居于垄断地位，半官方智库在与民间智库的竞争中，又有体制等非市场因素的优势，而民间智库的发展则并不乐观。

如果把官方智库称为智库人才的“咸水湖”，则民间智库本可以成为人才的“淡水湖”，人才流动性强，有进有出，随时可以邀请到所需要的专长加盟。然而，中国民间智库却很难发挥这样的人才优势，这主要是人事制度与单位考核机制不融合等原因，造成引入人才只是“挂名”，很难有精力与时间完成智库课题，或很难获得所在单位的配合。其发表的研究成果，因署名单位排序等问题而被所在单位科研考核排斥。笔者注意到，国内数个活跃于非官方智库的知名学者，往往在所在单位职称评定时受影响。

另一个制约因素，来自官方信息公开与信息获取渠道等问题。相对于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往往在及时和充分把握政府信息方面，没有得到法律及制度上的有力支持，导致智库在进行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中，未能形成令决策者心仪的成果。政府信息受限，也影响到智库选题设定等工作，民间智库一般会选择远期战略性研究，而回避对策性课题。

第三，国家尚无智库的“国标”，这对优良民间智库的进一步发展不利。无标准，往往导致民间智库定位不清，组织机构效率不高。国家应推动标准的制订。一切符合“标准”的智库，无论“官方”或“非官方”，在政府课题招标中应获得公平的机会。

最后一个需要注意的制约因素，就是“需求”。当前政府与大型国企总体而言对独立智库的需求并不高，这是一个应予解决的问题。

智库的改革与国际化

2013年7月2日，察哈尔学会创会主席韩方明博士在《南方日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智库产业的发展需要三股力量共同推进：一是民间智库的发展与壮大，二是外国智库的引进与合作，三是官方智库的改革和提升。

智库是智慧之库，而不是金钱之库。智库均是非营利性质的机构，要“化缘”才能维持日常开支。在欧美一些国家里，通过社会性基金建立起来的智库，其地位与慈善机构一样，凡向这类机构捐款的，均会在税收上获得减免。中国应该发布智库资质年审报告，每年定期向外公布保持相当活跃度的智库，凡向不从属于某一企业、政府或某一财团的民间智库捐款的，在税收政策上应视同向慈善机构捐款。

官方智库因有公共财政保障，且与政府关系紧密，应严禁或限制向一切官方或半官方智库捐款，以杜绝通过不正当手段影响决策或左右政策的图谋。

在接受民间捐款或筹措资金来源时，应对外部资本介入采取透明化管理，即不反对外来资本，但对有外国政府背景的外来资金应持足够的警惕。这方面可学学俄罗斯的经验。

推动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应是一个努力的方向。据2013年9月24日的《?t望》杂志报道，国务委员杨洁篪出席并致辞的第二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智库交流论坛”，至今已举行两届，效果显著。2012年10月上旬，一份题为《中美合作：全球未来的关键》，并由中美两国智库合作出台的报告引人关注，这份报告是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合作完成的，报告呼吁中美从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关系并应对全球挑战。笔者任职的非官方智库察哈尔学会，已经与荷兰、韩国以及非洲建立了广泛有效的合作关系，为中国公共外交对策提供了大量咨询性建议。

（作者系外交和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6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