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改革与发展_语文教学改革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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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儿童读经问题

读经问题是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反复争论的一个问题。从1929年开始,国民政府又掀起了“读经”逆流。陈立夫等人还主张初级小学读《三字经》,高等小学读“四书”。这一时期,湖南、广东等省国民党当局都将四书五经选编为教科书的内容,强令中小学生读经。针对“尊孔读经”的主张,蔡元培、胡适、吴研因、叶圣陶、鲁迅等人纷纷撰文给予批驳,表明反对读经的观点。从1994年王财贵先生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时起，儿童“读经”教育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逐渐推广。2004年，儒学崇拜者蒋庆先生花两年时间编撰的一套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通本》正式出版，但遭到耶鲁大学历史系薛涌博士的撰文批评，由此引发了“我们要不要读经”的大讨论。

一、什么是“经”

历史上的“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而论争之初反对者对“读经”的诟病也把矛头指向于此，提出儒家经典能否代表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当代儒家经典还能否承载社会道德的教化功能等。支持“读经”的一方，则把“经”的概念外延扩大，借用《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著）中对经的释义“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提出中国古代的“经典”都是“经”，不仅指儒家的经典，还包括墨、道、法、兵、释等各家流传下来的经典。也有人提出“经”的范围还应包括现当代经典和国外经典名著。人们对待“经”的心态越来越开放，从而逐渐消弭了支持与反对双方对于“经”认识的沟壑。究其实质，对什么是“经”的讨论就是用传统文化中的哪些内容来教育儿童的问题。支持儿童“读经”者主张扩大“经”的取材范围，对传统经典文献的内容进行取舍和裁剪以及加入现当代和国外经典的内容，其深层考虑实际上与反对儿童“读经”者是一致的。

二、儿童读经的理论基础

对于儿童读经，在教育学和心理学上是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1）“填牛”理论。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认为，儿童背诵经典，有些内容虽然现在不一定理解、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会像牛的“反刍”一样，慢慢地会将这些内容理解、消化。（2）记忆的“黄金期”理论。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3～13岁是人一生中记忆力的黄金期，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记忆能力非常强。因此虽然“其知识未开，理解能力薄弱”，但应当发挥其记忆能力强之所长，把一些重要经典选编为教材，教导孩子反复熟读，进而鼓励背诵，以“激活儿童的脑力，训练记忆力，发展其智力，开发其智慧”。（3）潜能开发说。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教授的研究表明：在儿童不为考试而纯为兴趣且不甚理解内容的前提下，儿童背诵经典“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左脑的训练而已”，但“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文字为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启动了右脑„„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的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能有效同步时，学习能力可增加5倍。”因此，儿童读经可以极大地开发儿童的学习潜能。

三、儿童读经的方法

儿童此时的理解能力和知识储备有限，所以儿童“读经”的方法是在“只诵读、不讲解”和“只鼓励、不强求”的前提下读诵、背诵，重视经典对儿童的潜移默化和熏陶作用。但有人认为“只诵读不讲解”，既不讲解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体会与验证，所以其成效就很难界定，并且这些经典缺少故事性，对青少年的启蒙也很有限。他们认为背诵诗文经书是很僵化的教育方式，教法呆板无趣，教材艰涩生硬，一听到“读经”两个字，就莫名其妙地反感，认为是复古，走倒退的路线，或者认为不合时宜，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对读经教育的了解不足而产生的误解。

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在没有纸张也还没有发明印刷术的年代，人類文化的保存，是靠每个人背诵，口耳相传而来。高声朗诵，就能慢慢悟进去，不管四书五经，或是诗词古书中任何一段，就像小小娃儿学唱歌一样，不用太花脑筋，就能永远记得，歌词的意义虽不懂，长大自然有机会明白，就是相同的道理。现在的读经教育，已不再独尊特定典籍，而尊重教学者与学习者的选择，认为什么书有意义，就可以拿来做为教材。应该看到，当代主张读经者并不是将儿童“读经”与学校常规教育内容中必须接受的严格考核形式——考试紧密联系，而是关照到儿童的兴趣和学习压力，尽量给儿童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宽松的学习环境。

其一，在态度上，不能“跪着”读经。一是对古代先贤要有正确的态度，不能盲目崇拜；另一是对古代典籍也应审慎对待，不能盲目地、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其二，在内容上，一方面应加以筛选去粗取精，使之符合时代需求，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重新解读；另一方面不应将经典局限于儒家典籍，而应把中华古代文化中的经典以及将世界经典和我国近现代经典著作纳入其中。其三，在方法上，保护儿童的权利，尊重他们的兴趣；允许儿童自由选择是否“读经”和怎样读经；尽量不将读经与儿童日常课业压力相联系，给儿童以宽松的环境；重视儿童批判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四、儿童读经的好处

（1）传统和现代是不可割裂的。“经”是我国学术思想的精华，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载体，其中的一些内容如提倡和平主义、人道主义，主张自强不息等，现在仍然具有十分现实的借鉴价值。儿童读经可以传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精神；对于我国的文化发展、重塑民族精神都有好处。

（2）儿童长期诵读经典，可以感受祖国悠久的文化，积累文学知识，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还可以奠定儿童文言及白话文写作的基础。

（3）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源，“读经”教育活动对涵养少年儿童的善心、仁爱之心，培养孝亲敬长、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养成举止文雅的道德行为习惯，促进道德修养的提高和人格的健康成长，密切亲子关系等，具有显著的效果。而且，经典中大量的德育内容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实际，儿童在“读经”过程中既识字学知识，又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尝试那些行为规范，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习惯。儿童通过诵读经典，自小能读并接受古圣先贤的教化，自觉趋善避恶，纯化性情，起到蒙以养正的作用。

周期性较长是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读经”教育的有效性是否像支持者们所列举的那样，可以用儿童立竿见影的会识字阅读、会模仿践行其中的德育内容来衡量？我认为，教育作用应是长效的，考察一种教育是否有效应放在个体整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中去衡量。这种考察必须是长期的，切实体现教育的长周期性特点。只有这样考察，才能真正验证儿童“读经”教育是否有效。因此，儿童“读经”是否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周期才能验证。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态度的出现和持续。1915—1927年的五四运动和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可以说，在我国的近几十年来，传统文化发展已经出现了好几代断层。然而，一个存在了5000年的文化传统在突然之间彻底断裂，这的确是不正常的现象。况且，文化传统在每个人的血液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所以，人们在民族振兴、国力日强的时候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重视文化传承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民族自信心提高的表现。

但是，翻一翻我国的历史，我国过去的闭关自守对社会发展产生的阻碍是人所共知的。当今中国的发展需要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在今天来说，我们不仅要传承我国的文化，还要学习其他国家的文化。孔孟之道、老庄思想当然要传承，但西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如果我国要有世界一流的文化，那么我们的视野就不应该是狭隘的。在儿童“读经”的问题上，当然也不能人为地给儿童套上狭隘民族主义的思维模式。在这个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培养孩子具有开阔的视野、豁达的胸襟和大气的风度，创设本土化、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文化氛围才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