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创新能力 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_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自主创新能力 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由刀豆文库小编整理，希望给你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方便，猜你可能喜欢“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性”。

自主创新能力 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这是基于当今国际科技和经济发展态势的重要论断。据统计，目前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是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凭借科技优势和建立在科技优势基础上的国际规则，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形成了对世界市场特别是高技术市场的垄断，从中牟取大量超额利润。后发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挤压，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利用技术优势掌握和控制事关全局利益的战略资源，也是发达国家普遍推行的重要策略。比如，在空间领域，美国正在全面实施太空控制战略，俄罗斯、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也都进行了重点部署。美国人强调：“我们在太空有着巨大的优势。太空孕育的商机有多大，我们在太空的国家利益就有多大，我们在太空的军事力量就应该有多大。”在海洋领域，一场前所未有的“蓝色圈地运动”正在占海洋面积2/3的深海领域悄悄地展开，科技上的领先将会直接导致发达国家对海洋资源的占有。在生物领域，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对生物资源的抢夺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为“生命专利圈地”。创新能力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不可分。1997年7月起于泰国的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给相关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有些国家甚至陷入社会和政治动荡。事实上，早在199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曾发表一篇题为《亚洲经济之奇迹》的文章，对东南亚经济提出了警告，明确指出东南亚经济的高速成长不是建立在质量和效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是建设在资本扩张的基础上，这种经济是不可持续的。当时整个东南亚地区经济一片繁荣，被学术界称之为“东亚奇迹”，许多人因此都对克鲁格曼的警告不以为然。不幸的是，仅仅三年之后危机就爆发了。我们研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这些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他们的经济动力基本上都不是内生的，而是选择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包括资本依赖、市场依赖和技术依赖。一旦国际经济稍有波动，这些对外依赖型的经济体就很难避免危机的降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主要不是取决于它所蓄积财富的多少，而是决定于它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他说：“力量比财富更加重要，因为力量的反面―软弱无能―足以使我们丧失所有的一切，不但使我们既得的财富难以保持，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自由，还不仅是这些，甚至我们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落在力量上超过我们的那些国家手里。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有了充分证明，意大利共和国、汉萨同盟、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前车之鉴。”与过去相比，今天的国际竞争态势的确已经发生了本质性变化。没有了明火执仗的攻城掠地，没有了腥风血雨的刀光剑影，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从来就没有丝毫的减弱。相反的，在全球化条件下，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的权重显著下降，而基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的较量更加激烈。在技术上先人一步、高人一筹，往往也就意味着掌握了利益博弈的主导权。在技术上无所作为、亦步亦趋，将很难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的富强 有赖于自主创新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对于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劳动力以及资源环境成本的逐步提高，长期处于低端产品环节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尖锐。事实表明，无论是在国际市场还是在国内市场，依靠过去那种拼资源、拼劳力的方式已经很难换来应有的利益。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赢得竞争优势，这是我国加快实现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自身特定的需求，我们不可能指望别人来帮我们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建立在资源过度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破坏基础上的发展模式注定难以为继，我们将何以走向未来？我国人口众多，公共卫生与健康问题日益突出，上百万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上亿的肝炎病毒感染者、数百万的开放性肺结核病人已经成为挥之不去的阴霾。面对人民的期待，我们能够把希望寄托于他人吗？答案无疑都是否定的。多年来，我国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取得了很大成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今后我们仍然需要广泛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冷战时期，美国等17个西方国家通过“巴统”协定，限制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为首的西方32个国家又订立了新的“瓦森纳协议”，继续限制并且不断强化所谓敏感技术的出口。

近年来，针对我国连续发生的美国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火箭发射事件、以色列预警机和“哈比”无人侦察机事件、欧盟对华军售解禁问题等，都反映出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把对华技术控制作为扼制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手段。实践表明，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很难通过正常贸易得到的。退而言之，即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进技术，但技术创新能力却是引进不来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能力必须是组织内生的，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实践才能获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难以短期和局部的商业利益作为评判标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商业逻辑在这里毫无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即使那些与美国有着更加密切关系的西方国家，也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增强自身创新能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欧洲下定决心研制自己的大飞机，即使美国人极力阻挠，欧洲四国政府仍然以长达25年、先后投入250亿美元，造出了自己的空中客车，到今天已经与美国波音平分天下。去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对欧盟实施卫星定位导航系统的“伽利略计划”强调指出，如果我们不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就只能成为美国的附庸，就不可能建设起一个独立的欧洲。韩国也曾经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许多领域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投入之比达到1：5—8，一些关键领域甚至达到1：12，使本土企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成就了一批世界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总之，引进技术只是条件而不是结果，我国的产业体系要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并使之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就必须建立自主开发的平台，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在形成自主创新战略的过程中，有的同志心存疑虑，担心与对外开放对立起来。我们的理解是，强调自主创新，绝不是排斥对外开放。恰恰相反，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才能更加主动地利用对外开放环境，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也才能在对外开放中获得更大的收益。比如，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计划有16个国家参与，对我国始终关闭合作的大门，但在我国成功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之后，有关国家已经向我国正式提出开展相关合作的意愿。国家863计划重点支持的信息安全项目“PKI关键任务服务器”研发成功后，外国公司很快将原来8.3万美元的加密卡降到1.2万美元，并向我方表示希望在PKI技术领域开展全面合作，共建PKI技术实验室，共享技术成果。在汽车电喷生产技术引进过程中，由于我国汽车电喷技术的研制成功，曾经拒绝向我出口技术的外国公司主动合作，使我方不仅争取到最新一代产品，而且节约技术转让费用2200万马克。事实表明，科技上的对外开放，决不只是意味着对国外技术的引进。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合作，只能是竞争对手之间的利益博弈，是“珍珠换玛瑙”的公平交易，而不是强者对弱者的廉价施舍。

一.经济自由主义应该完全排斥国家主义吗？在我们中国新崛起的民营企业家面前，有两种理论，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一种是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自于英国政治经济学“看不见的手”，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出发，为企业设定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以静态比较利益为根据，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保护。他们认为国家保护产业，会助长腐败，降低效率，产生利益集团寻租，而自由贸易，则可以使国家和企业享受国际分工的优势，取得最大的利润。经济自由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政策主张和价值导向，数百年以来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主流。这样的理论是有误导的，它在“经济互相依赖与融合”的外衣下，掩盖了企业的主导和控制权的问题，这样的理论在本质上符合强者的利益，不符合中国民营资本的利益。因为强者是作为“国际领导者”霸主国家，是国际大跨国公司，而不是中国民营资本。当然，共同利益也是有的。弱国和弱小企业作为附属，也可以得到少许利益，但你如果真的要强大自立，就会受到强者的控制和打压。没有国家的保护和支持，民营企业仅凭自身能力很难发展得起来。其实，历史上4个最大的市场经济国家，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工业化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以死刑禁止丝绸和纺织品的进口，美国在20 世纪20---40 年代，关税平均为40%，在1932--1933年甚至高达60%。日本战后迅速复兴是由于美国的优惠关税政策，美国允许日本的关税率在15%以上，而美国对日本的关税只有5%。日本筱

原三代平运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提出“产业结构论”，主张国家扶植需求弹性高，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提高的产业，即重化工业，获得成功。近代中华民族工业发展不起来，根本原因是国家对外战争的失败，以5% 的关税对美国 40% 的关税，谁能够发展得起来自不必说。这与制度，官办还是民办，没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自己国家的国防力量相差太远，那么企业在与外商的交易中能否“双赢”，什么样的“双赢”，就值得怀疑了。与此相反，“非主流经济学”主张在落后国家由于企业弱小，需要以国家力量保护产业，创造动态比较利益。如德国历史学派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其代表的是后进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自主工业化道路”。越是后进，越需要国家保护。其实，发达国家也同样保护自己的骨干企业，支持根本性的科技创新，比如美国政府策划的波音兼并麦道，欧洲5国合作制造空中客车，等等。只不过他们不明说，而且保护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之所以不惜违背自己的基本信条，以国家力量支持大公司合并与垄断，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在高科技的巨额投资和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间，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天真或者愚蠢到放弃现成的国家力量，把参与国际竞争的任务交给企业独立承担的----当然，那些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误导的国家除外。这样参与国际竞争，受损失最大的，当属民营企业。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即使能换得来，也是消费者得好处，民营资本作为生产者并不能控制新技术。而让市场，却是货真价实地让出了民族企业的未来发展空间。你准备试制的产品，或者刚刚试制成功的产品，被进口货替代了，你还研制什么？于是，就只能为外资加工配件，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的庞大飞机工业就只能为波音配尾巴。于是，中国的GDP越来越大，GNP越来越小，其差额就是就是外资的利润。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总量高速增长，消费过度升级，民营企业却赚不到钱，核心技术被外资所掌握，损害的是长期竞争力。中小国家可以依附于美国换得经济利益，大国则不同。由于腹地辽阔，人口众多，可以为企业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加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利益比小国要小得多。大国接受自由贸易是有限度的。日本韩国一直走经济民族主义道路，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终于通过国际经济组织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美国还利用安保条约禁止日本韩国独立生产飞机，只让它们给波音飞机配件。巴西和加拿大这些依附于美国的邻国均可独立生产100座以下的支线飞机。欧洲4个国家，则联合生产空中客车，与美国波音平分秋色。印度2000年有了原子弹，并建造第3艘航空母舰。象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在地缘政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和文化与美国不同的国家，更不可能全盘接受西方解释的“全球化”。俄罗斯以自己的瓦解，并没有得到西方援助，其实力仍旧依靠自己的资源和国防产业。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全球化问题，与经济角度不同，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国家总体利益为原则的。地缘政治，讲的就是国家利益。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特别多，说明美国十分重视自己国家的利益，只不过美国是世界霸主，可以用“全球化”作为自己国家利益的代名词而已。经济学是以企业和个人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原则考虑问题的，中国的经济学家特别多，在90年代被捧到神学位置，金钱和利益关系代替了信仰和道德。90年代中国思想界被经济思维所控制，经济学又被新自由主义所控制，造成严重的市场教条主义，话语霸权已经形成，对于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在资格上贬低，在形象上妖魔化，以至于在经济学主流话语中，几乎没有“国家安全，民族经济，战略产业，国防建设，国家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这样的概念。就国家总体利益而言，即使“和平崛起”之路能够走的通，也需要国家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利益，国防力量和民族凝聚力。因为，中国进入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需要极大的能源和资源消耗，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15年是我们最容易受到外力胁迫甚至直接攻击，威胁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主权，进一步影响到国内社会稳定。因此，我们国家安全的概念也应该扩大，我们的国防力量要能够保护“国家安全边界”，特别是经济安全。作为大国，中国有史以来最基本的问题，一是治水，二是国防； 要保证主体板块不分裂，不出现划江治的南北朝，现在则要防止东部与内地的分裂，城市与农村的分裂；国际上则要贯通欧亚大陆桥。这个历史的任务不能因为现代化而消失。走向市场化民主化，融入国际社会是大势所趋，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利益和国家干预，削弱国防力量，丧失国家信仰和民族凝聚力。爱国主义，包括新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和必要补充，两方面不能失去平衡。我们主张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国家主义，新的含义是：1.承认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基本规律并且积极参与，在此规律之上强调国家利益，国家主导创造比较利益，国家支持企业进行根本性的技术创新，力争多掌握一些核心技术，并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国的技术和工业体系，应该是开放的，与国际合作的，但应具备自主性，不能被国际跨国公司所整合，纳入他们的轨道2.国家对于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主要不是通过计划经济和国有制，而是通过扶植国家战略产业，如核，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基础科技发明，进行战略物资储备。国家计划是不可缺的，补贴是需要的。战略产业不能分拆，自我竞争。战略产业，应该实行国家主导下的军民结合，国民结合，计划与市场结合，结合的方式就是国家定货，公开招标，把有技术能力的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合同，纳入国家战略产业的轨道。这是国际通行的“ 非股权控制”，比股权控制有效得多；同时为民营资本开辟广阔的市场，提供技术进步的动力和保障。中国民营资本30年以来，接受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这是由于他们实际感觉到的，是政府的垄断和压迫。其实这里有误导。实际上没有国家支持，甚至是官商一体化，我国民营资本作为整体，绝不可能迅速发展起来。30年以来国家对于民营资本的支持是主要的，欺负和垄断是次要的，当然这些问题是应该改正的。现在加入WTO了，国家真的不保护民营资本了，甚至倾向于外资一方，民营资本才知道自己原来是弱者，需要国家予以适当保护，至少不能偏向于外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其本质上代表国际跨国公司利益，而不代表中国民营资本。什么时候我国的“民营企业家领袖们”，能够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转向新国家主义，什么时候就实现了从民营资本向民族资本的飞跃，只有如此，才有希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打出自己独立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