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林语堂《苏东坡传》所写_读林语堂笔下苏东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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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苏东坡传》

对苏东坡的喜爱为时已久，从中学时的《大江东去》,《明月几时有》《前后赤壁赋》开始，就想这是怎样的一个人，竟能写出如此辉煌壮丽之篇章。今日得空，才翻起了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不曾想过林语堂居然是英文著作(The Gay Genius)，着实吃了一惊，想东坡那些诗篇那些轶事非伟大的汉语不能尽其意，英语又如何能把这些东西表述完美？但这里姑且列出一两例来看，不作深究汉语英语的写法，我们主要在意的还是苏东坡的人格魅力。

给黄州歌妓李琪的诗：

东坡四年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

却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

林语堂英文版中写: Four years has Tungpo lived at Huangchow,Strange that he never mentioned LiChi.Exactly as Tu Fu of the West River,Of the best flower, begonia, he sang the least.苏东坡曾对子由说：

“吾上课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原版中写道：

”Up above, I can aociate with Jade Emperor of Heaven, and down below I can aociate with poor folks.I think there is not a single bad man in this world.”

一、一生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却能达观对待

看一下东坡在的时代：1036年降生在仁宗年间，1063-1067英宗，1067-1085神宗，1085-1100，哲宗，1100-1125，钦宗，苏东坡在1101年逝世，他死后25年，北宋灭亡。苏东坡的一生历经五位皇帝，一次王安石变法，一生飘摇不定，在当权者的呼来喝去之下辗转流离。而且在那样一个交通不发达的社会，往往安定下来没几日就又被调走，京都，杭州，徐州，密州，湖州，黄州，常州，登州，扬州，定州，惠州，儋州，这么多地方，他竟没有在一个地方呆得超过三年之久。虽然苏东坡像很多文人道士一般，性喜游历，但肯定不是喜欢这种被人指使的“游历”。

想用文天祥的一句诗概括苏东坡一生---“身世浮沉雨打萍”，似那浮萍一般，在风雨间漂泊不定，但苏东坡却绝不是一块浮萍，因他有思想，有万千人所不能及的豁达与乐观。每到一地，教育、医疗、交通、水利、建筑，这些他最关心的民生疾苦从来是摆在他的第一位。而他自己，几次贬谪之后，一直想“此去真成田舍翁”却未能如愿。他的乐观豁达是哪里来的？

第一，天生气质使然，似他祖父一般，豁达之气外露，我行我素而不为外物所束缚，人虽为沧海之一粟，亦要有自己的性格，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所以苏东坡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因为处境的改变而稍稍改变自己的性格，他虽想改变世界而不成，但也从未想去改变自己而适应这个世界。一个人能保持本心，自然在精神层面上要比别人更高一筹。这一点上我想王安石也是楷模。第二，苏东坡虽贬谪甚多，但他并不孤单。有理由相信，苏东坡不管到哪里，定是受万人欢迎膜拜，不管是他文坛领袖的地位还是曾经的官至宰相，他到哪里都不会寂寞。除了各地县令太守送酒送食物，还有诸如参廖、乔仝、吴复古这些和尚道士朋友满天下的跑。感情上有朝云相伴左右，有迈和过侍奉膝下。是以苏东坡从不孤独。第三，他后期所拥有的佛学、道学方面思想正契合他那种乐观豁达的态度。苏东坡可以称的上是一个哲学家，其赤壁赋所写可证明这一点。当一个人开始思考天地宇宙万物与人生，其心胸之开阔自然非常人所能及。苏东坡在杭州富阳时写：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缸。此等心胸之人，岂会有不豁达之理。

二、文学巨擘苏东坡

神宗说苏东坡“才与李白同，识比李白厚”，确实如此。苏东坡读书甚多，且有过目不忘之本领，想用什么信手拈来。着实厉害，想不通中国古代文人的博闻强记之功是如何练就的。

苏东坡的诗词文赋让人喜欢，他写东西似乎总是那么随意，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景，信手拈来便是一篇佳作。明月烈日可以入诗，三两行人亦可，他的诗词中所包罗万象是那个时代诗人们所不具备的。

关于苏东坡的文学成就，不需多说，人人尽知。

三、宋朝、王安石、太后

我觉得，北宋当真不是林语堂笔下那么不堪，且看看这一大串名单，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曾巩，欧阳修，三苏，苏门四子：晁朴之、黄庭坚、张耒、秦少游，还有大画家米芾，李公麟，程家二兄弟：程颐，程颢，之后还有周邦彦，晏几道等大家。我绝不相信一个颓废腐败的朝代能够在文学上有如此多大家同时出现。只有经济文化水平达到相当高度才能在文学上出现如此井喷之景象。同样，王安石也不仅仅是作者所描述的文学上乱搞一气(《三经新义》)，经济政策上更是胡闹（青苗法、保甲制、市易法等）。林语堂在关于王安石的描写上肯定有失公允，许是他太喜爱苏东坡了，所以对王安石怎么看都不顺眼。

宋朝两个太后，真是国之幸也。这一点，也许正如林语堂所言，这些深宫女人并不曾太多掺和到朝堂上官员党派之争，所以她们判断一个官员或党派最简单的就两个字-“好”与“坏”，而正是这样的判断标准，使得她们能从人性最本质出发。也许这样的标准对于智力一个国家来说太过简单也不奏效，但对于当时，她们的存在真是国之支柱（至少书中如此说）。

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真是一本不错的任务传记，但不可避免的是，写自己喜欢的人的传记，自然难免有失公允。若有人极为喜爱王安石，那王安石传里的苏东坡恐怕就是一个不知进退，刚愎自用，不通为官为政之道却官居高位尸位素餐的一个无用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