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摘要_怎么评论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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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评论摘要

正视避邻运动

“别建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五个字母的英文简称NIMBY（邻避），意指居民希望保护自身生活领域，免受具有负面效应的公共或工业设施的干扰。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邻避运动正成为一个潜在的冲突源。

邻避运动兴起，建立在公民环境意识和权利意识觉醒的基础之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专制时代，不存在邻避冲突；在听命于政府指令的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存在此类冲突。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发育，民众萌发了“群己权界”意识。此次事件中有一群中学生参与，也表明了这一不可逆转的“代际变化”。而当地政府从观念到行为，均未跟上这种变化。

邻避冲突观念的缺失，还暴露了地方政府发展主义导向固有的弊病。把GDP增长等同于公共利益，不仅造成公共利益的萎缩和扭曲，也导致公共利益的泛化。一方面，真正的公共利益，如公正的政策、公平的司法、公民的权利、良好的环境，由于不能立即带来经济增长而被忽视；另一方面，政府只要借公共利益之名，便可进入各个领域，包括纯粹的商业项目，容易结成政商联盟。这使政府作为公共利益承担者和利益纠纷仲裁者的身份遭到质疑，更使其公共职能受到商业利益扭曲，常常要为私人利益背书。其结果必然是政府公信力受到严重损伤。什邡事件说明，“硬发展也有道理”的思维，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坚持以发展为中心的同时，不断加强公信力建设，正是各级政府的历史性任务。

在欧美，邻避运动曾推动了法治、政府管理和公民参与水平不断提高。在中国，如能应对得当，也会对政府改革和体制转轨形成积极推动。在城乡建设全过程充分尊重邻避关切，有助于政府从利益冲突的相关方转变为中立的仲裁者，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形象，使其变成善于倾听、尊重民意的协调者、沟通者，进而成为合格的领导者。倘无视邻避运动勃兴的现实，甚至斥为“刁民造反”“顾小家不顾大家”，则未来类似事件更易激化，后果会越来越严重。

建立良善社会的起点

提升社会道德水准，政府肩负着主要责任。良治能够弥补道德不足，而败政则必然催化道德败坏。

佳木斯“最美女教师”张丽莉见义勇为和杭州“最美司机”吴斌舍己救人的事迹，引发了舆论对“平民道德英雄”的赞颂。从这些寓伟大于平凡的公民英雄身上，国人看到了“建立良善社会的希望”。

舆论的期盼无可厚非。不过，良善社会的建设，真的应当、而且能够从底层民众做起吗？ 当代社会本来具有崇尚公共精神的共识。而中国目前的公共精神衰落，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来自公权力之滥行。现代社会对公私权有明确界定，承认私权的合理性，并且把勇敢维护私权视作公民应有的品格。侵犯私权，为法治所不允；以公权之名侵夺私权，是最大的败德行为。以制度保证公权执行人个人正直高洁、不贪不腐亦至关重要。倘公权滥用及贪腐行为不能受到遏制和惩治，则从源头上污染了社会伦常，极易扭曲社会行为，也很难期望社会凝聚力。

著作权法应首重权利保护

“权（力）进（权）利退”，轻著作权权利人保护，是此次草案的致命缺陷。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下称草案）从3月31日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为时一个月。此草案几乎涵盖了著作权领域被长期关注的问题，有进步之处，但缺憾也颇为显著。在关乎著作人权利和互联网侵权的重大问题上，相关利益方并不平衡，权力部门和互联网企业对立法的影响明显过大。本期《新世纪》周刊面世之时，距此次征求意见截止期尚有一周。继续评议草案之不足不当，呼吁具备法律正义精神的《著作权法》问世，已经进入关键期。

然而，纵览整篇草案，对于多年来饱受侵权之苦的书刊等传统精神产品，并无显著加大产权保护力度的条款；针对侵权赔偿过低的现状，草案提出若多次故意侵权被课以1-3倍的惩罚性赔偿，却又平添了“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登记、专有许可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登记”这一不具相关性限制；在关乎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关键条款中（第69条），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著作权审查义务，对涉及其“知道或应当知道”的注意义务缺乏应有作为。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具有空前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在坚持产权保护的同时，亦须虑及新媒体创新和运营，兼顾社会共享精神产品。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看待著作权保护与各种利益关系时，首先应当考虑的还是维权本身。长期以来，中国产权保护严重不足，相关法治体系远未完善，“入世”后涉外官司不断，至今未能与国际接轨。若能借此次修法之机，将著作权权利人的保护置于首位，将有望弥补中国进入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缺陷。对此不应有任何犹疑，更不应为利益者所左右。

国企改革当走向何方

国企改革有两个主要目标：一是改善市场结构，完善市场体制，使之更具竞争性和效率，使市场建立在更为公平的基础上；二是使国有资本更好地惠及国民，例如，通过上市，国有资产实现了资本化，流动性更强；划转国有资产或国有股份给社保基金，可以提高全民保障水平。以目前央企的规模和实力，完全可以为全体国民养老、社会保障、医疗等福利的改善做出更大贡献。国企改革，将带来公众财富的普遍提高。

媒体须自律

媒体须在商业和权力的双重压力下守住底线，坚持社会公器角色 2011年7月10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播出“达芬奇‘密码’”，将销售意大利品牌为主的达芬奇家居推上风口浪尖。时隔四个月，达芬奇家居举报央视报道虚假，并称数名中间人涉嫌敲诈勒索和诈骗。达芬奇“造假门”戏剧性地转变成记者“造假门”。我们希望，央视以及接受达芬奇举报的有关部门能介入调查，查明真相，给公众满意的交待；当事各方的冲突，最终能够在法治的框架下获得解决。

这一事件中有几个关键角色：媒体、媒体从业者、企业、公关公司和掮客。它们形成了一条生物链，共同分食畸形“舆论监督”衍生出的利益，并把遏制舆论监督设做最终目标。传媒中国网（北京赫立传媒广告公司）从达芬奇家居拿下的一单价值300万元的“公关生意”，可谓这一生物链的最佳诠释。

应当承认，当今媒介公关业作为新兴产业获得发展，自有其合理的社会需求。但大潮之中泥沙俱下，行业中等而下之者渗透到媒体内部，更有媒体人在公职之余自开私人公关公司行利益冲突之实，使媒体沦为帮助少数人致富的私器。在这里，公关公司说到底还是帮闲者，更重要的还是媒体在商业和权力的双重压力下能否守住底线，坚持社会公器角色。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媒体从业者把报道权、版面和频道等当做掌控在手的稀缺资源，用来交易其他利益，“非法公关”应运而生，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达芬奇事件，折射了中国目前令人担忧的传媒生态。不过，它也为媒介审视自身并加以改进提供了机会。

媒体内部自律机制的形成，比外部监管更为重要。为净化中国媒体环境计，媒体内部必须建立起采编和经营分离的“防火墙”，并在编辑部内部加强监控管理，建立起抵御商业诱惑和权力干预的机制；媒体业应当以行业公会为平台，统一明确职业操守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媒体自律机制的建立，离不开社会监督，特别是公众的批评与保护。在发现自身问题后以沉默待之，以护短处之，这种是非颠倒的局面必须扭转。陈卫星教授谈传播学考研

Q1、您认为传播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处于什么地位？ 答：从学科门类上讲，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不同于思辨性较强的人文科学，也不同于追求纯粹客观规律的自然科学，其意义在于与社会象征实践不断的对话之中。传播学研究的复杂性在于它本质上处理的不是纯粹的信息传播技术问题，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建构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把传播学的研究目的定义为通过理解和把握象征符号和符号系统的生产、处理和效果，以便解释与这些生产、处理和效果相关联的现象。今天的传播学是所有社会科学门类中，触及面最广、横断面最大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这种横断面的学科特征，其实也是当今信息化时代特征的一个体现。但必须看到，传播学作为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在学科建设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这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所应当具有的知识统摄功能，依然十分依赖经典的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所提供的方法、概念和理论基础，在学科对话和知识反哺方面还远远做得不够。

Q2、传播学和新闻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答：一般认为这两个学科处理的侧重点有差别，新闻学多处理的是新闻报道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侧重于职业教育，而传播学一般具有较强的学术色彩，从社会观乃至世界观层面反思人类的信息和符号活动，以及社会关系的建构问题。当然，传播学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理解为一种对策性研究，可以成为策划报告之类的技术操作。但必须强调，一个学科在学术理路上真正的进步和发展不可能依靠实效性很强的对策性研究，而必须在面对实践问题的时候透过现象对社会发展逻辑本质上的把握，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当具有的学术潜力和思想动力。所以，如果硬要把新闻学和传播学在学科意义上进行划分，其实意义不大，技术性的研究和实践操作，是离不开对社会逻辑的学术洞察的，一个没有思想源动力的实践个体，也就很难具有当代新闻实践所需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无论是学习新闻学专业，还是学习传播学专业的同学，都应当联系社会实践、回应社会需求，在提高自己的思维方法和洞察问题逻辑的能力两方面加强训练。

Q3、未来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如何？ 答：传播学的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这个时代的信息化发展趋势紧密相连的。正是这个时代趋势，使得人们不得不正视无处不在的信息以及符号象征现象，并对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进行科学的研究。所以，从这一点看，传播学的发展空间依然很大。关键是如何从学科范式的角度形成学科发展所需的资源和机制，如何提高传播学本身的跨学科对话能力和知识统摄能力，同时也要充分强调传播学方法的社会应用能力，如何在学术研究的过程加强学术思考对现实问题的把握能力，如何对当前中国社会转轨中出现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做出信息传播层面的学术阐释，等等。新闻业的变化可能会因为技术更新而产生行业重组的职业震荡，而传播学由于本身与社会成长的紧密联系，倒有可能在越来越强调主体关系的社会发展中开拓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

Q4、在考生着手复习、择校报考方面，您有哪些忠告或建议？

答：今天，大规模的扩招已经使得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和学习出现了许多问题，职业教育和学术教育的搓揉，已经使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成为今天大学精英教育中一个突出现象。希望同学们在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的时候，不仅仅要依据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现实需要的逻辑，还要看到通过专业的选择和方向的定位，能否为激发自己的知识兴趣提供足够的空间。学习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技能获得的过程，同样是一个锻炼思维、提高对社会逻辑的把握能力的过程，更是一个锤炼人生观和塑造健康的主体意识的过程。Q5、如何能学好传播学？在学习方法和思路上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答：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没有捷径，只能是在建立在大量知识积累，包括对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把握，以及对社会现实发展的观察和思考的基础之上。当然，必须注意的是，对经典学科知识的把握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和理论取代传播学的研究，而是使之重新融入到传播问题中去，发掘出新的思考路径和问题意识。当然，对于初学者而言，这样的要求似乎有些高，但对一切立志于传播学研究事业的同学而言，这应当是一个追求的目标。

Q6、很多考生认为传播学深不可测，理论概念比较抽象，您认为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答：相对于一些经典学科，传播学的概念和理论理解起来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同学们学习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可能还是与知识视野的大小有关。如果没有对社会理论的发展有一个脉络性的把握，对传播学理论的理解就难免会存在问题。因为，今天传播学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以各种不同范式的社会理论为基础的。

Q7、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什么？

答：这里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回答，因为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同。但从传播学本身的逻辑来看，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主要应该包括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尤其是传播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训练，理论和方法必须是辩证统一的。所以，同学们就需要在方法论、方法技术、社会理论基础、传播学基础理论等方面全面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操作能力。

Q8、您认为最值得向考生推荐的五本书有哪些？

答：五本书的容量太小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对信息的把握也不能够被限定在一个指定的范围之内，比如指定的参考书。所以，还是希望同学真正从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对信息和知识进行筛选和把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陈卫星教授简介：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研究生。1988年被国家教委公派赴法国留学，师从法国当代传播学奠基人贝尔纳•米涅教授，在法国斯汤达大学（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获信息传播学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巴黎《欧中经贸》杂志主编。曾任教于广州暨南大学新闻系，2000年调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并担任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广播电视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2005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赴欧洲担任国际传播客座教授。现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

国际传播、传播学理论、媒介文化 代表著作： 《传播的表象》（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2004年）、《以传播的名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译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2005年再版）；编著《网络传播与社会发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全球化背景下的广播电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国际关系与全球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等。